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于坚，195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四川资阳。“第三代诗歌”代表人物。著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只有大海苍茫如幕》，散文集《人间笔记》《棕皮手记·活页夹》《云南这边》《印度记》《巴黎记》《昆明记》《建水记》等四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诗歌奖等。作品被翻译成法、日、德、英等十余种文字。

 南方的摄影家 

布滴一生都在南方的烗眳市从事摄影工作。本来是一个业余爱好，他二十六岁的时候父亲为他买了一个飞眼牌照相机，以奖励他从南方莱卡啦技工学校毕业。自从有了这个50毫米的照相机，他的爱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一得闲就从箱子里取出照相机来，瞄着人就照。大家躲也躲不开，到底要照个什么呐，我还没有换衣服呢。他匆匆走来，匆匆离去，握着照相机，他只从那个取景器里往外看，取景器外面的世界几乎不看。他在一个厂上班（检修工，就是提着个木箱子，在厂里走来走去），每天工作量不大，活计时有时无，很快就能干完，然后他就开始照相。他最喜欢照的就是开会，单位一开会，他就提着照相机义务照相。谁也没有邀请或批准他这么做，这个单位没有照相机，他自告奋勇这么做，真是求之不得。合影、会议花絮什么的就不必到外面去请人了（贵得很，照一个小时，给十张照片，要收一百五十块）。布滴在会场里走来走去，弯着腰取景，跪着一只腿取景，退一步再退一步，往左三步，往右两步。站立的时候，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保持身体稳定。一只脚稍微向前以调整重心。身体微微前倾，查看取景器或屏幕。蹲着的时候，单膝跪地或双膝弯曲，降低视角，拍摄低角度或地面上的细节。坐着的时候（开会时他也会抬着相机在自己的座位上照），双腿自然放松垂地。有时候也趴在地面上，用肘部支撑身体，保持相机稳定。边走边拍是他的拿手好戏，不对焦，玩个超焦距。如果靠墙或某个支持物，他就将两肘支在胸前，像个战士。有时候则一只手持相机，另一只手调整焦距或光圈。总之，他总是在灵活选择、调整姿势，像是一只猴子。大家无可奈何，由着他照。快门的声音流星般地响着。大家看见那镜头对着自己了，就自觉地坐端正了，更加认真地听讲。人人都盼着他的镜头对着自己。他的镜头对着谁，谁马上就有了大人物的感觉，或者就是成了国王。坐在台上念文件的领导很焦虑，他怎么还不过来呀，现在这个姿态很好呀，很像某同志。当时数码照相机还没有在南方兴起，他用的是胶片机。被照相的包括他的同事、领导，还有会议室、会议室里面的桌椅、水杯，麦克风、天花板、布标等等。“给我俩照一张！”老刘和老李站在布标下面，一人伸出一个大拇指。“茄子！好了。”他们谁也没有收到一张照片。他说，正在洗。他们就等着，相信总有一天，那个惊喜的时刻必会到来。他从挎包里取出一沓花花绿绿的纸，开始分发。布滴照了十多年，从来没有拿出过一张照片，大家也不问。大家其实不在乎照片，他们更喜欢快门响的那一刹那。只要那一声响了，事情就成了，后续就不重要了。 

每次开会，他必到场，走来走去，蹲下，弯腰，小跑几步。他照相的技术不断进步，私下研读了许多摄影方面的书，这令他的摄影姿势丰富多姿。布列松式的、曼雷式的、荒木经惟式的、卡帕式的（有几次他确实像这个记者那样在一排桌子前面飞起来，全场欢声雷动），他就这么疯狂地爱好着摄影，一边上班，一边摄影，摄影包从不离身（就像那部电影里面的南部军区的少尉那样，一只驳壳枪从不离身。睡觉也放在床头，伸手可及。他老婆抗议了几次也没有，就随便他了），指头上布满老茧。早些时候，他一回家就开始冲洗胶卷，他将窗子用黑布封起来，秘密地冲洗。家里充满了显影液的气味。他老婆很敏感，一直咳嗽，但慢慢也习惯了。只是他的显影技术很差，从来没有一张照片在显影液里出现过，相纸要么全黑，要么全白。他自然不好意思把照片拿出去。他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想了很多办法，可是收效甚微，相纸上偶尔会出现一些灰色的影子，但也就是这样了。在南方，我们的照相机里总是藏着个捣蛋鬼，这个大家都知道，也能谅解。何况他长得短小精悍，皮肤像女贞树的皮子那样发乌，长得极不显眼，做什么都不引人注目。他照相，只是像只苍蝇那样在会场里面爬来爬去，大家视若无睹。他没有给照片，大家也不好强求他。照吧，照吧，开会的时候他不在场，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就不完美了。为了拍好每一张照片，不浪费每一张胶片，他买了五个镜头，还换掉了三个（将美能达换成富士）。他只有一次交出过照片。工具科的庞大临很较真，去到他家要求他把照片给他。“你小子摄去了我的魂，你得给我！”他只好给他。那张纸上有一团云雾之类的东西。这就是你。庞大临握着照片就走，临走交待，不要说出去。他后来也发现了，大家在乎的只是他在场按着快门就行了，他的照相机里面完全不必装胶片，也不必再冲胶卷，老婆又与他和好如初。

他最喜欢给周梅照相。周梅是统计科的副科长，总是坐在第二排。她皮肤比所有开会的人都白，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乔可琦。她刚调来厂里就来参加大会，他立刻就发现了她，马上走过去拍。第一次照她，她摇着头，用手挡着镜头，莫照，莫照，照他们吧，我不好看呢。他小声说，周同志，这个与好看无关，每个人都会照到，宣传用的。他还是按了一下快门。后来她就随便他照了。单位一个月也就开一次全体大会，他总是要给她照上一张。她开会时认真听的样子真像个模范。照到她，她会撩一下头发。其他人开始不满：“一视同仁嘛，老照她干什么？”在背后小声嘀咕。他听见了，但他还是想照她。他走过来，他们就知道他要照她了，故意避开。她脸红了，小声说“一起照嘛，一起照嘛！”天长日久，他也不便每次都照她了。他调整了策略，隔上两个月给她照一次。那一排他会选几个，保持着严肃的、公事公办的样子。先照甲，然后是丙，其次是卯，到了她面前径直走过去，照了庚，忽然又转回来为她拍上一张。镜头不直接对着她，看上去拍的是一排人，其实他用了大光圈，只有她最清楚。如此这般，他有许多套路，既给她拍了照，又不像是专门针对她，这样就看不出他的目的所在了。她心领神会，对照相越来越期待。他在会场里转来转去，在中间的过道上蹲着取景，在边上的大窗帘下面站着取景，在通往厕所的那个门前面站着照全景；从一侧走上主席台，给坐在中间的拍几张，给旁边的拍几张，朝会场这边撬着个屁股，他的裤子有点油腻，似乎很久没洗。她目不转睛跟着他，跟着他上台，跟着他下台，回头去看他在拍谁。她甚至都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拍她。他抬着相机经过，镜头没对着她，她就有点失落。这件事成了她的一个盼头。除了在大会堂里，他把镜头对着她几十次，她报以不易觉察的微笑。他们在会堂外面没有任何接触。一散会她就回办公室，很少出来。

三年后的一天，布滴在会场外遇到了她。她正推着一辆白色的凤凰牌单车从办公楼那边走过来，他背着相机正在等他老婆一块回家。她停下来说了一句，布师傅，你怎么只在会场里照，外面也很好看哪，看看那块云。他随着她手指的方向，一块巨大的白云正浮在锻工车间的高耸入云的用红色耐火砖砌的烟囱上。“来家玩！”说完她就骑上车走了。他愣在那里，想着她的话。

直到退休，他还是每天来单位上照相，他在单位已经没有编制，工资是通过银行转给他。他和这个单位已经没有丝毫关系，但他还是每天来上班，工作就是照相。累了的话，他就在过道上放热水器的那个供大家坐着喝水的椅子上坐一下，或者干脆就坐在会议室里等着下一次会议。这个工作他一直干到67岁，那一天，他体力不支，在去单位的路上倒下了。手里死死地抓着照相机的带子，那根皮带因为摔得重，断了。在我们南方，有许多默默无闻的伟大人物，就是这样，像我们的布滴同志，默默地奉献了一生。南方事务局的专员为此还专门开会表彰过他。当时他也没有闲着，接了奖状就忙着给秃顶而保养得极好的参议员拍照，从不同角度，拍了共五张。参议员心存感激。当即决定邀请他作为随行摄影师，去了一趟泰国。

要不要去她家玩，这件事他想了很久，一直想到她的声音模糊，再也听不清楚。他没有去。

   作家的故事 

库东在文件左角点了一下“打印”，打印机响了一下就停住了，小框显示缺纸。他就起身去抱来一叠A4纸，塞进那长方形的喉咙里去，打印机就开始运转起来。纸页如数掉下，一共13页。库东拾起来准备读它，发现上面一个字也没有。他以为打印机出了问题，重新进行了设置，更换了墨盒，加了纸张，再次打印。机器突突响起，纸页一张张再次吐出，13页。上面还是一个字都没有。那匹马在外面的马厩里睡觉，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一早（五点半）起来就在修改一个中篇，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印的是第一稿，就在打印机机械地响着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一阵头痛。这阵痛似乎不是来自脑袋内部，而是来自外面，有点像挨了一鞭。稿子打完的时候，他又开始咳嗽，喉咙里有一点痒，他想把它咳止，但是那点痒越咳越深。咳嗽越来越剧烈，背也开始痒起来。库东想他是不是被感染了。可是怎么感染的，库东百思不得其解。村子里已经有一百多人被感染了，老的九十二岁，小的两岁。页苏县为此给他们送来了一卡车防疫指南（用豪沃牌卡车运来的），指南印在A4纸上，每份25页，白纸黑字，一周前就下发到户了。防疫指南写着病症，主要是五条：1. 发烧（37.5℃以上）；2. 喉咙痒（像是有虫子在喉咙里爬）；3. 背痛（像是被扭住）；4. 头痛（剧烈的，持续的，五雷轰顶般的）；5. 咳嗽（五脏都撕开，奇痒）。库东已经背熟（村里要求背下来，为此还测验了一次）。他对照了一下这几条，觉得自己还不符合条件。痒的症状持续了几分钟就消失了。库东觉得自己没有被感染，就继续修改他的小说。

然后就发生了这件事，他写的东西打印不出来了。程序没有问题，打印机、墨盒、纸张都没有问题，只是打印机内部发生了变化（它或许被感染了）。过去，它将他写下的一切都老老实实地吐出来，看着一页页布满黑油油的汉字的纸张，害羞地从打印机里舌头般地吐出来，他总是非常兴奋。禁不住手舞足蹈，哼着歌，仿佛这台打印机是一个产妇，为他生下了一个赤婴。现在，它吐出的舌头上没有一个字，白生生的。纸张也不是打印之前的那个呆板、干净的状态，显然有什么在这些纸上动过手脚，像是刚刚下的一场小雪，那些文字被冬天吃掉或者涂掉了。这种情况有点像小学老师教他的书空“一”，老师举着手在空中画了一横，一。他也跟着伸个指头在空中画一横，虽然什么也没有，但是“一”字是怎么写，他记住了。也像詹老师在翠湖公园门口的空地上蘸着水写的毛笔字（他写得相当漂亮，仅次于沈尹默）。写下来几分钟，这些字干掉，消失了。它们去了哪里？没人知道。（眼睁睁看着它一笔一划消失，死去，爱莫能助）路过的人根本不相信詹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见过的人无法证实他们所见，刚刚要说“这些字真漂亮呵”，它们就不见了。水泥地上空空如也，只有一层细灰。

自从传染开始以来，库东已经一周没有出门了，传染到他的可能性极小（他关门闭户，不仅如此，连马桶也很少用）。他写作的时候，也确实看见可疑的马匹在窗子外面停了一会儿。村子里的马他几乎都认识，这匹马他从来没见过，戴着口罩。也许就是它传染的。那是昨天下午，当他写到：“瘟疫不可小觑，曾经有一场毁灭了雅典。”后便心不在焉，斜视了一眼，就看见这匹长得像特务的车马站在树下，略微迟疑，将口罩摘掉，呼了一口气出来，没有吐痰。库东以为它要吐，可是它没有吐，呼了一口气，又将口罩戴回去了。它一直停在那棵桉树旁边，盯着另一匹马的皮子看（有什么好看的，只是些疙瘩和皱纹，毫无意义，所以是不怀好意的）。半夜，它忽然一扬蹄子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想到这里，库东的头又开始痒了，比第一次袭击更剧烈。“像在他的脑袋上开始了一场足球赛”。是不是被感染了？库东不放心，打了个电话问老季。老季说，感染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空气，就是气溶胶传播。小孩最容易，他们在外面玩嘛。另一种是通过手机里的病毒。这种感染不需要任何空间接触，你打开手机看下，木马这个功能你关了没有？没关。那就是了。如果你不关闭这个功能，病毒就会通过手机潜入你的身体，先是耳朵，耳朵就在头部，所以你首先是头痒。库东关掉了程序，头还是痒。老季又教了他一招，你关掉电脑，把路由器的插头拔掉，等几分钟再插上去。库东照着做，电脑重启后，那个Windows图标游了回来，他的头立刻不痒了。文档还是打印不出来，令他心烦。

库东觉得应该到村子里去交流一下，村子里有许多养着马的电脑高人，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有人同情一下也很好。他关上电脑，走到村里的俱乐部去（他们在那里洗脚、玩牌，打麻将，看书、看电视剧、在电脑上玩游戏）。村子里大部分人都感染了。这个人的耳朵痒，一只比另一只痒。那个人喉咙痒，感觉像是撒了一把沙子，不是玻璃碴。还有一个人是裤裆里痒（正站在一根柱子后面抓。）大家各自口述了自己的症状，没有相同的。“你评评，这到底算不算阳性？”（村子里的人比较相信库东的意见，都知道他在写小说）。他问了几个人，用不用微信？他们都在用着。也就顺便与库东加了微信（他们发给他一朵玫瑰。那是世界上最小的玫瑰了，只有一粒黄豆那么大，也没有香味儿）。库东走了一圈，对各种症状不置可否（许多人请他评理，“我这种症状是不是高血压呵”“我的左脚为什么比右脚还痒”）。他们得知库东的电脑打不出文档的事，都很羡慕，你是怎么弄的，这种故障真是千载难逢。几个人缠着库东要他传授秘诀。库东说，我的电脑感染了病毒。他们赶紧戴起口罩，离开了库东。

库东回到家里。继续写他的小说，还要一边抓痒。他的小说越写越好，越写越长，只是一篇也打印不出来。这给了他巨大的压力和灵感，他一边狂写（每天三千字），一边期待着终有一天，那些A4白纸上打印出文字，他因此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几个作家之一。

过了几天，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症状了。库东的症状（臀部奇痒）也没有再出现。这件事就过去了。历史学家后来说，这次传染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身体无接触传染，一个是通过语言传染。库东的语言是村里最丰富的也是最敏感的，因此他的打印机（村子里只有这一台打印机）出现那种症状也是顺理成章。这种症状无法治愈，这一点医生非常确定。

“瘟疫不可小觑，曾经有一场毁灭了雅典。”库东继续写他的小说。继续使用着那台惠普打印机（深灰色的）。看着那些没有一个字的纸张熙熙流出，他手舞足蹈，心满意足。他活到93岁，在自己的书房里无病而终（头一歪，倒在键盘上）。他有一屋子的书，最高的一堆一直码到了天花板，这些书上没有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