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学》2025年第7期｜徐凤文：天津是个好地方
编者按
天津卫，河海交汇，自然禀赋得天独厚，而大运河无疑又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加持。
一条稳定高效通航的水道，对于一座城市的进步乃至存续，其意义不言而喻。更可贵的是，这条如此绵长而宽广的水道，完全是人工设计开凿的。
天津是个好地方。
天津是个好地方
//徐凤文
马可·波罗刚来不久，而且完全不懂东方语言，要表述什么，就只能靠从行囊里掏出一件件物品：鼓、腌咸鱼、疣猪牙穿成的项链，再加以手势、跳跃、惊异或惊恐的喊声，或模仿豺狼和猫头鹰的叫声。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城市与贸易》
1389年7月19日，朝鲜使臣权近从北平城来到一条河流汇入另一条河流的这个地方。一天前的傍晚，他从通州登上一艘官船，沿着北运河来到这个叫直沽里的地方，即将沿着运河南下南京。
这一年，为洪武二十二年，大明王朝已基本完成统一大业。过去一周时间里，这个来自高丽朝的使者三次拜访燕王府。这时，距离燕王发动靖难之役还有十年，距离天津设卫还有十五年。
在权近的记录中，称这个“北河顺流而下，南河逆流而上”的地方为“直沽里”。“直沽里”，元代诗文中多称“直沽口”或“直沽洋”。北河，当时也称潞河，即今北运河；南河，也称卫河，即今南运河。
作为当年元大都的外港，直沽这个南北二河合流入海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他们或从事贸易，或转运漕粮，或仅仅是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过路的客商。虽然那个年代的外交使节非常罕见，但每年来自朝鲜的使节都会奉使出行。
这是一段烦闷而有些漫长的旅程。从义州到北平的三千多里陆路，需要四个月的漫长时间。根据明清制度，朝贡使者在北京停留时间限于四十天。明朝初年，如果从北平前往南京，大多跟这位朝鲜使臣一样，会走运河水道。
权近的第二次中国使行在1396年6月，渡过鸭绿江与辽河后由陆路经蓟州到达北平。四年后，燕王朱棣沿着这个河海交汇之处过直沽，兵下沧州，并为这个两河交汇的地方留下了“天津”这个地名。
转卫，一舍三十里
明代成化年间早春二月某一天，翰林院编修李东阳进京述职后乘舟南下，过了杨柳青和独流镇，由临清抵东昌，行了不过三舍（一舍三十里），水涸，舟不能行，找管闸的官吏临时关闸蓄水，到次日开闸决水，水涨舟行，这才到了聊城。若是运粮的漕船和载货的民船，便不能享受这样的特权。即使有这样的特权，遇到极端天气，一样只能短篷苦候。这趟南下出京不久，李东阳曾在潞河的杨村遭遇风阻，留下了“前船咫尺不得上，去路仓皇安可论”这样一句感慨。
清初以来，华北平原入冬以后，不仅田野肃杀萧条，大量的内河运输亦告停止。即使客运，也很艰难。清顺治十年（1653），终生不仕的谈迁北行过天津时遭遇风浪，尤感旅途悲苦：“连日大风而寒，波涛怒立，旅怆弥切。”明清两朝，漕船在天津冻阻的情况时有发生，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就令驳船在天津接运漕粮进入通州仓。若来不及接运，就囤聚在天津，等冰消时再将冻粮转运入通州仓。
明清两代对漕船的行程有严格的运程规定，漕船何时渡过淮河，何时转卫天津，何时抵达通州均有时限。官方规定的时限，并没有将漕运官军时常沿途私自停船买卖货物的时间计算在内。有些交易固然是在漕船阻滞的情况下进行，有些则是先完成交易，再沿着运河缓慢前行。如遇风大浪高或天旱水浅等各种意外，漕船阻滞、舟行羁旅的状况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导致漕船北上往往迟滞，经常是北方河面快要结冰时，船队才到达天津。如果让漕船驶过天津继续北上，极可能被冻阻河干。明清时，北运河水量不稳定，水浅或水涨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杨村以北这一段漕运路程水行艰难，夏秋则水涝，冬春则水涸，对漕船通过北运河直达京师造成极大影响，明清时，迟滞的漕粮截卸在天津。
昔日的三岔河口，北为潞河，即北运河；南为卫河，即南运河，二水所汇之地即为海河，也叫直沽、白河。卫河、海河水深，潞河水浅，所用船只体量、吃水不同，京杭大运河一路而来的漕粮船队均需在三岔河口换驳：“天津以北，水趋大海，故上流易淤，漕船有阻浅之患。为设红剥船以供转运，其来旧矣。”因此，从南方来的漕船，无论是走海运，还是走运河，运至天津后，均需大船倒小船，称为“转驳”，也叫“转卫”。元代起，海路至三岔河口将海运遮洋船换以河运所用的浅船北行潞河：“（到直沽）因内河浅涩，就于直沽交卸。”明承元制，海运粮船抵河口，“以小船转运北京”。转驳用的小船，多为平底小船。当时为转驳配置的驳船数量为2500艘，600艘归天津，400艘归武清，其余归通州。这些驳船都是官方配置，称为红驳船。
即使是这种吃水较浅的平底驳船，也要依托自然的潮汐和大量的人力进行驳运。过了杨村，风停水静的时候，船只只能依靠划桨和拉纤向前行驶了。以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乘坐的大型官船为例，每船有两只大桨，每只桨需几个人才能划动。如果遇上逆流、逆风，就要用到纤夫了。使团的船只平均每船用15个纤夫，总计500人之多，其人力之费可想而知。虽然给付的工钱不高，但这些纤夫依然被官方常年征用。英国使团的人发现，这些平日赤裸着上身的纤夫，在两个月后返回天津时，竟然换上了统一的镶红边的制服，头上还顶着红色的扁平大帽。纤夫拉纤的绳子很长，一头绑在桅杆上，和船头的绳子绑在一起，“上面结成许多活圈，纤夫把头伸进圈内，绳圈达到人的胸部。绳圈上多半绑着一块木板，这样可以减少一点绳子压迫胸部的力量。他们排成一条直线，嘴里哼唱着歌谣以统一步伐”。遇到水浅的地方，就要脱掉所有衣服，下水拖船。
早些年间，盛产“卫抹子”年画的杨柳青老人们还记得当年河工们沿着御河赶潮拉纤的情景。即使是在盛夏时节，纤夫们也是穿着棉袄，将纤板斜挂在背上，将绳子搭到上边。天还没亮，领工拉纤的起了个头，船上撑船的、岸上拉纤的一起唱起悠扬的号子，跟着那些南方来的运粮的、白洋淀运芦席的、静海台头运西瓜的各类船只，在水光漭漾中，朝着天津卫的方向顺潮而行。
北方没有江南水乡的自然条件，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内河通航的场景还是百姓出行的日常。直到20世纪70年代，海河流域的很多地方还有“小火轮”通航。今天的人很难想象，20世纪50年代京津冀地区所有的河流都有水，坐船从天津沿子牙河、南运河一直可到海河流域最南端的安阳。一年有180～300天的通航时间。
清代嘉庆末年，仅杨柳青船户即有1015户，占全镇烟户人口约四分之一。然而，即使是在“小火轮”通航的年代，依然有大量的御河（南运河）船户，拉上了地里摘的一些蔬菜瓜果，趁着天气尚早，划着一艘小船，赶往卫里做些营生。一路之上，河道弯弯曲曲，堤坡高高下下，高大的杨柳树掩映着一排排的村舍，两岸边的人家炊烟袅袅，岸上的房屋渐次稠密起来。
进京，码头买卖广
1655年7月19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遣哥页与开泽率领随员一行，从雅加达巴达维亚外港乘两艘快艇扬帆启程。荷兰使团配备了一名秘书和一名素描画家，以便把旅行中所看到的各种奇事异物画下来，这也让天津的历史画面第一次被外国人记录下来。
1655年，为顺治十二年。前朝从洪武年间至嘉靖年间，实行了长达两百年的海禁政策。这一年的5月，英国舰队在牙买加击败了西班牙人；6月，为阻止俄国人进入波罗的海，瑞典对波兰宣战；这一年，象征海神保护的荷兰皇宫在阿姆斯特丹落成。17世纪初，荷兰人来到中国沿海，攻占澳门和澎湖未果，求贡未准，他们以台湾热兰遮城为据点展开贸易，贸易活动并不稳定。
荷兰使团对即将面对的境况一无所知。他们还幻想着通过此行打开通往清朝的贸易大门，结果在广州苦苦等待了半年多的层层审批后，直到转年的3月17日，荷兰使节的庞大船队才在广州府官员的陪同下开始了北上的航行。使团的进京路线是一条广州通北京长达2400公里的传统朝觐贡道。大概行程是，先从广州乘船，然后骑马翻过大庾岭，由当地官府征集夫役把礼物背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后再乘拖船，沿水路到达南京，在南京换乘皇帝派来的专门船只，沿运河一路北上直达天津。
荷兰使团沿途均有地方官照应，为他们征集船只、拖船夫等，并准备各种食品。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荷兰使团一行于7月5日抵达天津。对于天津这座城市，荷兰使节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到达了天津卫的港口，这个地方被认为是中国最著名的沿海城市。……该地区的三条河流在天津汇合，那里耸立着坚固的要塞，周围的村庄除了沼泽地以外就是低洼地。”
北京，礼部，荷兰使节尼霍夫记下了在礼部“演礼”的细节：“我们在那里必须下跪三次，并低头在地上叩头三次。当使臣阁下来到院子当中时，司仪就用很大的声音喊‘叩见’，表示上帝派遣皇帝来了；然后再喊‘跪’，即‘弯下膝盖’；‘叩头’，即‘低头朝地’；‘起’，即‘站起来’。就这样重复了三次。最后他喊‘归’，即‘回到两旁’。”尽管荷兰使节并不知道这种仪式是为谁举行的，但为了能顺利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一一顺从地照做了。他们听说，此前莫斯科使臣巴库夫早在当年3月就到了北京，但由于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而未能觐见皇上，最后一无所获回国了。
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后，欧洲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是当时“西力东渐”的主要人群。此次荷兰使团初访中国，虽然受到清廷的隆重接待，但唯一的结果是被允许“每八年贸易一次，每次不过百人”，这同他们所希望的自由通商的愿望相差甚远，在荷兰人看来“这几乎同强加给他们的勒令相差无几”。起初，荷兰人还以为这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结果。他们没想到，在延续多年的朝贡体系中，这样的故事还会持续不断地上演，而关于皇家礼仪的认知分歧也在随后多少年来一直持续不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冲突与争议。
“这个地方到处是庙宇，人烟稠密，交易频繁，繁荣的商业景象实为中国其他各地所罕见。这是因为，从中国各地驶往北京的船只必须通过此地，这促进了漕运非同寻常的发展，一艘又一艘的船只接连不断地驶过这个城市。”荷兰使团的画笔记录了三条河流汇合的样貌。在这个通往北京的必经之地，高高的城墙上有瞭望塔和坚固的炮台，城里人烟稠密，贸易频繁。这一趟北京之行，让荷兰成为第一个被清朝列为朝贡国的西方国家，但它却没有像葡萄牙那样拥有澳门作为自己的贸易基地；同时它又没有像后来的英国人那样对这个东方帝国的朝贡制度发起挑战，导致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并最终用武力撞开了中国的大门。
天津河海交汇的历史地位并非起源于明代永乐年间设卫筑城，早在1205年，随着黄河河道南迁，金章宗开凿更便捷的北运通漕，永济渠由静海独流口北移至柳口（今杨柳青），再东折至三岔河口转潞水抵京。这条人字形的大运河蜿蜒四千多里，第一次将长江、黄河与海河水系沟通串联起来，也从此开启了南粮北运的国内长距离贸易的漕运之路。
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处于水路要冲、河海通津位置的天津迎来了城市发展的一次历史机遇：康熙四年（1665年），将原设于河西务的户部钞关移至天津；康熙七年（1668年）和十六年（1677年），长芦巡盐御史署、长芦盐运司分别从北京、沧州移驻天津，天津由此成为长芦盐运中心；雍正三年（1725年）和雍正九年（1731年），将天津卫先改为天津州，继而设置天津府。从此，天津才算有了自己的“地盘”。在此之前，金代的直沽寨、元代的海津镇、明代的天津卫均为军事建置。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当多达七百多人的英国皇家使团抵达三岔河口时，天津已是万商辐辏、百货云集的繁盛局面。乾隆年间，天津诗人杨一昆写过一篇《天津论》，开头即说：“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河路码头买卖广。”这句话若是用大家熟知的天津方言念白，应该更有一番独特的天津老味。
据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天文学家观察，天津“河流蜿蜒曲折有时绕成一个完整的圆圈；由于水运非常繁忙，船只给人以漂在陆地上并通向四面八方的奇特印象”。与世界上任何一座身份复杂的大城市一样，天津的命运与连通城市两端的河口和海口的格局息息相关。从三岔河口汇流到大沽口入海的海河河道宛如一座迂回曲折的迷宫，这座城市的纷纭历史悉数与此有关。
“河海会流，三汊深邃。”渤海湾的潮汐，深刻地影响了天津历史的周期，奠定了金元以来天津作为河海转运枢纽、皇粮屯储重地及商品集散中心的文化地理基础。天津地理环境具有先天不足的缺点，城市的物质来源和经济活动主要依靠外部世界的供给。正是靠了河海潮汐的地理优势，从一踏入历史的视野开始，这个地方就与远程贸易息息相关，而不是大多数北方地方农业生产和传统的乡村经济活动。在依托河运与海运的漫长历史周期里，天津人的灵活、机敏、随时待命和不抱成见成为这个地方的人应对外部变化的主要特质。
【作者简介：徐凤文，作家、策展人，著有《天津传：海晏河清看津门》《梁启超·风云入世多》《民国风物志》等学术性非虚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