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未知的世界

你先后转来的一位作家朋友“坐禅时见到如来佛”的视频和另一位在寺庙讲经的文档都收到了。

谢谢你的好意。视频我不会看的。每听人说他或她通灵，我一律付之一笑。作家因为艺术思维枯竭，转而从宗教另寻代偿，不乏其人。可以理解。我都保持尊重，也保持距离。

我不喜欢寺庙和寺庙样的建筑。后来知道，这叫“没有佛缘”。我认可。每有参观寺庙的机会，我总是站在外面等着同行的人。某次因为等得太久，我忍不住说了句粗话，一位同行厉声制止，说你这样得罪菩萨会遭报应的，并且举例：他认识的一位画家答应给一座寺庙作画，其他画家都兑现了承诺，只有他忘了。直到一条腿痛得迈不开步子，看了无数医生都不见好，忽然想起他欠那庙里一幅画，赶紧画了送去，过几天，那条腿不治自愈。

我颇困惑。一次省里开会，代表中有各界人士，我以此请教一位寺庙住持，他“呵呵”笑起来：“施主施与不施，悉听尊便。自身不适，与佛何干？”

我深以为然。不是说菩萨慈悲为怀吗？这么一点不敬就要报复，这样的菩萨还是菩萨吗！与此相对应的是，媒体上时有贪官为消灾免祸“烧头香”、暗中捐巨款给寺庙的报道。果真灵验，菩萨岂不是贪官的同谋？大连作家邓刚讲过一件他亲眼见到的事：庙门外一小孩问一妇人：小姨家那么穷，还送那么多钱给菩萨，菩萨真能让她生儿子吗？那妇人吓坏了，痛打儿子。一直闭着眼睛蹲在旁边的一位老和尚忽然说：这位大姐，你错了，这孩子对了。

在大学认真念了两年宗教课程，多少知道了一点皮毛。任何经典，只要是人写的，就都是世俗的见识。拿“天书”“神谕”说话，本身就没有底气。许多事其实都是常识。

佛教的创立者释迦摩尼并没有自封为佛，也从来没有说要成佛。所谓“佛”，印度语的意思是“觉者”，即“有觉悟的人”。觉悟乃是人的常态，并不是要“达到”的某种目标，而恰恰是依据自己内在的力量从任何外界的教条中脱离出来。以某种“目标”诱导人是一种古老的诡计。在网上见到某位被各种媒体热捧的“高僧”的教训，说“人最大的迷妄是不知有来生”。作为对佛的理解，这本身就是一种迷妄。大小乘的戒律很多，但对大乘在家行者来说，莫过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一个人诸善奉行、诸恶不作，“此生”就是“来生”，“此岸”就是“彼岸”。真正向佛的人只问耕耘，不问前程。释迦摩尼临终再三吩咐：“我什么法都没有留下！我什么都没有说过。”他再三强调“放下”“灭度”，让人放弃对“佛”的“执迷”。而世人对寺庙、菩萨和明星“高僧”的盲目崇拜、事佛者掠取信众钱财之类末法乱象，与释的精神背道而驰，最终只能损害佛教的声誉。此所谓“灭佛者，佛也”。

自称皈依了佛门的人，除了一句“阿弥陀佛”，对佛经一无所知，只会向人展示腕上的珠子在哪座宝刹开了光，自己被哪位高僧收为了俗家弟子等等，总让人觉得是赶时髦。以我的理解，所谓“皈依”，是皈依佛，皈依佛的宗旨，不是对某座寺庙、甚至某个僧人的人身依附。在佛教里，“和尚”不过是“导师”的意思，“罗汉”不过是佛学学者，都是帮助信徒了解什么是“佛”的人，是“佛”的“仆从”，并不是佛的代表，更不是佛本身。信徒们给佛上香、上供、贡献钱财，僧人以之维持寺庙和僧众的生存，“安僧护教，弘法利生”，回报社会，多少说得过去，要求所有寺庙和僧人都像当年的百丈禅师戒律的那样“农耕并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打着佛的旗号以各种方式敛财，像俗世富豪一样锦衣香车，招摇过市，这就很难说是“奉佛”，而是把“佛”当商品了。握有某种权力的人常常把人们对权力的崇拜当成对权力拥有者的崇拜。西方的教士和东方的和尚，为上帝和佛代言，把自己当成上帝和佛，与世俗社会殊途同归。这样的“高僧”又有什么可“皈依”的呢？将“信佛”作为一种时髦加以炫耀，不过是一种俗世的虚荣，与声称以禁欲为戒律的佛门又何缘之有呢？

我以为当一个人说他皈依了某寺某法师，他就在囚笼中了。所有的宗教信念、教条和仪式，都意在改变他人、取消他人体验自己内在智慧的可能性。即便讲“成佛”，也指的是成为普通的人，最可靠的“法门”是亲自验证。一个人在心理上不依赖任何人、任何环境，不轻易接受未经自己探索和理解的某种“真理”，真正爱自己的生活，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

这是释迦摩尼给世人的真正启示。

与世俗社会一样，佛门也是千差万别的。俗话说“地狱门前僧侣多”。许多“佛寺僧侣”与释家其实风马牛不相及，多是当事者用宗教的名义制造迷信控制思想进而牟利的手段。当然，也有虔诚的信仰者。见到过一位广有影响的佛教大法师，自幼贫苦，成年后发愿投身慈善事业。她住持的寺庙没有堂皇宝殿、威风菩萨，而有一所恢弘庄严，医疗设备、水准均属一流的现代医院，免费救助了无数贫病孤苦者。请教她对“宗教”二字的解释，她说“宗”是生活的宗旨，“教”就是把“宗旨”告诉大家。

我非信徒。也不知道她所“宗”何“旨”，但对她所从事的慈善事业心怀敬重。一个人能舍弃自身的幸福，全心全意救苦救难，这样的人就是“佛”，就是“菩萨”。“普度众生”是精神的拯救，但对肉身的拯救也是“普度众生”题旨的应有之义。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中，那些非亲非故伸出援手一次次将我拔出困厄的人，也就是“佛”，就是“菩萨”。“佛”和“菩萨”不在虚无缥缈中，就在人世间，就在生活中。

回到前面的话题，一切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的，都只能存疑，有可能是善意指点，也有可能是恶意欺骗。我同意康德说的：超出我们的逻辑框架去认识事物本质是痴心妄想。

未知世界永远比已知世界广大。面对未知的世界，无疑应该保持谨慎和谦卑。我们可以做的是：一，认清自身局限；二，努力扩大已知的边界。对超出自身能力以外的事情可以想象，却不必迷信任何妄念臆说。

当然，人各有所好，别人无可非议。你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多，不像我长期生活在落后地区，封闭保守。你信这些，我无意反对，作为老友，只愿你从中得到真正的心灵平静。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需要序言

老弟请我为小说作序，是看得起我。但我想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最好不要请人作序。我这辈子出书不多，没有一本请人作过序。早年有家出版社打算出我第一本小说集，让我找一位他们指定的名家作序，我当时就谢绝了。出版社当然是为我好，但小说好，用不着序言说好；小说不好，序言说好有用吗？结果那本书没有出。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后来出的书，有一两本是自序，最近出的一本随笔集，用了一位名作家四十年前还不是名作家时的旧文做了“代序”，那旧文基本说的是我写作的没出息。

作序当然并不一定是“人之患”，我也给人作过序，但他们都不是文学同行，我说的也都不是跟文学有关的话。

我以为，作家最好让作品说话，不必借重任何人，行就行，不行拉倒。有一年参加文学评选，请名人作序的参评作品我一概不看（不一定对），那只能证明作者自己先就没有信心。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忠告，建议你自己写一个前言，讲讲写这部作品的追求和甘苦，应该对读者更加有帮助。

以上看法供你参考。祝创作丰收！

写作风格

成熟的作家，大作家，才谈得上“风格”，像我这样的，发表作品都蛮难，离“风格”至少还有十万八千里。不过我可以说说对“风格”的看法。

“风格”是作家的追求，却也有可能成为作家的陷阱。有的作家一辈子只认准一种“风格”，结果语言、结构僵化，成了一个模式，看一篇就不用看其他的了。真正的大家是不会受所谓“风格”束缚的。

苏东坡的幕客，比较柳永词和东坡词，说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寒蝉凄切》），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苏东坡很享受，为之“绝倒”。他显然因这种阳刚阴柔之分感到自豪。其实他写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春景》），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的浅斟低唱吧？而柳永词“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又何尝不是豪气干城！辛弃疾以沉雄胜，却也曾有“罗帐昏灯，哽咽梦中语”（《祝英台近·晚春》）；李清照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夏日绝句》）。唐朝的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何等清淡，“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老将行》），又何等壮烈；更早的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也有“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咏荆轲》）。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你还年轻，不必过早操心“风格”之类的事，德国大作家歌德有句话很值得记取：“不要过早停止自己的发展时期。”

停止了，凝固了，也许本来会有的更好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了。

阿谁教你

成家生孩子之前，认真读过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对把父亲视为家庭中的绝对权威深恶痛绝，主张以“幼者本位”取代传统的“长者本位”，父母对子女的爱应基于自然的情感而非恩典，父母不应以“恩典”之名要求子女无条件服从，而应尊重子女的独立人格等等，我铭记在心。

在北京上文讲所，妻子寄来儿子半岁的照片，晚上散步时，几个走得近的同学问我对儿子的期望，我说只希望他一辈子活得轻松，别像我这代人这样辛苦。

儿子上学后，我反反复复给他说的就是三个词：

一，健康。在学习与健康之间，健康第一位，不能因为学习损害身体。

二，聪明。遇事不盲目跟在别人后面跑，能自己管理好自己。

三，快乐。任何时候都不灰心丧气，保持好心情。

除此之外，我再三对儿子说：记住，我不光是你老爸，也是你最亲近的朋友。从来就没有怎么管束过儿子，在路上看见家长拉扯着跌跌撞撞的小孩背诗词、英语、九九表，心里很为那孩子难受。学龄前儿子被他母亲带去过一个绘画班，结果只去上了一节课。回来，他自己端个板凳坐在阳台见什么画什么，之后想到就画，没想到就玩别的，零零星星地一直持续到去外地上大学。我做的就是在家里的墙上给他开一个“画廊”，随时贴上他那些涂鸦。觉得好的，装上镜框，至今还是我们家的装饰。其中好些用来做了我一本随笔集的插图。

然而，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还是违背了给自己规定的做父亲的原则，用一个耳光迫使他接受了我对一道数学题的解法。结果作业判下来，我错了，而他当时满含眼泪被迫放弃的想法是对的。这唯一的一次对儿子的专制，令我遗恨至今。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强制过儿子：没有要求他在班上必须拔尖，不强求他参加任何的补习班、兴趣班，以及各类“竞赛”，不建议他争取“跳级”、上“少年班”、竞选班干部，高中分科、高考填报志愿、去外地上学、择业、成家，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只要他自己觉得好，我就心满意足。最多是随他的成长给他编顺口溜，他爱听不听：

用功不刻苦，上进不冒尖。踏实每一步，中等略靠前。

大学应该上，不必最有名。专业凭兴趣，主要是高兴。

将来选职业，首选是合适。能挑一百斤，最多挑八十。

光宗与耀祖，统统是屁话。不羡龙飞天，也不做蛇爬。

不看成功学，更不喝鸡汤。做个正常人，就是好儿郎。

利己不损人，同流不合污。为善不作恶，行事不糊涂。

健康最宝贵，快乐第一位。有得必有失，把握进和退。

这些想法和做法，自然不足为训。所有做父母的都有自己对儿女的期待和教育方法，许多人觉得我胡扯是很自然的事。但也有好奇的。一位做领导工作的邻居，在家里的墙壁贴满了名人名言，每天督促孩子背诵，背熟一批再换一批，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他于是很真诚地希望知道我的“教子秘方”，我不便推脱，又不知该说什么，就半开玩笑地讲了一个从杂书里看来的故事：

昔有一老宿，畜一童子，并不知轨则。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礼仪。晚间见老宿外归，遂去问讯。老僧怪讶，遂问童子曰：“阿谁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唤其僧来，问：“上座傍家行脚，是什么心行？这童子养来二三年了，幸自可怜生，谁教上座教坏伊？快束装起去！”黄昏雨淋淋地，被趁出。

翻成白话就是：从前一位老僧收了个小徒，从来不教他修习规矩。后来有个外来的僧人自觉担起教育之责。晚上，老僧外出回来，小徒用刚学会的礼仪向师父请安。老僧很惊讶，问：谁教你的？得到答案后，老僧把那个外来僧人叫来责问，你是来我这里游学的，可你安的什么心？这小徒我收养两三年了，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天真可爱，谁让你把他教坏了？快收拾你的行装走人吧！不管已是黄昏，天上还下着雨，把那个多事的和尚赶出去了。

邻居听了一脸茫然，说不懂。我说，这种故事就是这样，怪怪的，不好照字面直接理解，只能各人自己捉摸。

其实，我本来想说：为什么牙牙学语的孩子大家都喜欢？因为他们纯洁。但对方有可能不以为然：我们现在说的是教育。

为了尽可能让他满意，我又想起了一个外国故事：

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中，有个男孩一个暑假读了几百本书，一连五年没有小朋友能撼动他“读书之王”的“宝座”。

就在男孩母亲为此“极端自豪”的时候，担任图书馆主任的老太太建议男孩退出读书比赛，因为其他小朋友感到永远不可能赶上他，都不想参赛了。

“这里是一个鼓励读书兴趣的俱乐部，不是一项单纯的竞赛，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机会。”

在这位老太太看来，保持孩子们的读书兴趣，比塑造一位读书小英雄更重要。她甚至寻思着是不是能用抓阄的方法选出读书冠军。

虽然抓阄也不是个多好的主意，但是把教育变成了一种白热化的竞争，无论如何不会是教育的初衷。仅此一点，就让人对这位老太太怀有敬意。英国哲学家罗素批评：父母们最根本的缺点在于想要自己的孩子为自己争光。我们固然看到了许多成功的事实，但也常常听到令人痛心的例子：成功的，没有成功的，都失去了童年。

邻居听完，若有所思。

历史的生命

巴老的《家》，我没有读过原著，看过电影。当时就想，别说那么多悲剧了，光凭那幢阴沉的老宅子，觉慧就该离家出走，走得越远越好。我执拗地觉得，那些悲剧就是那样的老宅子造出来的。

成年后，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常常被热心地领去参观各种古村古镇古街古巷古庙古祠堂之类，有一次看见满是枯草的厅堂上有一口没盖板的棺材，阴森森的中堂上挂着一幅瓷板人像，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来人，我赶紧退出。很多年，一旦做噩梦，背景总是那些似有鬼魂出没的高堂深巷。

对这类“文化遗存”，就有了莫名的厌恶。

记得有一年去到一个偏远省份的乡镇，当地朋友挑了个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地方，热情介绍说凡是头次来这里的客人没有不去的。就像到北京必登长城，到上海必去外滩，到西安必看兵马俑，到西藏必进布达拉宫。

百年古树，围绕村子。老宅第像一堆大冬天蹲在地上晒日头的老人，灰砖、白墙、黑瓦，山墙上衰草摇曳。

并不宽阔的门脸表达着谦抑与内敛；敞开的厅堂则显示着轩昂与豁达。外墙一边写着“忠、孝”，一边写着“节、廉”。门头上的大匾，高悬着皇帝的圣旨；门楣边的堂号，出于“仁、义、礼、智、信”：“树和堂”讲和为贵；“慎德堂”讲慎终追远以德为先；“文敏堂”讲敏而好学；“五桂堂”喻修齐治平……楹联尽是格言：“金石其心芝兰其室，仁义为友道德为师”“高花风堕赤玉盏，老蔓烟湿苍龙鳞”“云蒸霞蔚德惠千璋，春露秋霜恩泽万物”……一重重堂奥，到处刻着“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之类，抬头是教训，低头是规矩，左门见“出将”，右门见“入相”，满眼满耳是亡灵的喧嚣，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

石雕、木雕、砖雕，为其“三绝”，内容有“孟母三迁”“孔融让梨”“桃园结义”“二十四孝”等等，无不寓意“孝、悌、谨、信”，体现“礼”的思想。

心里嘀咕：所谓“礼”，不就是秩序、权威与层级吗？鲁迅借狂人的嘴斥之为“吃人的筵席”。林语堂说得更明白：自古儒门子弟往往自认有超世之学，以为这样的烂学问能造福苍生，其实个个心里想的不过是造福自己、给家族争面子罢了：哪家的老婆漂亮，哪家的子孙出息，哪家弄得钱多！一个人出外打拼，不能混上个一官半职，不能捞个盆满钵满，不能给家族置办大屋广田，都没脸回老家了。至于人对人的尊重，爱和良知的互助，没人去比。中国人的“面子”这个东西，无法向外国人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是荣誉。它比任何世俗的财产都宝贵，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还受人尊敬。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活着。

读书做官，升官发财，福禄寿喜，几千年都没有什么变化，乡人讲究的“本事”就是成王败寇，即便自己不怎么样，至少祖宗阔过。

立足于对传统的依赖和对古老的膜拜，陶醉在“传统高贵”“积淀深厚”的自恋中，一味停留在祖宗的遗产上而不思进取，甚至因此对异质文化充满成见，对现代生活加以种种无知的嘲笑，这样的思维方式，让我想起阿Q的“老子也阔过”。

认为只要古老就了不起，难以令人信服。悖论就摆在那儿：如果那些废墟之前的“堂皇”赖以形成的古老传统真是那么神圣，那些“堂皇”又怎么会成为废墟的呢？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所谓“乡愁”。倘若真是那么怀恋，当初何必离开？而今又为什么不卷起城里的铺盖回乡？

这样的“怀恋”让我想起不记得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一个孤独的老人，像个孩子坐在老屋的门槛上，等着早已故去的父母喊他回家。动人，但动人的是悲伤而绝望。

保留若干相对完整、有时代特征的标本，让后人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了山洞地穴，走出了狭窄、阴暗、发霉、难以忍受、像蠕虫一样爬行的生存环境，不无认识价值。

深圳水贝珠宝街，富丽堂皇，珠光宝气，街后有一段未及拆除的村巷，早已糜烂。当地文人呼吁妥善保留。这呼吁是为了给不堪回首的历史留下印证，而不是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扬光大。

看到一则报道，一位西洋老太花三百万把一栋中国乡村古屋拆迁回国原样重建，一年后从参观费获利三个亿。但这并不意味彼国民众要把这古屋当做建筑样板，而是好奇。“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鲁迅），好奇心是人类的共性。

有一种极端嗜好，叫“嗜痂癖”。民国时北大教授辜鸿铭把夫人的小脚称作“兴奋剂”，每当脑子发木，就让夫人脱去裹脚布，把小脚伸到他面前，任其赏玩，时而低头去嗅其臭，顿时神清气爽，进而思如泉涌，下笔千言。有一次去一个学生家，开门丫头脚上冒起的一股恶臭，令他魂不守舍。几天之后，给学生修书一封，表示愿以珍藏传世碑刻拓本换这个丫头。学生惊异：老师居然愿以珍宝来换一个面黄肌瘦、鼻大口阔的丫头。于是，给丫头焚香沐浴，梳妆打扮，隆重送到了辜家。不料，上午才过去，下午就被退回。原来，辜老师见到丫头，迫不及待地捉起她的小脚，却发现一点臭味都没有了。

曾经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作为对民族特性的分辨，无可非议。但作为对所有有民族特性的事物的肯定，就不免荒谬了。妇女缠足是“中国的”，按照上面的逻辑，也就“越是世界的”。但即便如此，陋习就是陋习，丑恶就是丑恶，并不因为其“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而不应该革除！

否定自我，并非妄自菲薄；敢于否定自我，恰恰是胸襟。不加选择地强化对传统遗存的痴迷，客观上将文化封闭在一个凝滞的状态，文化积淀因此而变成沉重的历史负担，生动新鲜的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被完全排除，以至失去了彻底更新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深厚的文化积淀导致的往往是：当历史需要变革时，变革很难到来，即使有变革，也往往会夭折。古老中国社会的迟缓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历史一再证明，祭拜亡灵，迷信传统，抱残守缺，只能表明精神资源的枯竭，思维机能的退化，创造活力的窒息。其消极性显而易见。

令人振奋的是，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我越来越多地看到人们对传统与现实相互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与拓展，越来越多地看到现代目光观照、现代胸襟包容、现代手段构建的城乡更新。

文化从来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不断挑战传统界限的过程。城市的命脉不在于遗产式的文化积淀，而在于代表着创意和创造力的文化流动。

历史的遗存之于现代生活，最多只是一种记忆的符号，一种装点的元素，一种进步和美好的对照。

深刻认识文化的本来意义和它的真正动力及规律，而不是沉浸、沉湎、沉醉在文化底蕴和文化沉淀中裹足不前，是一切文化创造的前提。

历史不只是拿来留恋和炫耀的，历史是创造和建设的结果。今天被拿来留恋和炫耀的历史，是前人创造和建设的结果；后人拿来留恋和炫耀的历史，是今人创造和建设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和建设才是历史的生命。

有生命的艺术常常是野生的

喜欢民歌，尤其喜欢原始民歌。

民歌是编年史。原始先民狩猎、搬运、祭祀、娱神、仪式、求偶，开始了他们的歌唱。上古《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让原始时代的狩猎如在眼前。

没有文字，更没有乐谱，先民用口口相传的方式编唱心声。明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民歌的抒发最真实，亦最深切。

民歌性主题多。倾诉、渴望、思念、哀怨，没有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扭扭捏捏，更没有矫揉造作、虚情假意、无病呻吟，即便偷情，也是明明白白。

北方人把情歌叫“酸曲”，“酸”的感觉，过来女子都知道。文人雅士说的“兴奋”“激动”“高潮”，其实就是“酸”，但是隔。

早年从省城到乡下，正值青春期，民歌如米饭。当地民歌叫“五句头”，多与饮食男女有关。睁开眼睛，犁地、挖沟、播种、打榫、塞柴、摇磨、揉面、搅锅勺……看到的一切都可以进入“五句头”：

新打脚车四部头，架在大姐奶上头。白天车干姐的水，夜里车干姐的油，车得大姐乐悠悠。

直白，直率，直接，直爽，直露，天然去雕饰。

一个小学老师拿去表现抗旱，改为：

新打脚车四部头，架在大寨渠上头。白天车干长江水，夜里车出遍地油，车得棉花乐悠悠。

省上报纸发表，誉为“化腐朽为神奇”。小学老师成了著名诗人。

但私下里，我还是喜欢“腐朽”，不喜欢“神奇”。留心收集了一大堆“腐朽”的五句头，后来用在小说里，小说不好看，至少那些五句头还有欣赏价值。

诗三百，风雅颂，流传最广、最动人、最深刻、艺术性也最高的是十五国风。《诗经》把民歌叫做“国风”，真是绝。“风”是自然现象，人类引申出丰富的内容：“国风”的“风”，应该是风气、风俗、风化；而“风马牛不相及”，则是说马和牛不能成亲。风雅、风流、风韵、风情、风致、风骚，少不了风。《诗经》在不同的人那里长成不同的模样：在文盲那里是“风”，在识字的人那里是“雅”，在庙堂是“颂”。但记得“风”的人多，记得“雅”的人少，记得“颂”的人少之又少。“关关雎鸠”是求偶的声音，理学家硬说是表现“后妃之德”，纯属扯淡。

民歌是一种基因，充满人的原初性天真、质朴和强大的生命力。当你从中感受到原始的生命之美，心灵便无法不产生共鸣。由不得你不用呼吸去触摸、去感受那股奔涌的血脉。

民歌是世俗生活的艺术。民歌手们用心的律动，描绘男欢女爱、风调雨顺。民歌是他们现实追求和审美追求的统一体，是他们与自然交流的产物，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美学模式，贯穿于他们的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直接而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爱憎、理想、愿望和人生哲学，是许多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不能完全取代的。

民歌是智慧的语言。没有对时髦应景的追逐，只有对人性的纯美诉求。如果天籁让人觉得神秘遥远，那么民歌会让人感到亲切。

同样的道理外国亦然。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一样是从他们民族的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

忽然想起庄子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其卒无尾，其始无首”“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庄子将宇宙日月之光与心灵艺术之光交织在一起，在把自然音乐化的同时，也把音乐自然化。这是对人生和艺术的灵性的彻悟。真正的艺术必然追求与天道相通，追求天地之明与艺术心灵的相通合一。

而民间艺术天生就具有这种秉性。正是这种秉性，带给了艺术家巨大的灵感和丰富的营养，让他们创造了灿烂的艺术业绩。

中国最有国际影响的三首音乐作品——民歌《茉莉花》、二胡曲《二泉映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鲜明有力的现实例证。

《茉莉花》源于中国民间小调《鲜花调》，编者只做了一点微小的改动：原来唱了三种花，后来统一为茉莉花；歌词“满园花草”改为“满园花开”，“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改为“又怕看花的人儿骂”。单乐段的五声音阶，周期性反复的匀称结构，婉转、流畅、柔美，正是一个江南花季少女的情致。

《二泉映月》寄托着深刻的生命体验。流落街头，历尽屈辱的盲艺人，凭借天赋，把悲苦、悲惨、悲伤、悲怆化为了伟大的艺术。阿炳自己说“这支曲子是没有名字的，信手拉来，久而久之，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小泽征尔说：“这种音乐只应跪下来听。”

何占豪写《梁祝》之前“深入生活”，任务是反映“大炼钢铁”，结果写了堪称完美典范的中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

音乐形式是域外的，音乐语言是民族的。《梁祝》一开头就是越剧的过门；当中的小过门也来自越剧的“百搭过门”；一段昆曲加越剧《白蛇传》的《断桥》再加哭腔完成了《化蝶》。何占豪说：是“农民”创造了《梁祝》，因为里面很大部分运用了越剧因素。而越剧艺术家，都是农民的儿女，在乡村山歌、小调中长大。

英国哲学家伯克说：艺术是人类的天性。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得有些偏激：当艺术穿着破旧衣衫时，最容易让人认出是艺术。中国的田汉沿用了一位日本画家的话：

“有生命的艺术常常是野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