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西安的长乐门外有个卧龙巷。二十年前，我常去那里。因为有个朋友叫明明，当时租住在那儿的一处民房里。也不上班，整天窝在房子画画，晨昏颠倒。我则没事了就蹬个自行车过去找明明吹牛。我那时候做记者，不坐班，颇自由，啥时候想去了也就去了。

那是个背街小巷里的大杂院，都说这一片的老房子要拆，明明却不急，说这里房租便宜，住一天是一天，等真正要拆了，他再卷铺盖也不迟。

房东两口子也不急。男的姓周，我们叫他周哥。女的姓李，我们喊她李姐。管你拆不拆，人家日子照旧，该订报纸就订报纸，该找人清白蚁就找人清白蚁，该腌雪里蕻就腌雪里蕻，该在房顶架锅就架锅，那锅是收集卫星电视信号的。

这家的房子是个青砖四合院，老宅子了。当年的房主人乃是民国奇人李逸僧。

一查资料，原来李逸僧本名李翼生，富家公子，其父是西安南院门天德成银号的东家。辛亥革命时，他在西安搞事反清，因功得权。而陆建章主政陕西后，开妓院，卖鸦片，增税目，使劲搂钱，还把“昭陵六骏” 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等国宝卖给外国人啦。李翼生愤然出走，跑到北京拜名角学唱戏去了。几年后，陈树藩把陆建章撵跑了，才把李翼生喊回西安，在省督军府任职。后来李翼生厌恶官场险恶，感觉人生如戏，加上左臂跌伤，自称“短左袂僧”，毅然辞官。反正也不缺钱，说辞就辞了。辞官后易名为李逸僧，在西安与一帮子京剧票友寄情粉墨，以遣余生。除了京剧，蒲剧、豫剧、秦腔等地方戏李逸僧也是一通百通。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李逸僧任秦腔剧社三意社的编导，改革秦腔，成就卓然，是秦腔界的大宗师。

不用说了，李姐就是李逸僧的后人，周哥是李家的女婿。昔日的大宅门，如今到周哥李姐这里，就一对夫妻两双筷子了，他们没有孩子，连猫狗都不养。李姐养的是病。

李姐原先在红旗厂上班，下岗后一直在家调养。她病得也不是一日两日。病和宅子一样，也是祖传的，天冷了咳嗽，咔咔咔咔咔，厉害的时候咳血。咳血了就煎几副药吃吃。

李姐平日里在屋子看电视，天气暖和了她也出来在院中侍弄花草。四合院一围，天井里有些花草树木，最惹眼的是一株百年的老牡丹，市政府编了号，挂了牌的。如若开花就千朵万朵压枝低。有人看上这牡丹了，上门高价来收，被李姐轰走了。我和明明知道了暗自欢喜，我俩也舍不得哩。

我去找明明的次数多了，和房东两口子也就熟了，特别是周哥。周哥认认真真地喊明明“卧龙”，喊我“凤雏”。我开始还沾沾自喜，觉得周哥慧眼识英雄。后来才知道，明明整日昏昏，赖床不起，懒如一条卧龙，又客居在卧龙巷，不叫他卧龙叫他什么？既然有卧龙，必有凤雏来和他凑成一对，相映成趣。我老过来叨扰，一来就夸夸其谈，说些风月闲话，周哥就叫我凤雏了。我这个人随和，凤雏就凤雏吧，他叫我就答应。

周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的样子吧。瘦瘦的，一笑满脸的褶子，满嘴的白牙。周哥是个开玩笑都客客气气、诚诚恳恳的人。我和明明就敬着他，学着他的样子，也客客气气、诚诚恳恳的。

周哥每天骑了自行车去单位，自行车很旧，单位也是不景气的。听明明说，周哥是少年文化宫的老师，教小孩吹埙的。

埙是陶器，其音如哭。学古筝的人多，吹埙是冷门。他带了几个学生，偶尔还去国外演出，去过新加坡和法国，去的最多的是日本。所以周哥懂一些日语。后来明明学日语就是周哥给启蒙的。我还记得周哥为了方便记忆，把“五十音图”里的九个辅音，总结成了一句“啃屎团，你还没有拉完”，把人笑死了。这才发现，周哥也是个爱耍怪的人啊。

后来明明能去日本，应该和卧龙巷学日语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这是闲话，先不提它。

周哥除了吹埙，另一个爱好就是喝茶。都是茶叶店处理的茶叶末子。可他却有一个上好的紫砂壶。捧了多年，壶被养得很润。壶盖上有一个大象形状的壶纽，长鼻子一甩一甩，活灵活现的。

院子有石桌石凳，旁边就是牡丹花。周哥得闲了，茶壶往石桌一放，就喊卧龙和凤雏一起来喝茶。卧龙凤雏屁颠屁颠就来了。来了就瞎聊。李姐有时候隔着纱窗问我们聊什么，我们故意不说，嘿嘿地笑。

有次不知道怎么话头就扯到了这把壶上，周哥就说起了这壶的来历。原来是李姐送的，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那时他们同一个厂子上班，不在一个车间。一年，厂里组织庆国庆的文艺节目。李姐的车间推荐李姐唱秦腔《周仁回府》，戏文改了新词，是唱社会主义新工厂新风貌的。李姐的节目初选上以后每天下午就要到厂大礼堂去排练。

一天，李姐一到大礼堂就好奇地看到一个穿蓝制服的高个年轻人把一个奇怪的物件捧在嘴边吹，吹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江边的风扯着桅杆，也像夜鸟呜鸣。那人自然就是周哥了。

李姐不认识那是啥，跟旁人悄悄嘀咕：吹的是茶壶吧？

声音很小，周哥还是听到了，停下吹奏，回头瞧了李姐一眼，笑了一下。李姐脸就红了，像陕西人爱吃的油泼辣子。一甩辫子，走开了。

等节目正式演出那天，李姐听了报幕员的报幕，知道了那“茶壶”叫埙，也知道了那个吹“茶壶”的人叫周养民。

真巧。半年后，两人经单位领导介绍认识，谈了对象，谈得好，要结婚。领证前，去厂里开介绍信。李姐问周哥：如果我有一天病了，是治不好的病，你还要不要我？

周哥说要。

李姐又问：我病死了呢？

周哥说：人总是要死的。

李姐愣了一会后点了点头，从包里掏出一个盒子送给周哥。打开，是报纸包着的一把茶壶。这壶有年头，是从李逸僧手里传下来的。周哥从此开始喜欢喝茶。

婚后，两人住在卧龙巷的李家。几年后，周哥因为吹埙的特长离开厂子去了少年文化宫。而李姐则不声不响地病了，一病就是这么多年。病了的李姐脾气变得时好时坏，不爱说话，秦腔也是一句都不唱了。脾气好的时候她悄悄的，脾气坏的时候也悄悄的。

左右街坊说起这对夫妻，都觉得他俩的日子没盐没味的，也许是因为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的缘故吧。

他们俩的确是各做各的事情，互不妨碍，连话也很少说。周哥下班回到家，自行车筐子里是青菜和豆腐，有时候就是一块猪肉或者一把香椿芽。他把车支到牡丹花底下，就做晚饭去了，轻手轻脚的。到了晚上，李姐一个人在客厅看电视，周哥在院子吹埙或者喝茶，夜里的露水是很大的。

夫妻俩不串门，不太跟邻居走动。但卧龙巷里的人们却常常说起他们。邻居里有一个略通医道，也是上了年纪的，他说李家有家族病，院子里除了牡丹，种的都是枇杷和桔梗，那都是药，止咳平喘。

他朝李家老宅望去，说李姐的病要牡丹花蕊做药引子，那株牡丹一旦枯了，李家也就绝门户了。众人吃了一惊，又叹息了一回。

李家是静的，也是穷的。周哥的薪水不高，加上李姐的药钱，日子显得窘迫吃力。为了贴补家用，招了房客。整个巷子都一愣，李家下了凡尘啦。

初夏熹微的阳光从李家院内枇杷树叶子的缝隙间被筛滤过，漏下来，斑斑点点，金灿灿的。枇杷树的金黄果实也就金灿灿的。

先是一对少年夫妻租了西厢的一间屋子，每天晚上都有动静，是全出的《西厢记》。白天他们都上班去，西厢就安静下来。院子里的牡丹已经开残欲败了，在寂静里撤退暗香。

然后是明明住了西厢的另一间。墙上，桌子上，地上，全是画稿，那个乱呀。啤酒瓶里塞着烟头，鞋里塞着成团的袜子，被窝里塞着卫生纸卷卷。卧龙和凤雏在这里喝酒、唱歌、朗诵诗歌。多么快乐。

随后，弹棉花的河南人租了南厢的两间屋子，一间弹棉花，缝网套，另一间和老婆孩子搭了床板睡觉。临街的后窗拆了，改成卷帘门，就可以从街面出入，方便做生意了。

河南人一家子吃饭的时候蹲在院子吃，常吃的是干捞面条，满满一大海碗面条端在手上，纯面条，没有菜，撒进白糖、盐、醋、白酒，一拌，呼噜呼噜就吃开了，大人小孩都是这样。李姐嫌这样的吃法没有营养，常把自己吃的枣羹给河南人的娃送过去。

至于院子的枇杷，是随意采摘的。枇杷成熟的那几日，河南娃几乎天天都趴在树上。

吃了人家的嘴软。河南人的老婆善于做一种发酵过的浆面条，非常可口开胃，就做一大盆给李姐和周哥端过去。也给明明端一碗，看见我在，又端来一碗。我们都感觉好吃，贪嘴多吃了几口，但一点不伤胃，就一致感叹河南人老婆的好手段。

河南人弹棉花的作坊间棉絮和灰尘齐舞，三伏天光着上身也在嘴上捂着口罩，口罩是脏乌不白的。河南人的肺还是进了微尘，坏了，经常咳嗽。

周哥去上班了，李姐一个人在家，通常先是睡一会午觉，醒了，躺在床上听河南人弹棉花的响动解闷。然后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风从打开的窗子吹进来，吹到了身上。

这本来是无事的，此时却有了事。什么事呢？其实我也没有亲见，也不知道是听明明或者周哥说的，还是怎么的，反正是知道个大概。很多年过去了，真相为骨架子，想象再加以填充修补，竟然真真切切印在脑子里。

那件事和茶壶有关，那件事后，那把茶壶就不见了。周哥也不喝茶了。再去石桌石凳处闲坐，也不带水杯，埙也不大吹了。

那件事发生了也就发生了，哪天不生出些事呢？就像人身上，哪个不出垢痂呢？事情一茬一茬冒出来，新事整整齐齐压住旧事。这就是生活呀。不论别处，反正卧龙巷的日月似乎过得格外快些，秋天溜过去了，冬天又溜过去了。咳嗽声，依旧咔咔咔咔咔。

转过年来是春天，老宅的牡丹没发出芽来，李姐折了一条牡丹的干枝，说到底是枯了。口气里有点惋惜。周哥假装没有听见。

那时候，推土机开到了卧龙巷，李家的房客已经搬走了，就连街坊四邻都迁走了大半。明明也是那个时候搬走的，卷好他那些画去了二府庄，美院附近的一个城中村。

后来我去二府庄看明明，他的床头丢了一本《标准日本语》。明明说是周哥送他的，一打开，扉页写着：祝卧龙先生学习进步。

我和明明都笑了。我们又想起“啃屎团，你还没有拉完”了。

有一次采访，路过卧龙巷，我想顺路去看看周哥和李姐。去了，正好赶上周哥锁门，要出去。他努力抬着自行车，吭哧吭哧艰难地走。路上全是建筑垃圾，石头瓦块，深一脚，浅一脚的。周哥看见我，扶着车子立住，瘦瘦的脸笑着，满脸的褶子，满嘴的白牙。

周哥和李姐一直不愿意搬离卧龙巷，成了“钉子户”，门上墙上画了一连串大大的“拆”字，每个字还套个大大的圈。周哥现在背后就是那个大圈。我摸出相机，指挥道：周哥，别动啊，来个具有纪念意义的留影。

周哥就不动了，配合着我。

拍完照，我问李姐呢。周哥说，到端午的时候，李姐没吃上一口粽子就不在了。

过了几秒，我明白过来“不在了”是什么意思，咯噔了一下。

周哥从口袋掏出一个东西给我看。是那只小象的壶纽。

听周哥说，李姐死后，他在床头的小柜子里找到的。那只茶壶是曾经李姐送给周哥唯一的一件礼物。现在，只剩下这只小象壶纽了。

然后我的脑子里就出画面了。我想起那件事了。尽管我知道这里面有我想象的成分，但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

话说李姐有一个习惯，就是周哥去上班的时候她就会去摸摸茶壶上的小象。这小象其实代表了周哥。周哥的属相是猪，而西安人把蛇叫小龙，把象叫大猪。所以，周哥不在的时候，摸到小象就是摸到了属猪的周哥。这偷偷的抚摩是李姐病中的功课。

摸着小象的时候，李姐就常常在想，如果我没有病，好好的，老周是不是会年轻一些，舒展一些呀？

这天李姐想把壶抱到怀里，可手里没有力气，吧嗒一声，茶壶跌到地上，碎了。

李姐看着一地的陶渣，不知道怎么好，挣扎着把壶的碎渣子扫到屋外的簸箕里，簸箕拿到牡丹底下，准备埋到土里去。恰好周哥回来了。李姐就放下簸箕，也进屋了。

这时候，南厢的河南人开始咳嗽，咔咔咔咔咔，河南人一咳嗽，李姐也忍不住要咳嗽。咳嗽是可以传染似的。

这天河南人和李姐咳嗽得比往日厉害些，遥相呼应，此起彼伏。周哥听了这咳嗽，怕李姐病犯重了，随口说：他咳你也跟着咳，不行了让他搬家吧。

李姐摆摆手，说：你让他拖家带口到哪里去？我死不了。

周哥听不进去一个“死”字，眉头一皱，眉心三个疙瘩。

李姐是老宅的继承人，何况自从她病了后，周哥更让她三分了，开始一言不发。想喝口茶，找了半天，却没找到茶杯，他也不去问李姐，罢休了。

第二天，李姐准备买新壶赔周哥。出大门时见河南娃坐在门槛上哼哼：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金疙瘩、银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

河南娃把河南话忘了个干净，倒是一嘴要命的陕西话了。

李姐看了河南娃一眼，就要出门，却瞥见他的脖子上穿了根红线，线上拴了一只小象。仔细一看，正是壶盖上的壶纽。怕是河南人的老婆在簸箕里拣了，给这河南娃耍的。

李姐突然回过神，虎了脸要河南娃摘下来，给她。河南娃用手护着小象，不干。

河南人听见响动，出来斥责儿子，河南娃哭嚎着依旧不给。河南人恼了，一把抓住河南娃就往脸上抽。李姐在一旁咳嗽。

河南人的老婆一直在屋子里，没有出来，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小象回到了李姐手里。李姐感觉累了，额头有细汗。她把小象握在手心里，回屋子去，也不想去买新壶了。没有那个气力了。

周哥回来了。李姐听见自行车进大门的声音，又听见河南人老婆和周哥打招呼的声音，然后是窃窃的说话声，等了一会，周哥掀开门帘，进来了，手里提着一串扎好的药包。

周哥看了一眼李姐，说：今天有点过分了啊。李姐歉意地笑笑，说：今天是过分了。

然后李姐往躺椅上靠下去，微微闭上眼，炉子上的药锅咕嘟咕嘟起来了，周哥用一把蒲扇一下一下地扇着，苦味里有淡淡的牡丹气味……

想到这里，我收回思绪，暗暗叹气。和周哥出了巷子，太阳一下毒辣起来。周哥挥挥手骑上自行车走了，一点一点在我的视野里消失。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电视新闻里说，卧龙巷改造完成了。卧龙巷就没有了。

是啊，西安城还在，卧龙巷却没了。

【蟠桃叔，本名杨家辰。1979年生于陕西淳化县，现居西安。多年媒体人经历，后辞职，以写作为生。出版图书有《唐诗江湖》《长安一片月》《长安何曾负少年》等。在《读者》杂志原创版开设有个人专栏“长安客”。获有双色球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