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发夕近”的唐代荔枝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约在大和四年（830年）前后，意气风发的杜牧面对国力残破、藩镇割据的局面，写下这首《过华清宫》。
千百年来，此诗到底寄寓了何等深刻的讽喻意义，关键在于当时身处富丽堂皇的华清宫的杨贵妃所吃荔枝运送的艰难程度——这看似是一件琐事，其实背后彰显的是整个大唐帝国的交通运转能力。
一
唐人的陈述，集中见以下三种文献：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
杜甫《病橘》：“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解闷》：“炎方每续朱樱献，皆是岭南贡荔枝。”
天宝末年进士鲍防《杂感诗》：“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先过林邑山。”
据《新唐书·杨贵妃传》：“四方争为怪珍入贡，动骇耳目。于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进九章银青阶，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风靡。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注意一个细节：岭南节度使为讨好杨贵妃，进献珍品“最多”，也就意味着从岭南运送货物较为普遍。贵妃之所以“好食荔枝”，就是因幼年长于成都（她10岁时父亲去世，然后养于洛阳叔父家），时常品尝荔枝的美味，以致铭刻在记忆深处，经久不忘。时已“恩宠声焰震天下”的贵妃，一旦有机会，自然不惜代价再次品味这幼时难忘的美味。
华清宫，原名温泉宫，天宝六载（747年）改名。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玉环出家为“太真”，天宝四载（745年）被封为贵妃。此前后，“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这一游幸之地，最多的当然是新落成的骊山脚下风光旖旎的华清宫（唐太宗时避暑之地为九成宫，距离偏远）。虽然有学者多据《新唐书·贵妃传》“每十月，帝幸华清宫”，言夏日去华清宫的可能性不大；其实，史书并不是说夏日不能去，只不过秋冬时节去得多而已。
杜甫的《病橘》写于上元二年（761年），此时距杨妃自缢的天宝十五年（756年）仅过去5年，相信以写实、“诗史”著称的杜甫自不会在这一关键、重大事情上弄错；因荔枝的运送必然是年复一年，很多次的，早已传出了宫门；之后诗也明言“皆是岭南贡荔枝”。关键是，天宝六年后，杜甫正在长安奔波、干谒，“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也自是能目睹这一情形。作为天宝末年的进士，鲍防更可能与杜甫一样，都是亲历者。李肇，逝于大中八年（854年），时代虽略远一点，但作为以“信史”为轨则和生命的《唐国史补》，自是有高的可信度。
不用质疑，荔枝正是来自岭南。一向以考断谨慎细心著称、公认以“信史”为根基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就明言“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肯定了这一基本事实。
二
荔枝从岭南运至长安，有可能性吗？
不妨从三个方面细细考辨：所走路径、马匹运送的速度、唐时的保鲜技术。
其一，所走路径。从长安南下，至商州—邓州—襄阳—荆州—岳州—潭州—衡州—郴州—韶州—广州，这是当日至岭南的一条通路，是南北交通的主线，也是距离较短的路线，约1700公里（有学者举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所载的里程计算，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迂回，因宋代的里与今天的里不一样，要折算）。对此路径，白居易、元稹、杜牧等都在诗文里有过一些描述。
其二，马匹运送的速度。司马光提到了“驰驿”，应该说，概述得相当准确，即通过驿站，骑马飞驰而至。唐时，全国建立了健全的馆驿制度，每隔数十里置一驿。这种设置，保证了更换马匹、日夜兼程的运输需求，史载能日行500里。如按这一速度，24小时骑行，1小时行20里，显然较慢。今知马匹1小时能跑60里至80里，因驿站的间隔设置保证了及时更换马匹的可能；当然，交接转运也需耗点时间，一并按最低速60里算，日夜兼行，算上夜间骑行更艰难所花费的时间，4天左右也能到达。
不过，在非常情形下，如高层统治者的严令、地方官不遗余力的巴结等，类似《新唐书·贵妃传》所载的“台省、州县奉请托，奔走期会过诏敕”，马匹运输速度可能突破常规，“朝离象郡（今广西崇左）夕函关（三门峡以西）”的说法虽不免夸大，但速度还是惊人的。
三
至于荔枝的保鲜，唐宋时有两种观点较典型。其一，装在竹筒里，《荔枝史话》载：用大麻竹筒（口径十多公分），把一球球连枝叶整理好的荔枝，用湿草纸包裹放进去，用蜡封口。其二，整树移栽。北宋徽宗时，太师蔡京将结了果的小株荔枝树在成熟前整体移栽到瓮中，从福建运荔枝到开封。这比较劳民劳力。其实不用这般大费周章，因为唐时已有丰富的用冰经验。
唐代的采冰、用冰制度，见《唐六典》，“凡季冬藏冰，（每岁藏一千段，方三尺，厚一尺五寸，所管州于山谷凿而取之。）先立春三日纳之冰井”。“一千段”，这一藏量显然比较丰富，“所管州”正说明各州亦有藏冰之地。这是因为藏冰窖的设置相对简单，只要在地下深挖，构筑一间储藏室即可。更有甚者，《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天宝时豪奢的杨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为山，周围于席间。座客虽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挟纩者，其骄贵如此也”。
有人疑问，唐时南方冬季有厚冰可取藏吗？看一下柳宗元的《江雪》就行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茫茫的大雪正覆盖着江水，显然能够取冰窖藏。这首诗写于永州（今湖南零陵），正是在南方。更重要的是，唐宋时期，中国气候正经历了由温暖转向寒冷的过程。
这就不难设想出一幅画面：一个袋子包裹着混合着冰的荔枝，外面再裹上棉被之类的隔热；一旦冰水融化，就再续上冰。退一步说，就算冰在荒村僻店中不能保有，但经过大的州府时，当不难办到。或者说，至少能延长三五天问题不大。这并不是什么“黑科技”，而是基于有储藏冰的前提——一个简单但很实用有效的办法。只是，我们不能知道，储冰在唐时究竟是怎样一种高昂的价格；但是，在权势赫赫的贵妃或地方大员看来，估计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比较一下同一时期杜甫的《丽人行》：“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千万不要靠近，一旦近前，就会惹来很大的麻烦。“炙手可热”“嗔怒”等词，明显凸显了老杜的憎恶之情。秉笔直书的老杜并没有回避锋芒。再次品味杜牧的《过华清宫》，确实有很浓的批判意味，但这更多的恐怕也只是已沉沉落下去的晚唐心绪在诗歌中的反映，非仅指千里骑送荔枝这一事。
这样说并非为贵妃强作辩解，而是基于一种事实：如若冰在唐代的取得不甚难的话，这一长途跋涉运输，也可说是借公家的驿站，给私人办了一些事。快马加鞭，恐怕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般严重、那般劳民伤财。当然，是很费了一些钱和人力，这一点毫无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