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一种写作，由百行百业的从业者执笔。他们正为新大众文艺写下引人瞩目的注脚。

他们是与你每日擦肩而过的工人、农民、保安、服务员、快递员，也是热情满怀的写作者。他们并非科班出身、未经专业训练，他们的文字里散发着汗水与钢铁、泥土与阳光的味道，也充盈着最鲜活的生活气息，和对文艺最纯粹的热爱。

这样的写作正蔚然成风。新时代孕育的新作家们，用文字从平凡的生活中打捞意义，记录新的生活、新的你我。他们的作品让我们清晰感到，连接生活与文学的脐带里，涌动着无尽的创造力和远大的未来。

近日，一批来自东莞各行各业的作家刚刚结束在鲁迅文学院的研修。在此选登他们的作品，与读者共同聆听来自大众生活和生命深处的心声。

——编 者

从东莞到北京

杨华之

动车飞驰，一路驶向北京。那里曾是我跑了7年快递的地方。在北京房山区跑快递的日子，我曾多次在休息日来到城区，路过鲁迅文学院门前的林荫道时，总会放慢脚步，望着那几个大字发上一会儿呆。仅仅是发一会儿呆而已。作为一个快递员，我还没有条件走进这神圣的地方学习。而这次，我将和多位东莞素人写作者一起，在鲁迅文学院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学习深造。

我从一个快递员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离不开在北京和东莞这些年默默阅读与写作的跋涉，更离不开鼓励和帮助过我的人。在北京时，我所在的快递公司位于房山区良乡镇，而我所服务的区域在20公里外的燕山石化。每天早上拉着满满的一车快递出发，华灯初上时又拉着满满一车收到的快递回到公司。虽然生活忙碌，我却从未停止阅读，摩托车上总会带着《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或《诗刊》。中午是我短暂阅读的时间，公园的凉亭是我的首选之地，严寒酷暑时则会到某些公司的大厅蹭暖气或空调。我一直感恩当年双益宾馆的前台服务员，她对我由最初的冷漠到后来的热情，缘于她知道了我是个爱读书的快递员，大厅的沙发总是供我自由歇息阅读。

遇到一个个充满善意的人，无疑是我的幸运。在每个难得的休息日里，我会去网吧写作，《房山报》《燕山油化报》成了我发表文章的阵地。记得最初给《燕山油化报》的晁璇编辑送快递时，我曾鼓起勇气问她：“能给你投稿吗？”她笑着点点头。后来再次给她送快递时，她竟然向我约稿了，并建议我怎样写。这难得的动力，让我的快递生活有了别样的味道。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北京作家董华有一天中午给我打来电话。他曾是《房山报》的编辑。他告诉我，他给我的一篇散文写了评论，并发表在该报上。这时我正去往周口店送快递，急忙把摩托车停在路边，认真听他的电话。他说通过文字，可以看出我是个诚实善良的人，并鼓励我好好写，还邀请我随时上他的办公室坐坐。我在路边愣神了10多分钟。这些陌生的人伸出的手，对一个初学写作的快递员来说，尤觉温暖。

还有一次，给一名年轻人杜雪冬送快递，他拿出一本剪贴的文集，是我发表在报刊上的几十篇文章，他说希望我让这个剪贴本变得更厚重一些。那时除了真心地点头，我说不出更多的话语。可惜离开北京之后，我上交了公司的手机，那些熟悉的手机号码被我抄在纸片上，后来不知怎么弄丢了，不然现在一定会联系上他们，并亲手送上我出版的文集以示谢意。

踏入鲁院的第一个夜晚，我难以入睡。下得楼来，漫步在池塘边，我想到了李志强经理。这个让我不要叫他经理而叫他李哥的人，多次在星期天骗我说要寄快递，去他家后总有一桌丰盛的饭菜等待我——其实他的快递是可以在工作日寄的。他多次对我说：“有什么困难给哥说啊，我救穷不行，救急没问题。”多暖心的话语，真诚得让人想哭。他得知我在网吧写作后，竟然问都没问我，就给我买了一台电脑。后来在东莞，这台电脑陪伴了我多年的写作。

想到曾经的人，怎能不说到李方洪呢？这位燕山石化附近向阳路派出所的所长，因为我经常去派出所送快递，得以与他结识。在向阳路的小餐馆吃午餐时也经常碰面，他说在《燕山油化报》上经常看到我写的文章，并多次告诫我，骑摩托车一定要戴头盔。每次在午餐时遇见，他总是执意为我买单。然而这样一个好人，却为了救助群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在遥远的南方夜不能寐，连夜写了一篇《忆李方洪》，聊寄哀思。

从北京到东莞，又从东莞到北京，13年后的重返，我既是来学习，也是来汇报。我想告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你们，在东莞我依然做着最朴素的工作，但阅读与写作一直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并让这种爱好结出了自认为丰硕的果实。在工厂做打包工的日子，曾累得一度中断写作，半年之后因为举着100多斤的纱包上车，不小心扭伤了手腕，便做了保安。这份工作稍显轻松，我的生活与创作又走上正轨，不断迎来好消息……这些人与事，构成了我的生活状态，刺激了我文字的生成。

也正因为这些人与事，我才能漫步在鲁迅文学院的花园。才能在此刻，静静站在鲁迅先生的雕像前，看月光如水，像先生的注视，听微风穿过树林，像先生的告诫。

（作者为自由职业者）

我在石材厂写诗

田文宪

站在琳琅满目的石材展厅里，每一块石头都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发现自己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甚至还有些丑陋。

带我们学习的张经理，手里拿着一部带天线的新手机。他用天线指着石材大板，向我们介绍石材的名称、产地、特征、价格等。公司有200多个石材品种，要求我们一天认识20个。他告诉我们，天然石材没有好坏的区别，关键看你怎么使用。他的意思我明白，便宜的石材也可以卖个好价钱。

那是1998年9月，我从江西的一家化工厂下岗，来到深圳人才市场，应聘进了东莞的一家石材厂。同一批进入销售部的6个人，自诩进入了石材界的黄埔军校，互称同学。

我们跟在张经理后面，仰望着他和他的手机。他说，我们做的是大生意。话音刚落，他的手机响了，他翻盖一看是客户来电，立即一阵小跑奔向前台，抓起座机拨了回去——当时电话费很贵。总之他丢下了我们，让我们又一次迷失在石材森林里。

当我第一眼看见天然大理石时，我就爱上了它。几乎每一片石材都是一幅天然的图画，气象万千，变幻无穷。即使是同一块原石，开出来的一块块大板，也有神秘的变化。这也增加了天然石材的认识难度。走近看，抛光的大板表面，如肌肤一样温润，质感沁人心脾。我在工作日记中悄悄写下了几句诗：“每一件大理石都是一道风景线/我只能借一首诗，靠近她，向她致敬/我珍惜人间浪漫的样本”。

一个月培训结束，4名同学分别派送外地，赵生去郑州，张生去青岛，谢生去兰州，谢小姐去深圳。李生留在总部，卖边角料。卖石头从此成了他们的工作。而我凭着文字功底，留在营销办做了文员。

后来我们才知道，派往兰州的谢生，并没有去兰州。他拿着借支的2000元差旅费，又回到了深圳宝安北路的人才市场，从此黄鹤一去杳无音信了。我们视他为叛徒。

那时公司规模不大，订单一多就忙不过来。老业务员忙着接大单，200万以下的订单，就丢给新业务员跟进。但驻外业务员艰难得多。张经理整天忙得团团转，他最怕客户催工期了。那时写字楼通信信号差，客户打他的手机，他拿着手机到处寻信号，像一个工兵在地面扫雷。如果遇到催工期的，他便一个劲地“喂喂喂”，明明我们在旁边也能听清楚，他仍一个劲地叫唤，“信号不好，信号不好”。转身他就跑到工厂去求厂长，把他的订单往前排。我把张经理的怪诞不经，写成了小品文，登在《南方都市报》上。

做文员也不是一个好差事。营销办只有一台电脑，一名女文员占着。那时我刚来东莞不久，之前上班的化工厂还在用铅字打字机，没怎么用过电脑。我起草的文件，要女文员打印。可是她的电脑台上，常常堆着一摞报价合同等文件要处理，忙得七荤八素，脾气也大得很。有一天，我把一份文件放在她面前，她头也不抬，说没空，手一抹，文件就掉在地上。我的眼泪差点流下来。我决心自学电脑，向一个老乡求助。他是财务经理，当时公司电脑管理很严，特别是财务电脑，外人不可靠近。但老乡还是同意下班后教我。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学会了五笔打字和文件处理，打字速度达到每分钟50个字。人也像石头一样，不磨不成器。

过了3个月，驻外业务员回来述职。深圳和郑州的同学获得了几个工程信息，青岛那边却颗粒未收。石头并不是那么好卖，与当地消费习惯有很大关系。我们在宿舍楼下的小餐馆聚餐，喝了点酒，颇有点垂头丧气、英雄末路的感觉：没赚到钱，反而欠了公司钱。

顶着压力，他们又坐着绿皮火车出发了。

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伙伴大都离开了这家石材厂，只有赵同学还在，做到了高层。谢小姐离开时，我送给她一首诗，作为友谊的证词：“如果有一天，时光让我们遇见/你要记得，我们曾是一群/朝夕相处蓬头垢面的石头”。

我对石材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是的，天然石材没有好坏的区别，正如人没有贵贱之分。那些绚烂的石材拼花，是由各种不同的石材镶嵌出来的。

（作者为某石材公司职员）

 

一抔行走的土

周 一

女儿从楼下垃圾桶旁捡回几盆枯萎的兰花。花盆已烂，细长的枝条上耷拉着几片皱巴巴的花瓣，像破了的气球，只有几片厚大的叶子还泛着些许绿色。

我拿起女儿的玩具锹，正想松动花盆里的土，母亲的身影浮现在眼前。她弯着腰穿梭在那几块菜地里，手中铁锄的锄尖上闪着耀眼的阳光。翻土，起沟，下种，浇水，施肥……母亲不紧不慢地重复着这些早被祖辈们重复了很多代的工序。耳濡目染中，我学会了如何把一粒小小的种子栽种成一棵大白菜，一颗萝卜，或是一株芫荽。

花盆里的土不够，我得再找些。这才发现，在这离家千里之外、钢筋混凝土构建的城市里，找到一抔可以种花的土并非易事。辗转几条街，才从一个建筑工地带了些回来。当我把那些土铺在花盆里，浇上水时，它们却像滚水泼雪般瞬间塌陷下去。用手一摸，满是沙子和碎石，这不是记忆中泥土的模样。母亲菜园里的土，是那么松软、温润。女儿说，网上找吧，啥都有。我试着搜索，居然有众多售卖营养土的商家。

我用买来的营养土，种活了那几盆兰花。它们盛开后，我才分辨出来，有石斛兰、蝴蝶兰、天使兰……兰花花期特别长，慢慢地绽放，慢慢地凋落，一点儿也不着急。香随风动，幽幽地从阳台溢满整个居室。

春节，我回到故乡，走进新落成的拆迁安置楼——那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宅早已被成片的工业园代替。饭桌上，母亲不停往孩子们的碗里夹青菜，边夹边说，多吃点，这可是天台上种的。饭后，我跟着母亲来到楼顶，只见天台上被她改造出了一块块“菜地”：种着各种蔬菜的木制箱体，沿着围墙整齐地排列着。

我们临走前，母亲从楼顶菜箱里挖了一包土，拿起塑料袋裹了又裹，像包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说，不知道下次回来，这土还有没有了，带上它，这是根，别忘了。

那包土被我带回南方的家后，我如获珍宝，马上把它们放在了花盆里。故乡泥土的浅黄色，和其他盆里营养土的黑色有些格格不入。我每天浇水时，总会忍不住多看上一眼。

今年春节，又回老家过年。隔壁的邻居们也都回去了，人去楼空，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忙浇水的人。我只能逐盆浇了个透心，然后忐忑地离开。

待我节后返家，已是十来天后了。

一打开门，我便直奔阳台，目之所及，那些走前开着的花，一朵朵蔫在枝头，快成了干花。而那些叶子，也早已干枯。这些脆弱的生命在眼前凋零。我立在原地，半天没说出话来。

此时，旁边的女儿却惊呼起来：

“爸爸！爸爸！快看！还有一盆活着！”

我被女儿拉到了角落里那盆花前。果真，那盆碧玉兰，娇嫩的花蕊周围，一瓣瓣米黄色的花瓣，倔强地伸展着。

女儿激动地说：“那是奶奶家的土！”

（作者为某企业职工）

三角梅下

周 其

厂门口小摊区的云吞，被同事日日夸赞。听多了，我也动了心。平日不喜欢路边摊的我，今晨特意早起，循着香气寻去。

晨光熹微，停车场旁的小推车整洁明亮。推车上的油面、水面、凉皮、云吞排列齐整，摊主是位年轻漂亮的妇女，系着白围裙，笑意盈盈。她热情地招呼：“想吃点啥？”我点了一份云吞。

摊边的两张小桌旁，已有几位顾客静静等待。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云吞便上了桌。红油浮汤，辣香扑鼻，几粒油炸豌豆点缀其间。这个味道蓦然唤醒记忆——家乡的红油，母亲的手艺，瓷碗里热油浇下时的滋滋声响。

趁着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会儿，我与老板娘闲聊了起来。

“你这小吃的味道，真是湘味十足，吃起来像家里的味道。”我由衷地夸赞。老板娘笑着点头，眼角弯出了细纹。“老乡是邵阳的啊？”她说是隆回的。“生意还不错吗？”我问。她笑了笑：“每天能赚个百来元吧。”这个数字在当下不算高，为何她愿做呢？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语气轻松地说，主要就是照顾孩子方便。她还告诉我，辣椒、姜蒜、菜籽油等食材是从隆回老家带来。每日凌晨，她踩着三轮车去大巴车停靠点取货，清晨出摊，午后接孩子，晚间辅导功课。

“孩子嘛，还是得多陪陪，钱可以慢慢赚。”

听着她的话，我心中不禁泛起敬意。一个女人，一边经营小摊维持生计，一边照顾家庭，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她那双灵巧的手不仅包出一只只玲珑剔透的云吞，更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一声突如其来的吆喝，打破了这份宁静。“老板娘，来份云吞！”只见一位彪形大汉风风火火地坐下，把手里的袋子往脚边一放，自己倒茶猛喝。他汗津津的背心、筋肉鼓鼓的胳膊，还有裤脚沾着不少黄泥和锈斑的旧牛仔裤，一看就是个辛苦的打工者。

他好似没有觉察到旁人的目光，老板娘刚端上云吞来，他便狼吞虎咽吃起来，几口便吃完，末了举碗“咕咚咕咚”地把汤也喝了，好似几天没吃饭一样，嘴巴一抹，神清气爽。冲我一笑，他毫无戒心地掏出钱来，那是什么钱呀，一把小额的纸币，皱巴巴的，现在难得见人用这种钱付账。他嘴巴再一抹，问老板娘：“多少钱？”老板娘说：“一碗云吞8块钱。”这个大汉把乱糟糟的纸币一张张摊开来数，只凑出5块钱，不好意思地轻声对老板娘说，他在工地干活，最近工资发得有些晚，还差3块钱，下次给可以吗？她微笑着说：“大哥，3块钱是小意思，没关系的，不用给了。”大汉憨憨地冲我们一笑，扛起口袋便走了。老板娘轻声对我说，这种事常有，他们也不容易。她的话语朴实，却让我心头一热。在这个城市里，有人靠汗水养家，有人以善意度人。她的云吞摊，不仅是一份生计，更是一扇传递温情的窗口。

远处，停车场旁边那株三角梅开得正盛，一丛丛的花朵挤挤挨挨、争奇斗艳，映红了她的脸颊。在我们老家也有这样的花。说不定是从那里迁移来的。

就像我和她，从湖南到东莞，辗转多年。

锅里的云吞仍在翻滚，她双手翻飞如蝶，包馅、下锅、煮着、盛碗，像在跳一支生活的舞。

我望着她，忽然明白，幸福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用心过好每一天。她用一双手、一口锅、一碗云吞，给这座城市贡献着烟火气。

（作者为某企业职工）

父母老了

章新宏

母亲突然一下老了，老得令人猝不及防。若不是她去年毫无征兆走丢一回，我们谁也不知道母亲其实早已认不得回家的路了，连儿女的名字也记不清。

父亲就更老了，大小便常常弄脏身上，气得他长吁短叹。这个曾上刀山下火海用肩膀扛起整个家的汉子，实在难以接受自己这样活着。

看着父母衰老，我常暗自流泪。愧疚、苦痛和恐惧像山一样压来，害怕天随时塌下。

1992年我怀揣梦想南下，转身时没想过父母已年过花甲，我的背影带走他们多少牵挂。直到后来我送女儿上大学，才体会到父母当年“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心情。

离家这些年，父母从花甲变成耄耋。他们虽偶来南方小住，春节我也尽量早些回家，终究聚少离多。

清明假期，原计划给爷爷奶奶扫墓后好好陪伴父母，可临时接到任务不得不连夜折返。轻轻唤醒父亲道别，他无法理解现代人的工作，黑着脸说：“我死了你也不要回来。”不想这句话竟一语成谶。

母亲记忆更差了，刚说的话转身就忘，见我背包离家，她只会像祥林嫂般念叨：“你怎么又要走了呢？你去哪呀？”强忍住眼泪，我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实在不敢相信这是当年大家族里的话事人。弟弟仰头偷偷把泪倒了回去，驾车送我去机场的路上轻声安慰：“家里有我。”

“五一”假期同样忐忑。听说有任务，我待命到4月最后一天仍无指令，这才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回家。车票售罄，想方设法才补到站票。哪怕站着也要回家！高铁上读到一篇文章，作家写失忆母亲的故事：自己离开前24小时，就得为母亲启动心理辅导。作家说：“妈，我明天要走啦。”她立刻慌张地问：“要走了？怎么要走了呢？”这对话与我告别母亲时一模一样。向来坚强的我再也无法抵挡洪水般的情感，冲进洗手间，躲在里边，泪流满面。

那晚父亲听说我要回家，饭都多吃了一些，母亲也欢喜地等候着我。第二天见到我，她却惊奇地问：“咦？你怎么来了？你几时来的？你不上班的吗？”

久雨天晴，二姐夫帮父亲穿好纸尿裤，用小轮椅推着他，我牵着母亲，在湖边散步。父亲心情转好，我替他向路人讨要烟，一位好心人见是老人要，便又多给了一支。

为让父亲高兴得持久些，我想起他常念叨的老家——那个从省到县再到大队的一长串地名。午后，我们带父母去了郊区的太极观章村。父亲离开老家70余年。得知几个儿时玩伴都已作古，他静静坐在轮椅上，凝望着水塘，一动不动。

团聚的日子总是飞快。临行前父亲的情绪又低落下来。他很在乎我和弟弟的陪伴，所以弟弟无论多忙或有多重要的事，晚上必回家，哪怕父亲睡了也要到他床前看一眼。父亲老了，有时不近情理，弟弟受过不少委屈。

今年除夕的中午，父亲弄脏了身上，他站在床边自责不已。女儿惊慌呼叫，我赤脚冲上楼扶他去清洗。起初掩鼻的女儿和两个侄女，竟一齐动手把爷爷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看到这一幕，我把门掩上，突然泪如泉涌。

那天，我在厨房忙了一整天，把团年饭做得特别的香。

清明节过后的5个月，父亲走了。弟弟说父亲一直在坚持等我，而我的脚步终究慢了一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如同无形的刻痕，烙印在做儿女的心上。它无声地提醒我们：生命的残酷在于它的不可逆，而亲情的伟大，恰恰在于明知这残酷，我们依然选择在有限的光阴里，笨拙地、用力地去爱，去陪伴，去承受那份终将到来的离别之痛。这份爱与痛的交织，是人类最深沉的情感纽带。

（作者为某体育管理服务机构干部）

扛煤气罐的人

唐春元

两坨铁

是忙碌的影子

穿梭在大街小巷

迂回在楼道 密林 瓦砾中

肩扛大山

脚步必须沉稳

每抵达一处隘口

帮助安装、调试、排除隐患

多一点谦让真诚

炊烟就腾起了诗意

夕阳西下

夜没有落下他们，城市的边角

生活的理由被一个个

煤气罐子，再次撞响

我在文字中修行

煤气与火焰永远是一种修辞

尘埃里的句子

我闻到一股花香的味道

（作者为某燃气公司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