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丹青颂和平
我们要和平（版画）
李平凡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国美术馆首次携手，共同呈现“和平颂”美术作品展。近80件跨越百年的艺术珍品，在墨彩交织中叩响历史回音，绘就人类对和平的永恒守望。
百花齐放寄情思
花鸟画起源甚早，早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石器、陶器上就发现不少花鸟纹饰，这些纹饰表达了远古先人对自然的热爱与崇敬。新中国成立后，传统花鸟画迎来新生，在继承传统写意与工笔技法的基础上，格调更为活泼、鲜艳、积极向上，符合广大民众的审美习惯。其内容也通过象征等手法，表现了时代新气象以及对和平来之不易的珍惜。张光《统一和平百花齐放》、齐白石《百花与和平鸽》、于非闇《牡丹·和平》等，都契合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
本次展览展出多件以和平为主题的花鸟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收藏的巨幅中国画《和平颂》。该作由齐白石、何香凝、于非闇、王雪涛、田世光等14位画家合绘，题跋由陈半丁撰写，另有郭沫若题写“和平颂”三字。
1955年6月，世界和平大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为响应世界和平大会的号召，经郭沫若等领导商议，中央决定邀请14位画家合绘以和平为主题的花鸟画《和平颂》。绘制工作在北京帅府园进行，共历时10天完成。陈半丁在题跋中写道：“为了对世界和平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事业的拥护，一九五五年五月，我们十四人作此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和平颂》描绘了牡丹、桃花、月季、玉兰、蔷薇、菊花、竹子等数十种花卉植物和15只和平鸽，以表现新中国的欣欣向荣以及中华儿女对和平的不懈追求。该作不仅以花卉之繁多阐释百花齐放，更以手法之多元寄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儿女的大团结。这些花卉有以双钩填色法绘制，有以没骨法绘制，有以小写意法绘制，姿态多样，不拘一格。在众多名家的统筹下，作品风格十分统一，毫不混乱，很好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和新中国美术取得的成就。
丹心碧血万民安
人物画和花鸟画一样历史悠久。早在17世纪，受到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冲击，曾鲸等画家就利用墨骨法层层渲染，创造近似写实绘画的拟真效果。20世纪以来，徐悲鸿、蒋兆和等画家将西方写实主义与本土现实关怀熔铸一炉，使人物画跃出文人雅趣的藩篱，化作表现民族气节、动员抗战救国的视觉号角。新中国成立后，人物画通过表现抗战、反战等主题，凝聚民族力量，让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王盛烈《八女投江》描绘了一个真实故事：在东北牡丹江畔，8位女战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最后投入江中，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首壮烈的战歌。画面虽是虚构，但8位女战士脸上的坚毅、决绝，却是真实而写实的。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则让5位壮士面向深渊，山峦般的身影在逆光中凝固为青铜般的雕塑。艺术家以写实造像，却超越纪实局限，在虚实辩证中将瞬间壮举升华为永恒史诗。
这种“虚”与“实”的美学思辨，在改革开放后的人物画创作中更趋多元。杨力舟、王迎春的《太行铁壁》将战士躯体与山岩肌理交叠共生，人体在山脉的衬托下化作不朽的地质层理；两人2009年创作的《太行烽火》，则通过时空拼贴，让硝烟与麦浪、牺牲与新生共现于同一画面。水墨的皴擦与油彩的刮刀在此殊途同归：当写实走向象征，当再现让渡表现，历史的真实不再依赖场景复现，而存在于民族基因的视觉编码之中。抗战记忆通过艺术淬炼，沉淀为守望和平的追求。
饱含热情绘生活
对和平的真切渴望，促使更多美术家直接描绘和平时代人们的美好生活。黄胄《维女奔马》扎根于他在新疆长期的生活经验，作品中的维吾尔族少女与伙伴们策马狂奔，展现了强烈的力量感与速度感。画家以独特的速写式笔法勾画出他们自然、天真的表情，捕捉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待。马背上的少女不仅是草原的孩子，更是与马共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象征。
高钟炎《石林盛开团结花》则将视角对准云南昆明石林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描绘了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在节庆时的欢歌笑语。画面中，人们身着民族服饰与运动服，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烘托团结和谐的氛围。周围的乡邻拿着锄头，推着自行车，抱着孩子，甚至背着书包，共享这一欢乐的时刻。高钟炎运用水粉画法，塑造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人物形象。画中红旗飘扬，象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少数民族过上了幸福生活。
潘义奎《和平万年》通过写实手法，塑造齐白石创作中的姿态，白石老人神态庄重而不失自然，正以奔放的笔触勾勒一只和平鸽。蒋兆和《小孩与鸽》则通过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现孩童与鸽子之间的天真互动。这些作品都传递出人类对和平与幸福的期许。
以百花齐放比喻文明共生，以血肉丰碑铭刻民族气节，以和美场景寄寓美好期盼——这些以和平为主题的美术创作，不仅是对抗战历史的庄严回望，更是以视觉艺术激活当代和平基因，在时代画卷上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图景。
（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