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鸟兽在说什么? ——《收获》2025年第4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读后
想象力是重建联结的能力,是将分散的事物聚集在一起的能力。隐喻发现了万物同一的痕迹。团结、同情、自我牺牲、慷慨,这些都是在努力恢复——或者说,至少是拒绝遗忘——曾经存在的统一体。
——约翰·伯格《猩猩剧场》(1990)
一
大概是两三年前,在一次活动现场,台上投屏出青年佳作的获奖名单,我指给邻座的朋友看:几乎每一篇的标题里,都有动物。
这或许不是巧合。在青年作家的小说里,动物(还有植物)成为被重新发现的存在。作为他者的动物,以野生或被豢养的自然真身,或民俗神话、童话幻想里的变身,与“人”结成镜像式对位。故事内外,人和动物的关系之复杂,从不亚于人和人的关系。在人与他人愈发疏远、关系紧张的当下,动物却以别种方式,更深地介入并反照出当代人的内心。如果人的成长,被允许脱离生理和社会年龄,在被放缓、拉长的观察中无限延宕。那么,在今天重新看见和书写动物,也是在探索人性、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青年通往“完整的人与完整的世界”的成长一种。
从疫情来到后疫情时代,“自然”再次成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的重要标尺。回到自然去,不再止于城市人的悬浮乡愁与抒情寄托,它落地为具有重识世界和自我疗愈意味的行动。不管是种花养猫,户外活动,还是博物观察在年轻人中的普及。由人类世与动植物伦理的讨论,到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反省,这些都是我在同龄写作者中可以读到的改变。
本期的青年小说专辑里,《洄游》《青岛人》《阿难》《笑场》等多篇都写到了动物,更具体一些说,是“受伤的动物”与“被困的人”的相互揭示。故事里,有受虐的鹤,被打杀的流浪猫狗,被人类工程改变了迁飞行为的鸥群,繁殖地被破坏的鱼群。从野生鸟兽,到城市中的猫狗,这些动物的遭遇,无一不与人的意志及行动息息相关。与之呼应,小说中的人物,一再作为城市生活、婚姻、家庭、工作的囚徒,或历史的人质登场。
《阿难》《倒转术》《青岛人》《再见猎户星座》里呈现出不美满的婚姻。比起夫妻之间的背叛、偷情、猜忌与伤害,“猫狗比人要亲”,动物反倒能给予更多情感上的信靠和对生活秩序的掌控感。《到珠海看看》《笑场》讽刺了艺术创作者焦虑外表下的苍白与空洞。《江佛入海》《青檀手记》则有从碎片中拯救“历史真相”的宏愿,但写史的人是短视和可疑的。相较之下,“青檀记史,准过县志,人脑子会把事忘掉,地脉得有个记账的”,植物、大地与江河里的历史,更恒久,也更诚实。
靠近动植物,或者不妨说,“回到”动植物身边的种种文学路径,延伸出人所不具备的感官天地。如《阿难》写到,“人听到的声音只有猫的三分之一,有些受损的植物会发出高频‘嘶嚎’,人耳听不见,猫能听见。”必须面对人的限度,就像面对人的自大与渺小,傲慢与恐慌。和主人公一样,我们也不知道猫耳中的嚎叫和宇宙轰鸣,究竟哪一个更可怕。我们能做的,是借助移情与想象越出边界,离承认自己无知的疆域更近一寸。在那里,让新的故事落下,新的问题升起。
所以,从哪里开始去听受伤的动物的声音,怎样去听?万物在场的现实生活,是否藏有新鲜的生命观念、个体与集群的关系想象。借由动物之镜,年轻世代的写作者亲近、认领,乃至召唤的,是怎样的主体自我,可以从中读出何种人的身心状态?我对本期几篇作品的留意,也由此开始。
二
《洄游》构造了一段虚实交错的伪满秘史,以一对母子失散后的行迹为线,讲述1935年秋冬,儿子与鹤、母亲与鱼的身不由己与存亡同悲。魏之印以孤儿之身,选入伪满时期的溥仪宫中,被任命为控鹤专员,负责阻止宫中饲育的丹顶鹤鸣叫。在松花江畔,他的生母,渔民秀兰捕获了一尾尺寸巨大的雌性鳇鱼,却先后被向宫廷献宝的野货商人与日军派来的调查员盯上。没有什么比奇珍异兽更能展示帝国的野心与征服力,只是新鲜劲会消退,爱宠很快沦为厌物,直到作为盘中餐被吃干抹净。
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太多华美的生灵就像是从未来过世间。
《洄游》出自新人李怡萱之手,是本期专辑中最令我惊喜和一再回想的一篇。李怡萱的语言准确、传神、干净。以工笔画般的字句,修复没有资格载入史书的性命及其曾经可能的天地。我读到的不只有故事,更有书写者对书写本身与亲自造物的爱惜之心。
魏之印唯恐鹤的噪音打扰皇帝清修,每日担惊受怕。鹤被剪断飞羽,阻遏发声后,陷入抑郁,拔羽自残。魏之印因失职被毒打,却在屈辱与沉默中,听见了鹤对他一人的独语,最终顿悟,带着濒死的鹤逃出宫墙。母亲秀兰的故事里,鳇鱼价值千金的鱼籽,被日本调查员以极残忍的手段强取豪夺。留在冰面上的鱼尸被掏成空壳,恰如接连失去子嗣、山河破碎的故国母体。
被关在宫中失去自由的,看似是缠斗的鹤与奴仆,但又何尝不是末代皇帝溥仪自身命运的讽喻?国家政权斗转星移,今日称王称霸的,明日会变作新鬼。在弱肉强食的威权暴力体系里,始终只有弱者之间的挥刀相向。对此,作家与读者,可以看得比局中人更透彻。鹤与人的关系,包括结尾处鹤的消失,让我几次想起林棹《潮汐图》中巨蛙与饲养员的命运。虚构之物可以得到虚构的庇护和挽救,但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杀戮,却难有这样的幸运。
鳇鱼吞下婴孩,鹤啄伤少年,又用羽毛保全了他命悬一线的逃亡。人与鸟兽之间的生死转化,跨越了物种界限,托出作者玄妙的生命想象乃至宇宙观。世界是一张由破损结成的大网,是残缺而不是别的什么,让心和心发生奇遇。受伤的人与鹤相对,“通过疼痛,他感到自己完全与它的神思相连”——这个顿悟的时刻,以痛为媒,可以解释不少篇目中人与动物突然恢复的休戚与共之感。“只有沉默能使他们与世界彻底分割,然后自由。”哪怕在恶劣的环境里,他们所能求取的只有消极的自由。
在这里,一种“动物化的人”的青年状态浮出水面:拥有无辜、脆弱、沉默的美,总是处在权力关系的下风位。它们/他们无力反抗外部秩序,只能在故事中一再受伤、受困、受辱,却仍葆有不可让渡的内在声音与精神尊严。就像被关在黑暗中的杂役们,过着“只能如此”的生活。但这一种与那一种对于“只能如此”的接受,也要分化出细微的不同。比如,是混沌麻木地过,还是“便是这种日子,也值得他用心一过”。《洄游》虽是本期专辑中唯一的历史题材,却与当代人的某种处境十分贴近。只是,权力结构可以支配和解释生活的全部真相吗?我们能争取的,只有消极自由吗?感同身受之外,困惑与不满足,在我心里盘桓了很多天。
三
向寂静中去听,被迫失声的动物,不只有《洄游》中的鹤,还有《青岛人》里的狗。因为吠叫扰邻,被丈夫送去割除声带。狗术后沙哑的嗓音,一盆接一盆枯死的文竹,都提示着日常表象下从未消除的忧惧与信任危机。正如向来以“过人的平静”示人的丈夫,他的外表下隐伏着何种程度的暴力倾向,妻子一直怀疑,甚至有隐隐的压抑与仇恨。回忆起狗的声带被割去,妻子的无力与绝望感也来到顶点。偶遇海滨受伤的银鸥,丈夫的冷漠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没事,银鸥,最普通那种,不是重点保护动物。”
《青岛人》写一对年轻夫妇在冬日结冰的海边散步,属于“无事发生”那种现代小说。两人对话寥寥,显得陌生,戒备,读者只能随妻子的意识流跳跃前行:从千禧年的童年家庭创伤,到自我厌恶;从九十年代初政府“挽留项目”被骗来青岛的海鸥,到成语读本里“鸥鹭相忘”的故事。假如将人的成长与动物并置,与来自儿时经验、童话教育或传统观念里的动物想象重逢,文学的欲望也在考验着写作者自己。在孩童通往成人的途中,能否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认识论?翻新“鸥鹭相忘”的深意,是作者修新羽的一次尝试。在丈夫看来,渔夫的幸福,是因为心思能被海鸥所真正懂得,“心有灵犀,心意相通,不是被人,是被一群鸟。其实都一样。”言下之意,不幸福的来源,正在于人与人的相互懂得,比从前更加艰难。
真的都一样吗?事实是,人可以对文竹共情,同猫狗亲密无间,与鸟心意相通,和他人却如隔冰川。等到冰雪消融的春天,《青岛人》里的夫妇看起来还要继续坐困围城,忍耐婚姻中的严寒。海鸥却不一样。它们会飞走,“飞回三江平原湿地,北海道,正在打仗的西伯利亚,或者更远的北方”。鸟的冒险是伟大的,却绝不浪漫,它们遵循着身体中古老时序的呼唤,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存续。现代人体内的古老时序,又是什么呢。如果连文学里的人都失去了突围的力气,这样的存续,不知道算是一种退化,还是进化?
借海鸥的眼睛去看人,借海鸥的翅膀飞过和平与战争的天空,会发现,“安全的生活”与“危险的想象”构成本期多个作品里结伴出现的幽灵。在设计危险时,悬疑罪案元素依然受到年轻作家的青睐,但写的人和读的人,可能都比从前更容易感到疲乏。从主题到结构,《到珠海看看》《再见猎户星座》像是性别置换的姊妹篇,甚至逻辑牵强与语言的薄弱处也有相似。从安稳无聊的日常中离开,去山中,去海岛,讽刺的是,浪漫化的幻想被兑现为狰狞的危险。两篇小说里的主人公,都在陷入险境后追悔万分,渴望回到家中。“令人心安的坚固结构”展现出强大的向心力,一边抱怨,一边安全地被困,就这样变成了多数人的选择。
四
回到室内,越来越多人,选择与猫狗在彼此的生活半径里相依存。家养宠物经济规模在年轻世代中不断壮大,与这种现实经验同步,近几年的青年作品,也能读到更多家养与流浪猫狗的艺术主题。我们都经历了数字时代面对面交流能力的退化,却在宠物身上找回了原始的快乐。有自在的独处,有积极的即时反馈,有柔软的、涉身性的温度。伴侣动物,作为社交难题、创伤治愈的一种代偿,也接过了“如何书写重要他者”的文学话题。
《阿难》里,家附近流浪猫狗的异常死亡,牵连出一桩自我欺骗和移花接木的悬案。正是自己照护的流浪猫的惨死,引起妻子对丈夫的疑心,坚定了她离开的决心。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丈夫,杀人,亦杀猫。当猫狗升格为比人更理想的玩伴、家庭成员,人被激发出的保护欲与责任感,是我在本期作品中读到的为数不多的“肯定性的动能”。与之相似的,还有《阿难》里王凤生对王沅的情感,《青檀手记》里的周氏父子的情感。即使是普通的人,有弱点的人,也会在想保护的对象面前,被激发出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的冲动。在布满灰度的生活里,很难不注意到这种由“保护”驱动的正面情感和写作正义。
在小说里,杀一个人和杀一只猫,区别在哪里?保护一个人和保护一只鹤,区别又在哪里?
当弱势的动物成为镜像,更容易照出漠然,也照出心软。尽管我也疑心,动物承受了某种原本应由人承受的欲念与恶意,却不必承担更正式的审判,不必付出更复杂的道德伦理代价。这何尝不是一种“安全的选择”。但是,当动物不再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人的问题”的思路转移或难度下调,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就值得继续追问。比如,为了一个在差异中共生的良好世界,什么是我们冒着危险也必须保护,不可能出让的东西?
如果我们只是借他者投射自身的孤独、缺失与存在危机,就有取消他者的嫌疑。如果“受伤的动物”只是用来象征人类受困者的处境,大概故事会很快滑向套路和无聊。那种陈旧又傲慢的寓言手法,以忽视动物真实特性和处境为代价,在过去的写作中并不鲜见。为了看见真实的动物,将动物从“人的变形”、赋比兴的工具功能中解放出来,仅仅写出草木鸟兽虫鱼具体的名字是不足够的,仅仅有丰富的想象和连线能力也是不足够的。“表达的空间是在努力表达中获得的”,隐喻很重要,但将人与世界真正连在一起的,从来不只是,也不能只有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