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沈轶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青年文学艺术联合会会员。小说作品发表于《上海文学》《西湖》等刊，被《小说月报》转载，入选第六届城市文学排行榜。已出版非虚构三部曲《如果上海的墙会说话》《隔壁的上海人》《似是故人来》等。

敬惜字纸

文/沈轶伦

祖父六岁到上海，起初预备念完书就回家。家在浙江嘉兴市嘉善县。祖上留下的老宅门口，贴着对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祖父说，他的字，就从这儿来：丰庆有余的“庆”，光耀门楣的“楣”。

他的寡母，把这个独养儿子兼遗腹子托付给亲戚，于是六岁小庆楣沿着青石板走出老宅，穿过小河边的廊棚，跨过拱桥，在烟雨蒙蒙中下到码头上了船，沿着大蒸港，然后是横潦泾，最终在松江斜塘这里，与江面上大大小小的舢板和风帆汇合，一起驶入黄浦江。船到上海，两岸风景骤变，眼前工厂林立，高楼巍峨，家乡稻谷芦荡已如旧梦。

这是一九三六年，我们家与这座城市的开始。

此时这座远东最大城市内，尽管局势紧张，但日军尚未占领上海全境，接下去的数年里，孤岛畸形繁荣，街上车水马龙，大量西洋建筑和新式里弄拔地而起。外国在华资本的三分之一都在上海。就在祖父来沪的这一年，由于江南地区农业丰收，棉纱成交量增长，橡胶产量翻倍，上海民族工商业短暂回暖。这个城市中的人，以一种天塌下来也要按时出门上班的契约精神，努力抵御着山雨欲来的不安。

也是在一九三六年，拍完《摩登时代》的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访问上海，京剧名家梅兰芳和电影明星胡蝶作为东道主，在国际饭店设宴款待他。这幢当时刚落成两年不到的大楼有二十四层，其八十三点八米的高度，让它成为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物。后来成为知名建筑师的贝聿铭曾说，正是少年时在上海亲眼看见国际饭店的惊艳，让他立志进入建筑设计行业……初来乍到的庆楣，也是从国际饭店开始记住了上海。他看到了人力在地表所能构建的建筑物的高度。

城市无言地用它的气场震慑着进入这个场域的人。当时，大家都说，外来者第一次抬头看这座建筑，会不由自主被摄去魂魄，由于抬头仰望时过于入迷，会忘记自己的随身物品，放松警惕。所以会有扒手专门逗留在楼前，等着“乡下人进城，到这里抬头看到帽子落掉”时，下手行窃。

为了融入上海，为了不继续做个“乡下人”，祖父开始说上海话，而不是家乡方言，后来他也置办了新帽子，量身定做了新洋装和皮鞋。后来他一度天天路过国际饭店，日光把高楼长长的影子投在大马路上，庆楣不再抬头仰望。一切都变得习以为常。他开始熟悉人语喧哗的市声、电车声、单车铃铛声、汽车喇叭声、黄浦江上来来往往轮船呜咽的声音，法租界的安南巡捕，英租界的印度巡捕，牵着白马的白俄人，穿着和服的日本人，开着摩托的美国人，以及穿着高开衩旗袍的女人，一切都不再叫他惊奇了。当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当家乡寡母失去音讯，当老宅消失在混乱中时，他学会了大隐隐于市，他学会了在上海低头赶路。后来，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在家低头浇花的退休老人。

唯一留在他身上的旧社会的生活痕迹，就是他的衬衫总是笔挺。哪怕下楼拿报纸和牛奶也绝不会穿睡衣、拖鞋。他每天早上还用发蜡梳头。他说起年轻时，刚上班，跟着时尚潮流学着用发蜡梳头，有一次，他看错了其他同事摆在桌上的罐子，把猪油当发蜡梳在头上……他说给我听，比画着，我们俩哈哈大笑。

那时候，我都已经六岁了。

是祖父初到上海的年纪。我六岁那会儿，上海还沉寂着，整座城市在计划经济的尾声，在票证时代的尾声中，只是我不知道那已经是尾声。我以为这种我生来就置身其中的生活模式，是唯一的生活模式，也将是我永远要面对的生活模式。比如西瓜，只有发烧到三十八度，拿着医院开具的证明，才能去市场里买；比如新鲜的肉，也是要和菜场的工作人员搞好私交，才能通过内线消息购得的。家里的小小孩普遍穿着大孩子穿破的旧衣。几乎每个男职工都会下厨，也都会些缝补的针线功夫。勤俭持家不仅是被赞誉的美德，实在是赖以为生的技能，相反如今以铺天盖地之势完全改变了上海风貌的消费主义，对当时的上海人来说，却是个隔膜且需要敬而远之的陋习。

当时，我的大部分的同学，都住在老式里弄房间里，老中青三代五六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是常态。洗衣服、做功课、上厕所、生炉子乃至洗澡，都在这一间屋子里。白天收起床褥，露出下面的饭桌，晚上放下席子，缝纫机下还能再睡一人。一旦下雨——上海地处江南，梅雨季和台风季来袭的时候——黄浦江水往往会倒灌进市区道路，老旧的下水道不堪重负，沿街的商铺和民居里，一切都漂浮起来：东家的腌菜罐子、西家的马桶盖子，还有老鼠，还有蟑螂一家……孩子们抢救出煤饼跳到大床上，像鲁滨孙漂流一样，守着汪洋中的小岛。而大人们已经纷纷挽起裤腿，要出门“拷浜”，这个方言里的词语，原指通过筑坝、抽水排干小河沟以捕捉鱼虾，而在大上海的市中心，人人都知道是在房屋漏雨时“筑坝”来保卫家具和地板。到了夜间，电视的晚新闻里，一遍一遍播放着领导们带队，兵分几路，穿着齐膝的高筒雨鞋，走入被淹居民家中慰问的场景。尽管画面里，所有人都撑着伞，但他们的短袖白衬衫全湿透了，贴在皮肤上，洇出里头的背心……

我熟悉的是这样的上海。一平方米要塞进二十四只脚的公交车，大些的车站往往都配了一个管理人员，把吊车门的乘客的屁股用力往车厢里塞，以帮助司机关上车门。“挤一挤啊，再往里头挤一挤啊，同志们，往车厢中心挤一挤啊”……雨味，总也晒不干的衣服的馊味，家里为了省钱买来的临期食品的“哈喇味”，因为经常断电而常备的蜡烛味，还有老房子里多人混居的味道。这一切都和荧幕里展现的，那个旗袍西装、蛋糕舞厅的上海毫无关系，只有拮据的日常。拥挤的，令人捉襟见肘的，但又是极要体面的。从任何一间屋子走出的妇人，总还是梳整齐了头发，擦了口红。至于男人们，就是穷困潦倒到极点，也还是要每日更换衬衫，即便连一整件像样的衬衫也穿不起，那上海的百货店里，还有专门的柜台卖各色假领子。从西装外套里露出的那一对衬衫领子，还是“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的。

“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自己见证的，是上海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前夕。有一天，我发现大人把票证压在玻璃台面下，用不上了，我们终于可以完全用钱，而不需要票，去买一切吃食了。新闻里，领导们在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南浦大桥投入使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初见规模，上海要建更多地铁，要有更多高架，要家家户户都有电话，要旧城改造，要建商品房、美食城、新酒店、新乐园……

我们家就是在那几年里添了电话的，后来有了冰箱、微波炉，然后是电脑。申城处处响起打桩声，国际饭店保持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最高建筑的地位旁落。

祖父一边和我吃饭，一边给我看他年轻时在国际饭店前留影的照片。

他允许我翻他的柜子。他有一整套工具，分门别类是用来擦鞋的布条、上油的鞋刷，他会花很多心思保持皮鞋的锃亮，然后用两个带弹簧的鞋楦子认真撑住鞋内侧的皮面。他还有一对金色的袖箍，是以前在办公室上班时，为显得利落而用来撑住长袖衬衫的。我总拿着它们当一对手镯玩。当然他还有一些奇怪的手艺，比如他会用一枚铜钱帮我做一只毽子，又或者抽藕丝，给我做了一盒印泥。我觉得他很神奇。家里剩下的人都觉得他没用。他很早病退在家，不上班，也没旁的朋友，他和外面的开始加速前进的世界脱节了。但我喜欢脱节的他。我喜欢听他说“老话”，那老话里连着上海的过去，那过去里蕴含着未来的影子。

那老话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上海，巴黎的香水和美国的电影，随着轮船在上海靠岸，与这座城市生产的棉纱、面粉一起被码头工人装卸后，一夕之间，就迅速随着吴淞江散入整个江南四通八达的水路，并沿着长江经南京、武汉，直通重庆。而在无数货物中，也藏着大量抗日救亡的物资、医药、书籍、人才和火种。

那老话也包括，当时，上海两个字意味着一切的起始。外地的人看到什么质优时新的东西，那是因为“到底是上海生产的”；看到衣着考究举止洋气的人，那也是因为“她到底是从上海来的”；连特别糟糕的人也必然和上海有关，“他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啊”……

那老话也说，黄浦江上没有盖子。在这里，投机失败跳河者的故事和成功白手起家的都市神话一样多。但最终，这个移民城市和所有移民城市一样，在包容下各种震荡后，其底色落入生活的均值。就像祖父。从学校毕业后，也没再回乡，他在上海同乡开办的厂里当会计，他没有白手起家，也没有在洋场堕落，没有光宗耀祖，但到底也没有辱没门楣，在时代的波谲云诡里，在动荡的波峰波谷中，在大上海无数道路无数建筑无数间屋子里，他找到一间作为落脚处，按月领薪，娶了老婆，有了孩子——他成为庞大城市里一个规规矩矩的上班族，活在传奇的反面，作为芸芸众生。

梦里不再有家乡小橹摇船的欸乃声。

很多年后的一天……大约是庆楣来到上海七十年后的一天，二〇〇六年，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后的一天，我坐地铁去祖父母家吃饭。我已经很久不去，所以他们像招待贵客一样，特意烧了四菜一汤。田螺塞肉、油氽小黄鱼，清炒卷心菜、干贝炒蛋，冬瓜番茄小排汤，都是我喜欢的，祖父、祖母和我三个人，围在小饭桌前举筷。

祖父举起碗和筷子，刚吃了一口，放了下来。他哭了。

一抽一抽，眼泪落在玻璃桌面上。下面还压着几张花花绿绿的布票、粮票。我当时紧张极了，我从未见过一家之主在我面前掉眼泪，我惶恐到立刻放下了饭碗。祖母拍着他，问他怎么了。祖父说他昨晚梦见家乡了。他梦见他的父母撑着油纸伞，站在大雨滂沱里。在他的梦里，他的父母浑身上下的衣衫都已经湿透了，他们对他说：“儿啊，我们好冷啊。”

庆楣蜷缩起来。他不再是我的祖父了，不再是饭桌上永远坐首席的人，不再是那个能偏爱我、庇护我、带我去公园玩的男人。他变成了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一个少小离家的孩子。他说他早上醒来醒悟应该立刻去修坟。但已经过了七十年了，他已经离开太久，经历战乱、动荡、城市化建设，老家的祖坟在哪里？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谁知道呢？那个常年吃斋念佛，牵着他的手，送他沿着青石板走出老宅，穿过小河边的廊棚，跨过拱桥，在烟雨蒙蒙中下到码头上了船的寡母最终安息的墓，究竟在哪里呢？

祖父那天哭了又哭。他以为他只是到上海来念书，上几年学后就会回家过一辈子，像他的祖先一样在老街的老宅里度过余生，也像他的祖先一样被安葬在祖先的墓园。他从各个方面都不像是个能担任创始者的人。一切本该是因循守旧的。但是他偏偏到了上海，成了家族在一个新城市的起点。我们因他而开枝散叶。他沿着大蒸港，然后是横潦泾，最终在松江斜塘这里，与江面上大大小小的舢板和风帆汇合，一起驶入黄浦江。水流从这里汇入东海，时光再不能倒流。

二〇〇六年祖父中风。在长达八年缠绵病榻后，他去世。

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好在比利时布鲁日，这是个保留了中世纪风情的精致小镇。几十座小桥横跨水带。我接到报丧电话时，看着眼前异域。过了好一会儿回过神来，忽然意识到，这里和祖父出发的江南水乡小镇何其相像。

成年后，我们全家去过一次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难以想象直线车程不过两小时的地方，祖父会几十年没有再回。他犹豫地辨认着老街上的门店，雀跃地确认明清时代的老桥，然后在一处地面停车场，他停了下来，环顾一片空地，说：“这里是我原先的家。”

我爸妈说：“那我们拍一张照片纪念一下吧。”

祖父母闻言就走了过去到空地上并肩站好。

一阵风过来，吹动我妈妈的围巾，缠住了她持相机的手。她说等一下啊。于是祖父母站在停车场的正中央，等待着。风也吹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侧过脸避开，等睁开眼的时候，看到庆楣的白发被吹起来了。他一直习惯用发蜡打理固定到一丝不苟的头发，终于在故乡的晚风中，被全部吹散。

我回到上海帮父母一起办祖父的后事。

我在填写后代名字时，办事人员看了看我们的名字。“名字都不错啊。”他说了一句。我说：“是啊，我祖父起的。”他觉得文字有神性。写过字的纸，是不能随其他垃圾一起扔掉的。要单独烧化成灰。

“小时候，我们家的老街上，有一座石塔，上头写着‘敬惜字纸’，专门让大家单独来烧写了字的纸张的。”祖父曾说。

那是在我记忆深处，某一个家族聚会的春节的夜晚，其他亲戚都在别屋看电视、吃瓜子和聊天。祖父单独把我叫到另一间。他说起他家乡春节前夕的祭祖。供桌上铺着厚厚的红垫子，按秩序献上三牲。

然后祖父拿出纸笔，画着一张简易地图：“我的祖父，也就是你祖父的祖父，曾出资为邻里挖塘建桥，人们用我祖父的姓名命名了水荡。喏，这里是水荡，这里是我们家。我的家，也就是你的家。在这里。”

我说：“不在这里吗？上海才是我的家。”

祖父说：“在这里。”

他在灯下指着纸张。

他在一张狭长的纸上逐一写下这么几行字：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太祖……每个称谓边上，写上名字，配偶姓氏。这是一张树形图，一张小型族谱，一段来路。写完，他把纸卷成一个小卷，郑重其事交到我手里，然后收拢我的拳头，护住那张纸。

庆楣说：“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孙女，以后，都靠你记住我们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