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贾岛是第一个用诗歌穿越到我身边的古人，他的《寻隐者不遇》让我看到了一个人间烟火之外的隐身之人。

贾岛诗里的隐者，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是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采药者。少年时代读《寻隐者不遇》，只觉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后，再读此诗，却觉得隐者身份可疑。一个外人可以轻易拜访的人，即使身居深山草庐，即使入云深处采药，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者。那个来自俗世的访友，即是他假隐或者暂隐的证人。

“隐者”这个词，我一直以为它有远方和古代的血缘，离我们越远的年代，越能找到隐者的踪迹，尤其是在改朝换代的乱世里，隐者以群体的面目出现，他们的风骨，为浇漓的世界树立起一根坚硬的脊梁，他们的风头，无意中盖过了叱咤风云的帝王。

许由，是我心目中清洁精神的源头。当他知道尧帝欲传天下于他的时候，赶紧躲进了箕山。他的拒绝姿态，并没有让尧放弃禅让的想法。第二次，尧降低了要求，请许由做九州长。许由不仅没有接受，而且觉得受了侮辱，他赶紧跑到颍水边，掬水清洗那被污染了的耳朵。

人类五官中的耳朵，在隐士的决绝下被动出场。耳朵不具备眼睛的拒绝功能，它无法像眼睛一样封闭关门，尧的声音，无法选择地进入了许由的耳朵，所以，许由必须借助水的功能，清洗被禅让一事污染了的器官。

巢父的出现，是俗界的意外，也是许由猝不及防的精神挫败。牵着一头牛犊来河边饮水的巢父，问许由何故洗耳，许由用尧召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此事，所以来颍水洗耳的话如实回答了巢父。

数千年之后，我依稀可以猜想，巢父的嘲笑声，一定让许由无地自容。巢父的讽刺，每一句都是当头棒喝：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与人不相往来，谁能见到你？你本性浮游，用洗耳来沽名钓誉，别让你洗耳的水污了牛犊的口。

两个隐居者的对话，巢父明显占了上风。许由的醍醐灌顶，记载在皇甫谧的《高士传》中：

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也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巢父和许由同为隐士，面对巢父的嘲讽和牵犊上流饮之的行为艺术，许由并无辩驳。在一个比自己的隐行更加彻底的人面前，许由的心服当是一个隐士的必然。

所有的文献，均隐去了许由巢父隐居的过程，他们的出世，仅仅是为了拒绝唐尧的禅让。后世的疑惑在于，唐尧的禅让，出于公心，出于天下治理的善良愿望。而且，禅让是一种谦和的继承方式，它与武力、威逼毫无关联，在符合社会伦理的正常交接面前，隐居，反倒成为一种极端的个人选择。

拒绝禅让，最为极端的例子，当数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是舜的朋友，他亲眼见证了舜的禅让先后在支伯、善卷、石户之农面前碰壁。支伯用我有病，需要治疗，哪里有闲工夫治理天下的理由做了拒绝；善卷则用我立身于宇宙之中，冬天披兽皮，夏天换上葛麻单衣，春天种地，秋天收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自在，我要天下何用来推托；而石户之农，更是用你当天子累弯了腰，从来没有空闲休息，这样的苦差事，竟然加之于我做了嘲讽。北人无择看到了支伯、善卷、石户之农用逃入深山老林和携妻子儿女入海终身不返的决绝姿态，只是他没有想到，痴心不死的舜，又将禅让的目标，对准了他。

在舜的禅让挫折中，北人无择的拒绝，超越了舜的想象，超越了纸上的记载。北人无择的破口大骂，是一个人临死之前的绝望。“你在历山种地自由自在，却要接受尧的禅让。当天子是你心甘情愿的耻辱，也就罢了，又想把这种耻辱加到我的头上，我以见到你感到羞耻。”话刚说完，北人无择纵身一跃，让深不见底的清渊做了人生的句号。

用死亡做禅让的拒绝，北人无择将隐士行为做到了极致。

二

“行若夷齐”这个成语的出现，将隐士的身份和态度推到了遗民的境界。伯夷和叔齐，用“耻食周粟”的行为，为古代汉语创造了一个不朽的典故。

太史公用《史记》的列传之首，将伯夷、叔齐列为天下第一高洁之士。数千年之后，人们依稀可以循着太史公的目光，抵达遥远的孤竹国，在那里找到伯夷、叔齐兄弟。

在伯夷、叔齐的叙事中，后人都忘记了昆仲之间的另外一个次子。那个未在太史公笔下留下名字的兄弟，是历史的次要角色，是一个被动的王位继承者。

孤竹国君生前，欲立三子叔齐，但是，父死之后，叔齐却不愿继位，他以长子继位的传统为理由，要让与长兄伯夷。而伯夷则以不违父命的理由拒绝。兄弟两人，拒不退让的坚定，导致了他们双双出走。迫不得已之下，“国人立其中子”。

伯夷、叔齐投奔善养老的西伯昌，在周的都城岐下见到了刚刚继位的周武王将父亲周文王的木制灵位置于战车之上，准备东进讨伐纣王的一幕。伯夷、叔齐认为父死不葬，非孝，以臣弑君，非仁，于是勒马劝谏。伯夷、叔齐的劝谏和指责，并没有阻挡武王的步伐和胜利。周武王以成功者的名义建立周朝荣登大朔之后，愤怒的伯夷、叔齐以周王朝为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为生。

伯夷、叔齐以山野里的薇代替周粟，只是为了延续生命，他们推位让国的行为，本质上是坚守仁、孝的价值观，不事二朝。“耻食周粟”这个成语，开创了以遗民身份隐居的先河。当价值观重于生命的时候，隐居深山，采薇而食，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群体日常行为的主动选择和精神标杆。

伯夷、叔齐的首阳山，是“义无反顾”这个成语的起义地和墓地。兄弟俩用悲壮的歌声，记录了他们不与周朝合作的决心：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歌词中的绝命意味，其实是伯夷、叔齐命运的最终走向。他们预测到了死亡，却没有看到他们唯一食物的本质：薇的属性。

鲁迅先生用虚构的小说《采薇》为首阳山里的伯夷、叔齐开列了一个食谱：薇汤、薇羹、薇酱、清炖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这些用薇菜组成的果腹之物，用一个美丽的“薇”字蒙蔽了后人的双眼，让我们产生了美食的幻觉。这些野生的草类，其实是两个拒绝事二姓的前朝遗民维持生命的唯一食物，我能够想象得到那些远离了油盐的野菜的苦涩、粗糙和难以下咽。

伯夷、叔齐的饿毙，源于旁人的恶意提醒。蜀汉谯周在《古史考》中记录了这个悲剧，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历史没有记下这个无意中致伯夷、叔齐死命的妇人的名字，但是，这个匿名的妇人显然不是大字不识的山野村姑，她目光炯炯，看到了草木背后的政治属性。拾人牙慧的后人，将妇人的观点做了延伸：“这是一个尖锐的指控。薇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指控，伯夷、叔齐的道德优越感现出了巨大的裂痕，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鲁迅先生，将伯夷、叔齐的绝命歌声，翻译成了现代汉语言的白话：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哪里去呢？

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行若夷齐”这个成语，将尧舜时代的隐居，推到了一个最难的境界。当一个新的王朝取代旧的世界之后，天地山水乃至人类呼吸的空气，都已经彻底改姓易帜，从这个意义上说，“耻食周粟”式的隐居，已经无法进行，只有停止呼吸，才是隐居的唯一选择。

我对伯夷、叔齐的兴趣，源于“耻食周粟”这个典故，但真正使我深入探究“行若夷齐”“推位让国”背后的精神内涵，则是另一种形式的隐居，那些事迹超越了伯夷、叔齐的隐士，更值得后人讴歌赞颂。

三

东莞人李用的出现，将以遗民、逸民姿态进行的隐居，推向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绝境。李用是中国隐士群体中站在“耻食周粟”的巨人肩膀上上升到了极致的死士。

李用是最早判断南宋行将灭亡的读书人，他知道遗民必然是自己的命运，在大厦将倾无力回天的时刻，他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

作为一个学富五车，曾经用《论语解》一书让宋理宗召见并且授予校书郎官职的理学家，李用当然知道许由、巢父，知道首阳山里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知道遗民时代隐士的风骨和各种姿态，他用一顿家宴，宣告了他对改朝换代的人生态度。

伯夷、叔齐兄弟隐居首阳山，只是为了拒绝周朝，并没有想到生命的终结，然而那个突然出现的妇人指出薇菜的周朝属性时，才让他们的生命急转直下。李用看到了耻食周粟这个成语的局限，也深知一个遗民在新朝中隐居的难度，他想到了生，也预见到了死。“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是他看到了伯夷、叔齐尸骸之后的深思熟虑。在宋恭帝已经降元，进军江西的元军势如破竹，赵昰、赵昺二王漂流海上宋运将终的德祐二年（1276），李用看到了一个不为元粟、元土约束的自由世界。

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顿晚餐，以家宴的形式进行。这顿精心安排的家宴，是李用在宋朝大地上的最后晚餐，也是他同妻子儿女的永别。酒过三巡之后，李用对女婿提出了起兵抗元的要求，当熊飞用点头回应过岳父之后，李用的脸上，绽放出难得的笑容。

在李用的计划中，有武略、善骑射的女婿熊飞，是东莞最适宜起兵抵抗元军的忠义之士。忠义之乡东莞，勇士众多，但领军之将，非谋略之人不可，非熊飞这样的死节之士不可。熊飞的坚定，让李用彻底放心，而儿子李春叟和所有家人的支持，为天亮之后李用东渡扶桑的商船，升起了动力的风帆。

李用的晚宴，前所未有地漫长，家酿的香味，一直弥漫到了雄鸡啼鸣东方露白。一夜未眠的亲人，将李用送上了满载莞香开往日本的商船。商船开动，亲人的影子逐渐模糊消失，李用心里，终于有了踏实的感觉，他知道“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的誓言，终将可以实现。

李用用了半生时间，将所有的理想抱负，留在异国的土地上。时光埋没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情节，只有研究者的文章，洞穿了李用的心思，洞穿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在宋元易代之际，日本一直视宋朝为友邦，尊重宋日友好邦交，主持正义，不承认元政权。加之其时宋末一些遗经，深有欲得海外商援之想，如陈宜中、沈敬之亲往占城求援，张士杰亦思得海外助力。在此有利的海外客观形势和遗经勠力海外借兵的倾向下，具有强烈民族大义思想的李用，以“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的志节，义无反顾地浮海日本，请兵勤王的行动上便是很自然的了。

李用起兵勤王的条件，也被研究者列在纸上：

当年李用浮海至日本，正是镰仓幕府时代，通过中日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一个商业城市的雏形——博多开始形成，并在现今的福冈市博多区吴服町十字路口附近修筑起日本第一个人工港——袖凑，成为当年日宋贸易的中心，一直延续到十四五世纪，许多宋商也定居在附近的祗国町和管崎宫前一带。据史载，到12世纪中叶在博多地区居留的宋人就有1600余家，还形成了一条唐人街，一些富商巨贾，拥有管崎宫的领地竟达26公顷之多，其中诃国明便拥有在玄海的一个小吕岛，还与当地豪族结为姻亲，这些宋商和工匠还在祗国町唐人街兴建了许多中国式的祠堂，被称为“宋人百堂”。

上述两段引文，均引自华侨史研究学者罗晃潮教授的论文《宋末东莞华侨学者李用东渡日本传播理学事略》，所有的文字，均指向一个目标，即李用计划游说在日本的宋人富商，借助他们的财力和人力，起兵勤王，复兴宋室。

一介书生的宏大理想和抱负，终究不是社会现实的对手。在李用的理想困境面前，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铩羽”这个表示翅膀受伤的词，万幸的是，一个用“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誓言支撑脊梁的人，没有在“铩羽”的后缀，读上“而归”两个汉字。

“起兵勤王”无望，让李用的心死。当“生存”这个词变成拦路虎横亘在异国的长路上时，李用想到了“设馆授徒”四个汉字。此时，李用恢复了一个理学家的身份，他满腹的经纶，在严酷的生存面前，派上了用场。

李用用设馆授徒，走了一条最正确直接的道路。后人无法看到那些课堂上讲授的镜头，那些塾馆中闪过的面孔，理学院里来来往往的学子。在宋学流行的日本，李用一路走过的都是春天，当后人用理学东传，除禅僧外华人之第一人的荣誉授予李用的时候，我在文献中看到了“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其道德文章、人品学识及精神魅力，通过设馆授徒的方式，在日本社会的中、下层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记录。

沿着设馆授徒这条路，李用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81岁那年，李用死于日本，李用的众多弟子，在李用的交趾籍夫人的带领下，用过洋乐的形式，护送李用的遗体，漂洋过海到达今天的越南，隆重安葬。

过洋乐，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权威的工具书中，也不见它的踪影。我在杨宝霖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了一种丧葬仪式的蛛丝马迹：

李用卒后，于今七百年，至今莞人送丧，所用“鼓手”，乐人与乐曲，与他处大异。富有之家，雇用“鼓手”两队，一红袍，一白袍，各八人。乐人均戴花帽，帽以草编制，直径约60厘米，上饰以红花绿叶，绢制。红白两队，花帽同而袍色异。“鼓手”为专业，人死，雇用。吹打于丧家门前，相当于报丧，吹打一番之后，即停，有亲友祭吊，即起乐，与祭吊相始终。出殡，“鼓手”前导，如两队，先红后白，直至坟场。葬毕，前导而归，谓之“番丧”，直至丧家门口而止。送丧之曲、番丧之曲，各自不同。时至今日，其风未泯。不过，多因陋就简，用红袍数人而已。

李用在交趾的葬礼，为“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的誓言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四

东渡扶桑，南宋遗民李用起兵勤王的抱负熄灭之后，其抗元的希望，只能在女婿熊飞身上延续了。

熊飞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号令东莞，得到了妻兄李春叟的支持。德祐二年（1276）五月，熊飞率兵开往江西，投奔文天祥，李春叟作《送熊飞赴文丞相麾下》诗，为妹夫送行：

龙泉出匣鬼神惊，猎猎霜风送客程。

白发垂堂千里别，丹心报国一身轻。

划开云路冲牛斗，挽落天河洗甲兵。

马革裹尸真壮士，阳关莫作断肠声。

这首悲壮的送行诗，充满了壮别和人人忌讳的凶词，如果不是义无反顾，没有人愿意在出征时接受这样的送行。以卵击石，只是心照不宣。果然，熊飞兵至江西，为元将黄世雄所败。

熊飞再度起兵，是听闻了宋帝在海上漂流的消息，这个战败却不死心的勇士，重新整顿队伍，却面临着军需不足的困难。我在“熊飞准备尽括税户财谷充军费，人情汹汹”的文献记载后面，看到了东莞百姓用对抗和出逃抵制熊飞的粗暴强制和鸡犬不宁。

关键时刻，一个僻居东莞温塘的隐士突然现身，站到了人人惧怕的熊飞面前，他愿意以家财充作军需，请求免去东莞百姓的军费。在令熊飞和东莞百姓皆大欢喜的结果面前，这个名叫赵必的隐士，竭尽慷慨，用“家资三千缗，米九百石”，帮助熊飞渡过了难关，让东莞恢复了平静。

宋末元初的隐士，拒绝了河边洗耳和树上居住，他们心里，装着一个朝廷。赵必在捐资之余，还向熊飞进言：“闻王师驻海上，欲遣赵溍、方兴安抚广东，莫若用宋号，通赵、方二使，尊宋主，然后举兵。事成，则可兴复；不成，亦足垂千古。”

简短的一番话，让一个起兵杀敌的勇士言听计从，这样的隐士，已经超越了采药的师父、洗耳的许由和牵牛饮水的巢父。我在繁体线装的文献中，找到了赵必的血统和出身。

赵必为宋太宗赵光义第十世孙，其祖父赵汝㭘任广东盐干，遂有他落籍东莞的缘分。这个坐享荣华富贵的皇孙公子，与深山荒野里的隐士，理应相隔十万八千里的距离，然而他生不逢时，偏逢乱世，宝祐五年至开庆元年（1257—1259）的蒙古南侵和咸淳四年至九年（1268—1273）的襄樊之役，都让他不幸遇上。

赵必的履历，每一步都与隐士格格不入。咸淳元年（1265）登进士之后，初任高要簿尉，檄署四会县事，继任南康县丞。德祐之后，又任过东莞知县。民国《东莞县志》和黄佐《广州人物传》中，均留下赵必的足迹：“时元兵所过，恣屠戮，群情骇愕。龛与李春叟、赵必、张元吉缔谋决策，竭力完辑，人蒙其惠。”“初春叟之卫乡里也，邑人同时有功者，有赵必、翟龛、张元吉、登辰之属。”

即使南宋危在旦夕，赵必也竭尽全力，让一个垂死的王朝苟延残喘，回光返照。景炎三年（1278）三月，赵必受文天祥之弟文璧之召，前往惠州，面见文天祥，相论时事，说到国破家亡之处，禁不住慷慨泣下。在文天祥授予的朝散郎签书惠州军事判官、兼知录事面前，赵必竭尽忠诚，鞠躬尽瘁，力图恢复。

赵必放弃努力回到东莞，并不是文天祥被俘，幼帝赵昺迁往厓山，南宋命悬一线，而是他察觉了文璧的动摇。在无可依凭的绝望中，赵必离开了惠州。而文璧的投降，则证实了赵必的眼光。

赵必的隐居，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结果，他作为一介隐士的身份，从元朝以故官例授将仕郎、象州儒学教授的官职开始，他在远离热闹的温塘结庐隐身，足迹不入城郭。他将自画的文天祥像，挂在墙上，朝夕泣拜，只要面向厓山方向，必伏地痛哭。在后人的文字中，这个皇孙身份的隐士，“终日纵饮呼号，长歌短吟，以抒不平之气。尝自题温塘隐居之所曰：‘诗人只合住茅屋，天下未尝无菜羹。’可见其韬晦隐逸，托身为诗人，永矢以茅屋菜羹而告终”。

东莞素以忠义闻名，而隐士逸民，则凤毛麟角。忠义之人，多以死明志，隐逸之士，则借林泉托身。赵必的隐居，无法寻求解脱，只是以诗酒为伴，寄亡国之痛。后人用“韬晦隐逸，托身为诗人”评价赵必的隐士心态，而赵必则用一部进入了《四库全书》的诗集《覆瓿集》，证明了一个亡国遗民慷慨悲歌、凄其黍离、操节自守的浩然正气。

五

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李用则用不食元粟、不葬元土寄寓扶桑，伯夷、叔齐以隐士的志节名留青史，李用则以一个亡国遗民的激烈葬身异国。伯夷、叔齐的故事，在首阳山里结束，而李用，则精神不绝。600多年之后，日本侵华。1938年的一天，一支从惠阳大亚湾登陆的日军，进入了东莞篁村白马村，准备杀人放火。他们冲进祠堂，看到了门口广东名儒陈献章撰写的木雕对联“人心怀教德活遍百万生灵，天下想高峰志论三千事业”，又在祠堂正中看到了一幅他们眼熟的人物画像，为首的日本军官叫了一声“夫子”。所有日军顿时明白，这个他们在本国经常叩拜祭奠的夫子李用，原来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

这个记载在1995年4月《东莞乡情》杂志，后被罗晃潮教授引入论文的故事，以全部日军停止作恶，走出宗祠，在大门外列队鞠躬行礼，以后遂再未骚扰白马村结尾。

600多年的中国理学，在李用身后，似乎没有断流，遗民逸士精神，也没有在中国大陆干涸。在一个并不适合隐逸的地方，在一个缺乏隐逸传统的东莞，李用用“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这句话将隐士、遗民境界，推向了极致。

有人将隐居的方式，用孔子之隐、庄子之隐、朝隐、林泉之隐、中隐、酒隐和壶天之隐做了区分，这种看似全面的概括，并没有囊括李用、赵必的行为。罗马帝国的哲学家皇帝奥勒留穿越时光，似乎看到了中国人的隐居，他认为中国人寻求隐退，隐身于乡村茅屋和山林海滨，完全是凡夫俗子的标记，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奥勒留的观点独具一格，即使用“心隐”这样极端的词语，也未必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李用、赵必的选择。

心隐的创造，最适合推国让位之后的隐士，远离了亡国之痛和恢复山河的政治理想，只是为隐而隐，是一种更纯粹的行为。

多年前，我在浙江桐庐县的富春山腰间，找到过东汉初年著名隐士严子陵的钓台。在我一介凡夫俗子的理解中，严子陵放弃与光武帝的友情和高官厚禄隐居大泽山野，并非明智的人生选择。

刘秀做了皇帝，他没有忘记同他一起游学关系甚好的严子陵，便派人到处打听严子陵的下落，四探无果之后，光武帝才知道改名换姓之后隐身的严子陵本质上是个贤士和高人。后来有人上书，说在荒无人烟的河边，看见一个披着羊皮袄的钓鱼人。光武帝猜想此人必是严子陵，赶紧派人备车迎接，经过三次周折，终于把在野河边垂钓的严子陵接来了京城。光武帝来到严子陵下榻的处所，见他酣睡不醒，静等许久，然后来到床前，抚摸着他的肚子，自言自语说，我坐了江山，子陵为何不帮我治理天下呢？严子陵其实只是假寐，过了好久，他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光武帝说，古时唐尧禅让天下给许由，许由跑到河边洗耳，人各有志，你为何苦苦逼我？刘秀说服不了严子陵，叹息一声，上车回宫。

第二天，严子陵被光武帝请入皇宫叙旧，由于旧情太深，两人话语投机，滔滔不绝，一天不知疲倦。

光武帝问严子陵，我和昔日相比，你认为有什么不同？

严子陵未加思索，随口应答，陛下比以前略有长进。

天晚了，光武帝意犹未尽，留严子陵在宫中就寝。两人同榻而卧，习惯散淡的严子陵不拘礼数，将一条腿压在光武帝的肚子上。第二天一早，有太史匆忙上奏：“臣见客星冒犯帝座甚急，恐凶多吉少。”光武帝虽深信谶纬，却也内心明白，他将太史的紧张化成了轻描淡写：“勿须大惊小怪，昨晚朕与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严子陵坚辞了光武帝的谏议大夫的官职，回到了浙江老家，在富春山里种地，在绿水碧波的富春江边钓鱼。在80多岁终老田园之前，他又一次拒绝了光武帝的“特征”。

禅让时代的结束，让隐士严子陵知道，刘姓的天下，不会改旗易帜，他与帝王合作即是君臣，时光过处，他们已经不再是同学、朋友的关系。

我在富春江边，没有找到严子陵，只看到了江边那块刻着“严子陵钓鱼处”六个大字的石碑。

许由、巢父隐居的实质，是一个数千年的谜团，弃官、拒绝禅让，只是他们的表象。伯夷、叔齐第一次用“遗民”这个词，表明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只有李用，难忍亡国之痛，金刚怒目，奋起反抗，不仅拒食，而且拒葬。

从许由、巢父开始，历朝历代，无数隐逸之士，逃避现实，退隐内心，创造了灿烂丰富的文化，他们内心的复杂，非“解脱”二字可以诠释。所有的隐士，都用一个“退”字，表明了他们的无奈，只有李用，虽隐无退，他和赵必的隐，不仅表明拒与新朝合作，而且用最激烈的手段，竭力复辟旧朝。

隐居，是一种人生方式，是一种与时代有关的社会现象。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尤其是改朝换代时的国破家亡之痛，常常让有胸怀抱负的士人，遁入林泉，寻求精神解脱。所以王维说：“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隐士形态多样，后人对“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朝隐、假隐、名隐实官和隐求高官者，多有鄙视：“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

古往今来，真正的隐士，都是别人寻访的结果。李白的《寻雍尊师隐居》和贾岛的《寻隐者不隐》，展示的是一幅几乎相同的画面：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一部隐逸史，我看到了两个汉字：退、寻。士人的退守和文人的寻找，描绘了一幅中国人生存智慧和精神修炼的图景。退隐的最高境界，是心灵。而解脱，仅仅是遗世独立，成为一个与时代脱节的出家人。东莞人李用、赵必的隐居，超越了退守的境界，他们拒绝避人避世。最深层次、最高境界的隐居方式，往往并不被人记录在史册上。一个隐居在隐士榜外的士人，用一句“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的誓言，树立起了自己的旗帜。

【作者简介：詹谷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广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书生的骨头》《骨头的姿势》《一幢祠堂的重量》。曾获《作品》小说奖、二〇一三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山东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和《北京文学》优秀作品等多个奖项。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及长篇人物传记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