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兰：从差异中找到沟通
非常高兴能够与大家共同参加此次研讨会，也非常感谢中国作家协会的周到安排。让我特别高兴的是，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南京。第一次是2005年的夏天，跟现在一样热，也一样美。
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翻译。我本人是一名翻译工作者，曾专门学习翻译，从事翻译工作已有二十年之久。
翻译是合作的基础，因此也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没有翻译，就没有思想的交流，没有贸易，没有外交，也没有世界文学。孔子、鲁迅、塞万提斯和洛尔迦可能永远无法超越他们所处的时空。没有翻译的话，只有精通英语的人，才有机会阅读《哈姆雷特》或《傲慢与偏见》。当然，甚至这些如今被视为“全球性”的作品，在没有早期翻译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不会诞生。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索福克勒斯，是否还能有莎士比亚？每一部作品都来自其他作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不断的发展都离不开翻译。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古代经典作品被翻译成现代汉语——普通话，这项工作确保了一个浩瀚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
翻译对许多体现人类本质的活动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它的重要性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没有翻译的世界。我们需要翻译去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我们。正如欧盟在2022年2月发布的报告《译者在封面上》中指出的那样：翻译不仅是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也是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关键手段。翻译让我们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和价值观，展现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共同的人性之外，不同文化和社会有着各自独特的叙事方式。这正是翻译最宝贵的启示之一：从差异中找到沟通。
当然，翻译在各类文化和语言的形成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文化和语言本身，就是在不断的交流和吸收中逐渐成型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在中国历史的多个阶段，翻译都是一项核心工作，它深刻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华文化。
在中国文化交流与翻译史上最令人惊叹的史诗之一中，高僧玄奘于627年秋天启程前往今天的印度。在那里，他学习梵文，并多年研究佛教经典。他带着数百卷佛经、图像和舍利返回长安，成为梵文文学的杰出译者，也是第一个将中国作品翻译成外文的中国译者。那时候，比巴格达的希腊—阿拉伯翻译运动早两百年，玄奘便在长安大慈恩寺创立了一个专门的翻译机构。这个机构翻译了超过1300卷佛经，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并对中国文化、社会，尤其是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和西班牙的最早交流也离不开翻译。明代，翻译与思想的联系更加紧密。当第一批欧洲传教士踏上中国土地，其中一位是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61-1618），这位西班牙耶稣会士曾与利玛窦一同来到南京。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推动了真正的理解与交流，带来了文化、艺术、科学和技术上的共同进步。在这一切之中，翻译自然发挥了关键作用。谈及先驱者，我们不能不提另外一位西班牙人——高母羡（Juan Cobo, 1547–1593），他将中国作品《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语，这本书成为了第一部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典籍。
很遗憾的是，从16世纪西班牙汉学的起点到20世纪中叶，中文向西班牙语的翻译数量极为稀少。翻译家兼作家黄玛塞（Marcela de Juan, 1905–1981）是罕见的例外。她翻译的唐代古典诗歌和故事，语言细腻、情感丰富，体现出她对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细微差别的敏锐把握。
如今，中西语言之间的沉默岁月似乎已经过去。据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二十年中，从中文原著翻译成西班牙语的文学作品数量显著增加。
虽然中文著作在西班牙的出版市场中仍占较小份额，但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的翻译前景依然乐观。翻译作品数量持续增长，题材日趋多样。能够承担中西文化桥梁任务的翻译人才也越来越多。
然而，如果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几千年的文化产出，以及当今世界中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这些数字仍显不足。另一方面，西班牙语是全球六亿人口共享的语言，覆盖二十多个国家。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两大文化彼此忽视了如此之久？显然，我们还有很工作需要去做。
在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的当下，唯有承认差异、加强沟通，才能找到通往未来的道路。而这种沟通与理解，正是翻译的核心所在。翻译意味着跨越语言、书写系统、文化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去寻找共同点。翻译能够促进交流与发展，它值得更多的关注、推广与系统培训。但更重要的是，翻译不仅是一项工作，它是一种理念，一种追求真正理解与对话的方式。
（作者系西班牙汉学家。本文为作者在第七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