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老荆的吉他酒吧少说得有二百个平方米，层高六七米，里面的一半又搭了一层，做成了LOFT，靠近房顶的地方有一排圆窗，朝向偏西。我去的时候是半下午，太阳光正从那些圆窗直射到对面的墙上和窗上，屋顶光柱交错，底下有些昏暗，也还不至于开灯，所以一切景象就有浮动感。这里离小港很近，门前几十米就是铁路，小港火车站还没有拆的时候，也曾做过行李房。老荆在这已经盘踞了三十年，开过琴行，办过学校，有好多年，他就住在这所房子里。

坐了好一会儿，才看到老荆回来，恰好有一艘邮轮入港，老远就看到礼炮升空，还有铜管乐队在吹吹打打。老荆站在酒吧门口的台阶上，向着邮轮母港的方向张望。他手里提着一把吉他，头上戴着白色的礼帽，完全是那种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商人的打扮。

他说：“琴呢？我不是让你背着琴来吗？”

“我忘了，不过师傅你这里不有的是琴吗？”

“我那些琴，你用得惯？”

“用得惯，我这些年到处演出，常用别人的琴。”

“你那些演出！”老荆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说，“小子，我找你来是想一起录张唱片。”

我说：“不就是弹个琴嘛，咱就是干这个的，还这么隆重。师傅，我要弹什么呢？”我这几年一直在酒店里弹琴，过去弹的那些曲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拾起来。

“还能演什么？‘回忆’啊，你没问题。”老荆没看我，他从酒保手里接过一杯黑啤，递给我说，“要演四重奏的版本，我们以前排过，还是你弹主奏，另两个人我也找好了。”

这时吉他酒吧已经开始上人了，台上有个民谣歌手在弹唱，是一首巴萨诺瓦风格的老歌。等他唱完这一首，我就跑到台上，把吉他拿过来，弹了一遍《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这首曲子当年老荆给我一句一句抠的，我喝醉了也能弹得一个音都不差。我家里有一张威廉姆斯的唱片，他演奏这首曲子的时长是4分29秒，我能对着唱片弹得速度一秒钟都不差，如果用我最快的速度，差不多3分50秒就能弹下来。“回忆”最大的特点是密，全是32分音符，刚学它时我曾一个一个地数过，即便是按照标准的速度，一分钟也得弹11个左右。老荆他自己弹不了这么快，我第一次弹进5分钟时，他比自己弹琴还高兴。

我五岁开始就每周找老荆学吉他，他当时是青岛最有名的吉他手。我跟他一直弹到初三，弹得最好的时候，在省里得过金奖。我上初三时弹琴就是个严肃的事了，吕思清在意大利获了奖，逄勃在波兰获了奖，我们小时候都曾一起演出过，没想到他们很快就成了名人。到了初三时我得做个选择，是继续弹琴还是去考高中。那年雅琳在东京吉他大赛中得了金奖，轰动全国，雅琳的启蒙老师李大卫跟老荆从小一起玩。自从这消息出来之后，老荆就恍神了，一节课和弦能弹错三四回。有一天下课后他跟我说，我看你学习也挺好，要不琴就这么的吧，当个爱好，烦了累了就拿出来弹弹。我说荆老师你这是不打算教我了？

老荆说，以后你就别叫我老师了，叫老荆，其实你早就比我弹得好了，再跟我学就是瞎耽误工夫。不过，老荆点上一根烟说，你也不可能每周上北京去上课，你家那条件不允许。

也是。我说。其实他不说我也在盘算这件事了，不光我盘算过，我父母都盘算过。听老荆也这么说，我就觉得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人人都看得清楚。

不是你弹不过雅琳，也不是我教不过李大卫，到了你这程度，再往上就得去北京，你进不去中央院儿，说别的都是白扯。老荆说，中央院儿，记着我这句话吧，孩子，认命！

说完，老荆就点上一根烟，他往外呼气的时候，烟从嘴巴和鼻孔里一起往外喷，而香烟上燃起的那一缕烟从中穿了过去。

这时，窗外响起了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每天晚上9∶25，有一趟青岛跑北京的火车准时从小港飞驰而过。咣当咣当的声音能维持一分半钟，这个声音渐弱，我们就该下课了。老荆说，你听，这火车的声音，雅琳和她妈每周五坐这趟车去北京，已经三四年了，所以就该人家成功。

后来我看过雅琳的一次电视采访。雅琳说，现在的孩子条件好了，每周末到北京上海的“大院儿”去“跑课”也不像我们那时那么辛苦，一次要坐16小时火车。听起来，“跑课”“大院儿”都是艺术生们常用的术语，我止步于术语之外，考了个一般的大学，成为一个一般人，工作了二十几年，供职的公司倒闭了三轮，其实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自己这样算不算有工作。在街道干部那儿，我算是“灵活就业”，我之所以“灵活”得起来，还多亏学过几年吉他，现在每天晚上在酒店弹琴，才能把生活对付过去。

对于放弃吉他学习，我并没有感到太遗憾，倒是老荆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好长一段时间他不再收学生，琴行改成酒吧，除了酒水，还有金枪鱼馅的饺子，金枪鱼是从国外直接运来的，也有人来了不喝酒，光吃饺子，生意因此一度十分火爆。前几年《舌尖上的中国》曾经来拍过，不过播出的时候遇到了日本排核废水，海鲜生意受影响，那个片子也把这段剪了。

二十年来，我与老荆的联系时密时疏，密的时候一个礼拜在一起喝三次酒，疏的时候半年也见不了一次。进入老年的老荆固执又孤僻，聚会的时候经常与老朋友呛呛起来，每次都得我把他劝走。老荆没孩子，不知为什么，最近几年我一想起他来，就觉得挺难受。

小子，我看你情绪不高啊。我弹完了吉他，跟老荆坐一块儿，他罕见地没喝酒，说吃了头孢。

我说可不是，孩子考上大学走了，我跟媳妇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一件事只要有两种选择，我们就会各执一词，说不了几句就争起来，随后调门越来越高，直到摔杯子摔碗，摔门走人。今天她在微信上跟我发了离婚协议，问我同不同意，我还一直假装没看见呢。

老荆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凑合过，好歹让孩子放假回来也有个完整的家。

二

老荆原来在港务局做船工，具体工作就是在轮船入港时，去船上收拾卫生。这个工作在当年很吃香，一是工作服干净洋气，活不多也不累；二是遇到外国来的船，经常能收到稀罕的礼物。老荆那时才十八岁，长得一表人才，穿上白色的工装，就像《大众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轮船进港停靠的时间不一定，有的邮轮会停好几天，老荆在裕昌号轮船上遇到了一位新加坡客人，老荆叫他乔先生，乔先生坐船到青岛验货。或许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旅途，他居然带着一把吉他，在船上的餐厅里，客人们大都散去，乔先生一个人抱着一把吉他，在弹一首永远也弹不完的曲子。老荆那时候已经弹了几年吉他，但是乔先生这个吉他的音色全然不同，在音符与音符之间有许多空泛的东西粘连着，他听着听着就忘了手中的活计。乔先生看到这个做工的小伙子听琴呆在那里，就喊他过来。乔先生的普通话腔调古怪，但是平舌翘舌分得很清爽，有时还会故意说几句不太像的胶东话。乔先生问老荆会不会弹吉他，老荆慌乱而又坚决地点了下头。乔先生把琴给他，让他试一下，老荆弹了一首《魔笛》，乔先生觉得好，说就算是在他们那儿，弹成这样也是高手了。老荆想问他弹的是什么曲子，乔先生把桌上的四页谱子拿给老荆，说按你的水平，有这个谱子你自己练习就行，不过，要注意Tremolo。

Tremolo？是什么？乔先生又演示了一遍，在谱子上的许多音符都是他反复用不同的手指弹同一个音，这样一个个的音符就连缀起来，这是他从未用过的一种指法，这样不仅使许多音符震颤起来，整个乐曲的速度也非常之快。老荆叹为观止，他抱过吉他，试着演奏了几个小节，乔先生说，你从未用过Tremolo？老荆不好意思承认，又确实没学过，只好讪笑。乔先生做了几个手指空抓的动作说，这个一下教不会你，你得自己练习，你看着，他说着用极慢的速度弹了几个小节，说看清楚了吗？凡是用到Tremolo的地方我都给你标记好。我常来青岛，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说完乔先生就跟老荆握手道别。

老荆拿了谱子回家练习，这谱子有四个声部，他只练习第一行，那些音符密密匝匝的，老荆感觉每天耳朵里都像灌满了沙子。老荆弹琴有悟性，这首曲子两天就弹得很熟练了。他弹给几个玩吉他的伙伴听，大家都觉得好听，可是老荆自己心里明白，他还没有弹出这首曲子原来的味道。乔先生演示的Tremolo虽然已经算是极慢，但对他来说还是眼花缭乱，他总觉得自己右手的几个手指不听使唤，从前最引以为傲的右手，现在笨得像鸡爪。

练到第四天的时候，老荆的手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开始抽筋了，老荆半夜里两只手乱抓，把他哥给挠醒了，他哥是2路电车司机，早班4点多就得起床，12点被老荆挠醒了相当上火，一脚就把他踢到床底下去了。那年月家里的房子都小，哥俩睡一张床，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天天晚上都像拼刺刀。

据老荆说，此后每次看到那艘裕昌号客轮，都要特地到餐厅里多逗留一回，可是他没再见到过乔先生，在船上他连弹吉他的人也没有再遇到过。

老荆有一个吉他圈，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弹琴，那时候吉他还不能光明正大地弹，大家都是聚在小港火车站的行李房里，关门堵窗地弹。出门的时候还得找个东西把琴裹上，不能让人看出拿的是啥。

这一圈弹吉他的有十几个人，有好几个是跟老荆学的，老荆是跟表哥学的。表哥是印尼华侨，那年印尼排华时回到青岛，跟着老荆的姥姥过。姥姥家住在黄台路上的日本小楼，二楼有一个不到一平方米的小阳台，姥姥不让表哥出门，表哥天天在阳台上弹吉他。那时候老荆才刚上小学，看见吉他就喜欢上了，第一次弹表哥的琴，刚弹了几下，像是有电流从指尖一直传到后颈，他打了一个寒噤，一种遥远而陌生的感觉升起来，竟然有点想哭。于是他没事就往姥姥家跑，为的是能玩玩表哥的琴。

表哥在青岛住了两年就又回印尼了，表哥的樱花吉他和兰令自行车都是令老荆眼红的东西，临走时他指着吉他和自行车说，只能给你一样，挑吧。兰令自行车是可以变速的，飞轮转起来有一种很润的声音，老荆只骑过一次，但是屁股、小腿和手指一直都记着那种感觉。老荆抬腿跨上兰令自行车，一路蹬到苏州路上的马牙石路，老荆家里的那辆大金鹿一到这路上就哗哗哗地响，车子还会打滑，而这辆兰令车，轮胎像是咬住了凹凸不平的石头路。好车，老荆说，不过，我还是想要那把吉他。他骑了一圈，过了把瘾，就把自行车还给了表哥。表哥哈哈大笑，说我就知道你得要吉他。他骑上车，带着老荆从大连路上的高坡上冲下来，车铃一路脆响，后座上的老荆，死死抱着那把樱花吉他，像抱着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老荆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说起他的那把樱花吉他。当时他的琴友们弹的吉他只有两种，广东的红棉和上海的美声，老荆经常笑话他们：那琴能用吗？就是一把大铁锨。当年，国产的琴指板比较厚，还全都是钢弦，而老荆这把樱花吉他轻巧很多不说，还是尼龙弦的。尼龙弦当时商店里没卖的，老荆认为它们一定很娇贵，老荆很怜惜它们，他特地买了一副钢弦平时用，而只有与伙伴们斗琴时才把尼龙弦换上。

这一天，老荆下班回家时，发现家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那男人看到老荆回来，立即站了起来。小荆？我是市群艺馆的李国栋，你叫我李老师就行。李国栋说话很快，每句话之间的停顿很短，有一种铿锵感。

老荆赶紧打开房门，请他进屋坐。李国栋看着窗外的景色说，好地方，抬头就是栈桥，怪不得吉他弹这么好。老荆站在那儿直搓手，李国栋说，你坐，这是你家，你随便坐。说着，他就讲明了来意。两个月后要在杭州举办一场吉他比赛，是全国二十二个城市的邀请赛，“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过去人们总认为吉他是流氓乐器，现在要举行公开比赛了，各地都很重视。”李国栋说，“咱们青岛是个洋气地方，这事可不能丢人，所以我们馆长让我赶紧组织队伍，全力以赴准备比赛。”

老荆一听居然要他去参加全国吉他比赛，一下子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

“我是吹双簧管的，从来没接触过吉他，”李国栋说，“你能不能说说，你能演什么曲目，越难越好。”

“《阿斯图里亚斯传奇》《魔笛》《阿拉伯风格绮想曲》这些曲子我都能弹下来。《西班牙5号》能弹一半。”老荆一兴奋就有点语无伦次。

“很好，”李国栋说，“我一首都没听说过，不过这不是问题，星期五晚上到馆里来，带上琴，我们一块儿研究。”

老荆马上就从里屋把琴拿出来，把几个曲子挨个给李国栋弹了一遍。他又拿出了乔先生给他的那四页谱子，给李国栋看，那是他最喜欢的曲目，但只知道它好像叫什么什么的回忆，有四个声部，不知能不能找四个好手一起排练出来。

李国栋拿着谱子唱了几句说：“好听，不过这速度够快的，密密麻麻的，你能弹下来？”

老荆弹了几句，李国栋拿了谱子说回馆里研究研究，看有没有人知道它确切的名字。

三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中午就到老荆的吉他酒吧报到。有时候我去了，他还没到，我就帮着干点活。我好几天也没跟老婆打照面，她也没再发信息问离婚的事。我们结婚快二十年了，打打闹闹不是头一遭，在我之前，她曾结过一次婚，对方我也认识，是个著名的“中央空调”，哪个姑娘见了都喜欢，结婚后还不收敛，被我老婆——那时候是他老婆捉了奸，俩人就离了。她也爱弹吉他，刚离婚时天天跟我去弹琴唱歌，一来二去，我们就好上了。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她问过我，说我可是二婚，你想好了。我说我想过了，那不算啥。我们就扯了证，过了两年要了孩子。这么多年也过来了，“那事”好像没算过啥。可是我最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她跟从前那个男人在一起的情景，有时候会想他们在一起耳鬓厮磨的样子，想得我直起鸡皮疙瘩，但这念头跟悬空的车轮似的，越转越快，后来我甚至会想她跟我上床的时候会不会想着她的前夫。这是一件令人烦恼的无聊事，除了老荆，我跟谁都说不出口，我说我被它折磨得天天入睡困难。

老荆说你这样想不像个男人，你既然当时决定跟人家好了，就别再想那回事了。

我说我也没跟别人说过，而且，从前也真没在乎过，现在年龄大了，反倒越来越想不开了。

老荆说，那你就是想跟李娜离婚，自己在心里找理由。

我说，我也没有想离婚。我没钱没势的，现在也奔五张的人了，离了婚跟谁过去？

老荆说，那可难说，人心里的事，常常自己也想不明白。这个事摆在那儿，你天天绕着它走，习惯了就好像没有了。可是你不知道，它早就塌了、散了、淌一地儿，这儿也有，那儿也有，你怎么收拾？怎么绕得过去呢？

说着，老荆抱起吉他，弹起了那首《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边弹边说，就跟这个一样，细着呢。

十多年前我在一家央企工作，曾有机会去西班牙出差，我费了好多周折，专程跑到格兰纳达的山上去瞻仰阿尔罕布拉宫。这是一座有摩尔人建于中世纪的宫殿，名气与圣家堂之类的西班牙建筑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对我们这些弹吉他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座圣殿。盲了一只眼的泰雷加在这里写出了“回忆”。阿尔罕布拉宫很大，有喷泉也有高塔，但最震撼我的是回廊上的那些圆柱。那些圆柱又细又长，看起来就像年轻女孩纤细的手指，它们的材质也非比寻常，据说这是由大理石和珍珠研磨成粉末之后与当地的黏土混合在一起一点点筑成的。格兰纳达山上的泥土像是铁锈的颜色，整座宫殿因此也蒙着一层神秘的暖色，但是那些珍珠粉筑成的圆柱散发着冷冷的白光，它们纤细而密集，某些厚重的卷拱之下，有四支细柱聚在一起。宫殿里的地板、墙雕的花纹都是细小的，一座宏伟的建筑却无处不给人以细碎之感，这种感受在别处难以获得。我用手一根一根地抚摸那些廊柱，在那些回廊里往复巡走，直到黄昏依依不舍地离开。

在宫殿外，有五六个小伙子在用一种古老的鲁特琴弹奏，那声音既游移又确定，他们都光着脚丫，穿着花格子衬衫，只需给他们每人一支香烟，就可以让他们演奏你喜欢的曲目。而在没有人点播的时候，他们便演奏《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鲁特琴的声音像松了的钟表发条，每一个音又派生出好几个泛音，令这首“回忆”更加绵密。其时夕阳西坠，宫殿的外墙细细的花纹上一片残红，这座宏伟的宫殿好像随时会在夕阳中土崩瓦解。

那天晚上我喝了好几份白兰地才勉强入睡，阿尔罕布拉宫的细碎纹理与泰雷加笔下那些细密的音符像珍珠粉和大理石末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绞动，许多往事涌了出来。我给李娜过去的电话号码打了无数次，在我们热恋时，我每天都会打无数次，它已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可是如今它已经无法接通了。我还给老荆通了电话，聊了些什么现在都忘了，只记得最后在电话里，老荆提到了海珊姐的名字，然后，他似乎是哭了。

四

曾经有一段时间，群众艺术馆在天后宫里办公，天后宫在太平路上，门口有两个石狮子，里面有三进的院子和一个戏楼，馆里排的那些吹拉弹唱节目，都是在戏楼里先演练一番，再去正式演出。李国栋他们所在的音乐组在西厢房，门前有两棵特别大的桂花树，到了秋天能香出一条街。太平路与兰山路连着，老荆从家里走到艺术馆也才10分钟，他背着琴在院子里溜达，李国栋就招呼他进屋坐。音乐组一共有四个人，全都在抽烟，屋里雾气昭昭，几乎影响了能见度。

李国栋从桌上拿起他的那四页谱子说，昨天打了一天电话，最后问到北京电影乐团的程老师，才问明白这谱子是什么。

“是什么呢？”李国栋还故意卖了个关子，然后又从桌上拿起一个牛皮纸封面的工作记录，翻开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这个作品叫《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是西班牙吉他演奏家泰雷加的代表作，也是西班牙吉他的必学曲目，这首作品的难点一个是速度、一个是震音，尤其是震音技法，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小荆，你来说说，什么叫震音？”

老荆想起乔先生说的Tremolo，大概与震音是一回事，但是没等他张口，李国栋就又接着说了，“这是电影乐团的程老师告诉我的，他一边说我一边记，程老师你知道吧，《潜水姑娘》里面的夏威夷吉他就是他演奏的，去年电影乐团上四方机厂来演出，我专门去看的，当时亏了记他一个电话号码，要不然这事找谁问去？”

程老师的名字老荆只从电影的字幕里看到过，他也会把吉他平放在膝盖上演奏《潜水姑娘》里的曲子，至于滑棒，其实随便什么都可以做，他有一次用一把瓷调羹做滑棒，也演下来了。李国栋显然还没有从扬扬得意的情绪里出来，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这些话里不无炫耀，老荆觉得，也许这是说给同屋的另外几个人听的。

“演奏震音需要有童子功，程老师说，因为我们国家吉他曾经受到歧视，认为是流氓乐器，不能光明正大地演，也不能光明正大地教，所以许多年轻人失去了学习吉他的最好年龄，也就没有童子功了。我跟他说了我们这里的情况后，他建议我们找一个弹琵琶或者弹过柳琴的吉他爱好者来试试。”李国栋停顿了一下说，“程老师说，吉他的震音与琵琶的轮指很像，这样我今天找了少年宫的柳琴老师来试试，她说她也弹过吉他，小荆一会儿你也帮着看看，要是不行就换人。”

那是老荆第一次见到海珊，她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裙，领口和袖口都有白色的花边，短发，头上的发卡也是蓝色的，整个人像马蹄一样摇曳着。老荆不好意思直视她的脸，便垂下眼睛，他的前方是海珊的方口皮鞋，皮鞋上沾了几朵刚刚落下来的桂花，是丹桂，橙红色的。

这时艺术馆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下班了，李国栋找的另外两个吉他手也来了，老荆都与他们熟悉。李国栋简单地说了几句后，就把谱子发给大家，让分头练习。他已经把总谱分好，老荆分到的是第二个声部。他刚要弹，李国栋就把他叫过来：“这个谱子你都熟悉，就别弹了，你来看看海珊。”

海珊，就是那个蓝裙子的姑娘，怀里抱着一把红棉吉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那页谱子。她试着弹了一下，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老荆给她纠正了几处错音，他们就紧挨着坐着了。据老荆说，海珊弹琴悟性很高，只排练了两次，就把一声部弹了下来，而且她很快就把柳琴里的轮指技巧运用到了吉他上。只是因为不经常弹吉他，左手很快就磨起了血泡。

李国栋急得不行，也不知该怎么办，总共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四个人还都各有工作，只能晚上来排练，结果还没有合乐，海珊的手就伤了。

另外两个人一起看老荆，老荆只好把自己的樱花琴交出来，自从来排练，他就换上了尼龙弦。他把这把琴递给海珊说：“你用这把，把你的给我。”

老荆、海珊姐他们去杭州比赛，当年是一件轰动的事，在这之前没有人听说过弹吉他还能参加全国比赛。从青岛去杭州得先到上海，然后再转车，胶济—京沪—沪杭。四个人都没出过远门，原以为李国栋会带他们一起去，结果老李到了火车站把票发给他们四个人，就回了，老荆问李老师你咋不去呢？老李两手一摊说局里批的钱，就够他们四个人往返的票。

上了火车，老荆问他们去过杭州吗？三个人一起摇头，问他们转过车吗？三个人也一起摇头。老荆说，他们以为我在港务局工作，肯定见过大世面，其实那也是他第一次出山东省。

四个人磕磕绊绊到了杭州，总算没把比赛耽误了。他们自己也没想到，比赛出人意料的成功，尤其是海珊的轮指，从预赛第一场就引起了评委的关注，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杀进了决赛。当时学吉他的人非常多，决赛那场放到了东坡大剧院，向观众开放。那是老荆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弹琴。老荆经常向我说起那天的比赛，观众本来还有聊天嗑瓜子的，等到他们的吉他一开声，剧院里完全安静下来，海珊的手指与琴弦摩擦，那密密匝匝的声音立即充满了整个空间。老荆弹的是辅声部，再加上节奏声部和低音声部，四个人的配合天衣无缝。“当时苏州有个黄氏三兄弟，在那一带弹吉他很有名，他们三个人的三重奏很厉害，但是那天输给了我们。那时候比赛不像现在还互相回避，我们弹的时候他们就坐在下面听，等到该他们上场时，那个黄家的老大跟我说：‘我们都傻掉了。’”

五

海珊大姐与老荆同岁，都属兔，1963年的，去年是本命年，今年61岁。她从前是少年宫的老师，教柳琴，后来也教吉他，90年代允许办私立学校时，就开始在少年宫隔壁办学，海珊姐是内行，又会做生意，不久就请到了许多有实力的老师，一度把少年宫办得没了生源。传说，少年宫的领导趁着天黑，提了点心盒子去拜访她，让她给留条活路。那领导原来对海珊姐不好，海珊姐办这事纯为一口气。海珊姐赌完这口气，就关了学校开始做地产，那时候她手里就有了一些钱，再加上地产刚刚起步，她进入得早，不久就发达了。在2000年前后，本市最贵的几座楼盘都是她的公司开发的。后来大资本进入地产界，地方企业拿地不再那么容易，海珊姐的企业却没太受影响，仍然每年都有新盘，偶尔还会拿下某个区域的“地王”。在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海珊姐就不怎么露面了，有人说她移民了，也有人说在崂山的道观里见过一个道姑，长得挺像她。她名下的地产公司早已淡出。前几年风传她最早开发的两个楼盘，被大地产公司看好，准备推倒重新规划，盖高层公寓和天价别墅，这两年地产的生意不好做，这些传说也听不到了。

我早些年曾见过海珊姐一次，那时我的文化公司操持了一次吉他艺术节。官方给的经费有点少，去求老荆给想办法拉点赞助，老荆找了海珊姐，让我去她公司谈，其实我都没想到海珊姐会亲自见我。我准备了一个三十页的PPT，还系了领带，结果海珊姐看了两页就不让我再播放了。

她直接问，还差多少钱？

我说还差十万。她签了一张支票递给我，说好好组织，到颁奖音乐会时给我留个座。

海珊姐没有提任何回报的要求，我问她公司的秘书，要不要冠名，按照前期的招商方案，如果企业冠名，二十万就可以。秘书说，海珊姐既然没提这要求，就是不需要。

我出了门，后悔要少了，看这架势，其实我说要二十万估计也一样。我给老荆打电话说了结果，老荆啥也没说。

那阵子老荆的吉他酒吧经营得不好，整天也没个人，厨师都让他辞了，偶尔来个客，他就亲自下厨。老荆是兰山路长大的，兰山路在青岛的前海沿儿，是最洋气的地方，老荆从小就会吃，他试着做菜，不想一下就做出了名堂，他的餐厅上了“孤独星球”的旅行指南，不知道啥时候就莫名其妙来一堆老外。老荆想筹点钱，把酒吧收拾收拾，可是他这人脸嫩，自己琢磨半天，也没地儿筹钱。我办吉他艺术节，省吃俭用，把支出压到最低，最后抠出两万块钱，给他送去。老荆居然跟我急了，他说你找海珊要了十万块钱，最后活动办完还剩两万给我，这啥意思？我把账单都带着，说这些钱都是从哪儿省出来的，绝对不是给人家海珊姐报虚账。老荆才勉强把钱收了。我想说，两万块钱对人家海珊姐现在来说也不算钱，你给人家退回去，人家还小看了咱。可是话到嘴边，还是没说，主要我看他那表情挺严肃。

六

老荆叫的两个人也来了，我们就在酒吧的小舞台上排练，酒吧里的人进进出出，其实也不太在意舞台上演什么。我弹第一声部，用的是老荆的琴，老荆和另外两个人显然此前已经排过几次，进入状态明显比我快。“回忆”对我来说有点太古老，我弹了三四遍才找着点感觉。老荆他们一直在等我，等我们合到第五遍时，老荆说行了小子，就这样就行，再好就不像了。我说不像什么？老荆笑笑说，再好就不像我徒弟了。

我们收了琴，到台下喝酒，老荆开了一瓶蓝方，我们四个都有点量，没多久就喝光了。他又让酒保送来一扎一扎的白啤酒。白啤酒的甜味包着苦味，让人没提防。

当年得了这个吉他比赛第一名改变了老荆的生活，他调进了港务局艺术团，不用再到船上擦地抹桌子，时间也自由。20世纪80年代商业演出就已经遍地开花了，穴头们早就掌握了老荆的情况，有时候在家里待着，邮局突然送来一封电报，上写某月某日到某地某剧场演出，老荆买一张车票背上琴就走了。也有演出点名要他们的吉他四重奏，因为另外两位琴手都在机关工作，时常请不了假，只有他与海珊时间自由，一来二去，就成了他们的二人组合了。那时候已经开始流行张行、张蔷的歌，老荆买了一把电贝斯，自己做了效果器，他与海珊也时常演出二重唱。

一场演出十五块钱，一个月多的时候能演七八场，走穴的收入很快就超过了工资。

常与老荆一起走穴的，大家都数得出来，像朱涛后来去了武警文工团，李晓渤去了铁路文工团，黄海明去了广播说唱团，都成了腕儿，时不时地就上央视春晚。当年，他们都是沿着老荆的路子走的，按老荆的说法，他们的吉他弹得都不如他，唱流行歌也就那么回事。而且，老荆与海珊曾由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过一盘磁带，把许多老歌翻成二重唱，当年可着实火过一把。

老荆为何不再外出走穴，甚至连在本地的小演出也都拒绝了呢？老荆的回忆通常到此为止。

但是吉他的江湖也很小，关于老荆的故事其实人人知晓，我也不例外。

海珊第一次来艺术馆排练时，就是她的男朋友骑大金鹿带她来的。男的是海洋所的研究生，白净，瘦高，戴着黑边眼镜，穿蓝色中山装，很规矩，对海珊言听计从。听说他们两家早就认识，基本上属于娃娃亲那种。后来海珊与老荆越走越近，研究生就开始怀疑。学理工科的人，从蛛丝马迹一点点地收集，然后经过逻辑推理，得出了结论——他要被甩了。

这桩往事我是听群艺馆的李国栋老师讲的，他跟我说这故事的时候，都快80了，但是搞文艺的人，似乎个个对八卦有特别的兴趣。他很严肃地跟我说，小伙子，这事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你千万别告诉别人，这可是你师傅的命啊。我连忙点头说，不说不说，坚决不说。李国栋闻言之后，立即变得眉飞色舞起来，他说，这事放你们这年龄的人身上就不叫个事了，谁不谈个三个五个的对象再结婚？别说是没结婚，就是结了婚，还有离的呢。小伙子你离了几次？我连忙说一次还没离利索，主要是不好意思跟父母说。

李国栋甩出三个手指头，我离了三次。后来就不能再结了，滑丝了。可是那年代不行，也不是年代不行，是研究生不行，死心眼。

你师傅会调光、调音，你知道吧？

我说，当然知道，我们每次演出他都亲自调。

对，李国栋说，现在剧场都很先进，调光调音在最后面有一个控制室，那时候不行，尤其是调面光，动不动就得上面光桥。没有这么先进的台子，全是闸刀开关，要调亮调暗，关哪个光，都是人工控制。他们出去走穴，调光调音都是兼着干，你师傅最灵光。有时候一人忙不过来，就两人一起调，他就叫着海珊一块。面光桥，在舞台的前面，一般跟二楼那么高，里面空间很低，在光和音响的后面，他们看舞台上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可是没有人能看见他们。

李国栋说，我也是在剧场里滚了一辈子的人，剧场这个地方，除了台上是亮的，其他地方都是暗的，你记住，凡是暗的地方就容易出故事。

没有人知道老荆和海珊在面光桥里除了调光还做了什么。也没有人说过这事，因为走穴都是草台班子，谁也不管谁。李国栋说，可是那位海洋所的研究生小赵某一天就悄悄尾随到了他们演出的剧场，然后演出时，悄悄跟他们上了面光桥。

舞台上所有的光都亮了，小赵将一个追光转过了方向，照到了正在亲昵的老荆和海珊。然后，小赵就从面光桥上一跃而下，摔到了剧场的甬道上。水泥的甬道上有一道一道的防滑棱，又黑又浓的血从这些水泥棱的中间向几排观众席缓缓地流过去。李国栋当时在边幕附近候场，他说起初只是发现追光调转方向，然后面光桥的窗口突然探出一个人影。

随后，就是那“砰”的一声。

七

我们的四重奏天天排练。老荆为此专门打给我三千块钱，算是我的“误工费”，我坚决不要，他说你也得养家糊口，这么多天不演出，钱谁给？我说师傅我都快离婚的人了，还怕这个？老荆说，别胡闹，听我的，拿这钱给李娜买个包，剩下的钱自己多买两瓶酒藏着，心里堵得慌了就喝两口。喝两口就好了。说着，他又给我叫了一大杯啤酒。

我听了这话就收下钱，我把自己的琴放到了老荆的吉他酒吧里。老荆每天都在调音台那儿，他一个个地调那些旋钮，那个台子上的旋钮少说也有五百个，各个钮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怀疑永远没有人能说清楚，老荆每天调，要调出一个自己认为最好听的声音。我说师傅你这是要冲击格莱美吗？老荆嘿嘿一笑说，那算什么，人家雅琳早就得过格莱美了。

我突然意识到，老荆的世界其实也很小，海珊、大卫、雅琳、杭州的吉他比赛、一场十五块钱的商业演出，好像这些年我反反复复听他讲的，就是这些事。人的一生看起来很长，其实等回过头来一看，也就那么几个人、几件事。这也是老荆的原话。

当然，这当然不是老荆生活的全部。他的胸口永远堵着那个穿白的确良衬衣的小赵从面光桥上突然坠下的一瞬。

小赵那天是俯身坠下的，当时台上正有四个穿着超短裙的姑娘跳《路灯下的小女孩》，在小赵的头部即将抵达甬道上的粗糙水泥时，四个姑娘正摆出一个劈腰叉腿的造型，观众的口哨此起彼伏。“砰”的那一声闷响过后，台上的一个姑娘和邻近的几位观众先是发出了惊叫，然后演出骤然停了。老荆从面光桥的梯子上连滚带爬地冲下来，他与剧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一起抬起小赵往外走，不知道从哪里涌出来的血顺着老荆的手臂流下来，沿着甬道洒了一路。离得远的观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一个劲地起哄，有的大叫“退票”，更多的人在吹口哨、喝倒彩。

这些情节仍然是李国栋告诉我的，他认为，如果放到现在，那个小伙子肯定能救过来。“抬到化妆间时，还睁着眼呢，他死盯着小荆，小荆的脸煞白，连嘴唇都没颜色了。我找了个毛巾给他捂着头上的伤口，血也基本止住了。但是那个地方太偏了，剧场也没有车，骑摩托车拉来了两个大夫，背着药箱子，我看那里面也就是有碘伏和红药水。”

“那小伙子家里多少有点背景，派了车来把人拉回去，到我们局里要说法。”李国栋是那次演出的穴头，“可是走穴这个事不能光明正大地说，也不是局里派我去的，小赵更不是我请来的，怪小荆和海珊也怪不着，这事算来算去，算不出个子丑寅卯，只能就这么过去了。对外说小赵是找同学去玩，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算是把几个人的名声都保下来了。”

但是老荆与海珊就那么分开了。

老荆后来有过几个女朋友，但都不了了之。海珊在快四十岁的时候曾嫁给过一个台湾人，没多久就又单身了。

我们连续排了六天之后，老荆说要录音了。他的吉他酒吧从前也做过录音棚，他一向认为自己是调音界的“扛把子”，不过这次他请来了一位录音师，听说是曾经与雅琳合作过的，收音的细节全是老荆与他核对，像是那些歌星在做演唱会一样。

这一天的演出没有观众，为了保证录音效果，我们的录音是在晚上8∶45开始的。8∶37，从青岛站会开出全天最后一列火车。大约5分钟后，火车会从酒吧前驶过。现在的火车出站不再鸣笛，但老荆说，那个铁轨与车轮摩擦的低频声音从未变过，他要等火车走过之后再开始演奏。

等到录音间的红灯全部亮起时，我弹出了第一个音符，两个小节后，老荆加进来，再过四个小节，另外两个声部也加进来，等到弹完第一段，有我与老荆的一段二重奏，大约一分半钟，然后是我这个声部长时间的SOLO，再回到前面的回旋。此后，我的SOLO又与三四声部叠加在一起，然后由四个声部完成最后一遍，就结束了。这次排练，老荆改了谱子，最后特地又加了一个二重奏的反复，而且辅声部也有四个小节的SOLO，然后全曲结束在二重奏无限的巡走中。我不明白老荆为何这样处理，但是每次排到最后这一段二重奏，都会心惊胆战，总觉得老荆有难以言表的东西在手指间纠缠。

录音的母带是一块硬盘，录音师小心地把它收起来，说要拿回去制作成密纹唱片。我才知道，现在密纹唱片也可以订制了。送走了录音师，老荆一下坐到了门口的长椅上，他低着头抽烟，我发现他的肩膀有些过于宽大，而肩膀之下的身体，似乎有些干瘪，他皱着眉，香烟一缕缕地飞起来。老荆老了，皮肤突然变得宽大，脖子和裸露出来的前胸都重重叠叠，像是穿了一件不合体的衣服。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味道，烟草年深日久的熏烤亦未能改变，那是一种专属于老人的味道。

大约两个月后，录音师给我送来了他们制作的密纹唱片。那唱片很精美，封套上是六根琴弦的特写，背景为水彩画画出的一幢西洋宫殿，看到点彩密集的廊柱，定是阿尔罕布拉宫了。唱片一共做了十张，录音师一张一张地演示给我，其音色颗粒饱满，与现场演奏几无二致。在听到最后一段的二重奏时，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老荆的琴声沉郁，像一些氤氲的雾气笼罩在主奏声部的一个个音符里。更重要的是，那次录音结束后不久，老荆就去世了。我去帮他料理后事时才知道，其实他找我时刚刚心梗抢救回来，医生跟他说，因为他的心脏患有先天心漏，此次虽然抢救过来，但仍然有一个七天的时限，七天过后可能一切如常，也可能再犯不起。老荆坚持出院，我们录完音正是七天期满，他安然地度过去了。

哪知又过了七天，老荆在梦中猝然而去。

老荆的哥哥，那个开2路电车的司机，脾气还像年轻时那么暴躁。他指挥我做这做那，可是什么钱都不付。

老荆留下的东西，除了几十把吉他，就是十张密纹唱片和一个名单，我按照先前的约定，把这十张唱片一张张送去，这十个人里有熟悉的吉他界前辈，也有初次见面的。老荆给我的地址里还有一个非常陌生，我是送到良辰美景的物业公司，良辰美景是海珊姐开发的楼盘，我想也许这会是海珊姐的地址，我按地址本上写的，投到了物业公司的3号信箱里，那个信箱比其他信箱大，还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我投好后，特地在摄像头下站了两秒钟，不仅如此，我还在唱片里夹了一张纸，写上了我的电话。

我续租了吉他酒吧，每天晚上都在这里弹吉他，每天都弹那首《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我与李娜最终也没离婚，她有时还会来店里帮忙，心情好的时候，也会上台弹琴唱歌。

我们的风波看起来是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