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学》2025年第5期|邓安庆:深夜一枝灯
一
即便是已经坐在肯德基最靠里的位置了,初冬的寒气依旧如蛇一般从门缝里钻进来,盘绕到我们身上。出门前,端端非让我穿上羽绒服,那时我还嫌麻烦,现在不得不佩服她的先见之明。而郭超还是夏天的行头,一件洗得微微泛白、单薄得近乎透明的短袖T恤,松松垮垮挂在他嶙峋的身板上,外面套了一件脏兮兮的外套,藏蓝色牛仔裤裤兜里插了一本小开本的书。说话时,他一直在吸鼻涕,显然是感冒了,头发蓬乱得不成形。我问他想吃什么,他点了一个最便宜的套餐。我又给他加了几块鸡翅和一包薯条。坐下来后,他并不急着吃,而是等着我。我说我已经吃过了,催他快吃。他这才吃起来,一开始还是慢慢吃,到后面明显加快了速度,显然是饿坏了。
我们是第一次在现实中见面,却算不上陌生人。毕竟在网上,我们已经是多年的线上好友。平日我爱写点儿文章,没事就发到论坛上,写得久了,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时常也就有一些网友过来评点,其中就有这位“废名门下走狗”。网名如此独特,评点也同样独特。其他人顶多会说:“写得还行。”或者:“看不懂,写的什么鬼!”他就不一样,对我发的每一篇文章都认真对待,写得好的地方一、二、三,写得不好的地方一、二、三,条分缕析,让我叹服,当然也有压力,生怕写得敷衍了,会让他失望。我们相互加了微信,有时候我写好了小说发给他,无论什么时间点,他都会立马看,只要是不长的文字,他都能在两个小时之内给出他的感受和建议。这样好的读者哪里去找?见面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的交流只停留于写作。当然,我们也乐于维持这样纯粹的文友关系。
有时候我也会想现实中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他丰富的阅读量、宽广的视野,还有对文学的深刻认知,大概率应该是一位高校老师吧。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他原来一直在做保安,这让我十分惊讶。而今天之所以会在这里见面,是因为我在晚上八点半接到了他的电话,那时我还在厨房洗碗,端端坐在床上追剧。起初我看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以为是常见的房产中介,但电话那头称呼我为“罄竹兄”,我才确定是他。“罄竹”是我在论坛上的笔名,唯有他才会如此称呼我。他为贸然给我打这个电话道歉,我虽然有些愕然,很快就想到他要是没有什么急事,恐怕也不会打破我们之前的交往界限。果然,他遇到了麻烦。据他的讲述,他来北京已有半个月时间,每日都会去图书馆看书,没想到今天从馆内出来发现钱包丢了,找了一大圈没有找到。现在身上没有钱,支付宝里也只有几块钱。“思来想去,我在北京只认识你。之前不好意思联系你,怕打扰你的写作。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想麻烦你……”他还没说完,我就明白了,立马问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又告诉了他我的位置,让他坐地铁来找我。
为这事,我还跟端端闹了一点小别扭。刚挂电话,进了房间,端端就问是谁打来的,我说一个网友。她暂停了视频,直盯着我问:“我认识吗?”我笑笑说:“你当然不认识啊。”说时,我把外套给穿上了,换上了鞋子,她终于还是没忍住:“男的女的?”我故意逗她说:“女的。还是大美女。我现在迫不及待地要去见她。”她恼了,抓起枕头砸过来:“问你正经的!”我躲开了枕头,伸手捉住她的手:“有没有五百块现金?”她把手缩回,脸上露出警惕的神情:“你要干什么?”我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她把头扭开:“你几乎都不认识他,凭什么要借他钱?”我又去拉她的手:“人家现在恐怕一天都没吃东西,想想怪可怜的。我昨天不是来了一笔五百块钱的稿费吗?”端端不让我碰她的手:“昨天修空调,给那个师傅了。”我坐在床头,没有说话。平时,我的钱都是上缴给端端的,房租,水电费,日常开支,都由她来掌管。沉默了大概一分钟,她说:“好啦好啦,你就是个败家子。”说着从床头摸出钱包,掏出五百块递给我。我接过这笔钱,还想卖乖亲她一下。她推开我,说:“走吧,走吧,别让我看见你。”
初冬的风凉意十足,沿着小区的小路走,满地的落叶踩上去沙沙响。楼群之间,一片半圆的月儿,悬在冰蓝的天上。家家户户亮起了灯,电视剧里热闹的声音刚从窗户缝隙泄了出来,随即被风声吃掉了。我来到小区前面的肯德基门口,这是我们的约定地点。他没来之前,我抽了根烟。在屋里,没有我抽烟的地方。我跟端端租的是次卧,主卧和一个隔断,分别住着二房东和另外一家租客。他们都不喜欢抽烟,连在卫生间抽烟都不行,二房东为此说了我好几次。现在我可算是痛痛快快抽一回了,刚才在屋里,烟瘾就像是无数的小爪子挠着我的心——端端是坚决不允许我抽烟的。正当我抽第二根时,有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罄竹兄,让你久等了!”我一转头,一个小个子的男生站在我身边。我忙跟他握了一下手,随后我们就进到肯德基里面去了。
现在他就坐在我的面前,那个我想象中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大学老师消失无踪,换来这样一个瘦小男子,或者说,男孩?他当然有成年人的面孔,二十多岁,可他脸上的神情有一种天真的孩子气息。他也打量我,忽然笑道:“罄竹兄,你比我想象中胖了一点儿。”我笑道:“是吗?我在网上放的照片是年轻时候的了。”他点点头:“是啊,你刚写的时候,我就在看。一晃七年过去了。”七年时间,他说出了我写的第一篇文字,又提起了我最近写的一篇小说,他说起他喜欢的一些片段,又把声音放低,提到一些写得不成功的地方。我也不催他吃了,听到有人这么熟悉自己写的文字,有些连自己都想不起来,他却能如数家珍地提起,真是让我又惊奇又感动。他环顾四周,问道:“我记得你曾经写过《快餐店的日与夜》,就是写这里吧?”我点头说是。他仰头背诵了我这篇文章里的一些段落:“这段写得很好!我读到时,就觉得描述得很到位。”我迅速往两旁扫了一眼,还好没有什么人。毕竟在现实中,听到有人这样背我的文章,还是略感羞耻。
窗外的风呼呼地撞着玻璃,马路上渐渐连一个行人都没有了。肯德基也是零零星星几个顾客在慢腾腾地吃东西,扫地的阿姨靠在墙边发呆。说完我写的东西,我们沉默了半晌。他一小口一小口咬着鸡翅,而我拿着薯条一根一根蘸着番茄酱吃起来。不能这么冷场,我又找话题,便问他为什么想到北京来。他说他一直在做保安,随后比画了一下工厂的门卫室大小,提及做保安最大的任务不是为了看管大门、登记来往车辆,而是如何削时间这个大面团:“好比你手里拿着一只铅笔刀,时间就是一块跟门卫室一样大的面团,得无比耐心地把它削成面片。从七点上早班,到晚上七点下晚班,除了上厕所能出去走动两步,其余时间就只能坐在椅子上,眼睛对着窗外的铁门和门外的马路。不能随意跑动,因为摄像头正对着你。不像是坐办公室的有电脑,无聊的时候可以上上网,聊聊天;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捧着一本书看,领导开车常常进出大门,被他们看到了,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么最后,在你面前只剩下一整块干干净净、纯纯粹粹的时间,它庞大得像一只大狗熊,一屁股坐在你身上,整整十二小时不挪窝。”
最开始的时候,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盯着面前的桌子看:桌子上一共七十八条木纹,第三十六条的中间有个虫眼;从马路上开过的车子里,今天从八点钟到中午十二点,一共开过七辆别克,十九辆沃尔沃,五趟721公交,下来八十三个男人,五十七个女人,八个小孩,一个小孩屁股上粘了一块口香糖……每天只能靠着观察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来熬时间。后来慢慢熟悉情况了,大胆了一些,换了智能手机,终于可以上网。趁着没人注意,他每天在手机上看电子书,不知不觉读完了上千本。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去论坛上逛,很偶然的机会看到我的文章,很是喜欢,便想给我留言。如此一来二往,终于有了我的联系方式,他非常高兴,也十分清楚没有什么事最好不要打扰我。说到这里,他面露惭色:“真是太抱歉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打扰你了。”我承认是有些意外,但还是很高兴能见一面:“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小。”他微微一笑:“我爸妈很早就不在了,虽然喜欢念书,也想考个大学,很可惜没有这个条件。这些年来一边打工一边去图书馆借书看,后来也在手机上看,虽然比不上在学校,也能让自己少一点遗憾。”“遗憾”他说得很轻,像是叹息一般。
他转头看向窗外,半晌没有说话。我不知道是不是问到他痛处了,心中有些忐忑。他忽然说起以前做保安上夜班时的情形:“到深夜十二点以后,工厂里只有轰隆隆的机器声,马路上的路灯站在空荡荡的路面上,没有人进去,也没有货车来,整个世界这个时候仿佛只剩下你一个人。屋子里静得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咚——咚——咚——咚——咚,你能感受到心跳的节奏,甚至血液流动的声音。此时正是看书最佳的时间段。看到入迷时,天都亮了,我也没有察觉。读书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啊!只要看书,浑身上下都舒坦。这种快乐,跟我那些保安同事没办法分享,只能在自己心里放着……”我问他后来怎么不做保安了,他说:“还是想到大城市看看,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地方,想感受一下它的文化气息,多听听名家大师的讲座,在我打工的地方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拿着做保安时的积蓄,辞职出来一路流浪,不知不觉就到了北京。要不是钱包丢了,他还要继续流浪下去。我问他在北京吃住怎么办,他说每天吃一顿就好,晚上睡觉呢,他睡过北京很多肯德基和麦当劳的沙发了。他手往那橘红色的沙发一比画:“就那么一躺,把眼罩戴上,暖暖和和的,睡得挺香。”说的时候,他又吸起了鼻涕,我说:“你感冒了。”他笑了笑,把没有吃完的汉堡包裹上了包装纸,我忙说:“不够我再点。”他摇摇头:“够了够了,这个我留到明天吃。”说着把汉堡包装进包里。我把五百块钱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他,他脸微微一红,接过了钱:“我会很快还给你的。”
二
“你知道今天是多少号吗?”郭超问这个问题时,带着笑意。
我瞅了一眼手机,回答道:“十二月十九号啊。怎么了?”“那你想起什么没有?”他又追问道。我没有想起什么,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吗?他没有为难我,从裤兜里掏出那本小书,是废名的一本小集子。翻到某一页,他把书递给我看:“这首诗你应该记得吧?我记得你文章里提到过。”我一看,是废名的短诗《十二月十九夜》,我的确在某篇散文里引用过。“你不觉得非常巧吗?!”他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这时我正好瞥见端端发来的微信,问我怎么还不回去,我回她很快就回。郭超没有留意这些,他兴致盎然地背诵了这首诗:
深夜一枝灯,
若高山流水,
有身外之海。
星之空是鸟林,
是花,是鱼,
是天上的梦,
海是夜的镜子。
思想是一个美人,
是家,
是日,
是月,
是灯,
是炉火,
炉火是墙上的树影,
是冬夜的声音。
有工作人员惊讶地看过来,我脸上也有点发烧。但我已经很久没遇到这么纯粹为了文学而交流的场合了,抛开旁人的目光,能在这里多待一会儿该多好啊!回到出租屋,还要洗碗,还要刷锅,还要拖地,事情太多,想想就烦。此时,郭超感慨道:“多美的诗啊!每当深夜我值班的时候,就会朗诵这首诗,反正也没有人听见。我尤其爱开头那句‘深夜一枝灯’,就像是让我的生活有了希望似的。无论外面多么黑,总有那么一枝灯在远处等着我。一想到此,我就感觉心里很平静。”
端端没有回我,看来我还能多赖一会儿。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跟郭超就着这首诗聊了起来。我们想象着诗人枯坐在空室之内,室外原野,阒寂无人,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只有一枝灯,一炉火,一颗心。这颗心没有冬夜的萧瑟之意,却如王维诗里一般的恬适平和。黑夜淹没了世间一切,一枝灯便是诗人的心,正所谓“烛照自心”。郭超随之引用了“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我惊讶他怎么懂这个的,他面露得意之色:“我去大学旁听了,教授讲的,记住了!废名的心正是色相流转之中观照了自身哪!”好久好久没有聊得这么开心了,简直像是开了闸口的洪水,有着一泻千里的痛快感。他说话时,眼睛炯炯有神,说到高兴处,双手忍不住搓起来。当我们由废名聊到王维时,端端的电话打了过来:“都十点多了,你在哪里鬼混?”她说话的口气中有了火气,我一看时间,真是十点多了,肯德基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在这儿。郭超等我挂了电话,说:“真不好意思,你快回去吧。”我叹了口气,起身说:“那你晚上怎么睡?”他笑笑说:“不用担心我,这里就成。”他指了指沙发。我点点头:“真是对不住,我那里实在是不方便。”郭超摇摇手:“你太客气了,快回吧。”
一出门,差点被风给撞倒在地,寒沁沁的凉气啪的一声打到我脸上。我往小区的方向走去,到了十字路口,一家药店开着门。我忽然想起郭超还在感冒中,就到里面买了两盒感冒药,转身返回肯德基。他还坐在原来的座位上,手里拿着废名的书在看。见我回来,他感到很惊讶。我把药递给他,他连连谢过。待要再一次离开时,我注意到玻璃窗吱嘎吱嘎响,风从缝隙里刺溜刺溜捅了进来,戳在身上,冷气逼人。他如果一晚上睡在这里,感冒肯定要加重的。我便对他说:“我给你找个旅馆住吧,这样睡肯定不行的。”他忙说:“没事的没事的,这样就挺好。”我不由分说地拉他出去。走在大街上,他缩着脖子,手插在兜里。可他再次跟我谈起这首诗,一边说一边吸着鼻涕:“你看整首诗多像一个枯瘦的禅士啊!”我打趣道:“你也快了!这么瘦,得多吃点呀。一个汉堡包够不够啊?”他挥手道:“这些不重要……你还记得王维那首《秋夜独坐》吧?就跟废名这首诗很搭啊!”接着他又大声地背诵道:“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多好的一句诗!”此刻槐树经风一吹,小叶片簌簌地落了一地,在马路中央打着旋儿。
快捷酒店肯定是住不起的,五百块还要支撑他很久,更何况我身上也没有钱。我们只有去问那些开在地下室的小旅馆。客满。客满。客满。连问了七八家,都是客满。我们又一次走到了马路上。端端再次打电话过来,我说了原因,她在电话里冷冷地说:“我不等你了。我睡了。”不等我回话,就挂了电话。郭超没有留意到我的神情,他跺着脚,扭头说:“我想起来了,去年你在小说里用的那个手法,是学废名的《桥》对不对?”我一时间有些茫然,而且心也不在聊天上。街上已经没有人了,偶尔有出租车停下来,司机探过头来问要不要搭车。我说不搭,司机便说:“现在不搭,待会儿就没车搭了。”说完便开走了。再一次问了一家,依旧是客满,郭超说:“我还是去肯德基好了。”我坚决地摇摇头说:“那怎么能行?!”那能去哪儿呢?总不能去我住的地方吧?
三
电话响了十几声,端端才接我电话。我说了现在的情况,她半晌没有说话。我心里有点儿发慌,便忙说:“算了算了,我们再找找看。”她忽然问:“那你打算怎么睡?”她松口了!我真是没有料到,心中一阵狂喜,忙说:“可以打个地铺,让他将就睡一下。就一晚。你看怎样?”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回来的时候,声音小一点儿。二房东他们睡觉了。”我一迭连声地说好。郭超迟疑地顿在那儿:“不好吧。我还是回肯德基,真的,真的,我不怕冷的。”我能看出他的身子在发抖,头发被风掀到一边去。我穿着羽绒服,都感觉冷得不行。“走吧走吧,先凑合一晚上。”我拍拍他的肩头,催他跟我一起往小区走去。只有风声,沿街的玻璃大楼绽放出冰凉的白光,月亮越发的洁白无尘。郭超一路上没有说话,他跟我缩着脖子,一步一步顶着风头向小区犁去。
走到我住的楼下,郭超再次停下来说:“我还是不上去了吧。”我忙说不碍事的,他低下头看自己的脚。我偷眼看了一下我那个房间亮着灯,说明端端还在等我们。我一边推了推郭超,一边拿出门禁卡。上楼梯时,我小声地说:“这楼里全是老年人,我们走路时轻一点儿。”他说好。我们的确走得很轻,走廊上的顶灯都没亮,月光从上方的窗口透了进来。开大门的时候,我一再小心,大门还是发出执拗的响声。二房东是最不喜欢吵闹的,何况已经深夜十二点了。端端开了门,她穿戴整齐地站在门口——不是穿睡衣,而是穿着平日出门的衣服,这让我心生讶异。我悄声地说:“这是郭超。”她靠在门框上,掠了他一眼,匆忙咧出类似于笑意的表情,就转身进到房间里来。郭超咕哝道:“实在是打扰了。”跟着我们进来。
房间里大变样:阳台上原来晾晒的内衣都收了起来,原本随处堆放的书本和玩具都码好了,我们床上的被子也叠了起来,重新铺好床单,给人的感觉是根本没人睡过一样,在衣柜和书桌之间,端端给郭超铺了一个地铺,棉被还是端端妈妈给我们寄过来的。我心里涌起一阵深深的感动,看向她时,她没有看我。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而且一身正装像是随时要出门的模样,让我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不过,我首要的任务是要安顿好郭超。他站在房间的中央,拿着我递给他的热水杯,不知所措。房间的白炽灯灯光罩在他的头顶,他的额头泛出油光来。我说:“不好意思,先将就一晚上。”他忙点头:“实在是抱歉,打扰你们了。”端端没有说话,她靠在书架上。我希望她能说一句话,哪怕是走动一下也是好的。现在房间里的气氛简直凝滞了。
我清清嗓子,鼓起勇气看向端端:“那个枕头还有吗?”她下巴往左边一送:“已经在那儿了。”我向地铺上看去,果然在。我又问她:“那热水瓶里还有水吗?让他洗个脸。”她下巴又向书桌下面的热水瓶一送:“我烧了。”接下来,我一时语结。郭超咳嗽了一声:“罄竹兄,我要不还是先回……”我还没有开口,端端就接上了:“没事的没事的,吴濂在这儿,你就好好休息。”说着,转身往门口走去,我忙赶上前:“你这是?”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去李娟那儿,已经打电话跟她说好了。”一时间我心里头乱糟糟的,只顾拿手去挡:“这么晚了。”她不看我,手伸向门锁:“打个的就好了。”我又去挡了一下,压低声音说:“不要这样了。”她打了一下我的手:“你让开。”噗的一声,我们同时循声而去,原来是郭超把水弄泼了,他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要找纸来擦。我从门边拿来拖把,走过去。郭超脸上红通通的,他把水杯放在桌上,要从我手上抢拖把。我让他别在意,先坐下来歇息一会儿。此时,我听到门打开的声音,端端已经出门了。我想要喊她的名字,又怕二房东那边听到。郭超着急地说:“你快去追她啊。”
下了楼,一路奔到小区门口,终于追到了她。她用围巾裹住了头,正往马路上走。我跑上去拉住她:“端端!端端!回去吧。”她停下来,嘴角有莫名的笑意:“你疯了吧?”说完继续往前走,我依旧拉着她不放:“别闹了,这么冷的天。”她刹住脚步,直直地瞪着我:“你说我闹?”我喏喏地低声道:“我说错了,向你道歉。跟我回去吧。”她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让我跟一个陌生男人待在同一个房间睡觉,你是不是脑子有病?!这也就算了。因为是你的朋友,我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地铺都给你朋友铺好了,为了不影响你朋友休息,我连自己的房间都不待了,现在自己一个人出来,你居然还说我闹?”说到最后,她的声音一下子劈叉了,眼泪沿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我要伸手帮她擦眼泪,她退后了一步,又往前走。我忙向她道歉,她不理我,径直沿着马路走。出租车像是被大风给吹得无影无踪,街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着。
走了大概五六分钟,她转身说:“你还跟着我干什么?你把你朋友一个人丢在那儿合适吗?要是被二房东看到问起怎么办?她可是不允许我们带陌生人进去的。”她这一提醒,我有些迟疑了,可是眼前这个局面真叫我不知如何是好。端端定定地看我,忽然间叹了口气:“你这人做事情就是瞻前不顾后。”我觍着脸回她:“不是有你在吗?”她一下子气笑了:“你脸皮真是太厚了,拿你没办法。”看她说话的语气柔和了很多,我又试探地问她:“要不我们现在回去吧。怎么着就凑合一晚上算了。”她拨了拨额头的刘海,往马路两侧看过去:“也只能这样了。”我心里一高兴,手臂一下子把她弯到怀里来,她连打了几个喷嚏:“没想到这么冷!”我把她搂得更紧:“是啊,这么冷的天,不好叫他睡在外面的。”她瞅了我一眼,啧啧嘴:“他真的只待一个晚上?”我拍拍胸口说:“我保证!”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这个事情要是跟李娟说,她一定会痛骂你的。哪有这么做事的?”我说:“是是是,是我做事欠考虑。”再次回到小区门口,走到楼下,我们房间的灯还是亮着的。我搂着她说:“快进去吧。”她说了一声好,抬头看了一下天,小声地说了一句:“月亮倒是挺好看的。”
四
无论怎么小心,开门的声音总是很大。二房东房间的灯亮了,人也冲出来了:“你们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让不让了?”她穿着粉红色斑点睡衣,踩着布拖鞋,站在我面前,个子虽然矮我一个头,气势上却把我们压倒了。我忙向她道歉,她不理会,又接着说:“你们带回来什么人了?怎么没有跟我说?我不是说不准带陌生人回来吗?”我这边在跟二房东道歉解释,端端悄悄溜回了房间,很快又跑了过来说:“你那个朋友不在房间里。”我也顾不得跟二房东说话了,赶紧到房间里去,他果然不在。他喝水的杯子还搁在桌子上。我感觉自己脑袋里嗡嗡响,火气一阵一阵往上冒。我又冲了出去,对着二房东厉声问道:“你怎么回事啊?他是我朋友,你凭什么撵他走啊?”二房东一愣,身子往后退了一步,端端过来拉拉我的衣袖。二房东回过神来,又重整旗鼓:“你朋友自己走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什么态度啊?”我不理她,拿起手机拨打郭超的电话,手机那头提示已停机。二房东继续说着:“我不要租给你们了!你们明天就搬走!”端端点点头:“行啊,那我们这个季度交的房租,剩下的你也要退给我们。”二房东哧的一声:“这个你放心,不会少你们一分的!”听到这里,我心里一阵懊恼,不该这么冲动行事。这要是明天就搬家,到哪里去找房子啊?还有这么多东西,怎么搬?但嘴上我实在不想输给这个女人。
二房东砰的一声关上了自己的房门,端端也拉我进了房间。她气呼呼地低声咒骂:“受够这个女人了!神经病!一辈子找不到男人!”我听到这儿,一下子笑出了声,见她瞪了过来,我又忍住了。端端打开电脑,我问她要干什么,她说:“找房子啊!明天就搬走!”她划拉着鼠标,快速地打开了租房的网页。我摇摇头,看着一屋子的东西,头都要大了。上一次搬家,为了省钱,我足足搬了八趟,坐公交、倒地铁,两只手都快要累脱臼了。我起身去拿充电器,只见一张字条留在桌子上,便拿起来读:“罄竹兄,多谢照顾,给你们带来的麻烦深感抱歉。钱我会很快还给你的。另,我手机没话费了,所以没法发信息给你,请见谅。”我放下字条,往门口走去。端端立马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我去找找他,也许他在肯德基。”说着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对了,你再给几百块钱,我让他住旅馆好了。”端端把鼠标啪嗒一声扔到一边:“你有完没完啊?他睡在肯德基又不会死。”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拗劲儿:“他感冒了。”端端立起身,站在我面前:“今晚吹了那么长时间的冷风,我也感冒了,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我继续问她:“你给不给我钱?”她冷笑了几声,从枕头边上拿出钱包,拍到我手上:“我哪里敢不给你?你全部拿去好了。”我从钱包里掏出三百块,又把钱包还给她,她低着头不接,我硬塞到她的手里,她忽的一下把钱包砸到地上,接着响起了呜咽声。
刚才的那股执拗劲儿早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端端哭得我心都慌了。我坐在她身边,想去搂她,被她推开;想去道歉,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在一起三年,还没见她哭得这么伤心。她哭得肩头都在抖,递给她纸巾她倒是接了。想来也可笑,为了一个几乎算是陌生人的郭超,我们竟然闹了这么一出。不找他也罢,反正感冒药给他了,肯德基里也不至于能冻死人。想到此,我就打消了找他的念头,还是把端端哄好再说。说了半晌好话,她总算是平静了下来。我又去绞了热毛巾,让端端擦擦脸,她听话地擦了。我把毛巾搭在晾衣架上,回过头,她靠在床头发呆。我问她:“你在想什么?”她摇摇头,不说话。我走过去,摸摸她的脸,她也不回避,让我摸去。我讪讪地把手收回,坐在床边。窗外风声听起来极为凄厉,有着要把一切障碍碾碎的气势。我心里又隐隐浮起一阵不安,不知为什么,郭超说话时不断吸鼻涕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响起。端端细声细气地问:“你怎么不去找你朋友啦?”我忙笑道:“不找了,他应该没事的。”一时间我们又无话可说。端端叹了口气:“你还是去找找他吧。”我惊讶地看着她,她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毕竟他也是你朋友。”
穿外套时,她打开衣柜,拿出围巾来,一定要让我围上,又要我戴上手套。关门的时候,声音很大,那又怎样,我不用担心看二房东的脸色了,反正明天就要搬走。端端现在就坐在床上搜租房的网页。哪怕是全副武装,也抵不住那大风的威力。我冻得直哆嗦,耳朵和脸生疼生疼的。走到小区门口,我听到有人喊我名字,回头一看是端端。她笑吟吟地跑过来,搂着我的胳膊。我问她怎么跑下来了,她说:“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她也围上了围巾,还戴上了绒线帽。我问她冷不冷,她摇摇头,走了几步说:“月亮真亮啊,你看走在路上不用路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确是的,灯光熄灭的居民楼,叶子落尽的槐树,低矮的绿化带,还有我们,都笼在冰凉的月光之中。要不是因为这么大的风,倒真是一个适合散步的夜晚。
再一次来到肯德基,站在柜台后面的服务员显然很吃惊。她说了一声:“欢迎光临……”我忙说:“我们就找个人。”我来到之前跟郭超吃饭的地方,他不在那里。整个肯德基里,除开我们,一个人都没有了。我又返回点餐台问服务员,她摇摇头说下半夜没有人来。端端问我:“那怎么办?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找找看?”见我一时间没有主意,又说:“我们先吃点东西吧,我快饿死了。”我说好。点了份套餐,端到靠窗的位置坐下。端端胃口很好,吃下了一个汉堡包,而我却一点东西都吃不下了。隔了一层玻璃,就是两重天。马路和天空一样,空空荡荡。在周围几公里之内,有几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快餐店呢?他会躺在这些店里的某一个沙发上吗?无法想象。
端端问我:“你怎么不吃?”我拿起我面前的鸡翅,勉强地吃了起来。她连打了几个喷嚏,我把纸递给了她。“果然还是要感冒了。”她说的时候,打了个哆嗦。过一会儿她又问我:“你和他就坐在这儿聊了几个小时啊?”见我点点头,她的脸凑过来:“你们聊了些什么?”她的脸太近了,我有些不自在:“就聊聊诗啊,书啊之类的。”她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眼睛往窗外看:“你跟一个陌生人能聊这么久,为什么我们之间就不能呢?”我讶异地盯着她,她的脸上没有表情,我问:“你怎么了?”她没有回答,而是站了起来,戴上手套,笑了笑说:“走吧。”我们走在马路上,端端问我:“我们要去哪儿找他?”我说:“不找了。回去吧。”她迟疑地看了我一眼:“怎么了?”我把她搂在怀里:“他既然没有来这家店,肯定是为了避开我们。”端端嗯了一声,小声地说:“想想他也挺惨的。”我用搂着她的那只手拍拍她的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或许他自己觉得挺好的。”端端又问:“他会不会把五百块还给我们?”我说:“不知道,但我相信他。”端端叹气道:“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一个人?”
我思索了片刻,回道:“或许是因为他读那首诗时的神情吧。”
“就因为一首诗?什么诗?”端端问。
我没有回答。一路慢慢走到小区,大家都沉睡了,远远地,只有我们房间还亮着灯。我心头一动,转头望去。寒风的夜路上,竹影婆娑,唯有路灯投下一束灰黄的光,但也足够照亮这方寸之间的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