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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如何在特定境遇和情感结构中，以个体的立场、方式重建一个整体性的世界，是小说所承担的一项“史诗”性使命。胡学文的长篇小说《龙凤歌》以人物的具身性，借助生命本真体验重建生活和世界图景。作为现代思想、文化的叙事征候，小说呈现出意义的未完成性、不确定性和敞开性。小说的“现代”形式、气质既是整体性世界失却的表征，亦显露出以个人、内心为基石反思“现实”、重构世界，以重建整体性的路径、方式以及面临的处境与难题。

关键词：胡学文 《龙凤歌》 具身经验 现实主义 整体性

作为一种现代文体，小说是一种能动性的美学实践而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反映或无现实根由的幻想、臆造，它以创造性的叙事，建构现代情境下的主体认同；同时，作为永远处于变化生成的历史创造的一部分，小说被赋予了想象性建构一个整体世界的使命。这决定了小说及其所处的历史，始终处于未完成的、未确定的开放性状态。小说在绵延的历史中伸展着自己的生命，展示着自己的状态。从《有生》到《龙凤歌》，胡学文展现出以个体生命为根基建构整体性世界的执着探索；其作品是现代境遇下个体心灵的呈现，也是对一个整体性世界的想象性审美建构。

一、感知与氛围：生命本真体验中的生活和世界

与从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层面塑造人物的常见做法不同，《龙凤歌》中的人物是以身体性存在与世界建立连接的。与淡化社会性、观念性相呼应，《龙凤歌》人物对世界的感知是一种“活着”的体验而非“客观”感知。人物作为主体不以一种超验性眼光俯瞰世界，而是以具身形式沉浸在世界中。小说中的人物（主体）与对象（世界）是一种相互包含、彼此融入的关系。《龙凤歌》和此前的《有生》均营造了一个充满各种感觉并整合这些感觉的感性生命空间。这是一部氛围感、生命感较时代感、现实感更为突出的小说。小说的“意义”便关联这个生命感觉的世界。感觉的充溢、流转，强化了小说的氛围感，却使“意义”变得含混、模糊。这与传统现实主义将对象（客体）作为人物（主体）的认知、勘测乃至改造对象的二元论有根本不同。人物不以“视觉”方式来观照生活、把握现实，而是通过身体、心理的感知和“氛围”来接触世界。《龙凤歌》开篇对乡村夜景的描写与马秋月夜游和朱光明朱灯父子寻找马秋月的情节融合在一起，豆庄的田野、庄稼的样态被笼罩在浓郁的人物感受和情感氛围中。小说中无论是亲密的夫妻、家人还是有嫌隙和矛盾冲突的人物，都是以感知的方式，在“氛围”中相互接触并生活着。不仅小说人物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时常有迷离恍惚的感受、不自主的意识流动和对现实、他人和事件的主观臆测，小说描述生活亦注重其偶然、神秘、不确定的一面。神秘现身和消失的枣红马，成就了朱光明和马秋月的姻缘，带给马天新鲜的生命感受并最终导致其死亡；多次出现在梦境和幻觉中的白兔，既是马秋月忧虑心理的表现，又寄托着其作为母亲的深切爱子之情。麻婆子关于龙凤胎相“碍”的故事，塑造了马秋月隐秘而持久的焦虑心理，莫名地深刻影响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情感和人生历程。在氤氲不散的氛围中，小说的“意义”不再确定、稳固，它在主体生命感知及其营造的“氛围”中弥散开来。氛围将人物与世界、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它既是内容又是形式，既是形塑人物和世界的方法，又包含作家对人、世界和文学及其关系的根本性理解。从深层看，它是认识论也是本体论。这一点体现在《龙凤歌》和《有生》中。

通常认为，现实主义遵从认识论图式，将纷繁复杂的现实场景、生活细节和生命体验，纳入理性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规范，提供一幅清晰、客观、可靠、能够为人类所认同和共享的世界图景。《龙凤歌》从人物、环境和情节等方面，以具身的方式解构现实主义叙事成规，瓦解其强大的认识论、反映论霸权，以无所不在的具身感知和氛围，悄然复活那些被压抑的、边缘化的经验。

问题在于，具身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和超历史性？作家并不否认历史的客观存在，他只是在既有的现代历史主义话语之外，提出自己对历史的带有后现代倾向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有其必要性的。《龙凤歌》对时代背景和时间标识“漫不经心的刻意”处理，对生活中偶然、神秘、不确定力量的表现，显示出作家对先验历史/现实整体性话语的规避。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诗学认为“文本之外无他物”，历史只能借助文本而现身，“这并不是要否认历史事件曾经真实地发生过。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意在强调所谓的事实都是一种建构，从而揭露出所有关于过去的知识都具有的文本身份”1。作为虚构性文本，《龙凤歌》不以演绎历史为旨归，也无须以认识论上的真伪做史实的考量——问题的关键在于，真理或谬误是否符合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经验。《龙凤歌》恰恰不是提供一个区分真理或谬误的标准，否则小说中的一切包括其人物塑造、人物关系和情节设置、情节发展的动力等都无法成立，文学并非哲学或历史的仆从。《龙凤歌》的意义在于其提供了一种“经验”而非“认识”和“真理”。

《龙凤歌》蕴含的经验是现在性、现场性的。小说虽有数十年的时间跨度，涉及四代人从1960年代至新世纪的生活史、生命史，但其着力描述的是那些“在这里”和“现在”的感知，是对特定境遇和具体情境的直接感知。从村庄、房屋、农具、手工工具到田野、农田里的植物和农作物、牲畜、庄稼，它们作为片段的经验指向整体性的过去世界。这一世界环绕、浸润着人物，是曾经的现场性事实。

在认识论的王国中，相对于真理、理性来说，感觉经验处于低下的地位。但它却是建构现在性、现场性的基础。对这种经验的书写，有的作家侧重以观察、沉思的理性态度，将原初感性经验纳入理性规划，通过理论抽象传达某种理论认识；有的作家更注重经验本身的原初感性，不以走向理论抽象和“真实”认知为归宿，甚至对经验的表层亦不轻易放过，且将自身融入其中。这种态度类似熟练掌握某种技艺的工匠。工匠对于材料和事物本身及自身极为了解，熟谙自身和材料的关系。他贴近、亲近“材料”，与“材料”水乳交融，将其自然地游刃有余地制作为艺术品。胡学文便是这样一位怀着工匠态度的作家，在写作中他不以自身和“材料”为认知和沉思对象，其写作并不直接提供某种认知或坚实的结论，他生产的是一种本真的、带有本体论意味的经验。《龙凤歌》中手艺高超的木匠朱光明和他的师父霍木匠，便可视为作家的理想化身。学木匠手艺，摆弄木匠工具，做木工活是朱光明获得自由和快乐的一种方式，而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在他眼里，木匠箱里装的不只是做活的工具，而是天上的北斗七星，是神仙星宿。《龙凤歌》中的经验是被经历的而非被认识的，具有启示性，这种启示性是隐含的、暗示的，而非通过叙述直接揭示出来；经验的真实感借助感觉、心理体验得以建构，具有自明性。另外，《龙凤歌》《有生》中的经验具有程度不同的超语境化特征，很多情况下，它并不与时代和历史语境发生直接关系，其含义未必需从历史和时代中得到索解。小说语言也溢出常规套路和模式，呈现为一种心灵体验的自然、自由状态。

胡学文的小说并不致力于提供太多的客观、完整的历史经验，少有关于历史和时代重大事件的正面铺展。历史和时代主要作为简洁而朦胧的背景被勾画，构成某种生活情境或人物生活、命运转变的契机。《龙凤歌》上卷以马秋月、朱光明为重心，旁及朱、马两家的主要成员和村里的主要人物，但即便是作为主要人物的马秋月和朱光明，其身世、经历和经验也是不完整的。下卷以朱红和朱灯为重心，涉及朱丹、罗响、老闺女、老丁、罗比干等，但写朱红也是以其婚姻家庭为主，少涉其他；写朱灯则主要围绕其工作和朱丹之死展开。无论作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还是记者，朱灯与社会现实之间本应有密切关联，但小说亦未过多描述这些内容，而主要是写他与罗响及其妻女和老丁较为个人化的关系与交往。朱丹是朱家次子，小说开篇即出场，且是小说下卷的重要构成因素和叙述动力，却始终没有出场，其性格、经历主要通过其他人物之口得到讲述。就此而言，《龙凤歌》与其说是一部时代生活史，毋宁说它是一部人的心灵史。吴义勤认为《有生》“……有意识地将人物从历史及其话语的象征性符号体系中解放出来，不遗余力地开拓人物的心灵空间”2。《龙凤歌》亦是一种超越历史认识、直观生命、直击本心的体验性写作。

《龙凤歌》表现的是一个梅洛—庞蒂式的“知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人——是“具身的、不得不活在地表上的存在者”。他谈道：“正如在几何学中所发生的那样，在心理学中，那种整全而彻底地给予了一个没有身体的理智的均质空间观念被抛弃了，代之而起的是这样一个观念：空间是异质的，空间的几个方向中有的方向对我们而言比其他方向是更加要紧的，是和我们身体的各种特点有着紧密联系的，是和我们一样被抛在世界中的存在者的处境有着紧密联系的。”3在打破身心二元论之后，身体不再是精神升华的基础，精神不再是身体的归宿；身体与精神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龙凤歌》并未将身体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它在文字表述层面甚至是缺席的。但身体却通过感觉、感官、梦境、幻觉而得以“缺席地在场”。马秋月不期然的梦游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情节性因素。梦游是一种理性难以预测和掌控的潜意识，也是一种最直接的身体行为。她为自己梦游而忧虑、羞愧，为梦游时可能遭遇的窥视或侵犯而担忧。面貌长相、性格与家人大不相同的朱丹，是否为梦游遭遇不幸的结果，也是小说设置的一个悬念。马秋月梦游的行为和梦游时的幻觉，苏醒后的心理，身体与心灵、精神密不可分。马秋月、朱灯的幻觉、梦境，小说描绘的风景，笼罩在一种朦胧的诗性氛围中。但这种氛围，既不是纯粹精神、心理的投射，亦非对事物景物的直观呈现。它们本是寻常之物，却又超出日常感知，带有混沌迷离之感。

如何理解《龙凤歌》这种迷离诗性？这首先是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实践的、诗性地运用语言的结果。在胡学文的小说中，语言不是简洁便捷地指明事物的符号，“与此相反，诗人——按照马拉美的观点——则会用一种向我们描述出事物本质结构并将我们拉入此结构中的语言去代替那种将事物作为‘世人皆知’的东西给予我们的对事物的通俗指称。诗意地言说世界，就几乎意味着要缄默不语——如果我们把言语理解为日常意义上的言语的话——而且我们也知道马拉美立言甚少”4。沉默意味着留白，意味着“无中生有”“有中写无”的想象。《龙凤歌》是沉默和留白艺术的典范。朱光明、马秋月、朱灯等人物是沉静、沉默的，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是彼此的理解和默契，即便对朱丹之死，亲人之间亦“意在言外”；小说未对人物的来龙去脉、命运走向做过多的交代，如朱光明的家人、马秋月的大姐、二姐，朱灯、朱红的将来如何，更多人物仿佛麻婆子始终是谜一般的存在。“无中生有”“有中写无”的写法去除想象的套路和模式，直面并非清晰可见的本真生活。本真生活包含太多的空白、闪回、不连续、偶然、缝隙，呈现出不连续性、混沌性、神秘性。在这样的生活面前，明智的诗人选择沉默。沉默是一种智慧，也是人与世界的无言而默契的交流。语言在这里不再是纯粹的认知工具和通往真理的坦途，它具有本体性，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在语言里相遇并相融相洽。《龙凤歌》不是观念的写作而是感性的写作，内容与形式在知觉里，在语言界面上统一起来，语言联结了内容和形式，物之律动发生在语言的肌质和纹理中。

《龙凤歌》通过具身经验和感性知觉呈现生活人事本身，敞开人们面向世界的视野。这是对现实主义理性/理念结构的析解。通过析解，小说中的事和物就不再是生活中目之所见的事和物，而是人们时时接触、甚为熟悉却从未认真想过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是日常的、流动的，也是原初的、未被理性梳理和发掘过的。

二、素朴的诗或感伤的诗：叙事的“未完成性”及其时空美学

《龙凤歌》的这一写法类似于席勒所说的“素朴的诗”。“素朴的诗”率真、自然、平静、简朴，不过多理性地介入，少有道德的考量。朴素的诗人将写作看作自然而然的内心抒发，而无须刻意求之。作家不把自己也不把文字看作模仿或反思的对象，作品因而不拘于既定模式。帕慕克强调：“天真诗人毫不怀疑自己的言语、词汇和诗行能够描绘普遍景观，他能够再现普遍景观，能够恰当并彻底地描述并揭示世界的意义，因为这个意义对他来说既非遥不可及，也非深藏不露。”5从主体与自然、生活的统一性，从平和舒缓的叙述语调和风格，从注重描述自然人性等方面看，《龙凤歌》以素朴的诗的品格，塑造了一个整体性世界。但这一世界的建构恰恰是主体意识介入的结果，是主体将现代情境下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分裂作为反思对象，进行自觉建构的结晶，因此小说素朴美学中潜藏着一种批判性指向，流露出一种温和而感伤的情绪。

《龙凤歌》与《有生》均有对乡村自然风景、生活场景和乡间人物充满原初质感的描绘。人作为情感和感性生命体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有着内在的沟通和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相比之下，《有生》因历史、现实和时代因素的引入，更富历史感和人与历史碰撞的痛感，更具历史反思性，“《有生》写出了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生存情态，近现代史上的苦难生活表现在作品中，主要用来与生命的脆弱或坚韧产生对比，以增加叙事张力”6。《龙凤歌》则因淡化历史、现实和时代因素，更显生活、人物的自然性和本然形态。作家平静地描述他所看到的一切，而真实的世界本身就是他所看到和所叙述出来的。《龙凤歌》的叙述者是一个具有原初的完整性的个人，理想与感性在他那里是一体的；而《有生》的叙述者感受到个体生命在世界中无可避免地遭遇历史暴力，变得残缺甚至失去生命，因此作家通过一个将无数生命引领到这个世界的接生婆祖奶乔大梅的讲述，凸显生命的坚韧顽强和生生不息。小说通过祖奶的身体感受和生命记忆，重新组织和讲述了有生的世界。《龙凤歌》弱化历史和时代，强化生活和人的自然性、原初性，重构“完整的人”和“完整的世界”。在《龙凤歌》中，我们看不到人物深刻的思考和矛盾，看不到叙述者对人物、事件的认知与评价。作家相信自己的感觉并将其融入叙述，其中没有“教育的、伦理的与理智的原则”7，生活只是如其所是地铺展开来。

但胡学文在根本上是一个“感伤的诗人”。只是当他贴近人物和世界去写的时候，他的写作就具有了朴素（天真）的形态。《龙凤歌》看似还原生活，实质上却是对生活的理想化想象和重构。小说中以豆庄为中心的乡村世界和沈从文的湘西、孙犁的荷花淀和汪曾祺的高邮一样，都是作家反思、内省和想象的产物。坚韧、乐观的人物形象，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风俗描写，或浓或淡的抒情意味，贴到人物来写、充满同情和悲悯的写作态度，人情人性之美的表现，舒缓沉静的叙述节奏，尤其是对生命的审美观照，是胡学文与沈从文、孙犁们的相通之处。相比之下，在对人性与时代、历史关系的处理上，在塑造人物形象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上，胡学文更接近孙犁。但胡学文的写作或因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包含了对人与自然、与现实世界分离、撕裂的体认，更多了份反思和内省。与孙犁的牧歌不同，其想象更有哀歌的调子。在理性发展导致人性分裂的现代社会中，他试图以反思性想象来弥合人性的分裂，弥合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沟壑。换句话说，胡学文的小说体现了现代性境遇中的人“无家可归又渴望回归”的矛盾状态。《龙凤歌》和《有生》由此具有了寻求自然、重建和谐的性质。或许，在作家看来，超越时代和历史的书写，便是对功利性的超越和对感性与理性平衡的恢复。这或可看作其注重叙事的审美体验性的深层依据。作家试图借助审美体验性的力量，让其笔下的人与事、景与物回到原发性的自主状态。因此“素朴的诗”恰恰是反思的结果。对小说的性质、功能和写法的反思，对小说与时代和历史关系的反思，使小说成为“感伤的诗”。

这内在地决定了《龙凤歌》（包括《有生》）写作的未完成性和未定性。其形式是未完成的，其内涵也未定于一义。

在梅洛—庞蒂看来，现代人自信地将对自然无休止的探索看作自身使命，同时又对自己疑虑重重；原初世界在人类的探索面前闭锁了自身，人所看到的世界却支离破碎，不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现代人的普遍处境。他们无法掌握世界，而只能获得片面的认知；这使他们陷入既自信又深感无力的矛盾和忧虑之中。梅洛—庞蒂认为：“应当承认，不管是在艺术上、认知上还是行动上，现代人……都既没有古典时代人的那种独断论，也没有他们的那种确定的信心。现代思想表现出了未完成性和暧昧性这一双重特点，这一特点可能会使我们断定现代思想是一种衰落或堕落。”8新世纪的中国小说呈现出某种“未完成性和暧昧性”。一部分作家依循某种理想（理念）图式建构作品的“完整性”，灌注某种单一的确定的意义。但这种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史诗性宏大叙事多因认知和艺术的匮乏而得不到广泛而深远的认可——这显然背离了他们以真理、本质或规律自命的初衷。在另一些作家那里，写作变成了在困惑和矛盾中寻求出路的艰难之旅。“确定的信心”普遍缺乏，使其写作呈现出矛盾、困惑、反思和寻找的杂糅性和暧昧性，作品的意义不再单一和明确。《有生》即已体现出这种矛盾性和暧昧性：既以流动不息的生命与宏大叙事模式的对峙，建构世界的生命本质；又借助历史之流和既定宏大模式，建构一种“生命史诗”模式。小说用生命本体性替换了历史本质论。9

《龙凤歌》延续《有生》式生命/历史的结构性关系，但更将生命凸显于历史之上，通过使生命尽可能远离历史和时代，以相对自足和自主的形式展现其自身的形态和意义。这显示出小说对现实主义叙事成规和宏大历史叙事的进一步规避。为此，小说将《有生》的“伞状结构”转换为串珠式结构，以时间为经，以个体生命状态为纬，并以分卷的形式分别讲述主要人物的故事，上卷以马秋月为主，以其为叙述主线，联结朱光明等；下卷以朱红、朱丹为主，兼涉其他人物。一部小说不仅以分卷的形式分别讲述主要人物的故事，更将故事之间的关联度降到最低，不仅每个人的故事相对独立，故事之间的联系也较为松散。这与《有生》以祖奶为贯穿全篇的主要人物从而建立结构的整体性，形成鲜明相比。小说中的“时间”亦不再像《有生》那样注重自然时间、个人时间（生活时间）和历史时间（公共时间）的平衡，而是更突出自然时间、个人时间而淡化历史时间。尽管小说也述及从196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生活的转换，却并未做较为全面深入的叙述，时间主要是作为人物生活方式、生活处境的模糊背景和生活状态、生活转换的内因，加以表现的。

这意味《龙凤歌》叙事从时间主导向空间化叙事的转换。小说从朱家和马家第一代朱全和马天写起，以第二代马秋月、朱光明作为上卷的主要人物，以第三代朱红、朱灯为下卷的主要人物，并涉及罗比干、欢欢等第四代。四代人关联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历史。这一历史影响着四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但这条历史时间线主要起着勾连叙事，使其连贯并具有形式上的统一性的作用，而真正建立起叙事连续性的是主要人物的个人时间、生活时间。而个人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呼应关系。即个人的成长并不依赖于历史的发展。同时，小说上下卷各个人物的故事又是相对独立的。上卷的主人公马秋月和朱光明并未占据下卷的主体叙事，下卷的主人公朱红和朱灯也并未成为上卷的主角。即使在下卷中，朱红和朱灯的故事也并未有过多交集。因此，主要人物的故事是基于个人时间的讲述。一方面，历史时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并未作为历史的证言而存在。这使小说从通常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转换为日常化个人化的生存和生活的描述和人物心理和情感的“描写”。

与此对应，小说描写的豆庄、五台、乡村、城镇、都市，由此及彼，亦非历史和时代变迁的见证，而是作为人物生活状态和命运展示的空间而现身、转换。但叙事的空间化并不意味着时间的停滞和消失，只是说这里的时间不再是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历史时间。这一个体时间亦非主体内部的纯粹心理时间，而是一种融合了世事沧桑和人世感慨的自然时间。小说叙述朱红送朱灯上学时，有段风景描写颇为典型。“秋日的田野色彩斑斓，莜麦、小麦、胡麻、土豆，深浅不同。草野上远远近近的牛马、羊群，似乎是静止的，一动不动。但朱灯知道它们在动。动物，动方为物。还有田野间的一个个黑点，若从高处看，那就是河流呢。”10动物、植物、庄稼等看似无生命，却都是有生命活力的“动”物。在俯瞰的宏观视角（如历史宏大叙事）下，它们微渺、凝滞，失去了生命的具体性。与那些未能写出人世和自然的真实情状的宏大叙事相比，《龙凤歌》包含更多对世界的设身处地的体认。

朱灯上车后，看到送行的妹妹，“她立在一九八四年的省级公路上，脸朝着车的方向，冲他摆手。朱灯终是没忍住，泪水涌出眼眶”11。公共时间（一九八四年）和空间（省级公路），是被放在人的情感波动中加以显示。如此处理时空和人之关系，是《龙凤歌》《有生》典型的方式。小说中将空间连为一体的不是时间，而是融合在人的感觉和言行中的情感。这种情感如此强烈，以至于转化为潜意识，通过梦境、幻觉和梦游的形式体现出来。小说首句：“那无疑是马秋月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甚于新婚，可在那个喜庆的夜晚，马秋月竟然又梦游了。”12时间是模糊的，日期之重要首在其个人意义，梦游体现着一种失去时空感（无论是物理时间、生活时间还是历史时间）的典型状态，唯有“喜庆”的心情是清晰、确定的。

时间不是抽象、无形的，它会现身于世间万物和人类的生长、颓败和死亡。空间也不是空洞的，其意涵未必只有作为历史的见证才能被充实，它自身便有生命，且这生命与人有关。朱灯为处理朱丹死亡一事重返豆庄，看到了麻婆子去世之后颓败荒芜的房屋庭院，唏嘘感慨。景观成为与人密切相关的时空流转的见证。每次返乡，朱灯都要在街上闲逛，不为炫示，“就是纯粹的走。可能与梦幻有关，也可能与年龄有关。身影距豆庄越来越远，情感则愈来愈浓。有些东西带不走，他不能，别人也未必能。只是别人无视，他珍惜。这或许是写作者的病症。要说也有目的，走一走，嗅一嗅，身心舒畅。他享受”13。不仅揭示空间、时间与人、年龄、情感的关系，亦透露了叙述者/人物/作家的乡愁。这是《龙凤歌》作为“感伤的诗”的又一体现。

《龙凤歌》作为抒写怀乡、恋乡情思的“乡愁”之作，不仅关乎小说人物和作家本人，亦关乎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结构。

三、为整体性失却的世界赋形赋意：小说的“现代”形式、气质与功能

现代小说关注个体内部生活并将其作为对立的对象加以表现，《龙凤歌》在叙事形式和人物塑造上便有此倾向。但与卢卡奇“小说把个体的命运的独特性发挥到极致”的看法不同，《龙凤歌》在关注个体的同时，亦注意将其与群体加以联系。所以，尽管马秋月与朱光明，朱红与朱灯和朱丹等各有其性情和为人处世的方式，但他们能够彼此接纳，相互关爱。有些存在嫌隙和矛盾的人，亦能得到谅解，如杨疙瘩与朱光明、朱红与刘长腿。小说对个体内部生活独立性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个体与群体、世界关系割裂的肯定。《龙凤歌》在现代主义文学气质、手法之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深层认同，小说对豆庄人物关系的描写，对马秋月姊妹关系的描写，对朱红与朱灯兄妹情感的描写，对朱灯与罗响及其妻女关系的描写，都表现出对中国人情世故的熟谙和情义伦理的体认。在胡学文看来，民族传统美德和人心人性之良善仍不失为漂泊无定的现代人灵魂救赎和重建整体性的根基。

在时间尤其是历史时间淡薄的情况下，人物获取意义的路径更在于其“内部”。小说为此对人物的心理、潜意识、感觉、幻觉、梦境等进行了繁复的描写。相对来说，从社会、历史、现实等“外部”为故事赋意，会使叙事更为完整、顺畅，意义更为确定、显豁；而从“内部”生发意义，则会使叙事体验化、零散化，意义更显含混、暧昧。简而言之，“内部”叙事更具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观性、体验性和心理化，更能体现小说“所描绘的世界是既未完成亦未定于一义的”。《龙凤歌》之所以具有如此特质，出自作家作为一个反思性的现代主体的有意识建构。作家要以此走出历史/现实对想象力的钳制，探索重建整体性世界的新路。从深层看，这也是一种现代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普遍性症候。“在现代人这里，不仅仅各种作品是未完成的，甚至就连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世界也像是一件没有完结的作品，是一件我们不知终究会不会有结局的作品。而其，一旦不再仅仅涉及自然，一旦涉及了人，由物之复杂性所导致的知识之未完成状态便会加倍……”14这一看法也符合卢卡奇小说是堕落时代——即没有自发的总体性的时代——的史诗的观点。《龙凤歌》便是一个有着个体性的反思品格的作家创作的、具有现代思想和现代艺术“双重性特征”的文本。

作品的未完成性和暧昧性，意义的不确定性，并不只存在于作家身上，这在根本上取决于整体性世界的破碎和瓦解。这种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已经深刻地揳入生活结构和人的意识结构，使作家成为“成问题的个人”并赋予其创作“忧郁”的品格。“这种对反思的需要，是每一部真正伟大小说之最深沉的忧郁”，在生活的外延总体性已经失却的情况下，寻找生活内在的固有的意义，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卢卡奇指出：“小说是成熟男子气概的形式：小说作者已失去一切诗作光辉灿烂的青春信仰……而他越是痛苦和深入地感到有必要把每一诗作的这种最本质的信条作为要求呈现给生活，他就越必须痛苦和深入地学会理解：信条只是一种要求，而不是一种起作用的现实。”15在史诗逝去的散文化时代，个体亦失去了与集体的有机关联，他只能通过对个体内部生活的强调、书写，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在此实践中，现实主义的现实具有了强烈的心理品格。正是怀着这种非现实的信念，小说从总体性方面思索隐藏着的生活意义。这样的小说作家是一个有着承担的勇气的探索者，在其目标和道路皆非给定的、明确的探索过程中，小说作家离开与其无内在关联的日常现实，摆脱超个人意义体系的囿限，从“成问题的个体”成长为清醒的自我——“成熟的男子”。现代境遇下的小说所表征的是在一个整体性失却的世界中个体的自我完成。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文学寻找自我的热情在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此时的个体逐渐从革命/启蒙现代性话语中挣脱出，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化立场和话语风格。写作体现出一种通过心灵冒险建构自我本质的属性。但后现代性因素的渗入又使这种主体建构面临解构的困局。1990年代市场大众世俗文化和市场消费文化，在消解整体性话语的同时，也将主体建构推入平面化模式化境地，出现了“个体形象复制生产”的吊诡。

1980年代文学的主体建构直接关联理性，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启蒙理性成为主体建构得以进行的重要资源。作家只需将写作接通“资源”即可获得本质。那么，这种写作模式本身便需要反思：其自我本质的获得是否已被某种先在话语所规定？如此缺乏心灵冒险性的自我确认是否可靠？由此书写的个人经验是否过于轻易？同样，1990年代文学放弃宏大叙事模式乃至疏离普遍价值、终极关怀，关注身边琐事、个体内部，是否在涉及自身的同时，成为一种不及物写作。有意味的是，1990年代伴随着作家身份的多样化的凸显，主体性却渐趋消隐。一些作家固守启蒙立场，另一些投身世俗化消费化大潮，还有一些选择某种理性话语以立身。个人化写作、主旋律小说、知识分子写作，因固守既定的当下立场而缺少了历史的自反性。社会现实的复杂化和文学、文化观念的变化，使原来作为反抗策略的主体（性）观念，在进入1990年代后因失去了其反抗对象而无所适从。1980年代那个从主流意识形态获得自身规定性的主体，在进入1990年代后分解为一个个边缘化、碎片化的微观政治主体。

主体的弥散和定位的模糊，并不意味着主体放弃了自我的主体性建构。如果说1980年代是一个史诗时代，在那个时代，总体性是一个给定的事实，无须主人公费心劳神地去探索和发现；那么1990年代更接近于一个“小说时代”。在这个时代，小说处于一个分裂的、异质性的文化空间中，它已经无法从中获得意义，亦无法为这个文化空间进行整体性赋形。既定的意义已失去，它需要个体自己去寻找。在此处境中的作家，对自身的能力和局限有了更为清醒和自觉的认识，他们不会再像此前那样投身于某种潮流式的写作中而获得一种“整体性”的命名，亦未放弃在新情境下寻找自身主体性的可能。胡学文的写作体现出写作的复杂性、矛盾性及主体建构的困境和可能性。此前的《有生》便呈现出作家在潮流与溢出潮流、在历史中与溢出历史、赓续宏大叙事与重构宏大叙事、关注生命个体与超越生命个体之间，所意识到的矛盾与自觉的选择。《有生》的写作既有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质素，又有对其做反思和超越的尝试。《龙凤歌》延续了写作的自反性，更体现出“成熟男子的气概”和在现代情境下寻找意义的勇气。

《龙凤歌》中朱光明、马秋月、朱灯、朱红等都是有限的生命个体，他们所处的世界充满庞大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显得过于普通乃至卑微。他们不具备理解、穿透这个世界的力量，甚至没有丝毫改变这个世界的想法。他们只是想被它平等地接纳和对待。尽管从1960年代直至新世纪，他们始终遭遇各种困境和不幸。经济困难、政治氛围的浓烈，龙凤胎相“碍”的忧虑，一直困扰着马秋月和朱光明，晚年又遭遇丧子之痛。他们的三个儿女，朱红成熟、干练、勇敢，有担当，照顾孪生弟弟朱灯；她坚持自己的爱情选择，婚后却因丈夫刘长腿的背叛而主动选择离婚。朱灯从小身体弱，心理也传承了马秋月的敏感、脆弱，他生活中得到母亲和姐姐朱红的关照，工作屡生波折，生活多有不顺，但他心性善良，长于写作，虽未成为名家，却以擅长想象的能力编织朱丹逃亡的故事，安慰晚年丧子的年迈父母。作为家中幼子，朱丹出场不多，壮年早逝，是家庭和父母的不幸，但他的死亡却被哥哥朱灯和姐姐朱红隐瞒，未给父母带来更大的打击。在充满偶然和不幸的世界中，他们是有限的、不幸的。尽管他们对于当下幸福生活的追求似乎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但小说却在令人感伤的情绪、氛围中，在生活的悖谬中，赋予人物以相对自足的意义，使叙事具有了一种平和宁静的品质。

四、“现实”的反思与重构：游走于个人/内心与世界/历史之间

《龙凤歌》不是从外部赋予人物以意义。相对于社会、时代和历史，作家更关注人的心灵、灵魂。与生活提供的命运相比，个体生命的心灵更为宽广，也更为隐秘、内在。面对无序的现实，作家并不试图以一种虚假的统一性讲述一个“现实”的故事。尽管小说有从1960年代到新世纪的跨度，写了这半个多世纪中人们的生活史情感史，他们的情感和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情状。但其目的并不在于通过讲述人物的经历以获得对过去事件的情感层面和认知层面的理解。毋宁说，即便小说在描述1960年代，也是写其正在经验和体验中的状态。也即，其关于特定历史情境中人物和生活的表现是现在进行时和个人化的。偶尔出现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头式的句子，只是一种将来生活遭遇和处境的一种预叙，可能会产生某种宿命感和神秘感，却不会产生历史感。其目的并非要在现在与将来之间建立一种有机联系，而在制造一种叙事效果。

历史固然会改变主人公的生活和命运轨迹，但他们并不从历史而是在生活中获得意义。人物的命运并非由历史和时代最终决定，也并非由命运预先注定的。朱全、朱光明一家特殊的政治身份固然使其在豆庄地位低下，过得谨小慎微，甚至遭受气势和杨疙瘩等人的欺负，但朱家人还是坚韧地活下来。始终笼罩在马秋月心头的龙凤胎相碍的忧虑，不仅一直未能变成现实，相反，“弱势”的朱灯一直得到“强势”的朱红的悉心关照，且在处理朱丹之死赔偿问题和编织朱丹“肇事逃亡”故事安慰父母过程中变得成熟和“坚定”。小说中的人们只是在各自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中生活。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命感受和心灵体验，才是小说叙事的重心。作家把经验（生活经验和心理经验）而非某种先验的现实作为重要乃至唯一的表现对象。其中包含着作家对既往写作以先验形式将先验化的“现实”表现出来的做法的反思。

这种先验性写作在关于时代和历史的宏大史诗叙事中有着突出体现。此类史诗如同卢卡奇所说的古希腊史诗。如果说卢卡奇关于古希腊史诗是先验与世俗存在水乳交融、《荷马史诗》彻底实现了先验内在化于世俗生活的看法，是一种进行现代性批判的“乌托邦”策略，是一种现代“怀乡病”的征候；那么，中国文学中的宏大叙事却在其将先验内化于世俗生活，或者说依据某种先验理念筛选、评判世俗生活方面，实现了与古典史诗的沟通。它将某种乌托邦眼光看到的东西，把先验“现实”当作唯一真实或唯一合法性的现实。如此理想化的主体，看似极具创造性品格和理想化抒情化的气质，但其实际上只是一个被动的接纳并传递信息的容器，它只是作为“整体性”传达自身意志，表现“现实”和揭示“真理”工具。这种诞生于1930年代的先验性写作，在新世纪小说中仍占据重要位置，其中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确定性、完成性认知，封闭了主体思想和叙事的敞开性和可能性，背离了现代情境下个体和文学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这一现实。

在此背景上，《龙凤歌》的思想和叙事意义，由此得以明晰。小说并非记录历史和时代变迁的现实书写，亦非“整体性”的容器和化身，其关于马秋月、朱光明、朱红、朱灯等主要人物的“传记”并非生活写实意义上的，而是在心灵、体验层面上的。作为一部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龙凤歌》塑造的文学世界及处于这一世界中的人物，拥有属于自己的丰富、独特而活跃的内在生活。小说将属于人物内部的“自然”的自我作为真实的世界加以表现。这使人物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甚至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他们似乎各有其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马秋月与朱光明的婚姻是一个偶然，一个说不清的机缘巧合，甚至是其父马天的乱点鸳鸯谱。从叙述中，也可以看到马秋月与朱光明的关系，甚至不如其与讲故事的麻婆子密切。类似的是，朱光明与马秋月的关系，亦未必比他与师父霍木匠更无话不谈、知根知底。小说亦未落墨于朱光明与其子女的关系。总体来看，尽管小说着力描述一个家庭内部成员的心理和情感，突出其个性和性格，但除了相对较多地写到马秋月与朱灯、朱红的关系，并未过多直接描述其间情感和心理关联，尤其是小说对朱丹故事的讲述，基本是在其死后以人物回忆的方式间接写及。

《龙凤歌》何以将叙述放在各个人物的内心，却不像常见的小说那样对同一个家庭的人物之间的生活和情感关联，加以重点描述？由此，可以看到1990年代的个人化叙事的痕迹。个人化写作从此前的单一化、集体化、目的论的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转向个体生命经验状态和生命历史的描述，致力于通过个体日常生存经验传达新的现实认知、新的主体建构和新的叙述方式的可能性。这个游离于集体经验之外的个人，有着建构自我/叙事的强烈意识，他希望通过个人的书写为自己也为现实赋予一种独特的意义。对于个人化写作来说，“个人”不是终点，个人所关联的“世界”才是其所要抵达的目的地。个人主体的建构固然要解构强大的历史话语霸权，但这一解构同样需要走出自我的禁锢，同样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中进行的、不能被别人也不能被自己复制的经验性实践。政治、社会、他人、群体不是他成就自身所要规避的对象，而是需在自我/历史的缠绕、碰撞和博弈中不断沉思并建立深层关联的区域。主体的生成应是超越自我/世界二元对立模式的相互生成。对于胡学文来说，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和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既提供了一种溢出宏大历史/政治话语和公共想象、建构主体个人维度的可能和路径，又让其看到历史、社会、时代并不外在于生活、写作和主体重建之外。历史提供了个体/写作的可能，真正有意义的个体/写作应是一种“历史”实践。《龙凤歌》便是这样一种历史实践：叙事的未完成性和意义不确定性，既是一种现代境遇下的个体与小说的症候，它显示了现代思想、文化和艺术的现状和困境；又是一种以具身感知想象一个整体性世界的美学实践，通过个体与世界、文学与历史和时代关系的再思，小说以素朴的形式承担了史诗的历史使命——这既是说，《龙凤歌》并未彻底放逐历史，而是在对既定现实主义成规和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反思中，重建一种基于个体生命的心灵史、情感史；也是说，现代境遇下的《龙凤歌》写作，仍是一种处于历史生成中的必要而艰难的探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播学视域下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像化研究”（项目编号：21BZW14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2 吴义勤：《生命历史诗学的构建——再论〈有生〉》，《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在另一篇关于《有生》的评论文章中，吴义勤认为《有生》“有效地传达了中国现代历史经验和百年国人的生命体验”。参阅吴义勤《胡学文〈有生〉中的“经验”与“体验”》，《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3 4 8 14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世界：论哲学、文学与艺术》，王士盛、周子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25、84—85、92、95页。

5 7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5页。

6 桫椤：《生命因为仁慈和坚韧而神圣——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9 关于《有生》中生命与历史之间的矛盾纠缠及小说建构生命史诗的路径和困境，参见王金胜《历史“内/外”的总体性诗学重建——以胡学文〈有生〉为个案》，《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

10 11 12 胡学文：《龙凤歌》（上卷），《钟山》2024年第3期。

13 胡学文：《龙凤歌》（下卷），《钟山》2024年第4期。

15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6—77页。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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