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5年第6期｜熊焱：夜奔
我是被手机闹钟的铃声吵醒的。
已是下午一点半，微信上有一条妻子发来的信息：马建明，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下午三点，请务必在民政局见！
我没有回复。但这条信息在对话框里排成三行，就像明晃晃的炭火灼得我眼膜生疼。
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如同洪水决堤。外面的街道上车水马龙，几辆绿色的出租车犹如江水中颠簸的小舟。
我洗了一把脸，抓起保温杯往外走。时间已不早，我也该出车了。
拉了一个客人到达宽窄巷子。客人刚下车，便有一个戴着眼镜、脸微圆的中年男子招手拦车。
他上车前，还跟身边送他的友人拥抱了一下。车门拉开，他坐副驾，刚探进半个身子，便有一股浓烈的酒味扑进来。
待他与友人挥手道别后，我才问他：“去哪里？”
他把整个身子靠在座位上，长吁了一口气，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这才回答道：“重庆！”
我想他是喝多了。没有哪个清醒的人，会打一辆出租车从成都到重庆。
在这个行业中，我们对醉酒者都不太欢迎。有的会把污秽物吐在车上，有的会撒泼耍赖，有的脏话连篇，有的手舞足蹈地指点江山，还强行要你认同他的观点……总之各种人我都遇到过，其中有一次还报了警。
见我迟疑着未动，眼镜男反倒有些不耐烦了，问道：“咋不走呢？”
我再次向他确认：“你真要去重庆？”
“老子就是重庆人，不去重庆去哪里？赶紧走！”
“过路费要你自己出哦，还有，我返程回来是不能拉人的，路太远，放空要加价。”
“加多少嘛，五百够不够？”
“三百就够了！”
我用手机将我们的对话录了下来，免得回头扯皮。
车驶出一百米后，那男子把座椅放低，系上安全带，半个身子躺下去。转瞬他就睡着了，打起了鼾。那声音有些曲折，拐着弯，就像劲风扑倒一片草叶。
刚进高速路收费站，妻子就打来了电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用无线耳麦与她通话。
那种气势汹汹的语气几乎是穿破电波而来：“马建明，你到底要爪子？给你留了那么多次言，叫你一起去民政局领证，你不去不说，连屁也不放一个，我警告你，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你再不去，以后就莫想再看蓓蓓一眼。”
我没有吭声。
“说话！”近乎命令的口气。
“我在开车，长途，高速上，回头再说。”
“马建明，你这个瓜娃子，每次都是回头再说，你哪次回头说了……”
我挂了电话，心里是一片坑坑洼洼的泥泞。我不知道，我们为何会走到这步田地。
想当初，我们一起在郊区一家工厂上班时，还是她先追的我。对那个文静、羞怯，笑起来左边嘴角就露出小酒窝的姑娘，我是打第一眼就喜欢。
我们相爱两年就结婚了。婚后第二年，女儿蓓蓓出生。那时候日子过得拮据，但我们还是会在周末带着孩子外出玩耍，商场大街、山间地头、公园湖泊，全都留下我们一家三口的背影。我记得女儿的笑声清脆悦耳，就像阳光下的湖水闪烁着粼粼波光；我记得学会走路不久的女儿和妻子在草地上追逐的情景，那是企鹅和白鹭共舞的画面……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妻子就不喜欢在周末外出了。她总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懒洋洋地说：“你们去嘛，我就不去了。”她这般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在手机上。
有时我在想，也许是从工厂效益不好，我们都被裁员那天开始，家里的气氛就变了。我们都是大专文凭，要跟今天遍地研究生学历的年轻人抢饭碗，实在是太难了。我陆陆续续地干了好几份工作，都不太理想。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一个高中同学承包了出租车公司的一辆车，轮流开白班和夜班，我的工作这才算是稳定下来。
但不论是白班还是夜班，我几乎都是早出夜归，或者夜出晨归。妻子在一家事业单位做了文员，上班时间很固定，接送孩子、辅导作业的事，全都交给她了。对妻女，我心存歉疚，就会在周末主动休息，带她们出去玩耍。每次女儿都欢呼雀跃，妻子却有些扫兴，她拒绝参与，她说：“我只想在家里休息。”
一天夜里，我下了班回来，女儿已经睡了，妻子正坐在卧室的化妆桌前抹面霜。我凑到她身边，准备俯身亲吻她。她突然来了一句：“老马，我们离婚吧。”
她神色严肃，完全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这无异于晴天霹雳，轰隆隆地在我心底炸开。我愣了好一会，才颤抖着声音问：“离婚？为啥子？”
“你说为啥子？”她的目光斜刺过来，像一次猝不及防的偷袭。
“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你觉得好吗？这一眼就望得到头的日子……”
“我不同意。”我说得坚决，转身走进卫生间洗脸。
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心里有一根刺扎在那里，那么深，摸不到印痕。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有再提离婚这个话题。但我明白，她心上依然横亘着那道深渊。
有一天傍晚我提前交车，想好好跟她谈一谈，但她压根儿就不愿跟我谈。当时她在卫生间里洗手，背向我，轻声说：“老马，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有外遇，纯粹是因为这日子过得太撇了，一眼就能望到头。”
看到镜子里她那张哀伤的脸，有着一种云山雾绕的恍惚。我很愧疚，说：“只要努力，日子慢慢就会好的。”
“咋个好？”她头抬了一下，我看到了镜子里那有些哀愁又带着怨恨的眼神。“这个现状，你马建明改变得了吗？”
她关了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珠，把我轻轻拨到一边，又说：“马建明，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被呛住了。确实如此，我对现状无能为力。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我交了车，饿了，和另外三个出租车司机在路边的大排档吃饭，我喝了一些酒，微醺中收到她发来的微信信息：“老马，离婚吧，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或许是受了酒精的刺激，也或许是太过烦躁和憋屈，我毫不犹豫地敲下了一个字：“好！”
后来我承认，我同意离婚，是有些跟她较劲和赌气的意思。
我们在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后，便进入了三十天的冷静期。我从那套当初我们省吃俭用、东拼西凑才付了首付的小房子搬出来，留她和女儿住。我在一个老旧小区租了一套小房子。每隔两天，我都会接到她发来的信息：“明天下午三点，民政局见！”
我一直拖着没去民政局。有一次她打来电话，一接通就讥讽我：“马建明，早晓得你不是男人的话，当初我瞧都不瞧你一眼。”
我说：“这会儿忙，回头再说。”
到今天，已经是冷静期的第二十九天了，如果明天再不去，就意味着放弃离婚。她还想离的话，就得走漫长的诉讼程序。妻子急了，她催我，并以取消我对女儿的探视权来威胁我。我理解她的焦急，可我无法理解她为何非要离婚。生活不太如意，可这世间生活不如意的夫妻多了去，人家仍然咬着牙相濡以沫，同舟共济。
我心里有些烦乱，把车开得更快。窗外起伏的山峦不断后退，就像那些被我稀里糊涂地挥霍掉的庸常岁月。
我在一个服务区上完厕所，回到车上时，眼镜男醒来了。他惊诧地看着我，茫然地问：“这是哪里？”
“安岳服务区。”
“咋回事哦，我咋个在出租车上呢？”
我把手机录音放给他听。他拍了一下脑门，说：“喝多了。你等一下，我上个厕所。”
他去了半天没回来。我心里不由犯起嘀咕，这家伙不会是逃了吧？哎呀，我应该跟着他的。正在我懊恼时，他回来了，打着电话，声音很响亮：“老子喝多了，本来是打车去火车站坐高铁的，结果一上出租车，就说去重庆。然后我就睡着了，现在已经到安岳服务区了。”随即他扭头问我，“还有好久到？”
“两小时。”
“还有两个小时。你们稍微等我一下。”
他挂了电话，坐在座位上叹了一口气，说：“喝酒害人啊。”
我说：“你中午喝了不少吧？”
“不多，六七两而已。”
“那你是海量，肯定是一斤以上。”
“现在上了年纪，不行了，十年前可以喝一斤半。”
我又悄悄打量了一下他，眼角有些鱼尾纹了，头上稀稀疏疏地夹着几根白发，但一张脸保养得还算不错，没有粗糙之感。我说：“你还很年轻啊，三十七八吧。”
“四十二了！”
我说：“比我大四岁。”
“你看上去比我老多了。”
我笑了笑，说：“那是当然，我白天黑夜倒班，风里来雨里去，衰老得快。不过十年前，我还是很帅的。”
他说：“就你这样还帅？你帅得过我吗？我的帅，完全可以排在亚洲前三。”
我讪讪一笑，不知道如何接话。
他哈哈大笑，说：“开个玩笑。我再睡会儿，晚上还有一场大酒。”
他半躺下去，很快又睡着了，发出的鼾声起起伏伏，就像是一个人在快活地吹着口哨。
我很是羡慕他。想想我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了？
下高速路时，眼镜男突然坐直了身子。他问我：“你是哪个地方的？我听你的口音和重庆话有点接近。”
我说：“广安邻水的。”
“怪不得。邻水我们家有亲戚，我外婆就是那里的，我小时候还常去那里耍。重庆你应该经常来吧？”
“说来惭愧，我这是第一次来。”
他说：“可以去解放碑逛逛，到长江边看看夜景。”
他这么一说，我倒是有些心动了，难得来一次，就逛一逛吧。平时与我交接班的合伙人这几天生病住院了，白班夜班都是我在开，我晚一点回去也无妨。
天完全黑了，车在江边的一个餐厅停下来。门口有两个人迎上来拉开车门，一个说：“海哥，你近视了还是老花了，把眼镜都戴起了。”
“平光的，莫得度数。”
“装斯文人嗦！”
“还需要装吗？老子本来就是斯文人。”
眼镜男说完伸了一个懒腰，扭过头喊我：“走，兄弟，一起去吃饭。”
“谢谢，我就不吃了。老板，麻烦把车费付了嘛。”
眼镜男说：“放心，不会少你的。等会儿我司机过来，他会把钱给你。”
我犹犹豫豫地问：“他好久能过来？我在这里等他。”
“撇脱点嘛，兄弟，就吃个饭，走，不要扭扭捏捏的。”眼镜男几乎是不由分说，一把就拉我走。
包间很大，里面一堆人，热热闹闹的，像一锅煮粥在沸腾。坐下来后，我悄悄数了数，连我在内一共十五人。被大家称为海哥的眼镜男坐在主位上，一副舍我其谁、俯瞰天下的架势。
在这陌生的饭局上，我有些拘谨。面对这热烈的觥筹交错的气氛，我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开了一下午的车，我早已饥肠辘辘，可我还是吃得小心翼翼，每次夹菜都是轻轻的，生怕惊扰了别人。
电话突然响了，是蓓蓓打来的，用她的电话手表。我走到一旁去接听，听着那脆生生的，又带着一丝软糯的声音，我心里一酸，泪水差点就下来了。
“爸爸，我明天上午要去另一所学校表演小提琴，你能不能来看我表演？”
“我家蓓蓓真棒，爸爸一定去看你的表演。”
“老师叫我们八点钟就到那所学校。提前彩排一下，九点钟正式开始表演，那个地方有点远，从我们家过去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妈妈不开心，刚才还在发脾气，怪我乱出风头，她不管我，叫我自己坐地铁去。爸爸，你明天早上能不能来接我？把我送过去，顺便看我表演。”
“好啊，你说个出门时间，爸爸一定准时赶到。”
“七点钟。”
“那我一定准时到楼下接你。”
“爸爸，妈妈说，你们要离婚了。”电话里的声音小心而紧张，“为什么要离婚呢？”
她下个月就满十二岁了。尽管她还不明白什么是婚姻，但她明白父母离婚在她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婚姻的失败者，我回答不了她的问题，仿佛嗓子里淤积着浓重的黑暗。
“爸爸——”她又轻轻喊了我一声。
我恍若回到了最初听到她第一声啼哭的那个时刻，像闪电破空，雷声把我从梦中唤醒，随之而来的不是淅沥的雨滴，而是风，抚平了枕边的压痕。我差点就哽咽了，说：“女儿啊，不管爸爸和妈妈要不要离婚，你都要明白一点，我们都会一直在你的身边。”
手机里是半晌的沉默，就像风后的湖面回归平静。
“那我挂了。爸爸，明天见！”
我努力平复了一下心绪，回到餐桌边坐下来。眼镜男正在起身敬酒，他留在桌上的手机响了，旁边位置的一个胖子在喊：“海哥，嫂子来电话了！”
“胖娃，你给我接一下，跟她说，我正在喝酒，不得空。”
胖娃接通手机说：“嫂子，海哥说他暂时不得空，你有啥吩咐，我马上转达。”
胖娃很快把手机递给眼镜男，“嫂子叫你接电话。”
眼镜男回到座位上，“喂”了一声。
他开的是免提，里面的声音清晰传来：“你在哪里？”
“地球上。”
“好久回来？”
“有生之年。”
“少喝点，不要又醉得连床都找不到了，又跑到狗窝里睡。”
胖娃在旁边抢着插话：“嫂子你放心，今晚我们会保护他的，就算海哥想睡狗窝，我们也会拦着，他哪能睡狗窝呢？至少也要睡个猪圈嘛。”
之前有人一直憋着的，这下再也忍不住了，大家哄堂大笑。我也跟着笑，笑着笑着，心里就酸楚了。
叮咚一声，微信来信息了，是妻子发来的：马建明，你明天去不去民政局都不重要了。法庭见！
尽管我有过心理准备，但我仍然感到心上一阵痉挛，犹如地震的余波。
恍惚间，眼镜男拎着分酒器来到我面前，说：“兄弟，喝一杯嘛。”
因为要开车回成都，我一直未喝酒。但那一刻不知为何，我竟然鬼使神差地举起了杯子说：“来，喝一杯。”
一杯下去，又来了一杯，一杯接一杯。我喝得有些急，慢慢地有了些许醉意。
有三人离席站在一起，相互端着酒杯，不知在说些什么；有两人头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有人正埋头呼噜噜地吃东西；有人正拿着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眼镜男突然摘下眼镜，冲着坐在旁边沙发上刷手机的胖娃叫道：“胖娃，不要梭边边，快点来敬酒。”
胖娃屁颠颠地跑过来，举起分酒器说：“海哥，我们俩甩个小钢炮！”
“胖娃，你没长醒豁嗦，是叫你跟别人喝，不是叫你来整老子。”
“那我们俩划拳嘛。”
“来来来，”眼镜男一下就来了兴致，“我还怕你嗦。整十拳，一拳一杯。”
他俩一开始划拳，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前两拳眼镜男都输了，大家就开始起哄。但很快，眼镜男就扳回了两局，接下来简直有如神助，全部获胜。
在大家的喝彩声中，眼镜男得意洋洋地大喊：“还有谁？”
随即他把目光投向我说：“兄弟，来，我们俩划几拳。”
我胸脯一挺，说得豪情万丈：“来！”
我和他划了五拳，我赢了四拳。他很不服气，喊再来。我们又继续划，后面的场景我就记不太清了，身子轻飘飘的，就像在云端上荡着秋千。
半夜我被渴醒了。起床找水喝，开了灯才发现是在酒店的房间里。头很沉，就像挂着一个磨盘。桌子上有矿泉水，我咕咚咕咚地灌下去后，抓起手机看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半。手机上没有新动静，微信上也没有新加朋友。我在手机上导航了一下夜里吃饭的餐厅，发现不过三百米。手机里没有新的支付信息，钱包里仅有的一百多块零钱是不够开房的。
那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还有，我的车费……我再一次打开手机看支付宝，看微信，都没有任何收款信息。
我又后悔，又自责，发了一会儿呆，就起身到窗边，外面夜色深沉，灯火阑珊，不远处一条大江奔流，在夜里如同巨蟒悄然潜行，岸边的点点灯光映照在水面，就像是巨蟒的花纹在闪现微光。
我想起答应过女儿的事情。我一定要赶在清晨七点去接她。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必须得往回赶。但我喝了这么多酒，开车就是醉驾。如果坐高铁，同样来不及了，最早的那班到站也要七点五十。
我心一横，想着醉驾就醉驾吧，这个时间段应该不会有警察查车的。打定了主意，我就往下走。
酒店的大堂静悄悄的。我到前台去退房，一个值班的服务员正趴在那里睡觉。我喊她，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我说：“退房！”
“把房卡放在这里就行了。”
我问道：“你还记得不，是谁带我来的？又是谁开的房？”
她皱着眉，似乎是在努力回想，然后摇头说：“对不起，我记不得了。”
我点点头，转身走了几步。忽然听到服务员在身后喊我：“先生，先生！”
我回身。她追了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说：“昨晚你睡下后，有一个先生拿来了这个，说请我们天亮后交给你。”
“他就没说啥子吗？”
“没说。”
信封是密封着的。我摸了摸，硬硬的。我拆开，看到一叠钞票整整齐齐地塞在里面。
我心里一热，眼前浮现出那张戴着眼镜、微微圆润的脸。
走出门去，夜风微寒，遥远的天空深邃如大海，高楼远远近近地立在夜色中，就像一群巨人正在围聚着商议大事。一辆挂着空车字样的出租车开了过来。我拦住了车，坐进去。
司机漫不经心地问：“去哪里？”
我的回答铿锵有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成都！”
【作者简介：熊焱，1980年生，贵州瓮安人，曾获茅盾新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陈子昂诗歌奖、艾青诗歌奖等奖项。著有诗集四部、长篇小说两部。现居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