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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发。

朱元璋杀戮果决，仅此一狱，先后处死了三万多人，稍有牵涉，便满门抄斩，胡惟庸自不必说，就连归居养老多年的功臣领袖李善长，也受其株连被族诛。

浙江浦江，有个姓郑的乡绅家族，因与胡惟庸有过来往，也被列为逆党。落此劫数，王侯将相亦只能引颈受戮，平头百姓更是无话可说。阖族待死之际，却来了一道旨意，将其族长传入宫中。

“你家是感天动地的人家，些小有罪过，我须索赦你。”

“你这等好人家，如何不叫几个出来干朝廷勾当？你便商量几个名来。”

谁也没料到，族长见到的，竟然是一张慈祥的笑脸，甚至还有热情的招揽。

朱元璋极为多疑，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为何这个郑氏，却独独能得到他如此宽容的眷顾？

洪武二十八年（1395），也就是胡惟庸案发的十五年后，九月，朱元璋向天下颁布了一部由他亲自编写的《皇明祖训》。

这部书，朱元璋足足写了大半辈子。为老朱家修一套规矩的念头，他在打败陈友谅后就出现了，征战间隙，得空便与文臣谋士探讨，十来年才有了草稿，也就是洪武六年（1373）颁行的《祖训录》，但不满意，又反复增删修改，后来上了年纪，两眼老花，还让人写成大字，贴在宫里西庑墙上，每天早晚一字一句研究，如此打磨了二十多年，改了七稿，才最终定了下来。

因此，虽然名为《皇明祖训》，但这部书并不仅只是帝王家规，实际上相当于整个大明王朝的根本宪法。

而编写这部《皇明祖训》，最重要的参考，便来自浦江郑氏。

“当——”

钟声中，这座被后人称为郑宅的村镇从晨雾中醒来，每户人家的房门都吱吱呀呀地打开。二十四响之后，钟声停顿片刻，但很快又是连接四下，家家户户同时开始汲水盥洗。

不多时铜钟又击了起来，这次是八响。村中的大小道路响起了纷沓的脚步，郑氏全族上千人，从各自房头出来，齐齐前往村中心的宗祠。

族老们早已穿戴整齐，候在堂上。各人屏息进门，先在《夙兴簿》上签到，再按着长幼男女的次序，找到自己位置，眼观鼻鼻观心坐定，除了衣裙窸窣，满堂静默无声。全数到齐后，族长微微点头，挥手示意，座中站起一个十来岁的童子，出列上堂，先对着叔伯兄弟这边朗声背诵：“人家盛衰，皆积善与积恶而已。何谓积善？居家则孝悌，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也。何为积恶……”

此段完了，童子侧身转向女座，又是庄严训道：“家之和与不和，皆系妇人之贤否，何谓贤……为妇人者，不可不畏！”

童子诵毕，众人起身，向族老行礼，复分左右行，会揖而退。

钟声又起，九声之后，男女分堂用早膳。

这样的晨景，在郑宅至少上演了十三万次，每一次都是精准重复，连童子的训诫内容都不会有一句变化。

也就是说，在钟声号令下，浦江郑氏有板有眼地过了三百三十多年。

中国素重睦亲，以父母兄弟聚居一处为美德，不过繁衍既久，人多心杂，往往分崩离析，同居五世七世已难能可贵，九世十世更是凤毛麟角，而浦江郑氏，竟然历经宋元明三朝、整整一十五世不曾分家，鼎盛时期发展到三千多人，依然共吃一灶饭，堪称人类生活史上的一大奇迹。

支撑郑氏抟合数百年不拆析的，是《郑氏规范》。

《郑氏规范》内容多达一百六十八条，涵盖农商经济、饮食服制、婚丧嫁娶、子女教养、医疗救助、迎来送往，日常一应大小事务，无不做出规定，甚至每日晨昏眠宿、闭户开门，也有细致安排，前文所述之每日依钟晨训，便是其中一条。

摘录部分条款，以见郑氏族规大概：族人吃穿用度，由公堂一总置办，各房平均分配；春种秋收、粜籴出入，也由公堂统筹指派；男子满周岁始领衣料，每年四月支领夏衣，九月支领冬衣，十六岁以下领布，四十岁以上领帛，冠礼之年给礼服一套；妇女衣料参照男子，然两年支领一次，及笄之年给银饰一副，每年四时祭祀后一日领取头油脂粉；男子未冠不许吃肉，三十岁以下滴酒不许沾唇；除病中或妇人生产，族人不可自做饮食；个人招待亲友，由膳堂备饭，但宴饮至迟不能晚于一更天，宾主若超过十人，便不许于夜间设宴。

《郑氏规范》最具特点的，是它的可操作性。每一条家规，都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和执行人。比如以“宗子”为全族领袖，主持各种祭祀；以“家长”总管一切庶务，“典事”佐之；为防“家长”与“典事”弄权，又设“监视”一人，“纠正一家之是非”。此外还设“新管”二人，“掌钱粮收放”；“旧管”二人，“掌冠婚丧祭”；“羞服长”一人，“掌男女衣资事”；“掌膳”二人，“供家众膳食之事”；“掌营运”一人，“统计年终会算”；“知宾”一人，“掌礼节事务”……林林总总，共设十八种职务，各领其责，每夜会议商榷，来日当行何事，一一记录在册，十五日一督查，不得虚应拖延。

郑氏诸职，除“宗子”由宗法嫡系确定，其余皆为族人推举，且两年一轮，再或一年一轮，又或半年一轮，定时替换。全体族众悉受规范约束，言行举止进退出入皆有定式，为作善恶之戒，特造“劝惩牌”两面，“劝牌”书功，“惩牌”书过，挂于要地，按月示众。

浦江郑氏的宗祠，至今保存完好，占地三千多平方米，前后五进两厢六十四间，号称“千柱落地”，甚是宏伟。而它的主体建筑，是可容纳千余人的第三进大厅，名为“有序堂”。

浦江并非通衢，郑宅更是僻在乡野。江南的褶皱间，一个家族，虔诚地将秩序奉为维系存在的最高信仰。

《郑氏规范》的编制，经历了郑氏几代人，而它的最终修定者，则是元明之际的大儒宋濂。

宋濂与浦江郑氏渊源极深。他原籍婺州金华，与浦江邻郡，年轻时曾就读于郑氏家学东明精舍，学成后主教东明二十四年，为郑氏培养了大批子弟。

1359年，朱元璋大将常遇春、胡大海等渐次攻占浙江衢州、婺州、处州；次年，因胡大海荐，宋濂与刘基等“浙东四先生”，北上应天，成为朱元璋幕府最核心的谋臣。

宋濂向朱元璋介绍了浦江郑氏。得知郑氏已经同居九世后，朱元璋赞赏不已，多次免去他们的赋役，又着当地官府修建牌坊以示旌表，据说还有过“江南第一家”的敕封。郑氏族人甚至声称，朱元璋曾经给他们亲笔写了“孝义家”三个字，还因起笔时墨汁尚未研开，导致“孝”字上面的“土”颜色有点淡，喟叹江南风土终究还是薄了一些。

“第一家”抑或“孝义家”，这些传说未必尽是史实，但浦江郑氏受到朱元璋奖励，毋庸置疑。只是，郑氏立族固然纯良端正，但朱元璋将其立为典型，却并非只为劝导向善，而是蕴含着极深的心机。

家族与皇权的关系，甚为微妙。

三代以下，直至春秋战国，政权以血缘缔结，家即是国，国即是家，无甚可说。始皇灭六国，改封建为郡县，亡国贵族与地方巨室始成弹压对象。秦汉两代，朝廷多次凌厉打击各地豪强，甚至将其举族迁徙以断绝盘踞；然诸族亦不甘束手受制，稍得松懈便百般抗争，东汉以来，还形成大小门阀，沆瀣勾连，互为援引，抗礼甚至凌驾皇权。

直到隋唐，士族依然强大，贞观间编氏族志，若非太宗震怒，李姓只能排在第三。中央政府与地方大族天生敌对，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三千年中国史，前半部就是二者的争斗史。

但随着门第自身的衰朽没落，以及政府权力通过科举向全民开放，唐代后期开始，皇权对于地方家族，逐渐形成完全碾压之势——

成书于北宋初年的《百家姓》，打头的“赵钱孙李”，全是帝王姓氏：宋太祖的“赵”之下，“钱孙李”，分别来自吴越国国王及王妃、南唐国主。

北宋之后，纵然还有少数世族仍在苦撑，但先遭辽金摧残，再受蒙元践踏，被持续挫磨了几百年，连最后的架子也塌了。大厦倾尽，人间终于一马平川。

英雄从此单打独斗。元末豪杰几乎全部来自草莽：僧侣、乞丐、渔夫、小贩，甚至盐枭海盗……自古改朝换代无数，但争天下者，集体出身之低，却是头一遭。

古之创业帝王，纵然无赖如刘邦，麾下亦多六国贵裔。

如此形势下，家族之于政府的性质，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对于社会，平等并非绝对好事。好比拳手，实力越接近，搏击越激烈，阶级之间，也是差距越小，争斗越多。

以政客的角度，越是平等，越需要集权，甚或说，专制。只有将优势扩大让所有竞争者都跪倒，才能消弭一切挑衅与谋算。

而即便具备了控场的实力，与其费心费力强兜一地散沙，不如栽上林子，借助草木根须稳固沙地。

每一个拿捏得住的家族，都是这片林中的一棵树。

唐宋以来，史书上逐渐出现了“义门”的记载，越来越多的家族，开始受到政府表彰。浦江郑氏，在元朝时，便受过朝廷旌表。

就这样大棒加红花，直至将昔日的群狼，都驯化成了牧羊的犬。

这便是“提纲挈领”的帝王术。

不过，对于朱元璋，扶持浦江郑氏，还有另外一层意义。

朱元璋赤贫出身，自小没受过多少教育，但为人聪明肯学，中年以后，不仅练得一手好字，连作四六文章都已经像模像样。

而朱元璋撰文，公文诏令，最爱用“布衣”二字，有关无关都要加进去：有时淮右布衣，有时淮西布衣，有时又变为江左布衣，口口声声，简直成了口头禅。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显然，朱元璋对自己赤手空拳打下这份基业很是自豪。但与此同时，他又相当清醒，知道自己不过只是天下千千万万个布衣之一，并不比陈友谅、张士诚强上多少，甚至起点比他们还低，好多次都只是险胜惨胜，能够走到最后，其实不无侥幸。

午夜醒来，满目金碧，他应该会有一种梦幻般的不真实感：咱朱重八，放过牛、出过家、要过饭的朱重八，真成了这花花世界的主子了吗？

挨过饿的汉子对落在手里的任何东西，一只破碗一根竹杖，都看得比天还大，打死不放手——何况真是天大的天下。

朱元璋最害怕的，是有人来学他的样子发声喊，把家当一把抢了去。

怕贼偷，更怕贼惦记。于是，这位忐忑的布衣皇帝，披上龙袍时总是如芒在背，一刻也松弛不下来，白天黑夜都在谋算，如何守住这来之不易的江山。

数百年不倒的浦江郑氏，现身说法，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样板。

“凡祀天地，祭社稷，享宗庙，精诚则感格，怠慢则祸生。故祭祀之时，皆当极其精诚，不可少有怠慢。”（《皇明祖训》）

“祭礼务在孝敬，以尽根本之诚，其或行礼不恭，离席自便，与夫跛倚欠伸，哕噫嚏咳，一切失容之事，督过议罚。”（《郑氏规范》）

“凡吾平日持身之道，察情观变，虑患防微，如履薄冰，心胆为之不宁。晚朝毕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时，不敢怠惰。”（《皇明祖训》）

“为家长者，当以至诚待下，一言不可妄发，一行不可妄为，临事之际，须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须以量容人，常视一家如一身可也。”（《郑氏规范》）

“凡亲王来朝，若欲筵宴，于便殿去处，精洁茶饭，叙家人礼以待之。群臣大会宴中，王并不入席，所以慎防也。”（《皇明祖训》）

“亲宾往来，掌宾者禀于家长，当以诚意延款，务合其宜，虽至亲亦宜宿于外馆。”（《郑氏规范》）

“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女，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皇明祖训》）

“诸妇喋言，无耻及干阃外事者，当罚拜以愧之。”（《郑氏规范》）

皇帝与宗子、宰相与家长、典事与六部、都察院与监视，乃至尚衣监、尚膳监、钟鼓司、典药局等内官，都能在《郑氏规范》中一一找到对应。

明初典章制度，多由宋濂草拟制定，很多地方都借鉴了浦江郑氏的家法。

当然，朱元璋一代枭雄，眼界远非宋濂一介书生所能及，在《郑氏规范》的框架上，他对自己的帝国，进行了更为周密的规划。

洪武八年（1375）正月，当刘基接过那口青瓷小碗时，骤然觉得有股寒流从指尖传来。

碗口冒着热气，里面的药汁乌黑稠厚。端着碗来的是御前太医，而派遣太医的则是丞相胡惟庸。

这碗药的出现，如同有道闪电当头劈下，令刘基瞬间想通了所有事情，包括复盘了无数次的那回谈话。

李善长辞相告老那年，朱元璋找刘基商讨继任人选，一连提了好几个，刘基都明确表示反对——为此他还得罪了胡惟庸——所有候选人都被否定后，朱元璋突然说：“看来能做我大明丞相的只有先生你了。”刘基回答：“我性子太刚，见不得别人犯点错误，也做不了。”君臣一笑，事情就过去了。

几句话说来平平淡淡，但刘基清楚，这其实是一场凶险的测试。不过，一开始，他只以为这不过是朱元璋在揣摩自己有没有野心。他不相信，以朱元璋对臣僚的了解，岂能不知自己的评述都出于公心。但意外的是，谈话之后，他不看好的那些人，却一个个被朱元璋扶上了相位。

这个问题困惑了刘基很多年，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原来如此。刘基浑身冰冷，几乎发起颤来。但他马上控制住了，向太医点点头，淡淡一笑，说了句：“多谢胡丞相。”端起药碗一饮而尽。

过了几天，刘基挣扎着去觐见了朱元璋。

“皇上，这几日老臣腹中生了个硬块，胀得难受。”

朱元璋的眉毛微微一挑。

“前些天胡丞相派人来探望过老臣。”刘基继续说，“还给臣带了两剂药。”

“哦？”朱元璋没说什么，只是意味深长地盯着刘基。

当年四月，刘基病卒。

史家基本认同，刘基之死，乃遭胡惟庸毒杀，但此举究竟属于个人行为，还是受朱元璋指示，至今未有定论。但刘基虽然殒命，却非逆来顺受：告诉朱元璋自己已经服下那碗药，便是借此递上了一把收拾胡惟庸的匕首。

刘基已然看清，自己也好，胡惟庸也好，甚至隐退的李善长也好，大家都在黑名单上，同僚一场，不妨顺水推舟送一程。

五年后，突然有大臣告发胡惟庸谋害刘基，朱元璋穷追猛打，胡党谋叛案发。

朱元璋一边大开杀戒，一边叫来刘基的儿子刘璟，好言好语抚慰：“你老子吃胡惟庸他们蛊了——我替他报仇，把那干反贼杀得光光的，连坟墓都掘了！”

民间传说中，刘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属于诸葛亮一般的人物，但即便是他，也要到人生尽头，才能依稀看懂朱元璋的布置。

可笑那天刘基还为胡惟庸备选相位忧心忡忡，说那是头野牛犊子，性子顽劣，拉车容易翻，却不知朱元璋最愿意看到的，正是一次又一次血肉横飞的翻车。

刘基担心的，是宰相不称职，而朱元璋担心的，恰恰是宰相太称职——翻一次车，可能是拉车的牛不好；但换上什么牛都翻，那就是车有问题了。

原来朱元璋处心积虑，就是为了一举废除设置了几千年的宰相制度！只是此事干系太大，没有足够理由，任谁也不能下手，所以只得舍出家当，让胡惟庸们尽情撒泼，以作日后裁撤的借口。

朱元璋先后任命过五位丞相，但除了性情谨慎的徐达，其余李善长、杨宪、汪广洋及胡惟庸皆获罪被杀。不过，这几人虽如刘基所料，行事各种乖张，但客观地说，未必都够得上悖逆大罪，即便胡惟庸的谋反，也存在不少疑窦。

明代坊间还传说，连徐达之死，亦是朱元璋下的毒：他患有背疽，最忌发物，朱却赐以蒸鹅，徐达流泪食之，病发而卒，年仅五十四岁。

处死胡惟庸后，朱元璋罢去左右丞相，将相权分配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

也就是说，大明王朝的“宗子”与“家长”二职，被朱元璋合并为一，避免了相权对皇权的分割与掣肘。

《皇明祖训》：“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废相，只是朱元璋集权的第一步。他几乎对帝国权力架构中的全部漏点，无论多微小，都进行了最高级别的封堵。比如将军权拆分，前后左右中五都督府互相制约，并且只能统兵，调兵则归兵部；以七品低阶的给事中，科纠六部，防各部尚书擅权；限定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禁止其读书识字。

文献记载，朱元璋脸长如马，额头顶起下巴凸出，又有满脸黑痣，相貌颇为难看，但如此丑怪的一个人，却是极致的完美主义者，凡事都要做尽做绝。仅举一例，便可见其思虑之细、筹划之密，以及对社会干涉之深。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书，规定：“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人服。”所谓“教坊司”，便是官营妓院，这就是“绿帽子”谑称的由来。

连娼妓人家穿衣服都要管，其他各行人等更是丝毫不能乱：比如，商人弃本逐末，不应提倡，纵富可敌国，也不准以绸作衣；百姓首饰，只可用银，严禁用黄金珠玉；庶民穿靴不得有任何装饰，有次还因此砍了一群纨绔子弟的脚；笠帽虽廉，但只准农夫戴用，旁人以笠遮头招摇过市便是有罪。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以如此细密的程度，朱元璋将全国百姓按军户、民户、匠户等分了，每十户编为一甲、每十甲为一里，里甲层层互保，一家犯事，全体有罪，进行网格化禁锢；诸户代代世袭，非必要不得出门，但凡往来百里外，即需向官府申请路引，行村过寨打尖住店，皆要核查。

应该是受到浦江郑氏的“奖惩牌”启发，朱元璋下令，每村都要书写近期发生的孝子节妇事迹或奸徒恶汉丑行，分榜张贴于通衢闹处，还规定每里推举有德老人，每月初一十五聚集全里民众，宣讲朝廷的律令旨意，使家家户户知法畏法。

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明白他的律条，朱元璋颁旨，经常宁愿有失典雅，也用白话：“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可饶是如此狮子搏兔般的全力防备，朱元璋仍不放心。就像《郑氏规范》中的“监视”，他也将自己的一支亲军，锦衣卫，改造成了无孔不入的特务机构，以作监察臣僚的耳目。

宋濂便领教过锦衣卫的厉害。他有次在家宴请宾客，第二天朝会，朱元璋突然问他，昨晚在家喝酒了没有，客人是谁，都吃了什么菜。宋濂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如实说了。朱元璋听完点头笑道，全然不错，秀才老实，没有骗我。随即拿出一张画，上面画着宋濂昨晚请客的情形，酒席座次、客人相貌、桌上摆的菜肴都一清二楚。

宋濂顿时吓出浑身冷汗。他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倘若说错半句，便是抄家灭门之祸。

但这位大明帝国的首席设计师，方方正正的老实人，熬到七十多岁，还是被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中找了个罪过，流放四川，途中病死于夔州。

这还是皇后和太子苦苦求情。依朱元璋的本意，他本该与儿孙一道处斩。

徐达姑且不计，明朝王侯级别的开国功臣，除了常遇春等死在胡惟庸案之前的，只有半身不遂的汤和得了善终。

明清演义小说，还因为朱元璋薄情寡义屠戮功臣，敷衍出一段“火烧庆功楼”的情节。说是朱元璋坐天下后，在玄武湖边建了一座庆功楼，落成那天，遍邀功臣前来赴宴。席间老兄弟叙旧斗酒，好不酣畅，只有徐达一反常态，平日酒量不小，这天却点到即止，眼角还时不时往朱元璋瞟。众人酩酊时，朱元璋悄然离席下楼，徐达也跟了出去。朱元璋发觉，问他为何跟着自己，徐达说特来保驾。朱元璋说用不着，让他回去继续喝酒。徐达流泪道：“皇上真的一个也不留吗？”朱元璋沉默许久，长叹一声，说那就随我走吧。两人走出几百步，突然一声巨响，整座庆功楼火光冲天，可怜满楼功臣，全部化作焦炭。原来，朱元璋预先在功臣楼下埋有火药，却被刘基窥破，告诉了徐达。

朱元璋应该是有史以来，被害妄想症最严重的开国之君，眼中男女，无一不是反贼，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算计自己，递上来的每一封奏折每一章颂表，都翻来覆去地看、费尽心思地猜。结果从“殊”字看出“歹朱”，从“作则”里看出“作贼”，从“藻饰太平”里看出“早失太平”，从“天下有道”里看出“天下有盗”……金銮殿上好端端的龙案，硬是被他变成了江湖术士的拆字摊。

每解出一道谜，便是一场腥风血雨。“布衣”只能自己提，他反复用屠刀警告臣民，虽然大家都是娘生爹养，但绝对不能想你朱和尚做得，我怎么就做不得。

凭着枪林箭雨死人堆里历练出的铁石心肠，朱元璋不信神佛不怕报应，杀人灭族绝不手软，而且用刑极重，凌迟、枭首、抽肠、挑筋、砍足、剁手，样样都可挑战人类极限，根本不顾忌律法标准。如此恐怖高压之下，官员人心惶惶，每天早晨入朝都要与妻儿诀别，晚上若能平安归来，便举家欢庆，又多活了一日。

被杀得多了，大臣们甚至能够通过朱元璋的腰带位置，来预判祸福：放在胸前，表示皇上这天心情好，杀人也会少一点；要是按在腰下，那么就说明皇上憋了一肚子火，正准备杀人出气，大伙可得愈发加小心。

在朱元璋治下，根本不存在什么天高皇帝远。朝臣的脑袋说掉就掉，地方官同样天天在生死边缘踩钢丝。明代无论府州县，官衙左边定有一座土地庙，民间唤作“皮草庙”。朱元璋规定，但凡官吏不法，便拖到庙里剥皮，还在人皮里面塞上稻草，挂在衙门主官的公座旁边，以作警诫。

有时官员杀得太多，衙门运转不动，只得从牢里提出人来，戴着镣铐枷锁审案。前脚送别人上法场，后脚自己也来报到。

太子朱标仁厚，多次劝朱元璋不要如此暴戾，免伤天下祥和。族诛李善长后，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当时朱元璋没作声，第二天朱标来见，让人在他面前扔了根满是尖刺的木棍，命他拾起来；朱标无从下手，正踌躇间，朱元璋抽出佩剑，把刺全部削去，递过去说：“我杀那些家伙，正是为了替你拔尽这些刺！”

这应该是朱元璋作为一名铁血政客的真实想法，但他喜怒嗜杀，或许还有一层原因：他自幼饱受官府富户欺凌，对文人又有自卑，潜意识中原本就存有反体制反文化、仇视全体权贵阶级的倾向，又不得不与这些人合作，还得给他们功名富贵，内心扭曲不甘。

当官如此凶险，有些读书人便想弃学归农，虽然清苦，好歹可以保命。江西有对叔侄，砍了自己的拇指，想钻“有残人不得入仕”的政策空子，不料朱元璋得知大怒，将他们拉到南京砍了头。此后，还专门颁布了一条法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

明人《国朝典故》载：某日朱元璋微服出行，经过一座破庙，入内休息，却看到壁上画了个背着布袋的胖大和尚，旁边还题有一首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笔墨尚未干透。朱元璋震怒，派人搜捕，早已遁去。

找不到正主，便只能街坊邻居顶缸了。

佛门慈悲地，顿成修罗屠宰场。

惹不起又躲不起。

洪武年间，朝野流传一句谶语：“杀运三十年。”此言毫不夸张，粗略统计，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至少有十五万官民死于刀下。

朱元璋兴起的最后一场大狱，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大将蓝玉的所谓谋反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一万五千多人被杀。

依朱元璋惯例，处决谋逆犯人一般都是凌迟，但他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特行宽大，将碎剐改成剥皮，将蓝玉的人皮完整剥下来，到处巡展，直到自己的儿子，也即是蓝玉的女婿蜀王朱椿求情，才勉强同意由他收藏。据说明末张献忠攻占蜀王府后，还见过这套人皮。

然而，处理完蓝玉案后，朱元璋却下了一道令所有人都意外的诏令，命将锦衣卫的刑具悉数毁去，并申明，从今往后，锦衣卫再不负责内外刑狱公事，一切案件，概交三法司依律处理。

两年后，《皇明祖训》颁行，首章便明言，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务必要遵守国家刑律，绝不许使用黥、腓、劓、阉割等法外之刑。

或许是连自己都感觉这个转变太突兀，因此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耐心解释，说他是治乱世用重典，改朝换代之际，群雄强悍，刁民诡诈，不得不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但这只是特殊时期的处置方式，并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特别是后代皇帝生在深宫之中，人情好恶，未能周知，一时所施不当，便容易误伤善良。因此，若是有人敢奏用这些酷刑，“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颁行《皇明祖训》这年，朱元璋六十八岁，距离去世，还有三年。

朱元璋有多张画像传世，但有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除了文献记载的凶悍丑相，还有一种天庭饱满面颊光洁，相当英武，老年像甚至还很有些慈眉善目。

多部明人笔记记载，为画出这张令朱元璋满意的肖像，很多画工掉了脑袋。

对于身后的恶名，朱元璋应该是有预知的，但他也只能认。

如前所述，元代之后，社会已成扁平。而若要在平地上，形成令所有竞争者绝望的仰视高度，最直接的办法，是将自己周边，全部挖成深坑。

对于群臣，固然伴君如伴虎，但在朱元璋眼里，何尝不是群狼环伺骑虎难下。

这是朱元璋的悲哀，也是明王朝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

朱元璋累了。

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

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

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每日五更，也就是凌晨四点左右，京城谯楼，都会有人吹起画角，并长声唱出这几句口号。天天如此。

就像浦江郑氏的铜钟，这是朱元璋为臣民设置的起床号。而他自己，这时已经工作很久了。

自从登基以来，他“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几乎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办公，直到深夜，忘吃饭是常见的事。废相之后，工作量更是成倍增加，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为例，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共处置奏章一千六百六十份、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得完成两百多份奏章、四百多件国事。一份奏章按五分钟算，每天仅批阅文件，就得花费十六个小时。推算下来，一天能睡四五个小时就不错了。后来上了岁数，记忆力下降，便随身带着纸笔，无论吃饭如厕，有事想到就用纸条记下来，别在衣服上，有时别了很多条，看起来破破烂烂，还自嘲穿了件“鹑衣”。

辛劳如此，朱元璋穷苦出身，又舍不得享受，衣食都不讲究，连看见家具雕花都要发脾气，虽然贵为天子，但日子过得相当俭朴，甚至还让人在宫里种菜。有天可能实在是有些撑不住了，写了这样一首诗：“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已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背。”

在《皇明祖训》中，他也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过当皇帝的苦楚：“自古以来，其实做亲王比做皇帝还快乐。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一应享受，只比天子差上一等，却不用负什么责任，只要自己不作死，就可以安然享受一辈子，哪像皇帝总揽万机，晚眠早起劳心焦思，时时刻刻都在担忧天下难治。”

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这几十年，苦了朱元璋。

好在木棍上的刺都拔光了。

天下无贼。恋恋不舍地收起屠刀，朱元璋告诉自己，终于可以休息了。

“你们当了皇帝后，平时起居，要时刻警惕奸人谋害，白天黑夜都要像在战场上那样戒备，即使亲信骨肉，也应当提防，就算要和心腹大臣密谋国事，带刀护卫最多也只能离开十丈地，不可太远。”

“无论到哪里，防身的器械、衣甲，要不离左右；还要挑选几匹好马，训练好了，养在宫门附近，这样紧急时候随时都能骑乘。”

“当了皇帝住在宫里，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饮，饭要按时吃，但午饭不能吃得太饱。”

“晚上没事，要多听听外头城里的动静，还可以到院子里，看看风云星象是否有异常。”

“若要离宫出行，你们务必要仔细观察一切异象，比如马突然得病，吃饭时突然汤勺筷子掉了、盘子杯子翻了，又比如突然刮起狂风，响起雷暴，甚至遇到奇怪的飞禽走兽，都可能是上天示警，这时便该停止出行，马上回宫。”

“宫内女子生病，倘在夜晚，无论多紧急，也必须等到天亮再去找大夫；大夫进宫视诊，必须有监官、门官、局官各一人，以及太监三人、老妇二人陪同。”

“凡亲王来朝，如果刚好遇到朝廷举行宴会，不得入席，只能在便殿去处，准备一些精洁茶饭，以家人之礼招待。”

“亲王出行，除旗鼓仪仗外，带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盘一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二把，扇六对，唾壶一只，唾盂一只。”

“亲王每年该给粮米一万石，十月月底一次尽数支拨；王府的官吏俸禄以及军士粮储，则按月支给，每月至迟不能晚于初五。”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这位帝国的老族长，在对子孙的谆谆嘱托中，留下一部一万多字的《皇明祖训》，撒手而去。

去世的前一年，朱元璋命令每村每里，都要在孤老中挑选出一位声音洪亮的，由官府赡养起来，发给一个铃铛，每天五更时分，摇铃行走于各村，边走边大声背诵他亲自制定的六句谕令：“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有明人如此解释朱元璋的这条诏令：乃是令百姓“在夜气清明之际，忽闻此语，泠然省惕，湔洗前非，坚其善行，圣王爱人之心至无已也”。

从此，大明王朝的每个黎明，都将在各种口音的苍老吆喝声中，悚然惊醒。

“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毕生经验凝结，朱元璋对自己的《皇明祖训》很有信心。

他相信，只要遵此而行，大明帝国必然能千秋万世，江山永固。

他甚至无比周到地拟定了二十代子孙的行辈字，还规定，朱家后人取名，行字外，另加一个五行做偏旁的字，依照“火、土、金、水、木”之序，循环生息，永无断绝。

这便是他老朱家的“有序堂”。

然而，这套朱氏五行，第一轮运转就发生了脱轨：建文四年（1402），木字辈的叔叔朱棣，悍然夺了火字辈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

这一年，距离朱元璋去世，仅有四年。

朱棣的篡位，只是开端。

如果地下有知，朱元璋绝对会气得再死一回。他呕心沥血的《皇明祖训》，几乎成了子孙的反面教材，凡事都倒过来做。

比如，《皇明祖训》讲废除酷刑，朱棣却“灭十族”“瓜蔓抄”，比老子还狠；《皇明祖训》讲出行要谨慎，英宗却草率出关，还被瓦剌活捉了；《皇明祖训》禁止宦官干政，明朝阉患，王振、刘瑾、魏忠贤，却堪称史上之最。

不设宰相倒是遵守了，但变相弄了个内阁，一旦出现张居正这样的强人，权力比宰相还大。

置若罔闻，抑或阳奉阴违，一部《皇明祖训》高高供起，尽成虚文。短短几代下来，朱元璋的一腔心血，便已然化为乌有。

但也不能全怪后人不孝。实在是祖宗做得太尽，子孙接手太难。

某种程度上，明帝的诸多荒诞，都是被朱元璋自己逼出来的。

宣宗斗蟋蟀，宪宗娶大自己十七岁的奶妈，世宗炼丹修道，天启学木匠。

世宗、神宗，祖孙俩都二三十年不上朝——尤其神宗，“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讲”，宁愿闲得天天看小太监赌博，也不接见大臣，就连骂自己的奏章都不理会，有史料说他很可能还吸起了鸦片。由于得不到批复，官职出缺填补不了，神宗后期，官员缺额严重，最多时竟然达到一半以上，有些嫌犯关了二十多年也没有法官提审，神经错乱，在狱中用砖头自残，倒卧在血泊中呻吟呼冤。

武宗又是另一种玩法。他的精力极其旺盛，呼鹰唤犬、斗鸡走马，一刻也闲不下来，北巡南嬉，游龙戏凤，变着法子折腾，生怕天下平安无事，还化名朱寿，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威武大将军。

武宗很不愿意住在宫里，即位第二年就搬出紫禁城，住到了豢养猛兽的豹房。有年元宵，宫中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乾清宫，武宗得知，不但没有下令扑救，反而特意从豹房跑来观看，谈笑风生，兴奋异常，不停地夸赞：“好一棚大烟火！”

斗蟋蟀、娶奶妈、修神仙、做木工，以及巡游、怠政、自封官职、另取名字，尤其是对紫禁城不加掩饰的厌恶，从心理学的角度，都是朱元璋子孙的各种逃避和叛逆。

这位老祖宗留下的皇冠，实在是太沉重了。

抽得越紧，压得越狠，反弹便越大。不知几世修来，才得以托生皇家，如若再像祖爷爷那样劳碌一辈子，岂不是白白糟蹋了这场泼天的富贵？

孝子贤孙先放一边，且去大闹一场。

反弹的不仅皇家。

明代有个叫作智暕的僧人，曾经用“还债”和“讨债”来比喻明朝不同时期的官员。他说，太祖洪武年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苦受多少惊怕，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能得善终者不过十之二三，士大夫没有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甚多，这就是来还债的；而现在，秀才做官，饮食衣服宫室妻妾，好生受用，却干不得几许事，国家无负士大夫，士大夫负国家甚多，这便是来讨债的。

智暕是宪宗成化年间人，距离洪武，不过数十年。

朱元璋性近墨家，力倡节俭，连百姓在靴子上绣金丝都要砍脚，但明中期后，及时行乐的习气已弥漫朝野，社会风俗越来越奢靡，豪富之家，“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人之产不能办也”。万历年间的文坛领袖袁宏道，公然宣扬“五快活”，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云云，甚至为此倾家荡产，托钵妓院，乞食孤老，“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也是一大快活。

朱元璋厌恶商人，处处限制商业，但到了晚明，不仅商贾气焰嚣张，出入政界，就连官员也纷纷下海，变成了无官不商、官商一体。

且不去讨论商业解放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单说读书人的救世情怀，在明代遭受重创，却是不争的事实。

正如宰相在帝王面前，由坐而论道，到站，到跪，到取消，数千年来，权力集中与阶级平化，原本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而朱元璋又在此大势上急剧加速，将权力收缩到极处，君臣之间的缓冲被压榨殆尽，连隐居避世都不许，各种矛盾短兵相接，双方在博弈中日渐离心，互为对手，为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活生生将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逼成只作稻粱谋的犬儒。

甚至还将传承数千年的儒学，由外王逼回内圣，如王阳明那般，将最激烈的战场，放置在自己的心中。

反弹亦有反弹。李贽将王阳明的心学再推一步，又由大收转向大放，掉转枪头，攻击起了朝廷的官学。

士节堕落到实在不堪时，则出现了海瑞和东林党。

大明三百年事迹，原来在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中，都有伏笔。

帝王家的后事，暂且再说。

明天顺三年(1459)，也就是朱元璋去世后的第六十一年，浦江郑氏的同居神话黯然终结，三千族人各起炉灶，自过生活。

郑氏分家的原因，通常归结于这一年发生的一场火灾，除宗祠外，全族屋舍，几乎尽遭焚毁。但很多学者认为，这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人类的寿命有尽，一个家族壮大到十五代，日常运转已种种不便，族人更是越来越难受管教，纵然没有这场火，也支撑不下去了。

参照郑氏的合族大限，到这时，朱元璋为子孙调校的五行轮，也已经转过了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