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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是司马迁饱蘸着血和泪写出来的千古名作，尤其其中的“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每每读来，都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不已。

这段话并不难解释，是司马迁以古人为榜样，激励自己忍辱含垢，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完成《史记》这部旷世之作。

据我所知，这篇文章流传至今，除了开头的“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这一处，有人认为“太史公”应为“太史令”——因为司马迁不会自称“太史公”，是后人出于对司马迁的敬仰而改“令”为“公”以外，对于文本自身，似乎还没有多少质疑。最近读杨牧之先生的《最喜今生为书忙》一书，其中有一篇《不忧·不惑·不惧——怀念周振甫先生》非常感人。周振甫先生的敬业、勤勉、低调、纯粹而又坚持原则，不迷信权威的精神风范令人心生敬佩。但是，文章中有一处提法却让人感到有些遗憾。作者在谈到向周先生请教学习古文时写道：

我写过一篇有关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文章，极力推崇文章之佳妙。周先生对我说，其实，司马迁写的这篇文章也有不尽圆满的地方。比如，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其实，吕不韦让门客写的《吕氏春秋》，不是迁蜀之后，而是他在秦国掌权十分得意的时候；说“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这两篇文章也不是囚秦后写的；《诗》三百篇很多是男女相悦之情歌，这些情歌也不是“发愤之所为作也”。

作者在叙述这段文字之后，接着写道：“听了周先生的分析，我出了一头汗。这些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这似乎是认同了周先生的分析。

周振甫先生说司马迁其文“不尽圆满”，让笔者颇感遗憾，万万没有想到，博学如周先生，竟也会对《报任安书》产生如此的误解。

《吕览》（《吕氏春秋》）的确是吕不韦的门客集体编写而成。《史记·吕不韦列传》记：“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因书中有“八览”，故又称《吕览》。吕不韦曾是权倾朝野、遮云蔽日的人物，秦王嬴政接手政务之后，吕不韦被免职，不久即令其迁往蜀郡，吕不韦心生恐惧，即饮鸩自杀。韩非的确是先著《说难》《孤愤》等篇目，引起了秦王的重视，于是力邀其入秦，但却遭到同学李斯的嫉妒，于是构陷罪名，将其囚禁入狱，令其服毒而死。然而，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实际表达的意思是：尽管吕不韦遭到了被迫贬谪蜀郡的惩罚，但毕竟有一部《吕览》流传了下来，使得吕不韦广为人知；尽管韩非落得惨死异国的结局，却有《说难》《孤愤》等名篇被人们传诵。从这个意义上说，吕不韦、韩非都是不可磨灭的，称得上是“倜傥非常之人”。吕不韦的迁蜀和《吕览》、韩非的囚秦和《说难》《孤愤》，绝不是如周振甫先生所理解的为一种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对比关系，因此也就不能说司马迁的表述存在“不尽圆满”之处。

至于周振甫先生所认为的“《诗》三百”多是男女情歌，既非“圣贤”也不“发愤”的观点，亦属差谬。这里的“圣贤”，绝非《诗经》中各篇目的作者，而是特指孔子；“作”亦不是《诗经》中的具体作品，而是《诗经》这部编辑作品本身。

尽管孔子具有多种身份，但最为突出的只有两个：一是教育家，一是编辑家。孔子年轻时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因此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到处碰壁，不得不回到故乡开办私学。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切身感到了老之将至、寂寂无名的恐惧，于是废寝忘食，发奋图强，完成了《春秋》和《诗经》的编辑。关于孔子编辑《诗经》的过程，《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明确的记载：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由此可见，从一般意义上说，《诗经》是编辑作品，但从孔子为之所付出的心血来看，又无异于一次再创作，视其为孔子的作品也丝毫不为过。

周先生显然是误解了司马迁的话，也误解了司马迁本人。

【刘运峰，河北省束鹿县人。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书画协会会长，南开大学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2017年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编著出版《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序跋集》《鲁迅书衣录》《鲁迅辑印美术图录全集》《鲁迅著作考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