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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5年第4期|陈煊楠:最后的印第安之夏
来源:《天涯》2025年第4期 | 陈煊楠  2025年07月28日08:25

编者按

近年来,《天涯》致力于从自然来稿中挖掘新人新作。通过“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小辑以及“新人工作间”等板块,为更多优秀年轻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天涯》坚信,无论作者名气如何,稿件的质量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那些在《天涯》露面的新人,若能持续保持出色的创作势头,未来必定能在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天涯》近两年推出的部分作者,如杨乾、高临阳、章程、杜峤等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

《天涯》2025年第4期“小说”栏目特别策划“新人工作间 2025”,冉也、梁莹、陈煊楠、苏莹、钟芩、李知鸢、苦子这七位从自然来稿里挖掘出来的年轻写作者,展现了他们的宏阔视野和多维体验,其中有三位是第一次发表作品。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推出本期“新人工作间 2025”中七位作者的小说。微信推送这个小辑的小说时,我们还是按照惯例,采取闭环互评的方式,即后一位作者评前一位作者的小说,第一位作者评最后一位作者的小说,形成闭环。

最后的印第安之夏

陈煊楠

我觉得我一定是忘了很多事。

不然,为什么每天在开罗干哑的午后醒来,或是睁着双眼到天明,直至被窗外河水反射出的银白日光刺痛时,我的心脏缓慢无力地跳动。快六个月以后,胸中积满了尘埃,不知是何年何月的尘埃,但我仍觉得空荡荡。

空荡荡的。

很偶然地,周五的黄昏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老市场里走了一圈又一圈,从街街巷巷里淋了一身日落后,似乎什么都没做又像是什么都做尽了。我们找到一家名字是“鱼”的蓝色咖啡馆坐下,在那又旧又干的蓝色里,我给他讲了一些从记忆或想象里打捞出来的画面,这几个月总在我脑中盘旋。

那晚我们一直聊到咖啡馆打烊,再去我家叙话,底楼的门房大爷把他苍老变形的躯体藏在罩袍里,只露出颗鹰一样警醒的头,眼睛朝我们一凸,眉毛扬起。

烟吐了一口又一口,我们就坐在沙发前的地板上,穿过凌晨坐到了拂晓,桌上的蜡烛烧完,留下烛台里高高耸起的山脉。看样子二十分钟后太阳就要出来了。

我跟他站在十二楼的窗边,天明之前的微风试图揭开每个窗格后面的故事,我们身上擦了相同的精油,如同两个回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孩,薰衣草香味是特地用来缅怀那个时代的。然而一只缓慢的飞鸟在窗户半开的豁口里划破了这一天,晨光簌簌流转回来,三十年后的此刻,我们决定不再等待日出,那已不新鲜。

我转身送他下楼。

去年四月,中国南方的海棠花陆陆续续谢了,而那边的白桦树刚蹿出孱弱的新芽。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做出决定也没有十分艰难,我们早就嗅到了关系的裂口,是一阵湿润又带点腥味的阵痛,像深秋的黑土地被突如其来的冰雪扒拉开的缝。

我从南飞向北,再由满洲里出关。七年间我从世界各地辗转到他广袤的北国,曾以为路是没有尽头的,就如机场跑道那样蜿蜒至郊外荒崖,天大地大。

出发时衣衫已在中国南方汗湿,太阳手足无措跌入夏季,它那愤怒贯穿车子两侧的窗户,新公路栽种的小树还未参天,汗水一点点由皮肉上的纹路渗入我的身体内部。这些年尤为明显地感到那种湿漉漉的皲裂,尽管脸只是比多年前看起来圆了一点,法令纹隐现,但我明白内部的那种干涸,已经迟了。

太迟了。

满洲里机场,喷气飞机在狂风细雪中摇晃,我慌乱地在春衣夏衫上叠加保暖的羽绒服,而后在机场小店里点了一杯热牛奶,遂得救。速冻饺子五十块钱十个,这是机场唯一一家热食店,五十二岁的母亲经营饺子炒饭小馆,儿子在几步之外的咖啡站卖烤肠,我努力回想我五十八岁的母亲在她五十二岁那年是什么样子的。一口咬下去,饺子汁水溅到了桌上,十秒以内那汤汁便凝成圣洁的白色油珠,卡在桌面两道木纹之间一动不动。于是我感到了第一阵孤独。

那第一阵深切的孤独啊。

他问,怎么了?

窗帘后面天色已明朗,我想回答,不知是在睡梦中还是哪里,我身边是个头发柔软鼾声坚硬的人,但有时与另一张脸交错,毛发变得蜷曲棕黑。

他半阖上眼睛,我也就咽下了话。许多词语断续划过我的喉咙,如同老牛犁不动旱地,留下一亩三分惶恐和呆滞。

我腿上的那些疤在干燥乏味的阳光里作痛,它们如同这里灰黄的建筑物那样,裂痕自墙角肆无忌惮地蔓延着,愈合后的疤痕增生由我的腿肚延伸到脚踝,形状像极了大脑的纹路,讽刺着我在生活中的丧失。可掘尽记忆,我也没有发现曾有过那么滚烫锥心的片段。

擦完医生给的药膏,疼痛和情绪都得到缓解。午后我们漫步向博物馆,似乎前世来过那“粉房子”,文物陈列的大致区域我居然熟记于心,又或许,在那失去的短的长的记忆中,我曾是古埃及文明的爱好者。制作木乃伊的石床依旧忧郁冰凉,太多的石头了,被塑成法老像、兵士、动物、神灵……整个国家都堆砌着坚硬的老石头,然后它们终有一天会化成顽固的砂砾。

“对于神而言,时间是不存在的。人们发明时间的概念,是因为人类需要时间来完成此生的测试。”

“虽然人类在各个方面都是有限的,但我还是不相信神明之类的事物存在。”我故意从一楼的石堆里迅速蹿上二楼,图坦卡蒙的金座椅上,贝壳镶嵌的人物像一颗颗衰老的牙齿。他还在楼梯转角盯着一块大约是四千年前的壁画喃喃自语:“地狱的火是黑色的。红火烧一千代变成蓝火,蓝火烧一千个世代,变成白火;白火再烧一千代就变成黑色的火焰,越来越热,永世不凉,永世不灭……”

关于此类话题我们总是进行不下去,我无法抵达千年以前的他,深埋在撒哈拉的他,尼罗河水尽头的他,金字塔脚下的他,也就作罢。他只是我客途中的一个行人,我们暂时互相需要。

不过我们都想离开这里,那意愿强烈得如同千年前晒干尼罗河的太阳。但我们的“离别”是不一样的。有时街头巷尾的某些意象会不知不觉地把我们绑紧一些,某次他看见墙上涂鸦着一句古老的阿拉伯语诗歌,就用不太流利的英语翻译给我听:

夜晚在时间中孕育,它们诞下沉重的奇迹。

那颓败肮脏的墙皮上竟然刷着如此美丽的诗文,我霎时觉得眼睛热漉漉的。

最北的大陆早已凋零。我抵达西伯利亚新机场的那一刻,心中也曾有期冀,三年不见,街街巷巷的冰雪,叶尼塞河凝重的铅灰色,包括泰加林里坚硬的生存法则,会不会自此稍微柔软一些?

他捧着一大束叫不出名字的淡紫花朵来到机场,我一眼便看出是从前秋日的颜色。那时我们隔着整个太平洋,我费劲从网上订了束淡紫的花,由于西方的联合制裁,鲜花涨价一半,信用卡付款也很不顺利。他说那时他满身油污地从卡车肚子下钻出来,张着十根黑手指把那捧温柔的淡紫色抱在怀里。

车子驶入蜿蜒的黑暗之中,公路两边的松树与白桦紧紧钳着夜,面包车跟那种紧密碰撞出嘎吱的声响,它应该是辆有十二年高龄的日产车,我认识它已是第七个年头。黄色的反光标在道路两侧幽幽地指引着我们,仿佛是生活最后的仁慈。路途上还有种破碎之声,大约是轮胎碾过路面的薄冰,或者是车窗在冰雪中颤抖。这两三年世事艰难,他和老妈妈搬了几次家。对岸是叶尼塞河新区,零星不成群的灯光试图温暖漫漫冬夜,这里依旧是封冻的冬天,往高纬度飞行十几个小时,从夏入了冬。

曾经数个冬夏啊,他开着这辆车去机场接送我,有时我们穿行在白桦林细密的影子里,有时在夕阳沉下西伯利亚大陆的时刻,还有许多路灯杆挂了霜雪的日子……碰上他远行,他便差遣孪生兄弟来接,两人面容相同,性情却迥异。

泠泠的叶尼塞河年复一年向北奔涌,那些曾与我们相遇过的旧时波浪都不复再见。

我们都很累了,但两具肉身还是如磁铁那样吸在一起。公寓里的墙纸簇新,花纹像毛笔字干涸前的最后一撇,带着长长的分叉的须尾,万万千千的羽毛在整个房子里飘零,在北方的凛冽之中飘落着。

为什么我脑中常常浮现出同一些梦境?那个颓败的国家,有时候感觉是上辈子的事了。护照上写着我三十六岁,可我关于三十岁以后的记忆总量绝对达不到那个数字。我年复一年地攀爬往事,那些人脸摇摇晃晃,最后像暴雨里的泥房子一般垮塌下来。

镜中,两只乳房像白茄子一样微微垂挂着,我记忆中上次仔细打量它们时还是挺拔的。衣柜里有我的几件外套和一条裙子,套上它们,空荡荡的胸膛和袖子里仿佛还藏着另一个我。怎么那么大,这些衣服都很熟悉,它们确实是我的,可能我真的忘记太多事了,我对他说。

我们来到铺子里,裁缝大都是男人,个子最高那个鼓着两眼腆着大肚皮好似一只青蛙。青蛙拎起我的衣服,枯黄的呢子、干涸的雪纺在半空晃荡,就像拎起我的旧躯壳。几年前我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但我的壳在那双青蛙的大掌上显得滑稽无助。

车行一路,我闭上两眼,朦胧之间脑子里升腾起一幅诡谲的景象,所有的居民楼都颤栗着,此地却没有地震,簌簌抖下的黄沙萦绕在矮楼周围,也没有风暴,现实像一个被熏黄了的幻境一般。

待久了也觉得烦腻,每周见一次医生,开一些新的白色药丸,然后不是窝在民宿里,就是在楼下的土耳其咖啡馆,窗外旧的新的汽车鸣笛凶猛,马蹄哒哒拉着一车车蔫巴的蔬菜。三座金字塔就在客厅的西边,毫不费劲便能看到那些簇拥在一起的塔尖,然而我一次也没去过,我恍惚感到我曾抵达过那里,也许又是前世吧,今生便不再想去了。

中午的唤礼歌呼喊过后,窗外的开罗渐渐沉寂下去。我胸中又开始盘旋着一些旋律,音符渐渐涨至嘴角耳边,我哼出来,节奏很慢,是一首抒情蓝调。明明在灶上烧着水煮鱼,我却总觉得两手在翻搅别的东西,土豆丁、胡萝卜、红菜头……一锅咕嘟嘟滚着,最后红菜汤面上冒出一层乳白的酸奶油……脚心一缩,好像双脚踩到了夏日微微寒凉的木地板上,我也不知怎么了,眼泪就掉下来了。

他过来问怎么了,我睁着眼任凭泪滴在锅中,说那首歌旋律好伤感。

他晃一晃软件听歌识曲,《印第安之夏》,一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法语歌曲。你是那个时代的人吗?他打趣道,法语歌总是这样,唱一半念一半,念白还没有韵律感。

他说自己是个歌手。正经工作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不了解音乐,他能谈很多专业的概念和词汇,歌剧和摇滚都能唱。他那茂如海草的头发最近几个月总在我身边环绕,在我像一株残破的草木飘落到这大漠的时刻,如此也挺好的。

吃了一锅水煮鱼,我们一起看电影。十九岁的德意志士兵弗朗茨不堪战争的煎熬,唯一的希望是墙上一张法国电影海报,他每日对着那黄裙女郎低语“你好夫人”“今天好吗”,甚至把海报上的女郎撕下来揣在内衣里。电影演到一半,滴的一声整栋楼又停电了,无线网络卡在最后一帧画面上,法国士兵被同龄德军杀死,瞠大湖蓝的眼睛。

操,他突然一句,这个流氓政府又偷老百姓的电去卖钱。

我还沉浸在电影的细节里,我说这个设计太好了,如果我续写,弗朗茨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带着他那颗饱经生死的苍老之心回家,余生执意要寻找跟海报上一样的法国女郎,那是生活继续下去的动力。某天他真的在德法边境的集市上,寻觅到海报上那样的黄裙女郎,他冲上去,练习了多年的法语“你好夫人,我找了你太久了”终于说出口,他的面部剧烈扭曲着,两眼湿润,但当即被对方的丈夫甩了个耳光……后来……也许他就此执念于那个人,也许他会被另一人救赎。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讲出这番话,或许是以前学过电影知识,一看就觉得片子有质感。

“弗朗茨一定会得PTSD,出征前没有受过一丁点训练。回乡后他会到处睡女人、睡男人,甚至睡动物,喝酒,打架,放纵自己,把人生变成一团烂泥……或许到了三四十岁他会幡然醒悟,会被神救赎,又或许他就这样烂下去。”这是他的结论,他站到阳台前点燃一根烟,密集的风沙仅仅几天就把白纱窗灌成了深棕色。现实生活并不是蓝天白云,现实是深棕的漫天沙尘。

他说下周有一场重要的演出,邀我去现场看。我问,你最近都没有工作吗?他猛吸一口香烟,燃完一整根顺势扔下阳台。

休息了几天之后,他开车带我去了乡间木屋,他的老妈妈喜欢在那儿度周末。街道一如多年前一样空旷,花草绝迹,所有的树木都只剩枯枝,它们像成群的老年鳏夫,因无事可做无人可爱而集聚街头。天色呈现出一种混沌的灰度,满城老建筑,也许是苏联中期存留至今的,或许更早,也就那么几种风格,一般是四五层楼高,外墙由水磨石或是细小的马赛克瓷砖,以及“石米”堆砌成。墙身的每个窗户都呆板方正,整齐划一,如同天空萧条的脸上浮出大块老年斑。

冬眠期如此绝望,洋洋汤汤蔓延着。他见我不停回望那些树木,便说它们都在睡觉,尚未死去,到了春天就好了。

在乡间木屋尚未完工的阁楼里,我感到第二阵深切的孤独。

还未上漆的白桦木地板,缺耳朵的木马,缺手缺脚的布玩偶散落各处,木材堆砌在拱顶下,流动着的灰尘味便巨浪一般翻涌在阁楼上,一块吐出海绵的旧床垫独立在窗前。窗外的朦胧中没有浪漫,只有一望无际的严寒,南边一处远山断崖,那崖上全是白桦林。白桦树的树皮真如其名是白色的,这个细节我已经忘记了,多年来我迁徙过南方北方,都不曾再见白桦林,我的双眼渐渐酸涩……崖边的林子宛如根根秀气的白色细线,被刀锋画笔刻在山石上。白桦枝丫细碎,若风有知有觉,穿越树林时是否感到过细密与柔软……新的树丫已悄悄生发出来,弯曲的小枝娇羞着微垂。原来西伯利亚的白桦树这般阴柔,我没想到,曾经也没想过。

窗户玻璃又模糊一层,外面开始点点滴滴地飘雪,天地之间藕断丝连,我感到胸中有一口气需要呼出去,便拿起长笛,低沉的笛音在木屋里犹豫,隔着雪隔着山,声声切肤。

阁楼下的老妈妈已经准备好了列巴、红菜汤和烩鸡肉,暖烘烘的。她从壁炉上端下一壶温水,倒在木盆里,把一头软绵的金棕色头发埋进去。我去院子里叫他进来吃饭,一打开木屋,凛冽的雪风毫不留情地抽在脸上,我那南方的温热心肠,很快凉了下去。如今许多事我已不在乎,还会计较那零下三摄氏度的风和雪吗?帮他收拾好散落在院中的软水管,我两只南方的手冻得麻木,急急推门回去,老妈妈端着水一愣,尴尬又温和地冲我笑。

毛巾搭在她头上,滴滴答答还坠着水珠,一盆洗过头发的温水,染发剂的丝丝棕红色漂浮着。细看,她的头发确实露出许多斑白的端倪。我还未见到他的孪生兄弟和未婚妻子,据说他们也被时事逼得紧,到更北的北极圈大陆里去寻找珍禽异兽以讨个生活。

茶饭之后,他还要去干活,我们开车穿过城边一条泥泞的小径,很快便到了绿蓝灰三色的仓库区。钥匙插进两个锈迹斑斑的锁眼,铁门缓缓打开,他买下了左右相邻的两个仓库,凿开墙壁,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汽车、摩托车尸骨,浸着机油和钢铁的腥味。这些年他买了、捡了多具被遗弃的残躯,反反复复地拆开和修缮,他总在视频里说,还差一点就行了,这片漆颜色不搭,那个字母倾斜了,发动机里还有杂音,保险杠没焊牢实。他说,用不了多久就改造好了,能卖一笔大钱,谁都不知道他有这个秘密军事基地。

他卖力而匆忙地搬运,锤钉子,一件不合时宜的鹅黄短袖衫从羽绒裤腰里漏出一角,吊在屁股上方像截滑稽的尾巴。仓库一股湿冷的风往后腰钻去,他浑然不觉,我却瑟瑟发抖。两脚踏在又腥又冰冷的地上,西伯利亚漫无边际的阴影要将我浸染,将我吞噬。他站在一辆刚刚上漆的摩托艇旁边,像擎着火炬一样举起螺丝刀,让我帮他拍照发给投资商。由于西方的制裁,资方账户被冻结,两年前他飞到莫斯科,拿到的第一笔天使投资是两个旅行箱装的现金卢布,拖着塞得紧实的箱子他大气不敢喘一口。

不论在我的中国南方或是他的北大陆,我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棱角规整的机器,日常各种事务被我打磨成三角形、方形、六边形,要以最高效的排列方式塞进我的生活。我通常会盘算好在九点做爱,如此睡觉前还能有时间煎好第二天的早餐;或者六点做晚餐,他七点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后还有几杯茶的时间可以温存。说不上来是什么把我磨得规规矩矩,也许是职场的规训,也许是生活的磋磨。

时事艰难,我们都在用力过猛。

据说老开罗东北是很多新兴贵族聚集地,那儿的酒吧要求女性摘下头巾,付二百二十镑,就可以整晚享受水烟、鸡尾酒和音乐。时至拂晓,咖啡馆里的舞曲渐退,扎堆的年轻人都舞不动了,像被雨水冲散的蚁群,歪歪斜斜地回到桌椅之间。

他上场了。爵士帽,枣红色的西装搭黑色休闲裤,冷蓝的灯光配合着他,一首摇滚碰撞在男男女女似醒非醒的脸上,最后的几个高音像是抽干了他多年攒下的力气,酒吧里微醺的空气震了一震,随之掌声四起,也不知是不是观众为了醒瞌睡。

老板也附和,今天这一身牛仔范儿,来首牛仔舞曲吧,大家高兴点。

他真的就倾出上半身,半踩着四拍子做出要跳舞的姿势,侧面看,他上半身块头练得大,下半身却像两根滑稽的鹳鸟脚杆。我想起一件事,他个子不高,裤子总是要剪一截裤脚,有好几回我看他裤腿就拿大头针别着,不注意便要戳到脚踝。音乐从壁上的几个音箱里破壳而出,是女人俏皮的调情,投影幕布上,四个漂亮的美国女人唱着“棒棒糖,你甜得像个棒棒糖”,穿插着他夸张的亲吻声,啵!啵!

他跳得开心,从来没见过他那种笑,放开了两片唇,努力不让它们合拢来。拂晓时分,也许在那束煞白的追光里,他在想象中亲手杀死了台下所有的人,他是人类世界最后一位舞者,凝视着远方。而我的心一直悬着,生怕他又为了省那几十块裁缝费,拿大头针别裤脚,在台上被针扎得生疼。

也许是七点,开罗彻底挣脱那夜,路上的砂砾也醒来,发出千年以前的爆裂声响。我们像平时那般走着,他的话异常多。他说,你知道吗?开罗塔顶上观光区就巴掌大一个圈,栏杆加高到一米六,还有两个壮汉守着,就是为了拉住跳塔的,以往每年摔死好几个。

他说他好些朋友正在想尽办法逃兵役,他服过一年兵役,是自己主动要去的。沙漠的军事基地,经常是抱着枪,在大炮底下挖个沙洞子就睡觉,食物只有水煮意面,两手上常混着沙子和机油,很难弄干净,唯一干净点的只有自己的ID牌,拿出来舀屎糊糊一样的面放进嘴里。有人在沙漠里服役三年,受不了了,崩溃了。他又像刚才在舞台上那样放开了两瓣嘴唇,不受控制地笑着。

我们走了很久才拦到车,但他就是没再谈过音乐。

这次,这一次的告别,我似乎没有机会再见到他那淌着同样血液的兄弟了,我们仨曾经亲密无间。后来他又说弟弟和未婚妻正在出海,乘着破冰船在北极漂荡,就此扎在船上了。其实弟弟几年来欠了不少债,但他都自己一肩挑下来了,他们家的男人是真正的男子汉,热爱在森林里打猎,到惊涛骇浪中捕鱼。

似乎是两个昼夜之间,西伯利亚便绿意盎然了。我五六天没出门,从十八楼俯瞰,广袤的黑土地上人迹罕至。他和老妈妈搬家之后,以及租住的小公寓附近,我谁也不认识,我是那么孤立地滞留于此天地间,连一个邻居,一个路边玩耍的小孩,一个超市售货员也不认识。他下班回家告诉我室外飙升到了二十摄氏度以上,而我的身体和思绪还停留在未尽的冬日,会包裹着厚实的皮囊走进已至的初夏里。

五月底他的夏天才来临,迟了,太迟了。

我们又去了他老妈妈的乡间小木屋。印象之中,这块四方的土地是要大一些的,不知为何几年之间它们缩小许多,也许是拆了大棚的缘故,土地边缘插着细细的篱笆,邻居砍了春枝刚刚编成。门前的松树更加苍老,院里的杂草冒头发青,有一些矮灌木丛仍旧拖着枯枝败叶的尸身,没有丝毫繁荣的迹象。除了松树以外,苹果树和山毛榉并无动静,白桦的芽也还没完全展开,卷成枸杞那样的小粒,暗棕里带一点红,远远望去,新芽是一片朦胧的灰粉色,毛茸茸的。

他的老妈妈把茶端到露台上来,走出门一阵凉风来袭,她的脖子和手臂都瑟缩着,放下茶点又退回到了小木屋里。她衣服上的旧条纹仿佛甩了一路,我才惊觉,也许是更多的染发剂褪去,老妈妈的头发更白了。

我张着两瓣唇望着他,他正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撕开一颗巧克力球上的锡纸,目光落在他手上,茶水里。

我等了良久也没有声响,乡间很安静,木屋建得密集,家家户户都装置了大棚,屋顶上的金属反射着天光,眯缝着眼远远望去,西伯利亚平原上晶莹一片。冬天的大萧条漫过后,这一带还呈现出一种杂乱,仿佛潮水退去,沙滩上残留着虾蟹贝类旧日的尸身。我知道不该追究那个回答了,或许他处处藏着的答案不止一个。我们的时间已经进入倒数。

这些年,当地政府高价从印度买来四十七只火烈鸟,一并移栽了湿地上的一小片森林。我们进入那个巨大的玻璃罩子,外面惨白的天光似乎把红鸟绿树都冲淡了,它们看起来像一群被上帝背弃的生灵。西伯利亚用尽全力支撑着玻璃罩中的温度和湿度,这个人造空间里遍布一种落寞的味道,像不再相爱的男女互相角力,激情退去之后,汗水里只剩淡淡的酸涩。

人类能否胜过自然,玻璃罩子还没给出答案。我们终于亲眼见到了火烈鸟哺乳,乳汁不是网络上那种浓稠的样子,是明亮的红色,从雌鸟的喙中流出,她眼珠子圆瞠一动不动。流失的红色素并未让雌鸟失色,浑身的羽毛似乎更加热烈,灼灼烧着,烧着,让人觉得就算她在这雪原上化作一团火焰焚尽,也比被困到老死更好。

回去的路上,我们之间还是没有声响,却又仿佛是多年来的习惯,我们太过熟悉了。回到乡间木屋一带已是下午,前几次过来都不见邻人,如今渐入初夏,老一辈的人们如同冬眠醒来的动物,纷纷到此劳作,种菜种花,维系传统。他们曾是年轻人,热爱土地与劳动,通常在温暖的公寓里支一排花架,冬天培育好花苗,天暖了移栽到乡间木屋的花园里。现在,郁金香苗子、玫瑰和月季,都已打着小花苞。

几年不见,邻居谢尔盖大叔几乎没什么变化。他半个身子埋在地里,打理着他的小草莓园,从前不论多忙,他一定会脱下手套,招呼我们两个年轻人陪他喝一顿热啤酒。鳏夫谢尔盖,他那双像老牛一样圆瞠的眼睛,独独没有对我们抬起来。我们去几百米外的雪水井边打水,半途中,两个水壶提手突然断裂,塑料壶身撞到石头破了一个大洞,那些深井里提上来极寒极纯净的雪水,汩汩流满路面,水中传来细小的哭声。又有几个邻居往雪井那儿去,却没有人停下来帮助我们。路的另一侧,带孩子的母亲背对着我们,将孩子的毛衣袖口翻出来又叠进去。

那时我又感到一阵饥饿,与头两次的孤独不同,这饥饿像是雪花在五月天融尽的柔软,像开头几口酒下肚胃里的烧灼,又如白桦枝头不敢言语的粉红新芽。

某天起,我记不得了,也许有一部分嗅觉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我把衣橱里的所有衣服翻出来,所有的皮革帆布背包陈列在地板上,拆卸沙发套和窗帘,却再也没有找到那种味道。

似乎是在逼仄簇拥的公寓里,久远的木地板、五斗橱、布沙发混合稀释出的陈旧气息,粗心的男人或他的母亲向衣物里放入过多的洗衣粉,衣服干了之后,被遗忘在抽屉里一阵子,拿出来,便浸润了一种特别的味道。

那种味道开发过我的嗅觉,不好闻,不讨厌,但令人留恋。闭着眼睛就能确定它们是属于某类人的衣衫,不是发霉的食物、玩偶、枕头之类,而是一个人的躯壳。在我从未预料到的某一天,那部分嗅觉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如同玫瑰从世上灭绝,属于玫瑰的嗅觉、味觉也不复存在。

我打字问他,你想象过失去吗?我好像已经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我想不起来了。医生的治疗太温和甚至寡淡,似乎只是压制我不要发疯。某些自言自语的时刻,我的嘴边会蹦出一些不知名的词汇,那么自然而然,好像我从前经常跟人说这些,可我不记得了。有次在咖啡馆里,我毫不自知地又开始说那些话,旁边一个闲坐的乌克兰游客,问我为什么说俄语,脸也不像布里亚特人。

他没有回复。

自那次酒吧的演出后,我们很久没见了,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见面。只有一日三餐是真真切切的,我每天在这间尼罗河岸的小公寓里做饭,在窗前望着正午越来越刺眼的河水发呆。顺着牛筋的纹路一刀刀理清楚,清洗土豆片,看着淀粉一点一滴从灶台上流淌到我脚下,心头凉悠悠的。有一天剖开两条鱼的腹部,我记起谁的手上有淡淡的蒜味,仿佛我的脸曾紧贴那手掌。

他终于叫我出来走走。他说他在创作一首歌,但是没有什么灵感,填的词像飞不起来的肥鸽子一样生硬笨拙。深蓝牛仔布背包耷在他的后腰上,随着步伐捶打着他。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端详他,双眼湿润,头发爱出汗,蜷曲地挂在额上和头顶上,犹如茂密忧郁的藤蔓。他上颌骨有一点点凸,倒给这张脸添了几分可爱。每当他要长篇大论时,双手便会插进兜里,为了把胸脯挺起来。

繁华的市中心,从南方神庙里搬来的古埃及方尖碑立在广场上,小小一个圆圈外沿,围满了英法殖民时期的老洋楼。远古辉煌的文明早已沉睡,现代的野蛮人挖出祖先的骨肉,像蛆虫一样慢慢啃噬着。一群面部线条迟钝、皮肤黝黑的人追上来,一个也许是父亲,也许是皮条客的角色不断纠缠,使唤小孩抓住我的衣袖,要美金,one dollar, one dollar。

他怒目圆睁,用方言大声呵斥他们,甚至作出要动手的样子。彼时,他嘴里仿佛含满了砂砾碎石,他又回到了那个沙漠军事基地的大炮跟前,我站在旁边的路灯下,却觉得那板正的背影,拥有一种柔软的触感。

为了让刚才的插曲快点过去,我们来到一处装潢温暖的咖啡馆。温热的西班牙咖啡似乎激起了他胸中沉没已久的块垒,他开始大口咀嚼面前的食物,捏着烤虾的头,一口咬掉颈部以下的整个虾身咽下去,盘里的汁水也不浪费,叉起西兰花沾干净吃下。咖啡馆的玻璃外墙做成一幕小型瀑布,墙底下水池子里灯光幽幽亮着,外头围满拍照的路人。我们不好挤出去,便在里面多坐一会儿。

他调好电子烟,猛吸几大口,胸中浮出的块垒在此刻已经成形。

刚才那群老的小的,一看就知是人贩子,若真是孩子的父母,教孩子做流氓,支使孩子光着脚上街要钱,这样的不配为人。

见识过了,我住的那一带就有很多这样的小孩。你的演出最近怎么样?

以前常邀我去的那个西班牙文化中心,据说新头头不喜欢搞这些,一年来再也没进去过。我曾在一家客服中心工作过,学了些西班牙语,够唱歌用。酒吧里偶尔有机会,但只付埃镑,现在快贬成草纸了。

听说通货膨胀是很厉害。

赚美元、欧元的人还好,黑市上永远有人高价收,挣埃镑的老百姓就不行了,生活一下子被这鬼地方的经济搞垮。现在超市进货都要靠关系,狗日的政府是吃得肥,什么时候都能吃。要想进入那个体系中,还是讲关系,没有过硬的关系,申请网上挂出来的职位考试,只能石沉大海。

你的朋友们找到关系能不去服役吗?

还没有。现在看来,在军营里往上升,做个军官,至少以后的日子不会饿着。我当年是受不了那种充满命令的生活,谁又能料得到后来会有什么变化,北边、南边都在打仗。

我们一直聊到了咖啡馆打烊,应该接近凌晨两点了,门外的小鬼们终于散去。凌晨气温骤降,等车的间隙,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最近时时刻刻萦绕我的,是那种失去的感觉,在沉沉的夏夜里更加凸显,无法言说,我莫名其妙落了两滴眼泪。

他问,怎么了?

我腿上的伤疤又一阵痉挛地疼。我答道。

从货品琳琅满目的进口超市一走出来,两眼便撞上一片衰败黯淡的颜色,入夏后好一些了,不远处公路边的白桦林蹿着芽儿,朦朦胧胧一丛一簇的粉色枝头,夕阳映在零星的新大楼上,赤橙的光晕打散了黄昏的消沉。但目光逐渐下移,路面上还奔驰着许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日产车,被过去冬天的最后一点雪水裹挟着,挣不脱。几步之外有辆老巴士,长方体的角都打磨成圆弧形,像一块沉默寡言的大列巴。那沉默底下坐着个扎头巾的老人,支起小桌,售卖自家种的草莓和萝卜,中亚面孔的男人,可能是果蔬贩子,摊儿上的草莓和车厘子大颗饱满,很快抢光了老人的生意。如果把那巴士、老人和中亚男,单独从这风景里抠出来,就是一张色调萧索的老照片。

即使是现在,即使是阳光逐渐坚硬炽烈的夏天,西伯利亚的绿色也不多,除了稀稀拉拉新建的高楼,那些人工的颜色偶尔能够添几笔亮彩,冲淡此地的昏黄,西伯利亚的色彩实在是陈旧。今日天空亮白,不蓝也不透,街上散落着未拆迁的木头房子,油漆早就在几十年前掉了,木色深朽,从货品琳琅满目的进口超市一走出来,仿佛时空转移了一般。

他整日都很忙碌,有时候会跟几个老猎人到针叶林里去打猎,得几张皮子卖给皮匠或公司。或者就在他的“秘密基地”修缮和翻新一些零部件,装在老妈妈的面包车里,拉到车行去卖。也经常被海边几个游艇基地叫去修船,顺便带几个小团,去冰封的海面上兜一圈,那时他会开心地回家,告诉我今天开了多少马力,技艺高超的都是只动船尾巴,小艇便在冰面上打旋儿,船上的母亲们和孩子们发出快乐的惊叫。这种时候,我便在他租来的小公寓里读书,卖力地做各种花样的饭食,也许以后他再也吃不到了。

老妈妈白了的发藏在一头金棕短发里,再也改不了颜色。但她的沉着一如往日,总在乡间小木屋安静地劳作,扎一扎新的篱笆,翻土拔草,为新的花卉果实做着准备,有时也叫我们过去通一下水管,给我们烤肉。院里那棵松树用篱笆围了起来,周围的土总是新翻过的,老妈妈经常施肥,似乎是为了保住这棵衰老的雪松。她说她的母亲生于长于基辅,这是母亲东迁西伯利亚那一年种下的乌克兰种子,从此至死也没回过家乡。

不时地,我觉得有什么在加速,在脑后飞逝过去。有一回一只鸽子落到我们在院里点的火堆上,它尖叫着滚出来,翅膀带着火焰向空中扑棱了几下,一团火球卡在松枝间,几分钟后便化作焦炭坠落下来,落在松树脚边。

一场坠落看得人触目惊心,我想上前去泼些水让它松快些,却被老妈妈大声呵住。她拖着巨大的肉身飞快跑下楼梯,用一根木棍子将那鸽子刨出松树的篱笆外。

我惊得两片嘴唇合不拢,认识这么多年,她是第一次对我说重话,而我只不过想去树下救一只鸟。

十一

开罗很快掠过春天,切入了初夏。时间在我这里缓慢而凝滞,就像窗外被建筑物抵挡的尼罗河,砖石砂砾虽拦不住河流,但它流向哪里我不知其踪。

某天,不知过了多久之后的某一天,他告诉我,他终于拿到了签证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去阿联酋挣钱,他觉得自己像沿街摊子上的那些香蕉和哈密瓜,由于失水腐烂得缓慢,但毒日底下,始终要变成一团烂泥,逐渐会跟这里满地的垃圾没什么区别。

我请他来吃饭。他喜欢水煮鱼,说鱼和水天生就是一体,也应该在汤汁里死去,阿拉伯菜里的鱼全是烤的,让他感觉那些鱼是从沙子里挖出来的木乃伊。这个比喻令我大笑,笑声还未落地,又停电了。鱼刚刚煮好,我慌乱地找了两支残烛,餐厅里没有窗户,黑暗被夏日描淡了些,但还是不透光。

烛火变得灼热,大颗汗水从他额头沁出来,他一道道擦着,做任何事情都看起来过于卖力。

他告诉我一个神话。

奥西里斯是埃及的统治者,兄弟塞特嫉妒他的聪慧,要设计杀害他,夺取王位。塞特骗兄弟进入一个棺材状的箱子,将其密封并扔进尼罗河。奥西里斯如此被淹死,尸体也被激流冲走。王后伊希斯得知丈夫的死讯痛不欲生,她四处寻找尸体,想让他起死回生。最终在比布鲁斯城发现了丈夫殒命的箱子,她把箱子带回埃及,藏在沼泽地里。然而新国王发现之后怒不可遏,他把兄弟的尸体撕成碎片,散布在埃及各地。伊希斯坚持不懈地寻找尸体,最终找到了所有的碎片,并重新拼接起来,只差他的性器官。妻子用魔法为丈夫复原了身体,复活了他,并且怀上儿子荷鲁斯。

后来奥西里斯成了冥界之王,儿子荷鲁斯长大后找塞特复仇,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众神各持己见。经过漫长的审判,荷鲁斯成为埃及的合法继承人和统治者,塞特终被击败。

我似乎在哪儿看过这个故事,下午的唤礼歌在窗外唱起,穆斯林该做礼拜了。天气晴好,穿过民宿的客厅窗户能看到三座金字塔灰色的影儿,半截蜡烛燃尽灭了,一缕丝线样的黑烟环绕在餐桌上。

我说,这是你的临别赠言?想告诉我我的残缺终会被治愈?

他碗里的鱼肉上,橘红色的牛油油珠折射着烛光,晶莹一片。笑了笑,他说你往楼下看,数一数,有多少乞讨的孩子?

一、二……客厅下这条街有五个,我视力良好。

很好,他放下叉子,喝了许多水,最后一口吞咽到一半便又开始另一则故事:这些小乞丐当中的许多个都可能是奥西里斯。

我曾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来自卢克索的穷村子,小时候跟随祖母在神庙附近讨钱,南方夏天的热浪从地里冒出来剐脚板,祖孙俩无聊便在路边唱起童谣。某个海湾国家来的贵族对这样一幅乞讨的图景突然产生了兴趣,提出要收养那位朋友。朋友被带走,过了几天,贵族嫌领养手续繁杂,就把朋友丢给了开罗的一个贵族,只身回国去了。

本来那天上街的应该是朋友的弟弟,弟弟比他更聪明,他的心眼却如椰枣树上密密麻麻结的果子。后来那个开罗贵族嫌弃朋友不过是庸才一个,上了普通的学校,十六岁以后便丢他入社会,像把一只鸡抛进烤炉,贵族一家自己移民到了北美。朋友一直不敢再回卢克索的村子,自己在开罗挣扎着刚够吃饱,打听来的消息,是弟弟早得病死了,祖母还在神庙边要钱。

我说,第二个故事太重了。我是个病人,可四肢健全,视力、胃口和睡眠良好,唯一残缺的是记忆,我就像一部没有插卡的手机,或者被拔掉了一张储存卡,那里面应有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你的朋友记得自己是谁,那还有余路可退,当宽慰他,人尚有来处,应把祖母接到开罗来一起生活,日子一点点挣起来,会好的。

他好像极其虚弱地嗯了一声,又埋头吃鱼。

再过去一段时日,我不知他是否已经离开,本来要去送他,但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我逃离,我本能地厌恶离别,想要与之对抗。但我对抗的方式显得幼稚可笑。

去往南方的沙漠高速一路滚烫,我数次回味起他走之前说的一番话。有时阳光收了些锋芒遁入云层后,不时闪现的沙漠村落和墓群,在漫天遍地的尘埃中,所有事物都如梦幻泡影般虚妄。车子开入傍晚日落时分,苍茫茫的赤橙夕阳里,巴士和乘客似乎都要燃烧起来,我却觉得这样的场景似乎有些熟悉。我好像确实有某种滚烫的记忆。

抵达卢克索神庙,并未发现庙外面有乞讨的老祖母,乞者多是孩子或者母亲。但一切似曾相识,那些还未褪色的壁画和柱子,脚底与砂砾摩擦的感觉,我总觉得像是从前跟谁一起来过这里,身形挺高大,那团影子的颜色像极了枯萎不久的橙子。

神像和墓穴索然无味,我彷徨在法老墓前,不知自己究竟是在逃离还是在追寻。

旅行回来之后,生活依旧是困在开罗百无聊赖的疗养。一天我坐在闹市的咖啡馆里,墙上的音箱似乎流出《印第安之夏》,周围杯盘相撞,人声聒噪如蚊蝇,我只得踩上椅子,拿耳朵贴着墙壁听。小音箱藏在壁挂的花盆里面,我不自觉地伸手去摸那盆假吊兰,塑料叶子上布满尘埃,在那经年的灰尘里有一股强烈的北方气味,那时我浑身打颤,仿佛赤脚踩在了微微寒凉的白桦木地板上,冰凉之中满含叹息。

叹息之声还没完全从歌曲的念白里退去,我两眼前赤橙的光芒一片,仿佛落入一场大火中,火焰之中有一个高大的人形,一身黑夹克,像是与我初见,那人扬起明亮的笑脸。

一曲未完,我晕了过去。

十二

我不再问了,我等待的所有回答都已苍白失色。我觉得我已然老去,衰老似乎发生在多年前,青春像那只扑向火堆的鸽子,火焰升至半空,短暂地烧尽,迅速坠落。

这期间便衣警察来过两次,一次是在老妈妈的乡间木屋,一次是在我和他租住的公寓里。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在搜寻什么线索,他们没有为难我,只是检查了我的证件。他们和他在客厅里谈话,那些语言像西伯利亚酸涩的苹果,只有乒乓球大小,在枝头沤烂了落到土地上,声声闷响。我又感到饥饿,起身到厨房冲食一些燕麦和坚果。开水滚烫,我失手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晶莹的碎片散落在朴实的白桦木地板上,手掌里也一片殷红。

我依旧饥饿,不再听也不再问,黑土地在五月间回暖了,夕阳从身后缓缓落下去,我面朝东方的窗户,见不上它最后一面。不知在厨房坐了多久,天顶聚集了一些淡墨色的云,落不成雨,也走不动,就在东方上空汇聚成末世的阴影,影子打在远处老建筑的马赛克墙上,叶尼塞河对岸那些新的玻璃幕墙,却反射着落日温和的甘味,像一刻钟的回光返照。我也该走了,我最终还是要走的,即将离别的西伯利亚大地,还有遗憾吗?

我决定为他和老妈妈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从头天就开始准备,把菠萝切成小丁腌进蜜水里,傍晚仍然来得早,叶尼塞河在窗外漆黑一团,蜜糖甜味却叫人觉得日子异常地平静。第二天中午我开始切牛肉,顺着牛筋的纹路一刀刀理清楚,清洗土豆片,淀粉点点滴滴从灶台上流淌到我脚下,还带着五月间的凉意。我剖开一条海鱼的鱼腹,塞进大葱和蒜瓣,我的手上又染了淡淡的蒜味,那味道几乎要把我的尸身掘出来,我已把自己埋在想象中的河岸沙地上,芦苇飘荡,仿佛是从前的秋日我和他牵着手,在地球北方的大陆一隅,在枯槁的芦苇秆之间穿梭。顶端熟透的絮子有如云朵,未知与无知尽藏在绵软的秋芦苇里,拧不断,被风折弯之后便永远匍匐在地残喘。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煮一锅意面,底下卧着两个速冻牛肉饼,嘻嘻笑着吃饱,在厨房窗户的水雾上写下彼此的名字。

晚餐很尽兴,老妈妈、他和我,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仨最后的丰盛。大口咀嚼食物,高声谈笑,他说,我离开的这些年,大狗鱼游到了叶尼塞河岸,河边的鸭子游着游着就不动了,被狗鱼拖下水面,一口一只鸭。老妈妈讲起她是怎样在苏联最后的好日子里遇见他的父亲,对方在田间念的诗打动了她,也欺骗了她。等到话头像高速列车一样开出去,不可控地要撞向他的孪生兄弟,老妈妈猛地刹住车,翻滚的火锅太辣了,她猛灌几口牛奶下去,喉咙里爆出一阵撕裂的咳嗽。

我寻找着我们初见时的那首《印第安之夏》,视频网站上有很多版本,钢琴或者萨克斯风伴奏,都无法取代原曲中女人们的和声,歌手咬着我们的耳朵,念白,他那如秋日般微凉的,未能实现之爱。

回忆和食物让我们困倦不堪,老妈妈今晚也宿在我们的小公寓里。听见他们沉实的呼吸和轻微的鼾声,我下了床把门锁好,灶上一锅凉去的红菜汤,我希望那些踏实美好的味道永不冷却,希望牛肉、胡萝卜、白菜、洋葱热热闹闹永远依偎。我拧开小火煨着它们,在灶边凝视着它们悄声翻滚,直至我裸露的小腿冻麻。

我最后看到他,是在一片红光中,安眠药令我大脑昏沉,不明白为什么他大喊大叫,屋子里仿佛有重物压在我的肉身上,呼吸变得困难而急促。老妈妈在我身边不动,他的叫喊淹没了老妈妈的鼾声,她似乎沉入了年轻时田间初遇爱情的回忆中,麻痹在我们都不知晓的一搓甜蜜里,或者是做着一个儿孙满堂、家庭聚会的美梦。

后来,不知为何他到了楼下,夜色黑红黑红的,有尖锐的光不时蹿入那天幕,也许是西伯利亚万年一遇的血红极光。周遭还有很多人声,我脑子清醒些了,意识到自己在担架上被送上一辆车,而他在几步之外,像初见我时,扬起明亮的笑脸,挥着手,仿佛我们之间只是像多年以来的,一次次短暂的离别。

【作者简介:陈煊楠,生于1991年,现旅居埃及。已发表小说作品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