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柳客行，本名马骏，回族，生于一九九五年。宁夏作协会员，固原市作协副主席。在《文艺报》《民族文学》《伊犁河》《朔方》《黄河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多篇。散文集《青白石阶》入选中国作协二〇二三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三姑给父亲打来视频，洪亮的嗓音里带着喜悦与坚定。父亲瞅了一眼，开心地把手机塞进我手里，他全然忘却了我正在写东西。后知后觉的他才想起我书写东西的时候是不愿被打断的。他也知道我的灵感来得不容易，瞬间一愣，带着点歉意犹豫了一下，又委婉地说了句：“你出钱买的生灵，你也看一眼。”

这话语里带着一股怯生生的味道。

三姑把手机对准有一对尖尖的小牛角、一头乳白色微卷发鬃的牛儿头上，牛儿没能像人一样拾掇拾掇它凌乱的发型，牛棚里的它正咀嚼着草料。它看见手机对准它，像个调皮的孩子一样抬起了头。我看着这头小牛，它像是也想认识我，用一种穿透世间一切的力量，好奇又神秘地望着我。

三姑开心地询问：“你看这个生灵咋样？”

它咋样？我看不出来，我只知道当我选定了它，它就有了来自人间的使命。它会在主人家再吃上几顿饱饭。冬季腌制好的草料会多来几顿，那草香里还保留着一些春天活过的生命的味道。草儿也不枉走这一趟，为小牛保持住它该有的体膘。小牛呢，也并不会枉走一趟，小草里有它来过人间的凭证，它一点点反刍着过往的日子。有没有什么事是值得被记载下来的？它那好奇的眼神里带着疑问。它成了一头有使命的牛，这件事是不是过往日子里一件重要的事情？

亡故二十年的爷爷，需要一个生灵去记下他曾活过的碎散日子。如若世间还有人买生灵，那爷爷在人世里便还有一些延续血脉的人。爷爷，以一个嗷嗷待哺的娃娃的身份落了地，慢慢长大，娶媳妇生子，成了父亲，又用父亲的身份过了大半辈子时间，最终成了爷爷。慢慢老去的日子里，爷爷用一滴从眼沟里涌出的泪水敬畏了一生，让病魔带走了他的躯体。

爷爷老去之前，也和这千古未变的人世与秩序一样，让一些人成为他的子孙继续活着。活得好了，就用大一点的生灵祭奠一下；活得不好了，就宰个小生灵做个念想。我像是活得不好不坏，便寻觅一只不大不小的生灵，为爷爷续个念想。

我不会看牛，不知道它到底咋样。但我目前能付得起买它的钱，那就证明它是头好牛。

我知晓人，生而为人是需要说一些善良的话语的。

“三姑，您看着办就行，您看中的一定差不了。”

三姑从我这漂亮话里得到了肯定，原本洪亮的声音里又增添了些底气，她抬起头，像王熙凤一样向牛主家商讨价格。我把手机递给了父亲。父亲接过手机时依旧怯生生的，他没有看我的眼睛。手机落到了他手里，他没有出声，低头看起手机来，从他的状态里我阅读出他是开心的。他神情里投射着一些喜悦，仔细端详着那头牛娃。他慢慢站起身，拿着手机向屋外走去，小步子变换成大踏步。他知道我要继续写东西，不便再打扰。他也知道有些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出来。他犹豫了一下，对我有些怯生生的感觉全然消失，声音里带着些许自豪。他向三姑欣喜地说：“三姐，你知道我今年干的，今年全靠马骏支撑着这个家呢。娃娃看我没办法了，就提出他买个生灵，给他爷爷把日子交还了。娃娃也是苦身子挣下钱。姐，你看着价格差不多就行。”

听着父亲的话语，我胸膛中涌出几分酸涩。父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我从小就坐上了轮椅，小儿子出生时医院发生医疗事故，拽断了他右半身的神经，整个右半身瘫痪的弟弟又成了另一个我。三十年里，我的时间就是父亲的时间，父亲的日子也就是我们两个儿子的日子。至今，他依旧背着十八岁的小儿子读高二。我不知听说过多少次，一帮子被称作父亲的人，常常放弃儿子，也听闻多少被称为儿子的人丢弃父亲。我的耳边不知多少次吹过那些心痛的话语：父亲老了我怎么办？父亲老了谁来养老？这些像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总是在岁月里寻找着蛛丝马迹，一个个问题试图在未来的年月里找到些什么，便跑在前面，忘了给父亲捎个信。

他看我时的怯生生，源于那头他没能力买回来的牛娃。作为爷爷的儿子的父亲，应是他来筹备办理这些事儿。可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他为何无能为力呢？他的时间、他的岁月都交付于我和弟弟了。

我不知道该庆幸还是遗憾他把时间交付给了我们。仔细回想，他能用那些时间做许多事。他可以和赌神一样，打麻将赢了像福贵一样的人来发财致富。他也可以像没了家产的福贵一样，本本分分当劳力赚钱。他还可以去做生意，当一个大老板，也有可能运气背点，背上几十万外债逃之夭夭。总之，他能做成好多事情，又或许他会一事无成。这些时间都被他的两个叫作儿子的人占用了。三十年像是一个刻度，有一大截时间，他抱着一个孩子识字、学习、生活，最后一败涂地。他并没有放弃，时间偷走了他一大半力气，他又用仅剩的一些孱弱力量继续背着小儿子识字、学习。

他万万没想到，一败涂地的大儿子突然拿起了笔，又重新开始读书、识字，只不过他再也没有拿起学堂里的课本，而是读起了一本本用思想构制成的文学书。病魔没能结束他的生命，反而让文学救了他。十年里还真让他写出了点东西。不过代价不小，父亲放下了成为赌神的念头，也丢弃了赚钱养家的志向，还忘记了成为人上人的心思。他在一天天、一点点地放下种种辉煌念头的日子里熬白了头。他唯一没有放下的，就是两个儿子的生活。

是呀，三十年里，爷爷也已经离开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里世间又不知离开了多少人。二伯也离开了，爷爷的儿子也打开了一条未知的路，让父辈不再觉得年轻。这十年里，也不知来了多少新生命。除了我这个坐轮椅的孙子没有媳妇之外，爷爷的孙子们都已成家、娶妻、生子。大孙子也已步入四十岁的行列。爷爷的血脉，一脉又一脉，成为新的血液继续流淌。

人就像血管里的血液一样，一直在时间里奔跑着，不知疲累。

父亲的怯生生只是因为忘却了自己的时间在我的日子里，而我的日子终在三十岁来临之际有了点收获。

父亲可以对三姑自豪地说话，能向三姑有底气地询问买牛的事儿，也是因为他的儿子替他挣回来了一点尊严，一点被人世里的风言风语打破了的小欢喜，一场一赔一百的胜利。一瞬间，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我想起父亲把手机递给我的那一刻，有开心，有欣慰，也有商讨。他见证了他的时间被一个嗷嗷待哺的人夺去，三十年跨过来，这人变成他眼中的大人，也可以为家中分担一些重压。

可我并没有准备好成为大人。作为其他人眼中的大人，我依旧像个小孩一样任性。我的虚荣心是那么狂躁。我活着，我写文章，我替父母还债，我坐轮椅还把这事儿写成文字。我感觉挺光荣，却忘记了父亲的一生搭进了里面，坐轮椅的我花去了他的时间，占用了他想尽办法去赚买牛钱的时间。这时间里，有他的失落、沮丧、无助，也有他的开心、自豪、欣慰。这个赌徒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仍然坚信自己能胜利一回，幸亏他小赢了一回。

庆幸我这个活得不好不坏的人，在爷爷故去二十年的日子前夕，拥有了一点点能买一头不大不小的牛儿的能力，让父亲能在亲戚朋友面前说一两句感觉自豪的话语。

说起自豪，我想起了爷爷的弟弟，我的五爷，他还康健地活在人世里。我从南宁回来的第五天，五爷给父亲打来一个电话，想让他带着我回老家一趟。五爷想看一眼我，接待一下老爷子心中认定的门族里让他值得言说一下的人，为他接风洗尘。我去南宁带回了一匹“小马驹”。称它“小马驹”是因为我感觉自己童心未泯，像个小孩一样爱玩耍，所以它也就只得跟着我变小。我还把警察朋友给我的一只玩偶“警察小熊”放在了“小马驹”身边守护着它，想让它别那么闹腾，安安静静生活就好。

那段日子来了许多媒体朋友，虽不能说门庭若市，但几乎每天都有一两拨记者来家里。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可细说起来也没忙什么，也就是一天对着摄影机说说话。说得久了，我都分辨不清是不是我在说话，我感觉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会被那台机子保留下来，把昨天的我、前天的我以及今天的我锁在里面。我是个极其向往自由的人，压根不想被捆缚住，坐轮椅已经困住肉体了，柳客行不能再被关在“小黑屋”里。

婉拒了一些媒体朋友，因此也得到一些不着边际的风声。面对没有拒掉的一些好朋友，我依旧强挺着身子配合着录制。这一切父亲都看在眼里，他怕我身体吃不消，推迟了我回老家的时间。五爷得知我无法按时赴约，心里有些失落，不过也满是理解，让我有时间了一定回趟老家。

每天忙完要应酬的事儿，晚上安静下来躺下的时候，我老想起老家，那个我已经模糊得记不清样子的地方。我还想起五爷，想起那些有着陕北口音的亲人，他们还在等着我。从南宁回来的第十天是周末，我决绝地推掉了所有采访和文学活动，让父亲开着舅舅的车，带着三伯、我和妹妹去趟老家。临时决定的，也不想让五爷准备任何吃食，便没有告诉五爷我们要回老家的消息。

平日里，父亲总会把我安排在副驾驶座上，一来好照顾，二来他能放心开车。那天三伯也在，我便让三伯坐在了副驾驶座，妹妹和我坐在后座。妹妹是与我在一个家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我的一颦一笑里，她知道哪一笑是真欢喜，哪一笑又带着假意；我的一举一动中，她也知道哪一举是无力的身体想得到些外力相助，哪一动又是孱弱的身体在自我调整。她有足够的经验照顾我，父亲也就放下心，同意我和妹妹坐在了后座上。后座上还放着一个精致的盒子，盒子里装着我从南宁带回来的“小马驹”，我也想让它去那个遥远的地方瞅瞅。

北方的小城入了冬，若再添了整片的灰云趴在上空，那枯枝也就没了精神，光秃秃又孤零零地任由风摆弄着。透过车窗看着那条像是很熟悉的路，却忘了什么时候见过。妹妹依在我的身旁，我感知着那份亲情的力量。倘不是坐轮椅，我或许早已娶妻生子，此刻依偎在我身边的想必是我的妻子。倘使我的妻子瞅见我的妹妹靠在我的肩膀上，她会不会心生嫉妒？倘使妻子依在我的肩膀上，妹妹又会不会感觉不适？小家的分枝里，终究会生出新的绿芽，可我却生时就背负将枯之树的使命，便也没有了生新叶的心思，新叶也没有勇气在将死之树上度过一季春夏秋冬。唯独同一主干的枝叶见得了我这枯败模样，不离不弃地陪伴着。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被几首动听的歌、几个捉摸不透的问题霸占去了。我们来到村口，妹妹用父亲的手机给五爷拨去视频。五奶接了视频，她眉心处捏出一个大大的红印，老一辈的人感冒头痛了都会这么做。妹妹告诉五奶我们到村头了，五奶一惊，从躺着的炕上掀起被子翻身坐了起来，用带着关爱的责备语气质问我们为何不早告诉她。妹妹依照我的意思告诉五奶，啥都不用准备。我们打算去村后山坡上的坟院里给已故的先人上个坟。五奶拿着手机，隔窗呼唤着五爷，以指令的方式让他快去山坡上，她立马下了地。我和妹妹隔着手机努力呼喊着，希望五奶不要忙活儿，安心在家坐着就行。五奶只是嘴上答应着，手头开始拾掇起来，为了不让手机碍事儿，忘了挂掉视频就将手机丢在了炕头，妹妹也只能无奈地挂掉电话。

儿时的记忆再也没能冲击一下大脑，我完全记不起一点关于老家的事情，老家的样子、老家的路、老家埋葬祖辈的坟院都逃离了我。妹妹充当了临时导游，给我介绍着村落里与我有关的东西。汽车拐了弯，绕过一条狭窄的小道，向着一段缓坡慢慢驶去。到了半山腰，我看见一个高大的老人，留着一把山羊胡，他没有拄拐杖，略弯着身子，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父亲停下了车，三伯下了车，追赶上走在时间里的老人，向他问了好。五爷开心地和三伯聊了起来。父亲把车停到一处空地，从后备厢里拽出轮椅。三伯搀扶着五爷，妹妹推着轮椅，父亲将我背在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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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5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