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汪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出版有中篇小说集《阿拉善的雪》，短篇小说集《托钵记》，长篇小说《沙尘暴中深呼吸》《枯湖》《随风而逝》《西徙鸟》等，长篇历史文化散文《湘子桥畔》《画说杭州》，人物传记《光焰摇曳——变革与守望的梁启超》《闲云出岫望黄公》，长诗《河西走廊诗传》等。

汪泉喜欢汉简和章草，只要有新书出版，朋友们就能收到扉页有隽秀小楷签名的赠书。

“你的书法就是你。”汪泉认为书法是一个人文学艺术修养的终极体现。他喜欢汉简书法的理由很朴素，认为汉简有天然去雕饰的记事体势，是古代边疆战士的日记，也是边塞生活的写真，笔画如刀枪剑戟，极富个性和锋芒。“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作品。”

我是汪泉这个爱好的受益者。与其相识不到一年多，前后收到《阿拉善的雪》《湘子桥畔》《光焰摇曳——变革与守望的梁启超》《托钵记》《河西走廊诗传》5本签名新书。读罢《湘子桥畔》，我兴奋不已，随即写了读后感发给他。次日，我就收到两幅弥漫着汉隶味的书法作品，一幅写着“如是我闻”，另一幅写着“至乐无如读书”。

一来二往，我与汪泉就彼此熟络了。

如是我闻觅真相

“‘如是我闻’时刻提醒我在文学创作中，面对各种信息时要保持高度的理性和批判性思维，下笔前务必躬身入局，亲身体验。”汪泉说。

流传至今关于梁启超的书很多，汪泉说，创作《光焰摇曳——变革与守望的梁启超》时主要参考了相关学术著作，特别是梁启超亲自审定的《梁启超年谱》。“要从文学角度写好梁启超，只能从学术著作中去发现他的所思所想和情感脉络，并将之放大，如此，读者才能从历史的罅隙中看清真相，发现他的精神内核。”

此前，汪泉多次去过梁启超在广东新会的旧居，独自穿行在旧居里里外外，感受他的气息，怀想他的人生，静静聆听他来自历史深处掷地有声的演讲，阅读他密密麻麻充斥在空气中的文字。汪泉发现，梁启超一生涉猎多门学科，书写研究过庞杂无数的领域，“我梳理、思考了半年，迟迟不敢下笔”。

汪泉认为，书写梁启超的难度在于对其精神内核的梳理。“《梁启超年谱》几乎对梁启超每天的生活状态做了极其详尽的描述，从他个人的这些日常中寻找和发现其所思所想，我梳理出他整个人生的思想线索。梁启超是一个复杂的人，要写好他，只有精准拿捏住重点，才能写出不一样的梁启超。”

在汪泉看来，梁启超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以行动变革现实，大力助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二是为中国现代文明奠定文化基础，其1400多万字的著述，以及研究的学术领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我认为 ‘变革’与‘守望’的内在核心是梁启超的灵魂之光，呈现出这两个基调，就等于再现了梁启超的精神内核，才算完成了《光焰摇曳——变革与守望的梁启超》的创作使命。”

深思熟虑之后，汪泉潜沉游弋于近现代浩瀚史海中，穿梭在史实和文学想象间。于是，呈现在大家案头的《光焰摇曳——变革与守望的梁启超》，所有的文字都有了出处，再现的历史场景也有了新意。汪泉说：“这些新意是别人没有书写过，或者没有详细摹写过的，是尘埃里的梁启超。”

‌‌笔底光焰暖家国

“《光焰摇曳——变革与守望的梁启超》有3大亮点：一是选准视角，二是理出主线，三是捕捉高光时刻；作品有3大成因：一是情怀，二是锐气，三是才情。读后有三点启示：一是岭南文化有金矿可挖，关键在于把握。二是非本土文化人亦可写好岭南，关键在于下沉。三是我们要有挖好岭南文化的使命感，关键在于行动。” 出版人卢锡铭如是评价。

读罢《湘子桥畔》，我就收到了《光焰摇曳——变革与守望的梁启超》。汪泉童年、青少年时代在大西北度过，在岭南工作10年，湘子桥远在潮州，梁启超故居则在江门新会，两地离汪泉工作的广州都不近，是什么驱使汪泉去写这两个地区的人和事呢？

“在岭南乃至中国，潮州和梁启超是两个独特的存在。潮州尽管离广州稍远，但离我内心很近，我喜欢这座城的精神质地。”汪泉这样解释说。

汪泉认为，潮州的独特在于其“崇文厚生”。韩愈被贬潮州8个月，彻底改变了潮州的城市气质；潮汕人下南洋，同样改变了潮州的精神气质，遍布全球各地的潮汕人以其独特的家国情怀，影响和改变了潮州。“书写这座城或者湘子桥，是书写潮汕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或者说这个城市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值得。”

汪泉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多面的人，既有“变革”的一面，也有“守望”的一面，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他从改良维新清政府到推翻清政府，从君主立宪到民主革命，参与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整个过程，所以，落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的形象就是不懈变革社会、不停地变革自我的人。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只能从‘人’本身着手，从他的精神内核挖掘，从生活细节发现，让读者从烟火中认识他，接近他。如此，这个‘人’才能立起来。”

汪泉认为：“梁启超的守望有两方面，一则是不懈变革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二是不懈守望文化。变革社会是他心目当中要构建的一个理想的文明社会，守望文化则是其终其一生要改造和塑造国民灵魂的愿景。他这种高标准的人生追求，正如一束不息的光焰，虽则在风雨中摇摆，但毕竟照亮了中国。梁启超的‘守望’，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守望，至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还在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关于梁启超的写作动力，在汪泉看来，来自担当。这种担当就是要靠一支笔来重塑国民灵魂，重塑民族之魂。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也是一个有良知的写作者的追求。“回头重读梁启超的作品，很多的作品会给人一种振奋、一种推力，他的《新民说》《自由书》等作品，在今天读来，依旧令人血脉偾张的原因在于他写作的站位是高远的，不是狭隘和自私的，是有家国担当的。”

《少年中国说》直到今天，都是无数人读来热血沸腾的篇章。作为写作者，汪泉认为应该像梁启超一样，肩负振兴国家、民族的使命和责任，像梁启超一样创作出点亮人的灵魂、温暖人心的文学作品。这种看似宏大的论调，落在一个写作者身上，就是关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那些小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唯如此，作品才能震撼人心，才能打动人心，只有从这个时代的每个阶层、每个人心里走一遭，才能创作出经久不衰的作品”。

擦拭文字，诗传合一

如果说《阿拉善的雪》中的4个中篇，来自于汪泉童年、少年、中年的部分生活，《河西走廊诗传》则承载着他为故乡立传的愿望。汪泉原籍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市古浪县，他的很多族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者更早，从甘肃民勤出发，或向东徒步穿越腾格里沙漠，有人埋骨大漠，部分族人最终抵达阿拉善的屋檐下，求得生存之地；或向西远行，抵达新疆南北。“2013年阿拉善汪氏族谱修成，我们一家三代人去参加族谱颁发仪式。在上百位族人的簇拥下，烈酒、烤全羊、呼麦、马头琴……血浓于水的亲情把我深情拥抱。我才知道，祖先当年从民勤到阿拉善所走过的路是拿性命换来的。”

在岭南，汪泉在思念故乡的同时，对阿拉善、河西走廊有了更加迫切而深入的诗性思考。由此，基于多年对河西走廊5市21县的文史研究，汪泉经过多角度的尝试和努力，八易书稿，终于写作并出版了《河西走廊诗传》。

《河西走廊诗传》近八千行，2024年年底获得第八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文本奖。以河西走廊两千多年来的神话传说、各个少数民族、种种历史人物、巨细历史事件以及频繁文化交汇为主要书写内容，诗意充溢着千里河西乃至天山走廊，加以诗人长期以来对河西走廊地理和文化的独特体悟，形成了既有历史人文，又有个体经验的文学景观。

“作者致力于将河西走廊放置在诗意之中，努力从宏阔的山川和悠久的文化长河中撷取诗性，同时，又努力从历史的逻辑中构筑传记，这种构筑并非简单的编年叙事，诗人将时空与历史交错并置，从传记中打磨诗性的光泽，以此擦拭文字，达成诗、传合一。”青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绍玉如此评价。

底层叙事在汪泉的笔下缓缓流淌，故事情节不是重点，而每个人物的人性挖掘却变成了重心。没有唯美的形容词，但对生活轨迹的描述，对亲人、邻居、家乡的摹写和思念，对人物内心伤痛的剖析与表白，感人肺腑。他的作品里，有对谋生的艰难叙述，但更多的是怀着对生活的热爱，用温暖的目光注视周遭，在“生活流”中融入丰沛的“情感流”。

“当下的写作，急功近利者众，沉静深刻者寡。这就要求青年写作者从一开始要定位好自己：为谁写作？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写？”汪泉认为，青年写作者要在不断阅读经典的同时，不断发现自我、滋养自我，“要有丰盈的思想，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关照这个世界，拥有较高的精神领地，要高贵、高尚，不要流俗、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