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十多年后，张杨躺在酒店六层大床房的浴缸里。落地窗外没有风景，楼下是待拆迁的平房，乱糟糟的一大片，围着灰白的水泥墙，远处只有一幢孤零零的高楼。

躺进浴缸前，水龙头放出浑黄的水，张杨打电话问前台，浴缸能用吗？前台误会了，一个领班模样的人给她送来几个一次性泡澡袋。水色渐渐恢复正常，张杨铺上泡澡袋，塑料布在她胳膊和腿下窸窣摩擦，好像裹着雨衣躺在雨水里。

张杨想过很多次，要入住这家酒店，装满满一浴缸热水，像皇帝一样躺进去，舒展四肢，泡泡和热水漫出，打湿房间地板。现在，她如愿以偿了。不知为何，她反而浑身上下不舒服。可能是她刚才进房时，整个房间笼罩在冬日的阴郁冷清中，好像房间长期无人使用，它等得发霉了，有种瑟缩的委屈感，开灯也不能挽救，任何灯光组合都改变不了它的阴沉、黯淡。也可能是，这虽然是椰子酒店，但不是她上过班的那家。

在椰子酒店上班的最后一天，她像往常一样累得要死，那天却比平时更加漫长。她给自己打气，只要撑到下午五点，就和这个可恶的酒店没半点儿关系了，哪怕以后再来，也是以客人的身份。

那时，张杨的女儿不到两岁，她打算找个离家近点儿的工作，这样可以早点儿回家带孩子。她不想做文员，她生孩子前就没上班了，要写简历，得胡编乱造，填补中间长得可怕的空白期。一份报酬五六千元的工作，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女性竞争，被录用者好像得到了一个天大的饭碗，捧着这个，就得承受每天被呼来喝去和随时从天而降的工作。在应聘一家软件公司的办公室助理时，张杨经历三轮考验，打字、笔试、面试，和另两个女孩儿留了下来。黑西服、黑框眼镜的HR经理把三人召到会议室说：“你们三个都差不多，没有哪一个表现更突出，现在你们自己说说，我该选哪一个？”张杨强忍恶心，重复了一遍面试时的自我介绍。当然，她落选了。

张杨去了位于她家附近的椰子酒店。酒店总缺人，他们不停招人，对简历要求不高。那是夏季炎热的一天，张杨在大太阳下走了五分钟，到了地铁口。椰子酒店就在地铁口旁，赭色岩石建成的城堡，镶嵌着铁灰色的窗框，大厅高大宽敞，冷气幽凉，犹如春日。

接待张杨的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女性，皮肤洁白，涂了浅紫偏粉的口红，那是粉色风信子的颜色。就店长这个职位来说，她似乎年轻了些，她的头发按服务行业的要求包裹成扁圆丸子，紧贴头皮，吊在脑后靠脖颈的位置，身穿酒店常见的藏青色西服套裙，黑框眼镜，显得严肃、老气，说话时压低下巴，眼睛从下方打量张杨。那是一种怀疑的眼神，兴许在想她能干多久。“我们只缺客房服务，包住，包两餐。”店长的普通话不太标准，上门牙略微外凸，高张杨半个头，比张杨还瘦。虽然张杨生了孩子，但没有长胖，体重始终保持在九十多斤。

店长说，要先试用，问张杨当天有没有空。张杨说有，店长立马拿起对讲机，问哪

个楼层缺人。张杨去了六层，跟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圆脸大姐干活儿。大姐把床单往半空一撒，散发着烘干香味儿的床单不无委屈地滚到床头，大姐说她也不怎么会铺床，她才来一个月。大姐走到床头，让张杨去另一边，俩人抬起床垫，把床单压进去。之后，大姐把被套往空中一扔，被套像朵马蹄莲，散在床上，大姐抓起被芯两角，一边塞一个，抓起被子上下抖动，等被子完全服帖，再把被子也压进床垫。大姐套枕套的动作和张杨在自己家干活儿差不多。有一两次，大姐阻止张杨换床单：“看下脏不脏，不脏就不要换了。”

六层共十二间房，四间榻榻米，八间大床房，其中，四间带浴缸，一间带落地窗和阳台。刚去时，张杨觉得榻榻米最好打扫，因为面积小，后来发现，榻榻米房有两张床，要换两次床单被套，花的时间更长。如果房间干净，张杨半小时能打扫完一间。当然，这只是在她体力足够的时候。

快到五点时，圆脸大姐说：“最后一间，店长让你打扫。”她把房间里的垃圾收走后离开了。

那是个带浴缸的房间。张杨打扫时，店长来了，用手摸浴缸边缘，穿着高跟鞋与丝袜的腿又蹲下来，在光的折射下从四个方向观察，又问张杨有没有刷子，张杨说没有。店长狭长的眼睛瞄了一下张杨，说：“你的工具箱是不是没刷子？”她用对讲机呼叫，让其他楼层的人送来一把，拿起刷子刷浴缸。店长说她刚来酒店时也是干的客房。张杨问她学的什么专业，她的声音细而轻柔：“旅游管理。”张杨在脑中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职业规划，干一两年服务员，升领班，干两年领班，升主管，再读个旅游管理专业，很快她也能当上店长。虽然店长很辛苦，一年到头守在店里，但收入应该不差。

店长又拿起一块抹布，和张杨一起抹淋浴房的玻璃，两人肩并肩，像亲密的队友。店长细心地交代：“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早上八点五十到，要在这之前吃完早餐，因为要准时开早会。”

打扫完的房间，玻璃锃亮，被单雪白，就像从未被使用过。真漂亮。这儿没有职场关系，只有单纯的劳动，干好自己的活儿就行了。

早上八点半，老公抱着孩子和张杨一起出门，他把孩子送去父母家，再去音响公司上班。那家音响公司没什么生意，工资很低，但可以在办公室里炒股。下班后，他再把孩子接回来。

餐厅在酒店地下停车场的旁边，供应白粥、馒头、两样小菜。张杨不爱吃馒头，只打了粥，一个大姐拿了两个馒头，自己一边啃，一边劝张杨也多吃点儿：“一会儿干活儿，很快就饿了，撑不到中午。”她叫周慧珍，大家叫她小周，小周三十二岁，方脸，个头儿不高，身体却敦实，说话和动作都像四川泡菜一样爽脆。小周说她女儿五岁了，老公也要上班，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张杨惊讶：“你让小孩儿一个人在家？”小周说：“没办法啊，我让邻居帮我看着点儿，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开早会时，主管分配了楼层，一人一层，张杨分在七层，她领到一个工号牌，金黄的牌子上印着黑色的英文名字“Madelyn”，张杨查了一下，念玛德琳，伟大、崇高的意思。什么样的女人会叫这个名字？从来没人这么叫她，主管和领班叫她“张杨”，同事叫她“小张”，客人叫她“大姐”“阿姨”或“服务员”。

有时早会还没开完，耳机里就传来前台退房的催促，服务员跑步上楼，上气不接下气地查房，检查客人有无遗留物品，有没有弄脏或弄坏什么。只有一两分钟时间，有时很难发现被子遮盖住的红色污渍或弄脏的地巾。主管说：“这次算了，下次再这样，就要承担清洗费。”张杨为自己的疏漏羞恼，主管又安慰她：“没事，洗衣房能洗掉。”“要是洗不掉呢？”主管脸一沉：“洗不掉就报废了，就赔钱。”

有时张杨刚到楼层，已经有一两间房在等着她打扫了，如果在下午五点前干完，就能提前下班。最倒霉的是一个上午都没有客人退房，中午时一口气连退七八间，那就要干到五点以后了。

客房恢复如新，张杨用对讲机通知领班或主管，检查合格，店长让房间重新上架，变成可预订状态。忙的时候，主管、领班一直在三层到十二层的楼道间，陀螺般地上上下下。一般酒店，一个主管手下配两个领班，椰子酒店为了省钱，把主管当领班用，店长也要帮着检查或打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固定的活儿，比如每季翻床垫、擦每间房的灯罩或其他死角、技能培训等。

刚开始，张杨捡到任何东西，都会询问前台，客人往往说不要了。一次，张杨发现房间抽屉里扔着一个话筒模样的东西，通知前台，说客人的话筒丢了。店长说：“客人已经离店。”耳机里传来店长的急呼和行李员追客人的声音。不久，对讲机里传来行李员的回复：“七层，七层，客人说不要了，送给你。”口气有点儿不高兴，好像怪张杨害他白跑一趟。

好好的话筒怎么就不要了？张杨拿着铁灰色的话筒进了工作间，那里堆满了换下来的布草。话筒的材质像是合金的，拿在手里很沉。小周来了，看着话筒哈哈大笑：“那不是话筒。”张杨醒悟过来。这件事让她出了名，前台和行李都认识她了。

小周教她，除非是手机、现金这类比较值钱的东西，其他都不用管，一般是客人不要的，实在拿不准，就先放在工作间，等两天，客人没找，那就肯定不要了。服务员捡到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内衣裤、鞋、袜子、香烟、化妆品、食物，最常见的是洗发水、护发素。客房部默认这样一条规则：如果确定客人不要，物品由捡到的人处理。

尖下巴领班在帮张杨查退房时，拿走了客人不要的东西，一个全新的毛绒玩偶。张杨记不清那是什么玩偶了，女儿不缺毛绒玩偶，自己家买的，别人送的，她曾清理了几大袋扔掉，家里还有一箱。但当领班拿走毛绒玩具时，张杨却不太舒服，好像领班占了她的便宜。不久，张杨也学会了捡东西。开始，捡客人没用过的一次性香皂、牙膏、拖鞋，后来，用过的她也捡，攒一大包带回家。老公说，捡这些回来做什么？张杨自己也觉得奇怪，把那包东西往厨房水槽下方一塞，就忘了。很多年后，大扫除时，张杨从水槽下方翻出那包残缺的香皂和挤过的牙膏，香皂脆了，牙膏干了，张杨把它们扔进垃圾桶，好像那部分糟糕的记忆也跟着走了。

小周的活儿干完了，或她那层暂时没有退房，她就来帮张杨。小周问：“你家有没有抗生素？有的话给我一点儿。”张杨满口答应，但一回家就忙着做饭、带孩子，把这事儿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段时间想起，打开家中的药品收纳盒，没找到抗生素，就没跟小周说。渐渐地，俩人的关系没那么亲近了。但也许是那个男服务员来了以后，小周才和张杨疏远的。

张杨在椰子酒店待到第三个月时，酒店来了个男客房服务员，赵宏宇，二十多岁，平头，头上有星星点点的白发，头圆圆的，镜框圆圆的，圆肩圆背没脖子，也许小时长得很可爱，干起活儿来笨手笨脚，常被主管和领班骂。在这群三四十岁的阿姨中，小赵是唯一的年轻男性。修理工、行李员也是男的，但他们不和客房阿姨来往。

下班时，张杨在楼道遇见了小周和赵宏宇，小周干活儿干得热了，满脸通红，大汗从额头冒出来。赵宏宇拎着两个楼层的垃圾袋，他的和小周的，他俩互相帮助，可能因为她是他师傅。张杨的师傅，那个做事敷衍的大姐，在和另一个短发大姐聊胸衣，短发大姐露出神秘的笑，说，胸衣要买好点儿的，推荐的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国产牌子。

一开始，店长和服务员都住在酒店里，没过多久，他们搬出了酒店，房间打扫出来出售给客人。集团在酒店外搭建了一个简易洗澡棚供服务员洗澡。洗澡棚就搭在酒店对面，垃圾房旁边，线和管子从墙上伸出来，歪歪扭扭地上了屋顶，玻璃窗上涂了一层不均匀的黄漆，窗户空隙处安上了蓝色排风扇。员工柜也装在洗澡间里。

酒店又推出了钟点房以及延至下午一点的退房政策。倒霉的话，早上退的房，中午售出，下午又退，一间房一天要打扫两次，几乎没人能提前下班了。一天下午，张杨干到六点，主管和领班都下班了，店长来查房，她问张杨：“这浴缸你用刷子刷过吗？”还是细柔的声音，音调往下沉，好像要断了，但又顽强地接续上。张杨看着店长单薄的小脸，老实回答：“用刷子刷不干净。”店长不看张杨，拉长了脸说：“用力刷！”张杨开始讨厌店长，讨厌椰子酒店。

更让张杨生气的是，管理者好像嫌客房服务还不够忙，为了给服务员找事做，酒店花样百出，先是给客房配斗鱼，服务员打扫房间时得注意鱼是不是还活着，要是死了，就去领一条新的来换，死去的色彩斑斓的“尼莫”被倒进马桶。这儿的马桶通向下水道，而不是大海。又给客房配魔方，能把魔方还原成六面的员工也有奖励。客房部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张杨在最后一关前停了下来。那段时间，女儿常在半夜一两点钟惊醒，哭个不停，张杨抱着两岁大的女儿，在阳台上走来走去，直到孩子再次入睡。月光刺眼，张杨筋疲力尽到第二天难以应付繁忙的工作，主管或领班用对讲机呼叫张杨，说她没弄干净，叫她返工的次数变多了。就算忙成这样，客房部还是抽空举行了铺床比赛。一个三十岁，患有肩周炎的年轻“阿姨”赢了，奖品是一千毫升洗衣液。其他服务员不服气，短发大姐质疑比赛的公正性。主管拿出打分表，表上分了若干项，三十岁的年轻“阿姨”各项得分平均，以微弱的优势险胜。服务员们散去，张杨的师傅还在和短发大姐嘀咕。比赛让张杨意识到，她手脚不灵巧，不是干这行的料。她已经因劳累失去了刚来时的热情。

大堂保洁阿姨说，她原先也是客房服务员，后来腰肌劳损，没法做了，现在虽然工资低点儿，但也有医保：“每年打到卡上，就可以去看病了。”

她们是没办法，可我不是。张杨开始在家备考会计从业资格证。每天回家先做饭，等老公孩子回来，吃完饭陪女儿玩儿，给女儿讲睡前故事，等女儿睡了再学习。没有退房时，张杨在工作间看书、刷题。

对讲机响了，前台呼叫，709客人出门了，请服务员打扫一下房间。张杨起身，去敲709的门，没人答应。张杨刷卡进入，发现房内开着灯，灯光昏暗，一个男人躺在床上，白被单遮住了他大半张脸。从张杨进去到离开，他没看张杨一眼，也没动弹一下，不知是害羞，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梦境中。房间很脏，到处是烟灰和外卖盒，张杨收垃圾、擦桌子，把桌面、床头柜上的空烟盒统统扫进垃圾袋，束好袋子，扔进停在门外的小车里。不久，主管来了工作间，说709客人投诉，说他房间里的香烟不见了，烟很贵，问她有没有拿客人的烟。张杨说，没有，我怎么会拿客人的东西？主管想了想，让她把垃圾袋打开，找出那几个空烟盒，一一打开看，里面真的有烟。

有些客人刚住进去就让换床单，马桶堵了、下水道堵了的事也经常发生，难打扫的还有住了三天以上的房间，以及开过生日派对的房间，到处都是奶油和雪花喷雾，凝结在地上、墙上，像一坨坨干结了的灰色鸟粪，要用刮刀刮，花很长时间，房间才能恢复原状。

年底，为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员工，酒店请客房服务员去卡拉OK唱歌，可以带家属。张杨坐了一会儿，老公带着孩子来接她。赵宏宇正在嘶吼一首西北民歌，张杨老公夸他唱得好，有真正的劳动人民本色，赵宏宇的鼻子冷哼一声，拿着话筒换了个位置。张杨心想，也许，她老公是上海人、她家住在市中心，这些事儿让赵宏宇不舒服。一闪一闪的灯光下，周围一团和气，张杨的师傅嘴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零食，端着啤酒和短发大姐碰杯，泡沫溢了出来。小周拍着塑料拍手器，她洗过澡来的，额头和鼻尖油光光地发亮，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眼周多出好些皱纹。这点儿小恩小惠就把她们收买了？她们忘了酒店平时怎么对她们的了？

又熬了两个多月，张杨通过了四门考试，拿到了会计从业资格证，应聘到一份财务工作。她向酒店辞职，店长说，要提前一个月。张杨说她也没办法，那边要人要得很急。店长说，那再干半个月，等我们招到人。那正是酒店最繁忙的旺季。张杨说，不行，我只能再干一周。仁至义尽了。灯光下，店长抿了抿嘴，脸色似乎更苍白、严肃了。

在岗最后一天，张杨在楼梯间碰到了尖下巴的领班。领班坐到台阶上，脱下布鞋，磕出里面的小石子，说：“听说你要去坐办公室了？”张杨点头。领班捶腰，说：“好，厉害，哪怕我干不了别的，听说有姐妹不干这行了，也高兴！”张杨说：“当领班挺好的呀。”领班摇头说：“一样辛苦，天天跑楼层，一分钟都歇不下来，连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我这个石子硌脚半天了，现在才拿出来。服务员没打扫干净的，都是我擦屁股，腿每天疼得不行。”

张杨笑了，原来如此。她们一直跟在客房服务员屁股后头，也不容易。她都要原谅领班以往的各种吹毛求疵了，脑海里又闪现出她待她的苛刻，她在对讲机里粗暴地呼她，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没打扫干净；她为一些小问题，就让她重新返工；她问都不问一声，就拿走了退房里本该属于她的东西；还有，她帮别的客房服务员打扫，却从不帮她。

这时，耳机里传来“718退房”的呼叫。张杨跑进718房，火气腾腾往上冒。地上扔满各种垃圾，好像刚有人从这里搬走，他们到底是怎么把房间弄得这么恶心的？他们这样做，让她的劳动变得廉价，变得毫无意义。一片狼藉中有个鞋盒，出于习惯，张杨打开看了一眼，里面装着一双当时流行的松糕鞋。鞋底很厚很高，几乎是全新的，还是她的码。好好的鞋就不要了，太浪费了。

房间脏乱成这样，客人肯定不要了，张杨没向前台报告失物。她明天就不来了，不可能等两三天确认。她从鞋盒里取出鞋，放进清洁车，拿回了工作间。

那是那天的最后一间退房，下午五点，张杨打扫完所有房间，把鞋装进手提袋，拎着七层的垃圾下楼，把大垃圾袋扔进垃圾房，里面有几袋垃圾，已经有人下班了。张杨拎着装鞋的手提袋，进了简易洗澡棚，打开员工柜，换好衣服，把手提袋放在靠墙的地上，去还工装。

前台，店长一直在忙，张杨等得不耐烦了，她才接过工装，慢吞吞地签字，问：“去什么地方上班啊？”张杨说，是家外企，做财务。

签完字，张杨走出酒店，没等她走到洗澡棚，电话响了，店长急切地问：“718的客人打电话，说她落了一双鞋，领班刚去718找过，没找到，你看见了吗？”

“没看见。”张杨有点儿幸灾乐祸，活该。兴许还有一丝报复的快感。可报复谁呢？客人只是不懂事，他（她）从来没有做过客房服务，这个世界离他（她）很远。店长或主管？这些制度又不是她们制定的，她们只是执行者。更上面的人？他们也只是这个不停旋转的大机器的一部分。她的愤怒变得盲目。说完她就后悔了。店长又说：“你再回忆一下，有没有可能扔了？”

太晚了，如果店长早点儿说，她还在楼层，她会从工作间找出鞋来还她，现在鞋盒已经扔了，她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垃圾房，红漆铁门上有一根铁门闩。她们通常打开门，把垃圾扔进去，一袋压着一袋，她得打开门闩，翻开垃圾，分辨哪一袋是她扔的，从中找出鞋盒，把鞋装回鞋盒，再把鞋盒放回楼层。更重要的是，她已经说谎了。那时候，她就不仅是占小便宜的人，还是说谎的人。她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店长连着追问了几遍，她坚持说没有。店长深吸一口气，口气缓和下来：“那我再问下客人，看她是不是记错了。”

张杨进了简易洗澡房，水打在身上，冲淡了一部分焦虑，但她无法像平常那样享受热水澡，享受热水浇在身上按摩肌肉、缓解疲劳的快乐了。随时有人进来，检查她的手提袋，到时她只能咬死说那个袋子不是她的。他们也许会调监控，会看到她拎着袋子走在过道上。

她洗完澡，穿好衣服，犹豫要不要拿走手提袋，但也不可能把手提袋直接留在洗澡间，那等于把证据留给酒店。她拎起袋子，麻木地往家走，步履沉重。此时正是春天，她最喜欢的季节，春风轻柔，手上的纸袋却无比沉重，她渴望附近有一个垃圾桶，让她扔掉这团火一样烫手的东西。

走到十字路口，她再次接到店长的电话：“客人说她没记错，我让领班再找找，要是找不到，可能会调监控。”张杨不知该说什么，她加快了步子，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

回到家，张杨抖动纸袋，鞋掉出来，翻了个身，一只朝左，一只朝右。张杨想，都结束了，明天就是新的一天。鞋扔在地上，可张杨没了试鞋的心情。老公回来，看到地上的鞋，问她，她说是捡的。老公不解，别人穿过的，捡回来干吗？等张杨给孩子念完故事，孩子睡了，张杨从洗手间出来，踢到了鞋，鞋突然站了起来，在张杨面前排好，等张杨试穿。张杨不知不觉地把双脚插进了鞋里，和她想的一样，皮质柔软，大小合适，但鞋跟太高了，像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张杨试着走了两步，脚崴了一下，差点儿摔倒。穿着这双鞋根本就没法走路。如果现在店长打来电话，她愿意承认她拿了鞋。她脱下鞋，倒在床上，像一个等待判刑的囚犯。孩子没哭，电话也没再响起。都过去了，她闭上双眼，陷入沉睡。

第二天早上，张杨出门比平时早，到新公司要坐四十多分钟的公交车。张杨拿上鞋，把鞋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她松了口气。

走出小区，电话又响了，还是店长：“客人坚持说她把鞋落在酒店了，你再回忆一下，是不是记错了。要是你拿了，就还回来，我们不追究。”

他们调监控了？看到她拿鞋了？张杨的大脑紧张地转动。不，不可能，她在房间内把鞋放进小车，再推着车进了工作间，客房和工作间里都没有监控。再说，她已经把证据扔了，就在刚才，就在她身后的垃圾箱里。

张杨的心剧烈地跳动，口气依然强硬：“我没拿。”说完挂断了电话。这次真的结束了。

很长一段时间，张杨都不愿从那家酒店经过。不是因为她撒了谎，而是店长看透了她，一条变色龙，被环境同化，失去了本来的尊严。她从来都不想给她留下那样的印象。

张杨从浴缸起身，窗外，楼下的废墟渐渐被夜色吞没，远处的高楼孤独地闪烁着。她从桌上拿起手机，找到那个号码，拨了出去。

“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