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工厂往事》是作家回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工人生活的中篇散文，作品着重塑造了张大力、小褚师傅、王向辉、王岳翰等几位鲜活的工人形象，文笔不饰雕琢，却极具感染力地在温情的细节刻画中展现出工人的力量与信念，情感琐细刚柔并济。工厂往事，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下来，又重新被作者唤醒、擦亮，唤起的是我们对那些坚定、努力且美好的人与事的追寻。《工厂往事》选自武歆长篇散文《师傅》，长篇全本即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工厂往事

 //武 歆     

 

张 大 力

1

“张大力”这个名字在天津卫重名重姓的特别多。我上小学时，同学就有叫张大力的；后来上中学，班上也有一个叫张大力的。我进铆焊车间后，又遇上一个叫张大力的师傅。张大力本名张大里。天津人喜欢“张大力”这个名字，再加上天津人说话时，最后一个字习惯发“四声”音，发“三声”音不习惯，叫来叫去，发“三声”音的“里”，总是叫成发“四声”音的“力”，后来就叫成“张大力”了，张大里也不较真儿，有时也自称“张大力”。

在我小时候，天津卫有个摔跤名人也叫张大力。据说这个人耳朵上挂上绳子，能禁得住一个小孩子的重量。胡同里的大人们都这么讲，我没见过，但我深信不疑。那会儿心里想，张大力的耳朵得有多硬呀。我自己用手抓住耳朵试了试，觉得单是把坐小孩儿的绳子挂上去，我的耳朵都会耷拉下来，更别说坐一个小孩儿了！因为童年时期对张大力的幻想与仰慕，我走进铆焊车间遇到张大力张师傅后，总是在暗处悄悄观察他。张大力不爱说话，是一个“闷驴子”。我发现“闷驴子”都喜欢独来独往。张大力也是这样。只有每个月交“互助会”的五元钱时，他才跟同事们聊上几句。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只是闷头干活儿。我们铆工组有个好氛围，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不去打扰，也不会想着要去改变别人的脾气。

我接触张大力，主要是因为电瓶车。电瓶车不是每个工人都能开的，必须有厂里发的证件才能开。每个铆工组有一个工人可以开电瓶车，还有一个工人作为预备人选，假如第一人选请假来不了，预备人选就可以顶替上去。我们组定的第一人选是张大力，预备人选是组长杨伟东。开电瓶车前，要走一个简单的手续。借车人在油印条子上写好借据，组长签完字，再找段长签字，然后拿着批好的条子，去小车班旁边的库房取走电瓶车。小车班紧邻“厂办”，两排红色砖房掩映在高大的杨树下，夏天的风景特别好，大片大片的阴凉，远望过去有一种想象中的田园风光。小车班有两间司机休息的房间，旁边是一溜儿带有卷拉门的车库，一共四个门，代表着有四辆小汽车：两辆“伏尔加”——一辆白色、一辆灰色，还有两辆白色的“上海”。我每次路过小车班，都能看见司机在车库前面的空地上擦车。那片空地是水泥地，水泥质地非常好，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水泥地面非常光滑平整，闪烁着亚光的美学效果。在工人中，厂里的司机和车间的电工、保全工，都是令人羡慕的工种。当我们这些穿着带有油污的工作服的工人路过小车班与司机偶尔对上眼神时，能够看见司机脸上带着一种无法言明的优越感。

这一天，张大力找到管理电瓶车的人，递上借条后，把电瓶车开了出来。离开小车班的那片空地，张大力把车子停住了，扭过头，看着坐在旁边的我，说，我刚才给钢板库打电话，没人接，我估计钢板库的人去厕所了，这会儿过去也没人，要不要我带你兜一圈儿？我兴奋得立刻点头同意。每天在充满噪音和灰尘的车间里干活儿，恨不得能有机会接触新人新事。那时候，我们厂里能够骑摩托车的工人非常少，六千多人的国营大厂，没有几个人骑得上摩托车，我进厂那会儿，骑“轻骑”的工人都很少。能在厂子里开上电瓶车转悠转悠，对于十八九岁的我来说，是一件特别新鲜、特别好玩儿的事。如今，张大力张师傅主动提出带我玩儿，让我有点儿心潮澎湃。张大力是一个需要细细端详的人，他有着一张方方正正的大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眼睛不大，显得很精神。他肩膀很宽，可能跟他也练摔跤有关。

只要说到张大力和摔跤有关的话题，那就一下子说远了。凡是说远了的事，都是特别有趣的事。张大力他们家住在东站（即天津站）旁边的胡同里，晚清那会儿东站叫老龙头火车站。那地方距离早年的“六号门”不远。“六号门”可有名了，新中国成立后还拍过电影《六号门》，讲的是码头脚行的故事。据说更早前，张大力他们家在老地道外的郭庄子，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们家才搬到地道内来。过去老地道外有几个庄子特别有名，除了郭庄子，还有沈庄子、郑庄子、何庄子，这一带乱得很，刚开始的时候，闹事的人没有固定头领，一帮一伙的，谁的拳头硬、谁的武功好，谁就能吆喝几个人抱团取暖。后来这帮人有了“黑旗队”的称号，这些人其实都是“扛大个儿”的码头工人，他们靠铁路吃铁路，只要火车路过，上去就扒，什么货物都敢扒。日占时期，即使运送军用物资的火车路过老地道外，“黑旗队”的人也照样上去扒火车。押送火车的日本人刚把手里的“三八大盖”举起来，还没瞄准呢，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的石头子儿，不偏不倚，正好砸中日本兵的手腕子。“哎呀”一声，“三八大盖”掉了，再看眼前的人和货物，变戏法一样“飞”走了。“黑旗队”连闷罐车都能扒开，趁着弯道拐弯车速放缓的工夫，他们先爬到车顶上，再从车顶上顺下来，一手扒着车身，一手拧开闷罐车车鼻子上的铁丝，再依靠身子荡悠的劲儿，巧妙地把自己“顺进”车厢里。到了车厢里面，摸着黑往外扔东西，有一次竟然把两个押车打盹的日本兵当作物资给扔出去了。这一下麻烦了，日本兵挨家挨户搜查，可是啥都搜不到。原来扒火车的人下货之后，不会把货物放在家里，而是马上交给负责销货的中间人，随后立刻有人按照黑市价格从中间人手里买走货物。因为卖价低，中间人再抽头，最后落到扒火车的人手里的钱，也就够买几斤棒子面。再后来，日本人派青帮分子打入“黑旗队”，进行分化处理，有的人被送到南洋还有日本去挖煤，有的被暗地里残忍杀掉，还有的成了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老话一讲，长了，不说了。

张大力开着电瓶车，带着我在厂区兜圈子。正是北方初秋季节，树木还都绿着，天气也还热着。仰头望向远方，蓝天白云，没有任何遮挡。这就是北方进入秋季后的好处，身子不黏了，一早一晚有些凉意，喘气都感觉特别舒服。这个略带伤感的季节，也是我最喜欢的季节。电瓶车座位窄而短，张大力膀大腰圆，我被他挤得只有三分之一屁股挨着座位，但这并不妨碍我兴奋的心情。那时候我进厂一年多了，除了去过后院废品堆、职工浴室、犹如小医院一样的保健站，再有就是食堂（礼堂）了，说起来还没有完全彻底地逛过我们厂子。

张大力师傅说，我带你去最脏最累的车间。说着话，电瓶车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向着厂区内部僻静的地方驶去。那会儿我才感觉到，我们工厂面积太大了，我为能在这样的“大国企”上班而感到骄傲。这时候，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树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真像中学课本上《白杨礼赞》描写的那样：“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在白杨树的后面，有一个灰扑扑的车间，那就是张师傅说的最脏最累的车间——铸造车间。这里的工人也被称作“翻砂工”。

张师傅把电瓶车停在铸造车间外面的空地上。我下意识地朝铸造车间望过去。这时候，正好有一个浑身上下脏兮兮、只露出一口白牙齿的工人走出来，他的耳朵上还挂着一个口罩，不是白色口罩，应该是灰色口罩，不过看上去已经接近黑色了。这个工人来到车间门口，倚在墙上抽烟。这时候，他也看见了张大力的电瓶车，辨认了一下，然后朝张大力招手。

张大力带着我走过去。走到“黑人”面前，看得出来他们特别熟悉，说起话来没有一句客气话。我站在车间大门口，胆怯地向里面看去。车间里面弥漫着呛人的灰尘，那股明显的灰黑色的烟尘，不断地向车间门口冲过来。里面的工人们借助天车，把正在冒着热气的红色铁水，浇筑在地上的模具里；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黑灰色的砂土，工人们忙碌起来的时候，脚底下的灰尘也跟着升腾起来，车间里犹如腾云驾雾一般。我倒是知道翻砂工洗澡的事。因为铸造车间太脏了，所以铸造车间单独有个澡堂子，专门让翻砂工人洗澡。有时厂里大澡堂子人太多，也有工人去铸造车间的小澡堂子。但翻砂工绝不去厂里的大澡堂子，哪怕只有一个翻砂工下去，热水池子就别想要了，立刻变成黑水汤了。我去过铸造车间的小澡堂子，要是简单淋浴也还凑合，千万不能泡热水池子。热水池子上面油亮油亮的，好像漂着一层黑色的油。我特别纳闷儿，翻砂工泡澡怎么还能泡下来一层油呢？

这是你带的徒弟？露出一口白牙的“黑人”问张大力，然后转脸看着我。我向“黑人”笑着，说了一句“师傅好”。“黑人”点点头，粗壮的身子犹如一座黑塔。张大力朝地下掸了掸烟灰，指着我，对“黑人”说，这孩子特别好，有礼貌，爱学习，将来有前途。“黑人”看着我，喷出一口浓浓的烟，笑着说，就是长得太白了，得到我们车间练一练，把脸皮练黑了，多大的难事都不当回事了。张大力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烟屁股”，生生地捏灭了，转脸对“黑人”说，你们这翻砂车间呀，多好的孩子来了，也得给你们练坏了。“黑人”忽然攥住张大力的胳膊，转过身子，看着车间上空轰隆隆驶过的天车，说，多好的姑娘呀，你呀你，你这辈子呀，就是没有享这福的命。张大力的脸突然红了，好像裹了一层红布。他搡了一把“黑人”，拉着我就走了。

在去钢板库的路上，开着电瓶车的张大力一言不发，似乎在想着什么遥远的往事。我立刻猜到那应该是一个伤感而又动人的故事。张师傅突然带我去铸造车间，说不定与那个“多好的姑娘”有关系，莫非他在某个时刻忽然有了对于往昔的感叹，所以手下的方向盘不由自主地转动方向……身大力不亏的张大力，看上去是一个粗犷的人，实则内心非常细腻，只不过他很少袒露罢了。我作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学徒工，对于师傅们的情感世界还是非常关注的，总想着找机会去探究每一个师傅的内心世界。

2

张大力好像从来不认识“累”这个字，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上班干活儿，他愿意加班，愿意天天待在车间里。他跟我动情地说过，晚上躺在床上，感觉身上的力气才用了一多半，剩下的力气使不出去，憋在肌肉里别提多难受了，也不能总是找人摔跤去呀？张师傅叹口气说，爱摔跤的人越来越少了，男人不去摔跤了，都去“卡拉OK”唱歌了，一个个溜肩膀、细胳膊，留着长头发大鬓角，男不男女不女的，男孩子打扮得像个小姑娘，这日子该咋办呀？听组里绰号“小锤儿”的老李师傅讲过，张大力是我们组里加班最多的人，就是放眼整个车间，张大力也能排在前面，他绝对是个“加班冠军”；老李师傅还说过，张大力倒不是为了加班费加班，是他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不把身上的剩余力气撒出去，晚上睡觉不舒服。张师傅自己讲的，跟老李师傅讲的，正好能够互相佐证，说明这事就是真的了。单凭这一点，我就羡慕张师傅。我每天下班回到家，累得骨头都要散了，早上根本起不来，“马蹄表”的闹铃声即使彻底地响完，我都听不见，那才叫“睡得像个死狗”呢。张大力不爱在人多的场合讲话，私下里要是遇上对脾气的人，也能聊得开心顺气。我那会儿就认定，所谓不爱讲话的人，那是没遇上意气相投的人、没遇见感兴趣的话题，一旦这两个条件满足了，说不定就是无话不讲了，甚至还能讲个天翻地覆。

还有一次，张师傅开着电瓶车，也是带着我去钢板库提材料，恰巧遇到钢板库电力系统出现故障，“电葫芦”不能吊运了，我和张师傅只好耐心等待电工师傅抢修。我们俩坐在外面的太阳地里，后背晒着太阳，浑身暖融融的。我一直好奇张师傅的那位开天车的“多好的姑娘”，于是就把话题往那方面引，主动说起组里肖师傅的妻子窦彩莲给我介绍对象的事，因为黄了，所以特别迷茫，向张大力虚心请教，应该怎么搞对象……以后才能不后悔。张大力听了我的话，肩膀抖动了一下，拿着纸烟的手也下意识地抖了抖，眯缝起眼睛看着周围的景色。按照现在的欣赏标准，我们厂就是一座郊野公园，除了生产厂房还有相关配套建筑外，剩下的就是大片大片自然生长的树林子。喜鹊、麻雀、野鸽子，还有野兔子、野猫、刺猬，各种小动物多的是。因为没有人伤害它们，所以它们不怕人，就连机灵胆小的野兔子，从工人的脚边上过去，也没有胆小如鼠的样子，完全就是一只见过世面的、光明正大的兔子，走得那个安稳坦然呀，就连工人们的大声咳嗽，它们也不在意，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我们工厂里的小动物，与工人师傅们互不干扰，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

只要看准了人，就得大胆追求。张大力收回遥远的目光，说道，要么……等以后……后悔吧。我兴奋得赶紧接上话茬儿，立刻问道，那天在铸造车间门口，那个师傅说开天车的姑娘，是不是跟您搞过对象？张大力没有躲闪，大大方方地点头承认。我立刻采用激将法，说，肯定是您不同意，所以才……

错错错！张大力着急起来，连忙摆手道，是我错怪了她……怨我呀，怨我呀……

我惊住了，没想到张大力出现这样的情绪。

张大力眼圈儿红了，跟我讲起他和“天车姑娘”的故事，从他的神情能看出来，他是特别想要讲出来，仿佛再不讲出来，就要把他这个“闷驴子”给憋坏了，他的身子立刻就要爆炸。

她叫姚慧丽。张大力说完，看着我，继续说，这么跟你讲吧，姚慧丽是咱厂最漂亮的姑娘，你没见过姚慧丽吗？

在我的印象中，姚慧丽这个名字倒是听说过。

张大力眼睛闪亮地提醒我，说，个子高高的，腿长长的，眼睛大大的，梳着两个“小抓揪”……想起来了吗？打篮球……

哎哟哦！我想起来了，是绰号“女篮五号”的那个长腿姑娘吗？不，按照辈分，人家可是师傅，她也是“七〇届”的。

张大力这样一提醒，姚慧丽的形象在我眼前立刻清晰起来。

我们厂的班车停在厂大门进口处左边的一片空地上，选择这片空地，是因为班车能够轻松掉头。在这片空地旁边有一个篮球场，无论是场地还是篮筐和计分台子，都是按照正规比赛标准设计的。中午休息还有下班时间，是篮球场最热闹的时候，尤其是下班后那段时间，篮球场上的叫好声、呼喊声、口哨声，离着老远就能听到，仿佛一锅沸腾的开水。我们四点下班，班车四点半到达。因为路上堵车及其他原因，班车常常不能准时到达，这样等班车的工人们就会把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篮球场，那会儿篮球场比我们厂门口不远处的乡村集市还要热闹。打篮球的多是男职工，也有女职工偶尔参与，但不多，笑吟吟地投上两个距离篮筐好远好远的球，迎来一片不怀好意的赞美声，投篮的女职工满脸羞涩地小跑到场边去了。姚慧丽是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女性参与者，比不少男职工打得好，高了好几个档次。既漂亮又会打球，这就让姚慧丽格外出挑了。工人们形容女性漂亮，常常以《大众电影》的封面人物还有挂历上的女明星作为标准，他们在夸赞姚慧丽时就会说她“像女明星韩月乔”。我不坐班车，也就很少看到姚慧丽在篮球场上的绰约风姿。后来看过一次，我觉得周围看热闹的人，没有多少人关注男职工的篮球技术水平，他们都是在看姚慧丽，当上百人或是更多人的目光集体看向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被注视的人应该是能感受到的。被特别关注的姚慧丽，脸庞红扑扑的，跑起来的时候，她年轻的乳房就像穿着婚纱展翅高飞的两个小鸽子，看得人们心里乱乱的，在又慌又喜中，还掺杂着惊诧。姚慧丽外形漂亮，人又开朗大方，接近她的人以男性居多，还都是坐办公室的男干部，在众多心怀不轨的男性中间，尤以“厂办”干部李强的追求最疯狂。李强长相也不赖，个子也高，与姚慧丽站在一起，倒是很般配的一对。李强追求姚慧丽有一个好处：跟他好，他能把姚慧丽从最脏最累的铸造车间调出来，能让她坐在亮堂堂的办公室里；但也有一个条件：跟他好，不能再去篮球场打球，也不能跟其他男性说话。长相漂亮的女性都有一个犟脾气，况且还是打篮球的漂亮女性。姚慧丽闻言，冷笑一声，转身走了。这可把李强吓坏了，忙不迭地追上去，拉住姚慧丽的衣袖赔礼道歉。姚慧丽教训他说，我们车间都是男的，就我们几个女职工，你让我不跟男的说话能成吗？再说了，咱们厂子又不是“女儿国”，你这个条件说得通吗？我只能送你一个字。你说，多说几个字也成，我听着，我都能接受。李强声音低低的。不能多说，就一个字。姚慧丽说。好好，你说吧，我听着。李强完全不像坐办公室的干部，神态就像电影里的汉奸。滚！姚慧丽蹦出一个字，同时把李强拽在她衣袖上的手一下子扒拉开，在李强的“哎哟”声中，她转过身，一个漂亮的“三步跨栏”，随后又以田径场上竞走运动员的姿势，扭动着美丽的胯骨轴，潇洒地走了。李强怎么甘心把这么一位美丽调皮的姑娘放走呢？他不顾一切地再次追上去，结结实实地挡在姚慧丽面前，笑着说，我不滚，我不滚。李强好说歹说，用死皮赖脸的“坚韧”精神，终于留住了外表厉害内心柔软的姚慧丽。聪明的李强当然明白，让一个女子一辈子不跟男性说话，这怎么可能呢？除非重新回到“万恶的旧社会”，重新回到“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封建社会，可这历史的倒退又怎么可能出现呢？其实呀，心知肚明的李强之所以这么讲，不过是仗着自己的身份，想要在刚开始接触时，就让姚慧丽在他面前服软。李强认为，只要把姚慧丽的气势拿住了，以后的事就好办了。可是姚慧丽哪吃他这一套呀，这一个“滚”字，就让李强彻底没了脾气，从那以后，老老实实地跟姚慧丽相处了。

3

女人大多不喜欢饶舌的男人，在20世纪80年代，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杜丘”那样的沉默男人。张大力就属于“杜丘”那样的男子汉。起初，张大力不知道有个女子早就暗中注意他了。这个女子就是姚慧丽。按理讲，张大力在铆焊车间，姚慧丽在铸造车间，两个车间一个在厂子大门口，一个在厂子最隐秘的后院。这还不算，张大力不打篮球，姚慧丽怎么能注意到张大力呢？跟“黑人”有关系。“黑人”算是张大力和姚慧丽之间没有挑明的大媒人。

“黑人”叫边山峰，跟张大力家住得不远，也住在天津站附近。俩人还有一层特别关系，同在一所学校上过学。边山峰比张大力大三个月，因为生日在五月份，所以上学早了一年，属于“六九届”。本来边山峰要去距离天津三百五十公里之外的、地处太行山脉的河北省涉县工作——天津市在涉县建立了一家铁厂，这在当年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工业大事。之前不是说过好多次嘛，天津卫这地界喜欢给人和事起绰号，所以天津铁厂那时候也叫“6985”，就像天津地铁叫“7047”一样，看这个数字就能明白，在涉县的天津铁厂是1969年8月5日成立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表现一般的学生去不了天津铁厂，去的都是表现优秀的学生。边山峰是班干部，是学校内定要去“6985”的人选。可是就在最后圈定名单时，边山峰的阑尾炎突然发作，本以为这个小手术很简单，没承想手术后有后遗症，总是发烧，治好后没几天又接着发烧。天津铁厂属于国家“小三线”建设，不能分配一个病秧子去，边山峰也就错过了这个机会。边山峰着急起来，学校劝他不要着急，好好养病，学校不会不管他的。这样等到第二年，又破例给他分配了新单位，也就是我们厂。这一次是国营大厂，离家还近。边山峰偷偷地捂嘴乐了。虽说最后分到了最脏最累的铸造车间，但是边山峰照样高兴得不得了。边山峰跟张大力是在进厂前的体检中认识的，两人因为多说了几句话，发现还是一个学校的，于是勾肩搭背地走得近乎起来。边山峰有时去铆焊车间找张大力，张大力有时去铸造车间找边山峰，因为铸造车间的工人知道自己干活时的形象，所以边山峰很少去找张大力，大多是张大力来找他。来到铸造车间的人，没有注意不到姚慧丽的。姚慧丽犹如一株在灰尘堆中盛开的鲜艳的玫瑰花，只要进到灰尘遍地的铸造车间，人们就会看到头顶上的天车。因为工作性质独特，铸造车间的天车比较低，来人只要仰起脑袋多看一眼，就能看到花色衬衫领子翻在工作服外面的天车工姚慧丽。

她是铸造车间的一朵红玫瑰。张大力跟我说这番话时，双颊依旧带着红晕。遗憾的是，张大力注意到姚慧丽时，姚慧丽正在被不要脸的李强疯狂追求。年轻的我有三点好奇：张大力和姚慧丽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又是如何甩掉李强这个狗皮膏药的？最后张大力和姚慧丽又是为何分手的？张大力坦诚地告诉我，李强和姚慧丽走在一起，后来又分手，因为一块腕表，一块“东风”牌腕表。

我不由得看了看我手腕上的“东风”牌腕表。我手腕上的这块腕表是我姐姐的，我姐姐结婚后又买了新表，见我上班了，就把这块表给了我。我真是搞不懂，一块腕表竟然还能参与到爱情之中？

李强与姚慧丽刚开始搞对象时，觍着脸说“我不滚”，全方位地迁就姚慧丽。姚慧丽的哥哥要结婚，要给她未来的嫂子买腕表，未来的嫂子选中了“东风”牌腕表。这款表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天津卫还属于抢手货，它的前身是“五一”牌腕表，是五六十年代国产腕表中的佼佼者。后来不断改进，到了1966年改名“东风”，1973年的时候，一块“东风”牌腕表的售价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二十元。那时候能有一百块钱存款的工人家庭并不多，每个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只有五块钱，好多家庭距离月底还有几天就揭不开锅了，不仅是过日子的钱没了，就是粮食也不够吃了，所以那时候还有“借粮日”，每个月的二十五号可以使用下个月的粮食指标。为什么这款一百二十元的腕表叫“东风”呢？当时毛主席用“东风压倒西风”来形容世界局势，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就是这款腕表，成了中国开始独立制造腕表的开端。“东风”牌腕表非常抢手，需要有票才能买到。姚慧丽急火火地找到男朋友李强，帮她哥哥搞到一张表票，要求一定是全钢防震的，还得是十九钻机芯的。时间比较紧张，没有这块“东风”牌腕表，她那个未来的嫂子就不会跟她哥哥订婚。李强恨不得姚慧丽有事求他，立刻答应下来。不到一个礼拜，表票就给到了姚慧丽手上。李强把表票放在印有手表厂红色印戳的大信封里，封好口后，还沾上了三根鲜艳的鸡毛，代表“十万火急”的意思。姚慧丽拿着“鸡毛信”，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又是感激又是觉得好玩儿，于是在李强脸上亲了一口。李强特别激动，也亲了姚慧丽一口。在这之前，李强多次想要亲吻姚慧丽，都被她手一撩，冷冰冰地拒绝了。如今能够互相亲脸蛋儿了，李强怎么能不激动呢？于是，李强激动地表示，她哥哥结婚，他还要随礼十块钱。李强终于跟姚慧丽热恋起来。可是时间长了，李强的坏毛病又来了。不管人多人少，他都要掌控姚慧丽。有一次，姚慧丽下班打球时，因为她要强攻上篮，对方阻拦，她和防守的男职工双双倒地，两个人身体有了碰撞。打篮球时，身体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事，对方还把姚慧丽拉起来，姚慧丽也是大方地一笑。可就在这时，李强出现了，跑到场地中央，挥手让姚慧丽不要打了，姚慧丽愣住了。李强不由分说，拉起姚慧丽就要走，球场周围百人哄堂大笑。姚慧丽坚决不走，李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大喊起来，咱俩现在就分手，你是你，我是我。李强喊出“咱俩现在就分手”还没有一刻钟，他就后悔了。当天晚上，李强去姚慧丽家，向她承认错误。性格倔强的姚慧丽不答应，把他推出屋外。李强在姚慧丽家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姚慧丽都没出来。冻得流鼻涕的李强只好回家了。后来又经过多次软磨硬泡，姚慧丽还是没有松口，坚决跟他分手。李强见实在不可挽回，也就死了心。姚慧丽没想到，李强在背后说了她好多坏话，更气人的是，李强找姚慧丽进行索赔，不仅讨要随礼的十块钱，还要姚慧丽退还他表票。这可难坏了姚慧丽。十块钱好办，省吃俭用可以攒下来还给他。可是表票去哪儿找？就在姚慧丽走投无路之际，边山峰告诉她，他可以找好哥们儿帮忙，于是介绍了张大力。

这是哪年的事呀？我问张师傅。

张大力用回忆的语气说，七年前，也就是1973年。我们这拨人刚进厂三年。我长长地叹口气。张大力感慨道，那时候，“东风”的表票真是不好搞，“东风”是对内销售的牌子，对外销售的时候叫“海鸥”。可不要小瞧外销的“海鸥”，在国外都有名哩。

我又问，为什么边山峰推荐您帮忙呢？

张大力笑笑说，我姐和我姐夫都在手表厂上班。我姐夫还是技术员。

我这才恍然大悟。

4

我们铆工组的组长叫杨伟东，他有一个关于培养我的秘密计划，他谁也没告诉，连我也没有讲过，他要把我培养成铆工多面手。本着这样的计划，他给我安排了大量的工作：负责组里的考勤工作，负责每个人的成本核算；每个人干活的图纸，在干活前也要让我先看看，还要大致给我讲一讲；还有另一个安排，在一段时期里让我集中跟一个师傅干活儿，这样可以把每个师傅的绝活儿都能学到手。在有段时间里，我经常跟张大力干活儿。张大力的绝活儿不仅是开电瓶车，他还能修理电瓶车，他懂电工原理。车间有电工，有“保全”工，但是几百人的车间，单纯依靠一个电工、两个“保全”，也会耽误生产，所以遇上不是太复杂的电路问题，张大力都能自己解决。组长杨伟东提醒过我，跟张师傅多学点儿电工手艺，技多不压身呀！因为经常跟张大力一起干活儿，熟悉以后，有时就会去他家玩儿，一来二去的，处成了好哥们儿。

我去过张大力家。那是一条比老城里宽敞不少的胡同，距离解放桥电影院不太远。我在解放桥电影院看过好多次电影，印象最深的是看电影《追捕》，晚上散场时路过海河，望着河水，心里还有些害怕，担心也被坏人“追捕”，害怕被关进精神病院，搞不好再给我推下楼去。解放桥电影院在天津卫很有名气，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那时候叫“天升影院”。

我去张大力家时，他像班组里大多数师傅一样还没有结婚，也是跟父母一起住。他家里跟电有关的东西，都是张大力自己捣鼓出来的。电匣子是他买零件攒的；晚上起夜的小灯泡，是他自己组装的；他家的“蝴蝶”牌缝纫机坏了，也是他自己修理好的。听张大力父母讲，周围谁家跟电有关的事，全都找他。张大力也愿意帮忙，在邻居们的感谢声中，他高兴得满面春风。

我心里总是惦记张师傅跟姚慧丽的爱情。想要知道最后的结果。记得有一次，我去解放桥电影院看晚场电影，因为时间宽裕，我提前去了张师傅家。坐了一会儿，张师傅送我出来，他说想在河边走走。他经常一个人在河边散步，他说他喜欢河水，喜欢夜晚灯光下的河水。那天我们俩走着走着，在我不断引导下，话题就又扯到了他跟姚慧丽的感情上。

原来，张大力自从跟姚慧丽“好”起来以后，李强就开始在外面散布谣言，说他跟姚慧丽有“那方面”的关系。姚慧丽大闹“厂办”，李强受到严厉批评，写了好几次检查，说那些坏话都是他瞎编的，根本就没有。可是姚慧丽的“坏名声”传出去了，张大力面对流言蜚语，终于没有挺过去，与姚慧丽渐渐拉远了距离。

张大力说，我还是那句话，自己认准了的事，千万不要被乱七八糟的声音给搅乱了。

我们师徒俩望着海河水，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好说快到点儿了，我得去电影院了，这才离开沉默的张大力。

又过了几年，姚慧丽嫁人了，男方是二婚，带了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再后来，姚慧丽调走了，去了另一家工厂。我师傅张大力呢？也结婚了，我没见过师母，据说见过张大力媳妇的人都说，长得跟姚慧丽特别像，她们要是站一起的话，好多人会认为是亲姐俩。

 

小褚师傅

1

我们铆焊车间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有的师傅个子不高，绰号里明晃晃地高举“大”字；有的师傅又高又壮，绰号里倒有个扎眼的“小”字。比如，有个叫肖显能的肖师傅，个子矮，绰号里就有“大”字——“肖大批”；小褚个子高、身板厚，跟张大力还有组长杨伟东不相上下，绰号里却带着个“小”字。

小褚叫褚明刚，他的绰号比较各色，就叫“小褚”。把“小褚”叫响的人，是肖显能师傅。肖师傅逗趣说，你不是个子高吗？你不是长得壮吗？我偏要叫你小褚。褚明刚不服气地说，你叫我“小”，我就能变“小”吗？肖师傅上前一步，一本正经道，能，肯定能把你给叫“小”了。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什么场合，肖师傅就开始“小褚、小褚”地叫，起先没叫开，慢慢地，“明刚”和“小褚”混合着叫，再后来所有人跟着肖师傅叫褚明刚“小褚”，最后，褚明刚自己也下意识地叫起来。有一次，他在办公室打电话，抄起听筒，跟对方说“我是小褚呀”，旁边的会计听了，禁不住笑起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大家把“小褚”这个不像绰号的绰号硬是给叫起来了。从褚明刚1970年进厂，大家就这么叫他，一直叫到我进厂的1980年。已经二十六岁的褚明刚师傅还是被“小褚、小褚”地叫着，他已经完全习惯了，大家更是习惯了。生活中的许多事，都是习惯成自然，一旦约定俗成，到最后谁也改变不了，就像焊接起来的钢板，成为一个不能拆开的整体。

我一直觉得小褚师傅跟我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其实，组里的每个师傅对我都特别好，他们把我当作亲弟弟一样对待，我与他们每个人都谈得来。近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工厂往事”的怀念越发强烈。那时候，十八九岁的我经常去师傅家玩，无论去哪个师傅家都会受到热情欢迎，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依然令我记忆犹新。我去小褚师傅家，还有一个不好意思的原因，他们家有好多“好吃的”。

小褚师傅的母亲在西北角食品店上班，自从春节我去他家拜年后，他母亲就特别喜欢我，经常跟小褚说，让你那个徒弟来家玩儿。我只要去住在小伙巷的小褚师傅家，他母亲就会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大堆“零嘴儿”，都是我少儿时代喜欢吃的，有高粱饴、老药桔、糖杏干、软豆根、硬豆根，还有酸沫糕糖、沙板糖、花生酥、芝麻南糖、果仁南糖。这些“好吃的”，我小时候在老城里都吃过，搬家离开老城里后，这些“好吃的”就吃不上了，后来老城里整体拆迁，街道宽敞了，胡同没有了，到处都是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那些“好吃的”也就离开了胡同、离开了有烟火气的街道，没有了落脚的地方。可是在天津红桥区的大伙巷、小伙巷、西北角，原来的小胡同还保留有一部分，原来的街道风貌还有遗存，这些“好吃的”也就有了留存的生活氛围。特别令人感叹的是，还有一些食品厂家仍在生产拥有年代记忆的食品。这些“食品人”深深懂得一个道理，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人们的口味再怎么改变，童年的味觉记忆永远存在。有些食品厂家深谙这个道理，始终没有丢掉这些赚不了多少钱的老口味。

那时候，小褚师傅的母亲还会让小褚把“好吃的”给我带到厂里来。小褚师傅把“好吃的”包裹在一个纸包里，见到我后，放在我的更衣箱上面，朝我挤挤眼睛，啥话也不讲，穿好工作服，戴上手套，走了。我赶紧把纸包放到更衣箱里面，下班后马上拿走，这些“好吃的”我喜欢吃，我们车间的老鼠更喜欢吃。

车间老鼠很厉害，它们经常去的地方是工人的更衣箱。更衣箱是铁板焊制的，没有任何缝隙，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做客的。更衣箱一米五高、一米宽、一米深，三个箱子焊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我们班组里的十二个更衣箱分成四组，整齐排列在靠近窗户的地方。因为窗户在阳面，冬天的时候更衣箱上面洒满热辣辣的阳光。中午休息时，我就在更衣箱上面铺上棉袄，躺在上面睡觉。睡醒后，脸红扑扑的。师傅们逗笑我说，你刚才可是说梦话了。我忙问，梦话说的啥？师傅们不说，只是看着我笑。我慌张起来，挨个儿问，哪个师傅都不讲。最后小褚师傅悄声告诉我，你梦话说要考大学，连说了好几遍，声音一遍比一遍大，像是跟谁在赌气。我当即红了脸，羞得慌，高考成绩那么糟糕，眼下已经是“大国企”的工人了，怎么还想着上大学，真不知天高地厚！

还是接着说更衣箱和聪明的老鼠吧。更衣箱有三层：最上一层，放车钥匙、眼镜、钢笔之类的小物件；中间一层比较高，一侧是铁挂钩，挂大件衣服，下面还有空当，可以把衣服折叠起来放；最下面一层，放鞋子、帆布手套还有铁榔头之类的小件物品。我记得有个星期一早上，我坐在长条木凳上换鞋。把“大头鞋”拿出来，正要穿进去，还没踩到地上，感觉脚底下软乎乎的，同时还伴有吱吱的叫声，我又脱下来，把鞋舌头、鞋带扯开些，找准光亮，往里面细看。这一看当即吓傻了，原来“大头鞋”里面有好几个挤在一起的小老鼠，我“哎哟”一声把“大头鞋”扔在了地上。坐在我旁边的小褚师傅见状，不慌不忙地帮我把“大头鞋”捡起来，朝着不远处的垃圾箱走去，他举起“大头鞋”甩了甩，把鞋子里面的小老鼠倒掉，坦然自若地走回来。我伸着一只脚，好像被人施了魔法，定住了。我惊讶小褚师傅的做法，不把小老鼠弄死……放走了？小褚师傅笑道，这么小的老鼠，杀它做啥？没有几两肉。我无语。我把更衣箱仔细检查了一番，没有任何小洞洞，不知道母老鼠是如何把小老鼠寄存到我鞋子里面的。说不定星期天我们歇班了，老鼠趁着车间没人，用了什么神奇的魔法进到更衣箱里面。那次以后，我绝对不敢在更衣箱里放食品了，即使铁罐的“麦乳精”也不敢放，老鼠们有这么大的本领，要是钻进五块钱的精致漂亮的“麦乳精”铁罐里，我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但是那件事以后，我对放生小老鼠的小褚师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太好玩儿了。

2

小褚师傅的拿手好戏是操作普通的电砂轮。可就是这个“拿手好戏”，给他留下了伴随一生的印迹。

电砂轮的技术含量，跟车间里的其他设备比如油压机、剪板机、滚板机没法比，跟振动剪也比不了。它太普通太简单了，任何一个刚进厂的学徒工，不用师傅耐心辅导，只是简单讲一讲，就能立刻操作。小褚师傅却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越是简单的事越不要轻视，好多人都栽在小事上。

电砂轮的高度大约一米二，一个小台子，砂轮上面有个铁皮防护罩，这样在打磨的时候，铁屑就不会飞溅上来，而是奔向地面。所以电砂轮操作台的地面上，经常会有一层薄薄的铁屑。车间有明确要求，使用电砂轮时，工人要戴防护眼镜，干完活儿还要及时清扫地面。使用电砂轮的活儿，不是大活儿，都是不起眼的小活儿。好多师傅使用电砂轮时，经常忘记戴防护眼镜。所谓的防护眼镜，就是车间发放的“劳保”眼镜，白色镜片，用来遮挡偶尔飞溅到脸部的砂粒、铁屑，特别是防止蹦到眼睛里面。至于打扫地面，要是活儿少的话，也就扭头走了，除非活儿比较大，地面铁屑太多了，找把少毛的扫帚打扫一下。

小褚师傅刚进厂时，有一次在电砂轮上干活儿，嫌麻烦没戴防护眼镜。没干一会儿，突然感觉眼睛疼，摘下帆布手套，用手揉揉眼，接着干；过了一会儿，感觉眼睛发痒，视线有些模糊，用手摸一下，有些湿乎乎的，低头看手上，鲜红的血迹。小褚吓坏了，赶紧关掉电闸，用手挡着脸跑回组里，打开更衣箱，拿出小镜子，这一照，更把他吓坏了，眼角和鼻梁之间的深窝处正在流血。他赶紧用卫生纸蘸了蘸，原来眼窝处破了。

小褚师傅跟我讲，当时他要去保健站让大夫看看，就不会留下麻烦了。厂保健站大夫技艺高超，一般病情可以马上确诊。可是小褚没去保健站找大夫看，自我感觉就是砂粒把皮肤碰破了，止住血后，他从更衣箱里找出防护眼镜，继续在电砂轮上打磨。

碰破了？我问小褚师傅。哪呀！小褚师傅说，麻烦了。

起先几天，洗脸时没啥感觉，可是几天以后眼睛和鼻梁之间的深窝处肿了，稍微碰一下，疼得受不了，看东西还有些模糊。小褚马上去了眼科医院，经过照相检查，发现是两个微小砂粒迸进了肉皮里，因为没有及时取出来，导致发炎红肿，对视神经造成了影响，必须马上动手术，否则还会恶化。伤口处于眼窝处，小褚鼻梁高，缝线的时候不好缝，再加上他又是瘢痕体质，即使轻微外伤也会在皮肤表面留下瘢痕。果然伤好后，眼窝处留下一道明显的伤疤。

小褚师傅用手指着，让我仔细看，果然有一道细长的伤疤。小褚师傅还告诉我，别小看这条细长疤，只要遇上冷天气，伤疤就会变红，天气越冷，颜色越深。随后又苦笑着说，我爸埋怨我大意，自己把自己给破相了。我逗笑道，不是也没耽误谈情说爱，您不也谈上了吗？小褚师傅挥起拳头，照我胳膊就是一拳。我装作要摔倒的样子“哎哟，哎哟”叫起来。小褚师傅瞪起眼睛，又朝我举起拳头，吓得我赶紧跑走了，担心跑慢了，他像扔鞋子里的小老鼠一样，把我也给“扔”掉。

小褚师傅女朋友的工作单位不错，比其他师傅的女朋友都要好，在文化馆上班，做出纳。后来文化馆搞起来“三产”，把一间会议室改成录像厅，小褚师傅的女朋友不愿意天天跑银行，三番五次找馆长，申请到录像厅工作。她在录像厅除了卖票还兼职打扫卫生。小褚师傅不喜欢女朋友到录像厅，女同志做出纳多好呀，两个人为此还闹了别扭，差点儿分手，最后小褚师傅主动承认错误，女朋友也就原谅他了。

小褚师傅女朋友供职的文化馆位于市中心，走路去劝业场也就三分钟。录像厅开业后火爆异常，女朋友赚得比以前多了。虽然名头没有做出纳好听，但是赚的多了，经常穿一些漂亮衣服。小褚师傅看女朋友越来越漂亮，也就不在意其他的了。

小褚师傅得意地跟我讲，想看录像，说话。我心眼儿实诚，说，下班回去，累得不愿意动，总想躺在那儿，双腿不给劲儿。小年轻的爱睡觉，永远睡不醒。小褚师傅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你不是愿意当记者吗？记者得采访呀，哪天采访采访我爸，他可有一肚子故事。我眼睛一亮。这可比看录像有趣。那时候我初学写作，总觉得没有采访就写不了，小褚师傅送上门来的采访机会我不想错过，况且小褚师傅的父亲可不是一般人。

小褚师傅的父亲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虽说在街办卫生院，但是找他爸看病的人特别多，每天上午二十个号，多一个都不看。他爸尤其会看小孩儿病，药到病除，而且用的都是小药，价格便宜，什么小儿金丹、小儿至宝锭……孩子吃下后，很快就好了，周围的百姓给小褚师傅的父亲起了一个绰号——“小儿王”。周边地区小孩儿们得病，全都去找“小儿王”褚大夫看病。后来，褚大夫看儿童病多了，看成人病就看得少了。我两岁的小外甥病了。我妈说，你找找你师傅，找“小儿王”看看。我说，那还用找吗？挂号去看不就得了。我妈说，人多，还得排队。我说，不至于吧，还能比买“隐条涤纶”的人多？我妈瞪了我一眼，命令道，你明天一早去挂号。我说好吧。那时候买“隐条涤纶”得排队，有时候排队几小时，排到了，布没了。可是没想到，找“小儿王”褚大夫看病的人，不比买“隐条涤纶”布的人少。我一大早去了，挂了个倒数第二，再晚去会儿，号都挂不上了。我妈一顿埋怨我，又说到了医院，跟“小儿王”说个好话，看看能不能提前看。我抱着小外甥，跟在我妈身后，匆匆来到医院。院子里、诊室里都是抱着孩子的家长，得病的小孩子哭闹不止。我妈瞪了我一眼，又开始埋怨我不早点儿去挂号，接着又小声问我，褚大夫是你师傅的爸爸，就不能说说好话吗？我硬着头皮挤进诊室，瞅准机会凑近褚大夫，小声说“褚明刚是我师傅”。我以为怎么也得给个面子，我春节去褚师傅家拜年，跟褚大夫聊得欢天喜地的，可是没想到，这会儿的褚大夫像是不认识我，板着脸，让我按号排队等候。旁边等待看病的人鄙夷地瞪着我，不住地夸赞褚大夫不仅医术高明，人品也是顶呱呱。那会儿我有些恍惚，在褚家见到的“小儿王”褚大夫，那可是和蔼可亲呀，没有一点儿架子。后来，我把带小外甥看病的事，跟小褚师傅讲了。小褚师傅说，“小儿王”就那样，别说你呀，我对象家里人找他看病，他也照样让人家后面排队去。小褚师傅管他爸不叫“爸”，也叫“小儿王”。我说，你爸大公无私。是呀，差点儿把我对象给“大公无私”了。小褚师傅苦笑道，幸亏我对象脾气好，不然的话……我这幸福的爱情呀，说不定就毁在“小儿王”手里了。我听着小褚师傅管自个儿爸爸叫“小儿王”特别有趣，忍不住笑起来。小褚师傅说，你别笑，“小儿王”就是这样，只要坐在诊室里，六亲不认，只认病人。

“小儿王”褚大夫的好多故事让我长了见识，我一直琢磨着哪天跟褚大夫聊聊天，把他老人家肚子里的中医故事“挖”出来。那时年轻的我，对于不了解的人和事，始终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小褚师傅答应我，哪天让我跟他爸爸聊一聊。

我好奇地问小褚师傅，您怎么不学中医呢？中医多好呀，越老越值钱！

小褚师傅说，我是怵头背汤头歌，烦死人啦，学不来。

3

小褚师傅长得高大威武，说话、做事特别有趣，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他跟我讲起他愿意进工厂的原因，他说，你们谁都猜不到，既不是为了“大国营”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为了粮食定量，粮本上的四十三斤定量，那是给我妈看的，我不在意。我奇怪地问小褚师傅，那您在意什么？小褚师傅神秘道，你永远猜不着，我进工厂最高兴的事，是可以每天痛快洗澡。小褚师傅这样一讲，让我大呼感慨。的确是这样呀！

我进厂那会儿已经是1980年了，有淋浴喷头的人家都没有多少，何况1970年？我们厂的职工浴室，跟老南市的“玉清池”比，肯定比不过，人家“玉清池”号称“华北第一池”，比不了，跟劝业场的“华清池”也比不了。虽说比不了外面的名牌浴池，可我们厂的职工浴池，那也是牛气冲天的。不像有的厂子只有一个浴池，一三五男职工洗，二四六女职工洗。我们厂拥有两个单独的浴池，男女职工每天都能洗，单凭这一点，就把好多工厂给比下去了。

我在进入工厂之前，经常跟小伙伴们到附近的工厂浴池，以家属名义去“蹭澡”。遇到好说话的师傅，人家把头转过去，我们脚步加快，身子灵活一闪，犹如一张纸片飘进去了；遇到办事严谨的，挨个儿询问爸妈是哪个车间的、叫什么名字，稍有迟疑就被大声呵斥，轰苍蝇一样被无情赶走。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子到工厂去“蹭澡”，谁没有过被呵斥被赶走的深刻体验呢？所以小褚师傅骄傲我们厂的浴池，我太有同感了。我们厂的职工浴池特别气派：大门是两扇挂着布帘的活动门，进去后是个小过厅，过一道门，还要再拐个弯，才是换衣服的地方，冬天时外面的冷风吹不进来；东西两面墙是顶天立地的柜子，柜子被分隔成许多个方方正正的小格子，说是小格子，一个成年人的褂子裤子放进去绝对宽敞，没有锁头，关上小门，代表这个格子有人用了，放心，衣服丢不了；柜子下面是结实的长条凳子，凳子高度设计合理，站在长条凳子上，一般个子的人也可以够到最上面的小格子；鞋子放在长条凳子下面或是柜子对面的墙根下，自己鞋子自己认识，也不会穿错。往里走，就是浴室了。浴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热水池子，喜爱烫澡的，可以下到冒着热气的池子里，尽情地去“哎呦哎呦”地烫澡，那叫一个舒服哩；另一部分是淋浴，一共二十个花洒，每个花洒的距离特别宽，左胳膊背后面、右胳膊搁下面，把一条毛巾拽紧了，用来搓洗后背，这个张牙舞爪的姿势，也不会干扰旁边的人。关键一点，水流特别冲，冲到身子上特别舒服。我们厂的浴池，可以同时容纳一百多人洗澡，光是浴池服务人员就有十几个，浴池特别干净，犄角旮旯没有一点儿脏东西。热水池子永远清亮亮的，水面上没有油乎乎的感觉。下水口也没有头发之类的东西阻挡，都有人及时清理干净。热水池子旁边还备有大块的搓脚石，后勤科能想到的服务，几乎全都想到了。

小褚师傅跟我说，只有“大国营”的厂子才有这样的洗澡待遇，小厂子根本比不了。说这话时，他的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小褚师傅说他从小就爱洗澡，可是家里地方窄，一家六口人除了一间大屋子，还有一个可怜的“小刀把”，夏天洗身子还好一点儿，男孩子放得开。冬天可就没办法洗澡了，必须去公共浴池，洗一次就得块儿八毛，真是洗不起呀，普通人家的孩子，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痛快淋漓地洗一次。小褚师傅说的这些情况，我特别能理解。

记得那时候除夕的早上，一大早起来不干别的，男孩子们拿着家长给的钱，脚不沾地直奔澡堂子。买牌进去后，兴高采烈地开始玩命搓澡，恨不得把一年的污垢全给搓下来，洗到快要晕倒、累得胳膊没劲儿了，这才罢休。经过这么一通折腾，倒是能把一年的污垢给洗下来，可是皮肤受不了，火辣辣地疼。

后来与小褚师傅聊天才知道，他来工厂还跟他爸“小儿王”褚大夫有关。原来，“小儿王”曾在国营大厂保健站工作过，打倒“四人帮”后离开工厂，重新回到医疗战线，原本他可以回到原来工作的中医医院，可由于街办卫生院需要大量有经验的医生，褚大夫响应政府号召，毅然决然地去了街办卫生院。真是应了那句老话，金子在哪儿都发光，褚大夫在街办卫生院干得风生水起，很快成为一方名人。

我这才明白，小褚师傅对工厂拥有深厚感情，原来还有家庭的原因。

4

“小儿王”褚大夫知道的老事儿太多了。在我过去的少年认知中，我觉得说评书的人是了不得的人，可自从去小褚师傅家与褚大夫聊过天，才发现老中医不比说书人口才差，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同样是“故事篓子”。

记得褚大夫第二次见到我，笑着问“泡没泡过病假，说实话”，我的脸当即就红了，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褚大夫哈哈大笑。你们“泡病假”的那点儿小聪明我都知道，我可是在工厂待了好多年，见识过“泡病假”的各种阴谋诡计。褚大夫说，只要别“泡”得过了，我都好说话，半天一天都给开假条，可要是过了，我眼睛里不揉沙子。

我红着脸，朝着褚大夫作揖，说，天底下的保健站大夫都是大好人。

褚大夫捏起小泥壶，嘴对嘴，吸了两口，放下来，用手继续摩挲着小泥壶。那把小泥壶已经有了包浆，不知道用了多少年。

其实说到底，所谓“泡病假”就是家里有事，又不想请事假，请事假扣钱多，还会影响到月奖、季度奖和年终奖；歇病假呢，工资扣得少，只要每个月的病假不超过一天，不会影响奖金。即使一个月歇病假超过三天，扣的奖金也比请事假扣得少。这样来看，病假和事假比较下来，歇病假还是非常划算的。谁家里没个事呀？怎么办？所以每个工人都有过“泡病假”的情况，只不过或多或少罢了。

我也有过“泡病假”的“光荣历史”。那时“泡病假”的“病”，主要就是“心动过速”。怎样才能让正常的身体出现“心动过速”呢？上下楼跑几趟，然后坐到大夫面前，尽量控制自己的喘气，表情上要做到心平气和，然后开始愁眉苦脸地跟大夫说心里不舒服，有发慌的感觉。就在大夫拿起听诊器将要放到胸口上时，这时候关键动作来了，双腿要立刻绷起来，要用五个脚指头绷劲儿，这样听诊下来，心跳大概在一百三十左右，这就算是“心动过速”了，可以达到一天或半天的歇假标准。褚大夫温和地告诉我，工厂保健站大夫都知道这个“小把戏”，只不过没有哪个大夫想戳穿这个秘密。我再次脸红了，不由自主地说，真是谢谢了。我说的这个“谢谢”，完全发自肺腑。原来，保健站大夫这么理解我们这些“泡病假”的工人。要是褚大夫不当面跟我讲，我还以为是自己巧妙地骗过了大夫，原来人家大夫早就心知肚明了。

我喜欢去小褚师傅家，但总要有个正经的理由，这样才能顺理成章，显得特别自然。后来，我终于找到去小褚师傅家的理由了。

小褚师傅有个爱好，这个爱好他对外没讲过，担心让同事知道，说他“充大尾巴鹰”。他有什么爱好呢？看书，不是看小说，是看哲学书。我有个表姐在图书馆上班，我经常替小褚师傅借书。我记得给小褚师傅借过一本书，《哲学的贫困》，光是书名就让我对小褚师傅刮目相看。本来我可以把书带到厂里，我不，我偏要去他家送书。这样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既可以吃到沙板糖、豆根糖那些“好吃的”，还能听褚大夫讲故事，褚大夫的中医故事，听得我一愣一愣的，感觉比听评书还过瘾。

有一次给小褚师傅送书，正好我肠胃不舒服，拉肚子，就跟褚大夫说起来。老人家听了我的症状，笑道，不是大事，不用吃药，吃饭时吃上两三瓣大蒜，切开生吃，保你能好。

褚大夫特别像我印象中的老中医，一头白发，脸上特别干净；他背对着阳光，两只又薄又大的耳朵，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通体透明，散发出迷人的光晕。

褚大夫从我拉肚子又说到了人的粪便也能入药的传奇故事。

褚大夫问我，你知道金汁吗？我问，金子化成的水，金水？

不是金子化成的水。褚大夫摇头道，是少年粪便化成的水，叫金汁。

啊？我惊得说不出话来。

褚大夫说，金汁的制作过程可讲究了，取自十一岁到十四岁之间的男孩儿的粪便，多一岁不成，少一岁也不成。提取金汁的季节得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季节。为啥要选这个季节？这个季节是人体最好的季节。这个时候男孩儿肠胃好，还因为这个时候气温低，容易保存。

直接把男孩儿的粪便保留下来？我依旧惊讶。

不，麻烦着呢。要把干净的泉水、井水还有红土，跟男孩儿的粪便放在一起，用筛子过滤掉杂质，取出过滤后的粪汁，还得加入甘草水，放入陶罐里，上面用干净的黄土盖上，埋进土里面，埋得越深越好。

我听完这个程序，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又问道，要埋多久呢？

褚大夫说，二十年或是三十年。

啊，得埋这么多年呀？我禁不住喊出声来。

几十年以后把陶罐挖出来，这还不算完，后面还有程序呢。褚大夫平静地说，几十年以后，发酵后的粪水分为三层，最下面的沉淀是残渣，中间是白色的水，最上面黄金颜色的，才是金汁。

喝吗？我不解。

当然喝喽，一般人喝不起，达官贵人才能喝。褚大夫说，能治的病多的是，清热解毒，高烧高热，还有河豚毒和腹泻。

我长呼一口气，问，还有呢？

褚大夫轻松地说，用金汁还可以美容，去掉脸上的黑斑、黄斑。

我提到嗓子眼儿里的那口气，这才呼出去。

那时候，每次去小褚师傅家，都能听到传奇的中医故事，还能吃到“好吃的”。我跟小褚师傅说，比去文化馆看录像有意思多了。小褚师傅说，“小儿王”讲的，全都是稀奇古怪的事。你要是多跟他聊天，说不定你以后当不了大记者，也能当上老中医。我羡慕道，褚师傅，您要是跟伯父学习中医多有意思呀，这个行业可是有趣呀。小褚师傅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5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每天都有新鲜的事出现，这些新鲜事能够“刮”到社会的任何角落，也包括远离市区的工厂里面，什么港台歌曲，什么“蛤蟆镜”“喇叭裤”，什么“卡拉OK”……不仅让年轻人坐立不安，也让我的师傅蠢蠢欲动，或多或少有了“活思想”。

有一天，小褚师傅悄声问我，想不想学跳舞？我心中一惊，问道，想学呀……去哪儿学？小褚师傅说，我对象那里，他们文化馆把会议室改成了舞厅。我问，录像不搞了？小褚师傅说，两码事，我没讲清楚。录像厅在小会议室，舞厅在大会议室。小褚师傅双眼闪亮，继续说，舞厅生意火爆极了。我好奇地问，听说票价挺贵的？小褚师傅说，你呀，脑子怎么不转轴？小褚师傅又说，咱不是有人吗？哪天我带你去。我点点头。

不知为什么，自从小褚师傅跟我讲过跳舞的事，我的心情就开始波澜起伏。我的好多同学都已经去过舞厅了，我竟然还没有去过，这要是跟同学在一起说起来，真有些丢脸面。

那阵子，跳舞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我们厂的青工们也在议论纷纷，都跃跃欲试，但又胆小不敢上阵。那会儿每天午饭时间，食堂（礼堂）里就会上演跳舞的热闹场面。厂团委号召青年人学习跳舞，大家都认为会跳舞的青年人才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只有朝气蓬勃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死眉塌眼没有生活激情的人，也不会干好本职工作。有时候，广播站的播音员站在舞台中央，举着话筒，热情鼓励大家上台跳舞，好多师傅坐在下面，一边吃着饭，一边欣赏，不时地互相鼓励上台去，跳一会儿也好呀，有舞台又有音乐，多好的学习机会呀。广播站的广播员，是个“以工代干”的青年女工，个子不高，瘦瘦的，普通话说得纯正。不知道她是由于激动，还是文化水平不高，竟然念了错别字——请大家快点儿上台来，让我们一起姗姗起舞。她把“翩翩起舞”给念成了“姗姗起舞”，说一遍也就罢了，她连说了好多遍。可能大家心思都集中到跳舞上面，没人注意到广播员念了错别字。虽然已经初春，但是郊外空旷，一早一晚依旧很冷，好多青工穿着绿色军大衣就上台了，还有的工人穿着一身不太干净的工作服也上台了，大家在水泥地面的舞台上笨拙地跳着“吉特巴”“伦巴”，还有“快三”和“慢四”。即使跳得不好看也没有人讥讽嘲笑，大都是羡慕，敢上台扭动腰肢就已经不简单了，又因为跳的看的全都特别激动，所以没有人注意细枝末节。这时候，忽然有人喊“季师傅来了”，这一喊，舞台上的青工们不敢跳了，全都躲在边上，看着信步上台的季师傅。金工车间的季师傅，是我们厂子跳得最好的人。但他是个有残疾的人，左边颧骨下面完全塌陷，一点儿肉都没有，只有一张紧绷绷的皮，这样看上去，季师傅好像只有半张脸，不知道是生来残疾，还是后天伤残。别看季师傅只有半张脸，业余时间完全被女工围绕，向他学习跳舞。各种舞步季师傅都会跳，轻盈帅气，尤其是“吉特巴”，无与伦比，用什么形容词都无法形容。后来不仅女工找他学习，男工也找他学习。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季师傅男女步都会跳。厂团委办了一个交际舞学习班，三顾茅庐才请来了忙碌的季师傅。季师傅带着一个又一个工人跳起来，大家围拢在他的左右，有的看他脚下的舞步，有的看他的姿态，有的看他的面部表情，大家一边认真学习，一边不住地啧啧赞叹。我坐在舞台下面的椅子上，已经没有心思吃白菜炖肉了，也没心思喝小虾米白萝卜汤了，小声跟小褚师傅说，要不……我也去报个班，跟季师傅学学？小褚师傅犹豫了一下，说，还是让我对象帮你找老师吧。他们文化馆多的是，同事全都能歌善舞：跳新疆舞，脖子像是装了轴承；跳蒙古舞，双肩抖得像是装了弹簧。我帮你联系，说不定你还能……遇见对上眼的。小褚师傅这样一讲，我心里开始动荡起来。

过了几天，小褚师傅找到我问，你跟“肖大批”说过，要去文化馆找我对象学跳舞的事？我赶紧摇头道，没有没有，我没说过，怎么了？小褚师傅笑起来，你别紧张，肖显能“肖大批”这家伙不知道从哪听说我对象不干出纳了，在舞厅上班，这家伙准备找几个人去学习学习、切磋切磋。我再次向小褚师傅表明，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要去学习跳舞的事，我可不是“闲老婆嚼舌头”的人。小褚师傅连忙摆手道，没事没事，我倒是觉得“肖大批”这个提法有意思，大家整天上班这么累，必须得活跃活跃业余生活呀，咱们厂团委也号召大家学跳舞，我琢磨了，这事没问题。我附和着小褚师傅说，现在男女老幼都在学，外面舞蹈培训班多的是，肯定没事的，舞场又都是国家开的，只要不跳蒙面舞、黑灯舞，嘛事都没有。小褚师傅听了，完全赞同，不住地点头。

又过了几天，“肖大批”在组里正式宣布，他老婆窦彩莲找了几个调料厂的女工，再让他找几个厂子里的男工，大家一起去小褚对象的舞厅跳舞联欢。谁要去，赶紧报名，每人交五块钱。人家小褚对象给咱打折。起先，我以为跳舞这件事，大家只是说说而已，真没想到，“肖大批”和小褚师傅竟然就把这件事给促成了。

到了星期天，我们浩浩荡荡地去跳舞了。那天去的人除了我和小褚师傅、肖显能“肖大批”、孙在庭“卷毛孙”，小褚师傅还让我再喊上几个跟我同时进厂的男同事。小褚师傅说，跳舞这事呀，人多才有意思。我心里明白，这是人多壮胆，大家都没跳过舞，心里没底，担心露怯。

那天下午，我们在文化馆大门外的街道上集合，发现肖显能妻子窦彩莲和她们工厂的几个女工也到了。刚刚进入春天，天还有些凉呢，可是调料厂的几个女工都穿上了花裙子，还都齐刷刷地踩上了高跟鞋，看得出来她们化了妆，身上香味特别浓，我刚走到她们跟前，就连续打了好几个响亮的喷嚏。

让我没想到的是，窦彩莲曾经给我介绍的对象，也就是那个说纯正天津话的女工小徐也来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尴尬得站在那儿，感觉双手像是两个多余的东西，一会儿插进口袋里，一会儿背在身后。我心里一个劲儿埋怨肖师傅，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好让我有个精神准备呀？肖师傅和窦彩莲看出我的尴尬，两人一起笑起来。窦彩莲走过来，嘎嘣脆地说，你还大小伙子了，怎么比女同志还腼腆，来来来，快点儿进去吧。

窦彩莲特别适合干工会，还适合当工会主席，她硬是把这些没见过面的人、尴尬的人凑在一起，还能让大家快速熟悉起来。她买了爆米花、葵花籽、水果拼盘，还有好几瓶汽水，小桌上堆得满满当当得已经放不开了，她还要去买，被肖师傅悄悄拦住了。

这时候，音乐响起来，光线暗下来，可没有人去跳舞，谁都不想当第一个上场的人。窦彩莲坐不住了，招呼大家不要拘谨，抓紧时间去跳舞，还等什么呀，再等黄花菜都凉了。小褚师傅的女朋友姓张，我喊她“张姐”。张姐不像干过出纳的人，性格跟窦彩莲差不多，也是爽快性子。两个性格相似的女人一见如故，她们坐在卡座上，热烈地说起话来，时不时地转动着身子，张罗着众人喝水、跳舞。只要看见有人坐着不跳，她俩就会用手指着，比画着快点儿去跳。

《巴比伦河》的音乐响了起来。带着悠远，带着伤感。小徐站起来，走到我座位旁，主动伸出右手，邀请我跟她跳舞。我心惊肉跳地站起来，与她一起走向舞池中央。本来我们俩一般高的，可是穿上高跟鞋的她，比我高出一大块儿。小徐身上的香水味道比较温和，是我能够适应的味道。我不会跳舞，小徐跳得非常好，再加上伦巴舞步比较简单，她“拉”着我，慢慢地在舞场上“走”。我问道，你跟谁学的？小徐轻描淡写地说，跳舞还用学吗？我从小就爱跳舞，要不是我爸逼着我进工厂，我早就去考歌舞团了。

小徐跳得的确好，姿态优美，脚步跟曲调完全合拍，她不仅会跳正规的伦巴舞，还能跳姿势怪异的“瘸腿伦巴”，真是把我看呆了，她除了还是一口纯正的天津话之外，似乎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舞场光线比较暗，再加上有旋转闪烁的亮光，我和小徐看不清彼此的表情……但我感觉她的手和我的手一样，都有些微微颤抖，我们俩的手心都出了汗……一曲完毕，我们回到各自的卡座上。

窦彩莲走过来，一屁股坐到我对面，问我，后悔了吧？小徐多漂亮，说天津话怎么了？天津人不说天津话，非得说巴拿马的话？说巴拿马的话你听得懂吗？臭毛病！哦，你要是还有想法，我就再给你搭咯搭咯。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不知为什么，那会儿想起我抄在本子上的一个外国诗人的名言，于是我用忧伤的语调说，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窦彩莲听了，笑道，你呀你，哪儿都好，就是脚不沾地，天天在空中飘。我被窦彩莲说得不好意思，刚想进一步解释，音乐又响起来。窦彩莲马上对我说，刚才人家小徐邀请你，你现在过去邀请人家，舞场上都是男的邀请女的，哪有让女的邀请男的？你还总是背名人名句，这个礼貌那些名人怎么没教你？我被窦彩莲训斥得脸上火烧火燎的，幸亏舞厅灯光暗，没人看出来。

我赶紧站起来去邀请小徐。走过窦彩莲身边时，她在我后背上狠狠拍了一巴掌，笑道，你呀你，整天死记硬背那些不中用的名词，我看呀，应该送你两个字。我停下脚步，忙问哪两个字？窦彩莲犹豫了一下，笑道，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肖显能，要给他两个字。我更糊涂了，再问，跟肖师傅有啥关系？窦彩莲说，他是你师傅，我就得先给他。我还是糊涂，继续追问是哪两个字。

你可真是笨，回家自己琢磨去。窦彩莲扒拉我一下，说，快去邀请小徐呀，一会儿让“卷毛孙”给邀走哩。

 

王向辉

1

王向辉是我的第二个组长师傅。我上班四年后，从铆工七组调到铆工一组。按照铆焊车间不成文的规定，学徒工出师后要换一个新班组。与我同时进厂的青工，出师一年后就换了新班组，我出师两年才换班组。为什么晚一年，我不知原因。我不想换新班组，已经跟师傅们熟悉了，换了新班组还得重新适应。在得到换班组的通知后，我跟组长杨伟东讲了心里的想法。杨伟东叹口气说，不成呀，这是车间规定。我站在带我四年的组长杨伟东面前，感觉眼睛湿润起来，我紧绷着，不让眼泪流下来。杨伟东眼睛看着别处，轻松地说，不还在一个车间吗？有事还找我。我知道杨伟东舍不得我走，所以他才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他是担心我们目光对视，他也会像我一样控制不住地流眼泪。

我来到铆工一组。组长王向辉，比杨伟东年龄大。王向辉是“六八届”初中生，本来他应该上山下乡的，但因他是独生子，父母又有重病，所以就留城了。王向辉性格稳重，身材瘦高，感觉他身上只有骨头架子，没有一点儿多余的肉。王向辉经常叼着一根烟，那根烟犹如焊在了他的下唇上，无论干什么，烟卷都不掉。有时烟灰很长了，看上去摇摇欲坠，可依旧掉不下来。王向辉有时抽价钱稍贵些的“大前门”，有时抽价格低的“墨菊”，无论抽什么牌子，他从不互相让烟，只抽自己的烟。他不大爱说话，神情总像是在想着什么事情。作为铆工组长，王向辉的技术当然无可挑剔，他看图纸的水平比杨伟东还要好。他留给我最清晰的工作图景是：坐在组里的长条木凳上，把图纸铺在长条桌子上，不紧不慢地看着图纸，一会儿坐着看，一会儿站着看，无论坐着还是站着，面对图纸时他不抽烟，大概担心烟灰掉下来烧坏了图纸。

我到“铆一”报到的第一天，王向辉把我介绍给组里的每个人，然后把我留下来，郑重其事地和我谈心。他说杨伟东已经详细介绍了我，又说，即使不介绍，他也知道我的一些情况。王向辉还特地讲了我学徒第一年用样板铁打喷壶的事。我不好意思地说，好几年前的事了，您还记得呀。王向辉说，怎么不记得，当年可是轰动车间呀。王向辉王师傅这么讲，没有一点儿夸张。我在学徒第一年能打喷壶的事，传遍车间的每个角落。那是我最风光的一年，就连人人害怕的车间主任“李瞪眼”见到我，也是笑容可掬。脚踏实地干下去，一定能做个大工匠。王向辉真诚地说，好好干吧，前途无限呀。我不好意思地说，杨师傅也这样鼓励过我。

王向辉问道，你现在……看图纸怎么样？

我实话实说，简单的图纸还可以，太复杂的图纸看不懂，总图就更看不懂啦。

看不明白的地方找我问，别不好意思。王向辉停顿一下，感慨地说，铆工这行当呀，好汉不愿干，赖汉干不了。要是真干好了，也挺有意思的。

“好汉不愿干，赖汉干不了”这句话，是所有铆工师傅的口头语，从我进厂第一天起，就经常听师傅们这样讲。

王向辉话少，不爱开玩笑，可听其他师傅讲，他爸早年在南市撂地说相声，新中国成立后进了专业剧团，后被下放到了街办三轮社，蹬了十多年的三轮车；再后来，他爸又重操老本行，去了区文化馆的曲艺队。王向辉的家庭背景让我特别吃惊。按照我稚嫩的逻辑，爹是说相声的，儿子多多少少也会受点儿熏染，可是和他在一起干活儿，看不出他有一丝一毫的幽默感，他除了抽烟卷、看图纸，好像再没有其他爱好了，无论什么时候端详他的表情，都看不出来喜怒哀乐。有一次早上开完例会后，王向辉让我先别走，招手让我到他更衣箱前面，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东西递到我手上，说是送给我的“见面礼”。第一个组长杨伟东也送过我“见面礼”，是一把不锈钢的小榔头，如今第二任组长王向辉送我的“见面礼”，是一个不锈钢钉冲。六边形的钉冲，一端平面，一端锥面。要是没有锥面，极像我们常见的印章。掂在手里沉甸甸的。王向辉告诉我，这是他自己做的，舍不得用，送给我作为师徒关系的信物。王向辉还预言，我要是好好学技术，将来肯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大工匠，比他们那代人要强百倍。我被王向辉师傅鼓舞得不好意思，脸腾地红了。

在铆工的所有生产工具中，钉冲非常不显眼，但没它还不成；在铁板上画线，尤其是一些不规则的线，要想准确，必须得使用钉冲：一手榔头，一手钉冲，用榔头敲击钉冲，轻轻地“砸”出一个个“点”后，再按照图纸要求进行画线，这样操作的优处是可以避免出现微小差错。每个铆工师傅，手头上除了卷尺就是钉冲，这两件是铆工必备的工具。许多时候，师傅们把钉冲当作一件工艺品来制作，材质、样式五花八门，只要自己喜欢，做成什么形状都可以，没有特定的要求。所以有的师傅把钉冲做成子弹头形状，还有的师傅做成烟嘴形状，没事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钉冲把玩，很多铆工把钉冲当成“手把件”。

2

我到“铆一”时，已经十月份了，很快就要过年。我照例初三去师傅家拜年。提前跟王向辉说了，得到他家地址后，才发现我们曾经住得很近。他家住在南市地区的华安大街，这条街上有所小学，王向辉就住在小学旁边的胡同里。胡同斜对面是曾经的天津“老电台”，这里距离东兴市场中心区域只有一街之隔。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家从老城里搬到华安大街，在那条热闹的大街上居住了数年，后又搬家离开。我有个小学同学姓戴，父母都是印尼华侨，戴同学家就住在“老电台”的大院里。那时候的小学是半天上课，半天回家写作业。写作业不在自己家，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四五个居住较近的同学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地点选择住房宽敞的同学家里。我所在的学习小组的学习地点就是戴同学家。那时候作业留得少，很快就能写完了，剩下的时间可以开心地玩会儿。那会儿，我特别愿意去戴同学家，只要来到“老电台”大院，就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老电台”大院有一个破旧的双开大铁门，右边的大铁门上又开了一个小门。平时大门不开，居民走小门。在我的印象里，从来没见过有人进出大院，想必大院里的住户不多吧。别看大院外面不起眼，里面却非常大，院子里有枝叶繁茂的梧桐树、鹅卵石小路，还有造型别致的假山，但所有的一切都是破旧的。大院秋天的风景最美，地上落满金黄色的梧桐落叶，踩上去，脚下发出“嚓嚓嚓”的响声，像是身边有人跟你说悄悄话。戴同学家的房子特别高大，掩映在梧桐树中间。屋子进门处有石阶，石阶两旁是一个通过屋门口的弧形缓坡，现在想来应该是走小汽车的坡道。房子和院子一样破旧，尖尖的屋顶上面长满纷乱的杂草，在风中微微抖动。进到屋里，枣红色的木地板和护墙板，感觉稍微用布擦一下，就会锃光瓦亮。戴同学用脚跺着地板说，这里过去是电台的录音间。我们几个同学巡视了好半天，也没发现电台。戴同学撇着嘴说，早就没有电台了，那都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跟你们说不清。再后来，戴同学说，你们来不了我们家写作业啦，我们全家要去印尼了。我们问他怎么去，他指着天空说，坐飞机去。我们特别惊讶，特别羡慕。想到戴同学坐着飞机出国，立刻感觉他头顶上笼罩着一圈亮闪闪的光晕。

我正月初三去王向辉师傅家拜年时，把我小学时去“老电台”大院写作业的事跟王向辉的父亲讲了。王伯父不住地点头，夸赞我记性好。老人还告诉我，早年间说相声的“小蘑菇”常宝堃、唱大鼓的“小彩舞”……都去“老电台”录过音。

王伯父嗓音有些沙哑，眼神略显黯淡。他是光头，刮得锃亮，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式对襟儿棉袄，一双黑色的“骆驼鞍”棉鞋。我以为王伯父既然是说相声的，那就应该每句话都有一个“小包袱”，应该满面笑容才对。可是王伯父说话不笑，也没有“小包袱”。我私下里想，王向辉王师傅倒是遗传了父亲沉闷的性格。

王向辉已经结婚成家，有个四岁的儿子。我去拜年时，没有见到师母和孩子。王向辉跟我说，娘儿俩出去玩儿了。小院不大，但是房子特别高，阳光没有遮挡地照射进来。王向辉父母住一间，他们三口人住旁边一间。王师傅说跟父母住一起方便照顾。王向辉还有弟弟妹妹，也都结婚成家了。一个家庭里总会有一个爱说话的人。王向辉的妈妈爱说话，从我进门那一刻，王伯母的话始终没停。王伯母个子不高，留着老年女性常见的短发，身体微胖，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感觉就是院子外面发生的事，王伯母都能马上看见一样。只要王伯母说话，王伯父就会沉默，主动把话语权交给老伴儿，让老伴儿说个痛快。爱说话的人容易泄露秘密。我从王伯母的话语中，得知已经退休的她老人家，早年间是理发师傅。这才让我恍然大悟，王伯母这么爱说话，原来是有缘由的，跟工作性质有关。裁剪师傅、理发师傅都爱说话，不说话可不成，闷头做活儿对顾客不礼貌。王向辉笑着说，你要是跟我妈聊天，你就像是进了图书馆，八百年前的事我妈都能知道。王伯母看着儿子，埋怨道，你把你妈当成书本了？王向辉笑着说，这不是比喻吗？小武的理想是当记者，我们跟记者说话，不就得甩点儿文词儿吗？王伯母惊讶地看着我，一个劲儿地鼓励我，将来早点儿当记者，拿着话筒四处采访能够长见识。我连忙摆手，谦虚道，没有的事呀，王师傅这是鼓励我，不可当真。王伯母不再纠缠我将来要当记者的事，但这也给了她老人家聊天的灵感，于是跟我说起好多早年间的老话。

王伯母讲的都是天津卫的老事儿，我从来没听过，感觉就像是孙猴子翻跟头翻出来的故事。王伯母告诉我，带她的师傅，新中国成立前在“仙宫理发店”做活儿，后来这家理发店改了名字，叫“世界理发店”。你去过中国大戏院吗？王伯母问我。我说去过呀，小时候我妈带我去看过样板戏《红灯记》，我上小学时看过电影《红孩子》。你记性还真好。我说的这家仙宫理发店，就在中国大戏院对面。王伯母说，新中国成立前，这家理发店名气可大了。

大概是年岁大了，王伯母酷爱回忆过去的老事儿，王伯父在旁边听着，依旧一言不发。王伯母说，过去听她师傅讲，当年去“仙宫”理发的人，有末代皇后婉容，还有来天津演出的马连良马老板、金少山金老板。1930年，黎锦晖夫妇率领上海明月社旗下的明星来天津演出，王人美、黎莉莉也都在“仙宫”做过头发。还有许多租界地的外国人，也是仙宫理发店的常客。王伯母激动地说，仙宫理发店的理发师傅，还有做女活儿的烫发师傅，都是技术高超的手艺人。当年店里有一位女理发师，不仅手艺好，还精通英、俄、德、意四国语言。王向辉在旁边插嘴说，别看我妈退休了，街坊邻居们的脑袋她全包了，这不快过年时，我妈就没有一天能闲下来，等她整理发型的人排成了长队。我妈还总是看《大众电影》，哪个女明星有了新发型，她就要给人家上新发型，成瘾了，拦不住呀。我这是助人为乐。王伯母兴奋地说着那些陈年往事，眼睛始终闪闪发亮。一直没有出声的王伯父，低着头说，还没说完呀？我记得还有那些行话，你没讲呢？王伯母瞪了老伴儿一眼，说，你要抖包袱呀？王伯父又不说话了。王伯母说，你们铆焊车间干活儿，是不是也有行话？我立刻想起铆工把毫米说成“米厘”的事，于是讲了。王伯母说，我们理发这行当也有行话。王伯母接着说，我们把顾客称作“交”，顾客来了，称“交来了”；把刮脸刀称作“青子”；理发师去卫生间，叫“老蹲了”；提醒银台收费，叫“掐把儿吗”；师傅准备去吃饭，又不想让顾客知道，于是就会对旁人说一句“我老掸了”。

我不解，问，为什么要说行话呢？

王伯父终于插话道，这就是天津卫的特点。我想问问王伯父，相声界的行话是什么？可是犹豫了一下没有张口，我猜想只要王伯母在跟前儿，王伯父肯定不会讲的。如今想起来，王向辉的父母真像是说相声的，一个逗哏、一个捧哏，老两口儿配合得相得益彰。

从那年拜年开始，我就特别喜欢去王向辉王师傅家，跟他爸妈聊天可以知道不少有趣的事。我把这个想法讲给了王向辉。王向辉说，你还真是当记者的料哩。我不好意思地笑着，赶紧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我就是好奇，就是好奇。

3

我在见到王伯父和王伯母之后，觉得组长王向辉应该是一个活泼的人，尽管王伯父不爱说话，但是王伯母爱说话呀，可是王向辉不，既没有父亲的“暗逗哏”，也没有母亲的“明捧哏”，与父母性格完全不搭界。后来才知道，他有挥之不去的心事，这个“心事”来自他四岁的儿子。他儿子天生残疾，跛脚，走路特别明显。孩子在幼儿园里经常受欺负，都是几岁的小孩子，当着老师的面他们不敢，只要老师不在，那些小孩子就会唱嘲弄人的歌谣，“你说地不平，他说地有坑，他就是不说他的小腿有点儿毛病”。王向辉的儿子没有任何办法反击，自己躲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抹眼泪，用小拳头捶自己的伤腿。日子久了，孩子变得特别孤僻，跟谁都不说话。王向辉和妻子找过幼儿园老师，老师在班里宣布，谁要是针对孩子生理缺陷讲笑话，不仅要批评，还要请家长。话是这么讲了，可都是几岁大的小屁孩儿，转过脸去忘得一干二净，家长又不能把小孩子怎么样，没有办法，只能安慰自己家的孩子，日久天长，孩子情绪起伏不定。幼儿园去不了啦，让爷爷奶奶在家看，有时遇到孩子情绪起伏大，王向辉的爱人就得请假在家照料。

孩子的跛脚问题，也导致王向辉情绪低沉，他经常一个人发呆。我不知道怎么劝说、开解王师傅。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好劝解，似乎所有的安慰都起不到什么作用。有一次，我和王向辉一起干活儿，下班时还没干完，我们俩只好加班多干会儿，时间也不长，一个小时就完了。我们厂下班早，四点钟下班，加班一小时也才五点来钟。当时刚刚入秋，天黑得晚，我们洗漱后，王向辉望着空旷的车间，忽然问我，下班有事吗？我说，我能有什么事，“父母月”。天津人把没结婚时的日子称作“父母月”，延伸之意就是轻松的日子。王向辉说，厂门口开了一家饺子店，那天中午我吃过一次，羊肉馅儿的，好吃，今天我请你吃饺子，怎么样？我当然高兴，师傅请客吃饺子，当即答应下来。

1984年的北郊工业区，比我四年前来厂时繁华多了。距工厂骑车七八分钟路程的地方，已经有了售卖蔬菜和日常用品的自由市场；公路边盖起了工人新村，一排排红砖平房的出现，让原本荒凉的庄稼地充满了活泼的生活气息。我和王师傅骑着自行车，来到那家新开张的饺子馆。生意真是不错，顾客特别多，大都是我们厂的工人。有的认识，王向辉就点点头、笑一笑；有的不熟悉，但从工作服上还有话语中，也能看出来是我们厂子的。周边农民很少下馆子，他们总是觉得下馆子不划算，会拿任何一道菜跟自家种的菜进行比较，这样一比较，就会感觉价格太贵了，也就不下馆子了。

王师傅毫不犹豫地要了二斤饺子。我吓坏了，说，吃不了呀王师傅，您要得太多了。王向辉沉静道，大小伙子，吃吧，吃不了带走。王向辉又眨眨眼睛，忽然问我，你也二十二了，今天陪我喝点儿酒，怎么样？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在偷偷学喝酒了，喝得不多，一两酒没喝完，脑袋就晕乎了。我不知道王向辉的酒量如何，看他要了三两散装白酒，估计酒量也一般。王师傅又要了一碟拍黄瓜、一碟炸花生，还要了一大碗酸辣汤。王师傅说，饺子就酒，越吃越有。

小饭馆里乱哄哄的，我们俩的嗓门儿也就不由得提高了。酒，对于男人来讲真是好东西，才刚喝下两小盅，我们俩的话全都多了起来。王师傅捏着酒盅，主动跟我说起他儿子的跛脚。我说，王师傅呀，您知道拜伦吗？王师傅睁着略微发红的眼睛，把嘴里的饺子吃进肚子里，一边嚼着，一边问道，不认识，哪儿的人？我说，拜伦是英国的大诗人，他腿脚也不好，可那又怎么样？还不照样世界闻名。王师傅笑起来，吃了一块黄瓜，笑道，你这举例子举得那么远，说点儿咱们国家的，说点儿咱们身边的，离着太远，不认识。我立刻想到金工车间的季师傅。我说，人家季师傅脸都那样了，可是跳舞跳得好，照样有女的围着他。一个人呀，只要有本事就成。王师傅听完，笑起来，说，你这个例子举得好，我认识老季。是呀，你说得好。来，咱俩干一杯。

那天，我和王师傅你一杯我一杯，很快喝到了七点。王师傅说，咱俩得走了，喝完酸辣汤，马上开拔，坐十八路回去。喝酒后的王向辉，头脑依然清楚。

我们工厂附近有两趟公交线，一趟是郊区线，另一趟就是十八路，这趟线在市区和郊区之间运行，这趟车的两头终点站，分别在河北区的金钢桥和北郊区的引河桥。为了照顾北仓工业区的加班职工，十八路公交车收车时间比较晚。我们到金钢桥后，再转坐其他公交线路，那都是市区线，去哪儿都方便。

王师傅和我喝完酸辣汤，走出饺子馆，又重新把自行车骑回去。厂门口有自行车棚子，晚上十点以后车棚才上锁。我们厂的自行车棚子，没有专人看车，由门卫兼管。有个门卫特别有名，从我进厂到后来我离厂，每天都能看见他。早上看见他，下班还能看见他。据说这个门卫是个老鳏夫，姓魏，叫魏铁栓。老魏把房子给了结婚的儿子，自己没了房子，请求厂里让他常年看大门，厂里答应了他。据说老魏有一双火眼金睛，厂大门出来进去的人特别多，他看一眼就能知道来人是不是本厂职工。在我们厂子不远处有一家做铆钉的集体小厂。虽然厂子不大却有个响亮的厂名，叫“东方铆钉厂”。东方铆钉厂无论做什么，都向我们厂看齐，就连工作服也是按照我们厂的样式仿照的，这就让他们厂的职工进我们厂方便了许多。他们厂的职工穿着跟我们厂的职工一模一样的工作服，经常来我们厂洗澡、吃食堂，有时还把自行车存放在我们厂的车棚里，因为我们厂的车棚里面有打气筒，还有补车胎的胶水、皮子。要是赶上其他门卫在岗，东方铆钉厂的工人就能轻而易举混进我们厂，可要是老魏在岗，东方铆钉厂的工人很难进来，不仅厂大门进不去，车棚也进不去。大家特别奇怪老魏是怎么分辨出来的，要知道我们厂有六千多人呀！东方铆钉厂的工人讲，难怪他们找了一个叫魏铁栓的人，真像大铁锁一样，把大门给“拴”住了。那时候，好多人猜测老魏有特异功能。老魏笑而不语。有的工人闲来无事，找到老魏，让他看这个、看那个，发挥“特异功能”的效用。时间长了，老魏不适应，干脆自己揭底。老魏说，我哪有什么特异功能呀，我是从表情上分辨出来的。大家还是不解。老魏轻描淡写地说，国营大厂的工人跟集体小厂的工人，脸上表情不一样，装可是装不出来的。至于表情怎么不一样，老魏就不再往下说了。

我和王师傅把自行车存放好，跟从小窗口探出头的老魏打了个招呼，然后步行前往京津公路去坐十八路公交车。初秋的郊外夜晚，犹如安静的世外桃源。一路上，我们走得不快。我们师徒俩说了好多的话，王师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劝他少抽一点儿，他笑了笑，接着抽。聊天当中我才知道，王向辉小时候想过要当演员的，还想过要说相声来着。因为家庭熏陶，小时候的王向辉喜欢相声。有一年，区里组织文化馆演员们春节慰问演出，给伤残军人、退伍军人、五保户还有劳动模范进行专场演出。王向辉说，我那会儿也就五六岁吧，还没有上学。恰巧家里没有人，父亲就把我带去演出了。我好奇地听着王师傅讲过去的故事。我与师傅们接触越多，也就更愿意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家人的故事还有孩子的故事，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加贴近师傅的内心世界。王向辉说，他在后台时，看见一个衣箱特别好看，他就一屁股坐上去，可是父亲不让他坐，耐心告诉他，后台有规定，京剧行当中除了丑角，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坐衣箱。为什么？我问王师傅。我看不见王师傅的脸，但能感觉出来，他已经深陷在往事中。王向辉接着跟我讲，有个小演员临时来不了，他还客串了一次，虽然没有台词，只是一个过场，但也让王向辉喜欢上了表演。可就是坐衣箱的事，爸爸不让他坐，他偏要坐，最后爸爸打了他。王向辉停住脚步，对着快要抽完的烟屁股，又点着了一根烟说，就是因为爸爸打他那件事，他就不再喜欢演出了。我问道，为什么不能坐衣箱呢？王向辉告诉我，京剧团在后台供奉京剧祖师爷唐明皇，唐明皇代表丑角。所以丑角可以坐衣箱，其他演员不能坐衣箱。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大家就这么遵守。现在想来呀，我不是学曲艺的料。规矩太多了，还是当工人干得顺手，再说了，我自己喜欢铆工这行当，学了手艺，过日子顺当。王师傅说着，又扭转话题，听说你喜欢写文章，想当记者？我不好意思地说，喜欢写点儿小文章，当记者……没那么容易。听说你没事的时候对着天空背诵诗，是真的吗？王师傅问。我还是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王师傅鼓动我给他朗诵一首，让他听听。于是，我借着酒劲儿，给王师傅背诵了拜伦的一首诗。

你是不眠者的太阳，忧郁的孤星！

战栗着，你清辉远射，泪眼晶莹；

展示着你无力驱除的茫茫黑夜；

你多像记忆中萦回不去的欢悦！

王师傅听我背完拜伦的诗，没有马上说话，沉默了一会儿，面色忧伤地说，啥事都是话说两头，有时候总那么务实那么踏实，也未必完全正确。人呀，有点儿稍微飘忽的理想，对小年轻的来讲，未必是天塌下来的坏事。

王师傅竟然这样讲，跟车间主任“李瞪眼”在车间大会上的讲话不一样，这可是让我没想到的事。我扭过头看着王师傅，见他说得特别认真，一点儿不像酒话。那会儿他没有抽烟，不抽烟的王师傅，面容更加冷峻。

王岳翰

1

在铆焊车间众多师傅中，王岳翰王师傅的经历最具传奇性。他1970年进厂后在铆工七组当铆工，学徒出师后到了铆工一组。这段经历跟我完全一样。也正是因为走过相同班组的缘故，我和王岳翰王师傅有着某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不管是我受组长之命找到他要求派焊工干活儿，还是中午在锅炉房等待拿午饭，甚至有时在去厕所的路上，只要我们打头碰面，必定要或多或少地说上几句话，不会点头而过。

王师傅除了跟我走过相同班组，他还另有别人没有的独特经历。他在干了三年铆工之后改了工种，当了一名电焊工。这还不算奇特，他在当电焊工之前，还有过半年的气焊工经历。这样一算，他先后干过铆工、气焊和电焊三个工种，这就非常例外了。据说从1949年至1970年，在铆焊车间二十一年的历史上，只有王岳翰这一个特例。不讲王岳翰的铆工生涯，我们太熟悉了；半年的气焊工也不讲，因为气焊操作太简单，只要掌握先开气、后点火这个安全规则，再在师傅指导下上手操作，用不了一个月，进厂不久的气焊工完全可以独立干活儿；难就难在电焊上。

电焊工除了不用学看图纸之外，不比干好铆工的难度小。要想干好电焊工，首先就得锻炼“蹲功”，蹲着干活儿俩小时，站起来后，头不晕眼不花，双腿不麻；然后手臂得平稳，拿着电焊枪、蹲在工件前焊接，几个小时下来后，胳膊不酸手不抖。能够达到这个要求，真是难呀，特别难。先讲王岳翰的“电焊花絮”吧。

王岳翰是我们车间第一个出国的电焊工。他去过伊拉克，每天工资一百美元。当然喽，他不能把一百美元完全揣在自己兜里，上级要求按比例进行分成，一部分给厂里、一部分给车间，具体落到他口袋里有多少美元，我不知道，好多师傅也不知道，据说这是严格保密的，知道的人不讲，不知道的人也不问。当然，主要是王岳翰自己不讲。王岳翰出国挣了多少美元，大家不知道，但细心的人从他们家里的电器产品进行深入分析，立刻有了眉目：他们家有进口的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照相机；尽管他们住在平房，屋里只有上水没有下水，洗衣机只好当作摆设，上面铺着一块好看的塑料花布，塑料花布上面又放了一个好看的花瓶，用不了，但人家毕竟有呀。细心的人继续计算，王岳翰他们家还有一件特别的电器产品，绝大部分同事没听过、没见过，那是一个能够发出独特声音的音箱。细心的人再次经过综合分析和计算，认为王岳翰家里的电器产品，是以千元为单位的，要是算上他们家里的存款，王岳翰家的家底应该有几千元。因为家里的电器产品和数目不详的存款，王岳翰成为车间里被羡慕的人，也是被嫉妒的人。但是车间主任“李瞪眼”通过一场大会，把那些得了“红眼病”的人好好地教训了一顿。“李瞪眼”在车间大会上掷地有声地说道，你们要是有王岳翰的本事，我也把你上报公司、上报局里，也让你出国挣外汇。会场鸦雀无声，一声咳嗽都会显得格外异样。“李瞪眼”瞪着大眼睛，目光犹如强烈的探照灯，巡视着面前四百多名工人。车间大会过后，得“红眼病”的人、说闲话的人少了很多。王岳翰不光去过中东国家，还去过好几个非洲国家。“李瞪眼”训斥得“红眼病”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王岳翰出国不是旅游观光，他是带着电焊专家和电焊工人的双重身份走出国门的。在国外期间，他有时候指导外国工人干活儿，有时候遇到焊接难题还会亲自操作。王岳翰在国外期间，为中国工人赢得了极好的赞誉，先后受到过各级部门的表扬和表彰。王岳翰技术高超，在外被称为电焊专家。可是他的专家形象，与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专家形象有所差别，电影里的专家带着书生气，面容也比较严肃，说话还有点儿文绉绉的。可是王岳翰呢，又黑又瘦又矮，感觉他的腰围跟我差不多，我是一尺九，他过不去两尺。这样的形象怎么能跟电影里的专家形象挂上钩呢？他那黑不溜秋的模样，怎么看怎么像是在野外干活儿的工人。有一次，王岳翰跟我讲，像咱们这身子骨，怎么吃都不胖，现在不胖，将来也不会胖。随后他又说，你干铆工，你得长肉，我们干电焊的不能胖，蹬梯爬高的，胖了，干活儿不利索了。我必须控制体重，难看就难看吧，干活儿方便就成了。王岳翰讲得没错儿，电焊工的身材没有太高太壮的，大概在面对新工人进行工种遴选时，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太高太壮的工人早就被提前筛掉了，去干了铆工，去干了锻工，去干了翻砂工。电焊工瘦小一些非常有利于干活儿，工件几十米高，焊接时有时候踩在脚手架上，有时候得像小猴子一样，在巨大的工件之间钻来钻去，太高太壮得憋屈着身子干活儿，不仅身体累，还容易出工伤事故。

瘦猴儿王岳翰之所以被称为电焊专家，是因为他有一个压箱底的拿手绝技——“盲焊”，所以他还有个响当当的绰号“王盲焊”。遗憾的是，我从进厂那天起也没见识过王岳翰师傅的“盲焊”。我曾经试图想象“盲焊”的场景，可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工人们都说“盲焊”场面神奇，犹如魔术师变魔术，感觉不像是真的一样。不好看的王岳翰，就是因为电焊手艺好，找了一个好看的媳妇。王岳翰的媳妇姓蔡，叫蔡敏，也在我们铆焊车间，也是一名电焊工。蔡敏绰号“病美人”，个子瘦高，脸皮白，小鼻子小眼，说话轻、走路慢，还有点儿水蛇腰，这三者结合在蔡敏身上，便有了与众不同的味道。干过电焊的人都知道，无论电焊面罩怎么挡，都会有焊花迸溅。迸到衣服上，一个芝麻小洞，那没事；可要是迸到脸上，就是一个小麻点。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干电焊年头久了，脸上总会留下焊花造成的蛛丝马迹。还有烧焊产生的气味对面容也会有损害。大多数干电焊的女工，脸色不太好看，稍微有些发黄发暗。但蔡敏是个特例，脸上没有被迸溅上的焊点，脸皮也不发黄发暗，纯正的白净脸。上下班的时候，蔡敏换上王岳翰从国外给她买来的衣服，走在厂区大道上，外来人根本看不出她是在车间干活儿的电焊工，还以为她是坐科室写材料的女干部。有的师傅私下里就会羡慕地说，这个王岳翰，真会选老婆，这家伙！我记得，师傅们休息时有时说起闲话，扯来扯去的，就会说起铆焊车间的“夫妻档”。掰着手指头算下来，十个手指头竟然不够用，得有十几对。其中王岳翰和蔡敏这对“夫妻档”最是引人注目。男的技术高超，女的窈窕迷人，夫妻俩都是显眼的人。王岳翰是电焊一组组长，蔡敏在电焊二组，这两个小组紧挨着，王岳翰和蔡敏在上班时间随时能够见面。有的“夫妻档”见面时互相不看，一句话都不讲，吃午饭时也不在一起。王岳翰和蔡敏不一样，上班时见到了会说上几句话，午饭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吃饭。吃完饭，不忙着收拾，守着眼前的饭盒，还要说会儿悄悄话。不知道两个人说到什么话题，蔡敏挥起羞羞的小拳头，搡一下王岳翰的胳膊；经过老婆这样轻柔的一搡，王岳翰还脸红了。脸黑的人要是红了脸，那种黑红的颜色令人印象深刻。我们这一拨儿新工人，有时候偷偷瞅到王岳翰和蔡敏在一起的场面，心里就特别好奇，这两口子白天晚上都在一起不腻烦吗？旁边的师傅看出我们的好奇，就会漫不经心地撂下一句，王岳翰出国那会儿，蔡敏不容易呀。说完，几位师傅心有灵犀地笑起来，然后拿起帆布手套，哼唱着“外婆的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晃悠着去操作台上干活儿了。

王岳翰和蔡敏有个可爱的女儿，遗传了爸妈的优点：妈妈的“白”和爸爸的“瘦”。这两个特点中和起来，就是妥妥的一个小美人坯子。奇怪的是，小姑娘没有随爸爸的姓，而是随了妈妈的姓，叫蔡丽丽。同事们拐弯抹角地探寻过个中原因，王岳翰和蔡敏全都守口如瓶。再去套女儿蔡丽丽的话，原以为孩子小，有啥说啥，没承想蔡丽丽小嘴一噘，说“妈妈告诉我了，家里的事不能对外人讲”。有好事者不死心，继续说“叔叔不是外人，跟你爸好极了”，小丫头又来一句“好极了，你怎么跟我爸跟我妈不是一个姓”。好事者只好尴尬一笑，摇着脑袋，垂头丧气地走了。蔡丽丽在厂幼儿园，因为长得好看，口才好，唱歌跳舞都会，很快就成为幼儿园的小明星。只要过年过节幼儿园有演出，蔡丽丽都会成为报幕员，即使是大合唱，小姑娘也是站在前面领唱。有一天，我目睹了这样幸福的场景：王岳翰和蔡敏一起去幼儿园接孩子，蔡丽丽走在中间，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拉着爸爸。看着三口人的背影，我想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家庭呀。可是，孩子为什么随母姓呢？这个问题不仅困惑着我们新进厂的青工，也萦绕在所有同事的心头上。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大家又猜测不到。

2

有一个阶段，王岳翰特别忙，经常到市焊接研究所去讲课，那阵子还有全市青年电焊工比武大赛，王岳翰是评委。我记得，一个星期六天的上班时间，能有三天看不见王岳翰。

有一次，我“泡”了一天病假，去参加同学哥哥的婚礼。那时候办婚礼都在家里落桌。哥哥办婚礼，弟弟的同学帮忙助威，干些跑腿儿的杂活儿：味之素没了，你，跑一趟；葱蒜该剥了，你，剥去；鞭炮买得少呀，去，土产店再买十个“二踢脚”。除了这些跑腿儿的杂活儿，逗新娘子的时候，还要配合主持人在旁边“哦哦哦”地吆喝几声，以此来烘托喜庆的气氛。

那天，我蹬着自行车，在红旗路的某个路口正要拐弯，忽然有人喊我，抬头一看，竟是王岳翰王师傅。我赶忙下车问，王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呀？王岳翰手指旁边院落门口的大牌子，我这才发现原来这里是市焊接研究所。同学告诉我，过了焊接研究所再往左拐，就到他们家了。

我说，您来这儿办事？王岳翰说，讲课，你呢？我说，同学哥哥结婚，我去帮忙，路过这儿。王岳翰笑了，是不是泡了一天病假？我红了脸，笑着点点头。王师傅跟我挥手告别。我忽然兴趣上来，喊住王师傅，问能不能进去听一会儿。身穿虾青色风衣的王岳翰，把风衣口袋里的灰色手帕掏出来，捂住嘴，咳嗽了一声，想了想，答应了。他叮嘱我进去后坐后排，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这样提前走时不会影响会场。我立刻点头答应，跟在王岳翰身后。王岳翰跟门卫招了招手，带着我走进院子。看得出来，王师傅经常来，与门卫特别熟悉，门卫对他也是特别礼貌客气。

会场不大，坐满了听众，我环视四周，估摸着有四十多人。我按照王师傅的吩咐，坐在后排靠门口的地方，这样提前走时，只要猫下身子，轻轻开门溜出去，就不会打扰会场秩序。

脱掉虾青色风衣、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站在讲台上的焊接专家王岳翰，与他在铆焊车间里穿着工作服的形象反差极大。站在讲台上的王岳翰，一颦一笑都那么潇洒自如，跟我熟悉的车间里的王师傅比起来，完全就是毫不搭界的两个人。我揉揉眼睛，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我在会场听了一会儿，舍不得走，但是看看时间不早了，只好遗憾地半蹲下身子，悄悄开门，溜出会场。

我赶到同学家，帮忙的同学早到了，他们已经把军绿色的帆布棚子搭好了，正在帮助大师傅生炉子，现场浓烟滚滚。几个同学说我故意来晚耍滑儿，然后指着大炉灶说，这东西太沉了，刚才人手不够，我们一起骂你来着。我赶忙解释刚才的情况，同学根本不听，推着我去角落，要我把一堆木柴劈好，一会儿再按照掌勺大师傅的要求，把炉子烧得越旺越好。我一边用大斧子劈着木柴，一边想着王岳翰的与众不同。除了他女儿蔡丽丽没有随他的姓，王岳翰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他非常喜欢外国的古典音乐。他在国外买的那个小音箱，平日里主要播放他喜欢的古典音乐。王师傅还给我讲过“3B”的故事，他在充满噪声的车间里告诉我，他特别喜欢外国的三位古典作曲家，这三位作曲家的名字都以英文字母“B”打头，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我惊讶道，贝多芬听说过，那两个作曲家没听过。王师傅说这是“发烧友”必须具备的基本常识，要做到听一段，就能知道是哪个“B”的音乐。他说在家里经常听大师的音乐，听音乐的时候，什么忧愁烦恼全都忘记了。我问他，蔡师傅也听吗？王岳翰说，她听不懂，可她喜欢听。我又问，王师傅，您跟蔡师傅是怎么……嗯，那意思……您明白吧？王岳翰眨动着不大的眼睛，狡黠地说，你这是跟我讨教经验吗？看来你在偷摸搞对象？我连忙摆手，让他快点儿讲经验。王师傅说，蔡师傅崇拜我，你以后搞对象记住了，要找崇拜你的姑娘。我傻傻地问，为何？王岳翰笑道，彩礼给得少。我睁大眼睛，不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王岳翰继续得意道，我结婚摆了四桌，一桌三百块钱，娶媳妇总共没花两千块钱，就把你嫂子蔡师傅给娶进家门了。我说，两千块钱也不少了。王师傅说，连彩礼带办婚礼，这个数可不算多呀，她家陪送的嫁妆比这多。你将来呀，要是能用这个数娶来媳妇，算你小子有本事！我觉得王岳翰又聪明又狡猾，既高雅又俗气。当然，这些掏心掏肺的没有捂着盖着的私下话，他可是没对其他人讲过，跟我聊天时大胆地讲了，他非常信任我，也看好我，相信我能够成为他那样有本事的人。那一刻我觉得王岳翰脸上的得意表情，完全可以用“肆无忌惮”来形容，但是这种肆无忌惮又特别好玩儿可爱。我那时就想好了，将来写文章要把王岳翰王师傅写进去。

3

王岳翰拥有这么好的电焊技术，完全是他刻苦努力得来的，单是锻炼蹲功，他就下了好大力气。我刚进厂时，不明白焊工为何要锻炼蹲功，明明身边有小马扎也不坐，偏偏蹲着焊接。问过铆工师傅，他们说电焊工要想成为大工匠，首先得练蹲功。因为我是铆工，也就没太在意这事。后来问王岳翰，他说，一个电焊工要是干一辈子的话，什么高难度的工件都有可能遇到，有的焊接角度，电焊工要弯着身子、斜着身子干活儿，有时还得仰着身子干活儿，侧焊、仰焊……用各种各样的姿势干活儿，别说坐马扎了，屁股都是悬空的，不练好蹲功，遇上特别的焊接角度，你这活儿就干不了啦。所以呀，要想成为优秀的电焊工，第一件事就是得练好蹲功，另外还得练好腿功、练好腰功。王岳翰为了练好蹲功、腿功和腰功，下了实打实的笨功夫。他从铆工转到电焊工之后，为了干好工作，算是跟自己较上劲了。他每天早上去厂子后院，沿着围墙练习“蛤蟆蹦”，然后再练习“骑马蹲裆”，练了一段时间，又担心上身没力量，接着练习“捣花砖”，厂里的其他器械，比如单杠、双杠，王岳翰也都能玩上一会儿。我后来在澡堂子才明白，王岳翰看上去又瘦又小，那是假象，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赘肉，全是紧绷绷的腱子肉，可只要穿上衣服，他就又成了麻秆儿形状。王岳翰洋洋得意地问我，一个优秀的电焊工，不比体操运动员差到哪儿去吧？假如比不了专业的，也比业余的强吧？

我知道王岳翰王师傅的故事越多，越是想要见到他那流传很广的“盲焊”技术。我始终在等待这个机会。除了我们1980年进厂的这批工人，1970年进厂的工人中也有很多人没亲眼见过王岳翰的“盲焊”。

老天津卫的人就是喜欢热闹，这也是过去撂地艺人能在天津卫火爆的原因。过去在老南市地区，你只要围起来一个场子，吆喝几声，就会有人过来围成圈儿看。可是有一点，围圈儿看的人们喜欢有真本事的“练家子”，对于“吹大梨”的撂地艺人，大人孩子一旦知道你的底细后，立刻就会嗤之以鼻，在嘘声中散开了，哪怕以后你还是不要脸地出来吆喝，也不会有人给你捧场了。天津卫的人们喜欢这样的状态：不管你做啥行当，只要能“玩”出花样来，都会给你挑“大拇哥”。能把枯燥的电焊干出“花样”来，怎么能不让人好奇，怎么能不让人期待呢？

要说我也是有“眼福”的人，就在我将要离开车间那年，有一天电视台来厂里拍新闻，不知从哪个渠道听说了王岳翰的“盲焊”，于是找到车间李主任，想拍王岳翰的“盲焊”场面，用来教育年轻一代，如何干一行爱一行。“李瞪眼”听了，当即答应，立即派人通知王岳翰。恰巧那天王岳翰不在车间，又去焊接研究所讲课去了。电视台的年轻女导演不死心，说下次再来。好多师傅觉得遗憾，说是“下次”，电视台那么忙，咱们厂子又在这么远的郊区，说不定这件事就过去了。

哪承想，电视台没忘这件事，主动跟车间联系了好多次，可是王岳翰始终犹豫，说是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出风头多难为情呀？但在“李瞪眼”的严厉命令下，最后表示一定认真配合，为此还提前做了精心的准备。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总是把袖口挽到胳膊肘的电视台女导演，再来时换了衣服，穿上一件粉色的“蝙蝠衫”，在灰色调的车间里显得异常扎眼。摄像机架起来了，灯光打起来了。这个阵势让旁观的工人们非常激动，眼睛睁得老大，大气也不敢喘，唯恐影响了拍摄。女导演照旧把“蝙蝠衫”的袖子挽到胳膊肘上面，大声招呼着，让大家不要围观，该干活儿就干活儿去。师傅们行动起来，往后撤去，但是一个都没走，只不过场子变大了，不影响拍摄了。王岳翰王师傅终于出场了。他特意换了一身新的藏青色工作服，头戴一顶能够掀起来的用红色胶皮挡住视线的电焊罩子，右手拿着焊枪、左手拿着焊条盒。面对迎面而来的摄像机镜头，王岳翰一点儿都不慌张，在女导演的提示下，他根本不看镜头，好像镜头不存在一样。一切准备就绪，王岳翰把能够活动的面罩放下来，然后蹲下身子，先在一块铁板上试焊了一下；另一个师傅蹲在不远处的电流柜前，右手按在旋钮上，在王岳翰“左一点儿”或是“右一点儿”的指挥下，调整着电流的大小。“盲焊”正式开始，王岳翰拉下面罩，这时候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用手慢慢摸索着眼前的焊缝，像是母亲抚摸新生的婴儿，随后轻轻呼出一口气，按下焊枪的控制开关，焊枪口发出噗噗的声响，旁边有人给他点着了火，霎时间耀眼灼目的弧光亮起来，好多同事早就提前备好面罩，这会儿都举起面罩观看。只见王岳翰右手的焊枪缓缓平移，左手有节奏地一点点添丝……几分钟之后，王岳翰关掉焊枪，这时候弧光消失，焊接结束。大家凑上前去看，一条精美的“鱼鳞纹”出现在眼前，宽度、厚度完全一样。王岳翰还没有来得及摘下鹿皮帆布手套、掀起面罩，刚才还静寂的四周瞬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们1980年进厂的年轻工人，在目瞪口呆之后，更是异常兴奋。跟王岳翰一组的一位师傅，用手指着“鱼鳞纹”焊缝说，你们要是不信，用尺子量，宽度和高度保证不差分毫。又说，照相拍照，保证焊缝里面没有一丝毛孔。现在马上测量。

经过测量后，果然跟那位师傅讲得一样，真是不差分毫。这时候，主任“李瞪眼”已经被大家推到王岳翰面前。李主任想要借机让青工受教育，他对着众人高声说道，大家都知道，按照等级标准，焊缝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数字越小，焊缝质量要求越高，我告诉大家吧，王岳翰师傅的焊缝等级标准是一级！

现场再次爆发掌声与喝彩声。这时候，大家全都忘记了身边还有摄像机。女导演暗示摄像师，继续摄录，不要停下。

表情平静的王岳翰，用其他师傅递上来的毛巾，轻轻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儿，面对我们年轻一代说，为啥要练“盲焊”呢？这可不是为了显摆，为了出风头。大型水轮机组的焊接，总会遇到视线遮挡看不到焊缝的情况，咋办？只有“盲焊”。必须得熟悉焊丝与焊枪顶端的距离，咱们干焊工的都知道，这可是以“米厘”计算的，焊枪口与焊件之间的距离，绝对不能超过一“米厘”。

这时候，有个年轻电焊工插上一嘴，王师傅，怎么掌握这一“米厘”的距离呢？

王岳翰耐心解释道，因为视线被遮挡，用不上眼睛，只能依靠手上的感觉，得仔细听焊丝燃烧时声音的变化。没有其他办法，一个字——练！

全场又是一片掌声。女导演激动地走上前，握住王岳翰的手，激动地说，王师傅，太好了，谢谢您的配合，场面棒极了！

4

目睹过王岳翰王师傅的“盲焊”之后，我也调离了铆焊车间。但是，关于车间师傅们的事情，我依旧特别关注。不管遇上厂里的哪位同事，我都要打听铆焊车间还有诸位师傅们的情况。

有一次经历最为奇特，我在马路上骑自行车，同样也有一位骑自行车的人，我们俩因为都要拐弯，不小心撞上了。本来还要说说谁对谁错，但是经过简单对话，原来对方是我们厂金工车间的，我说我是铆焊车间的，再说下去，也就不再争论谁对谁错了。

我们俩站在边道上，一边抽烟一边聊起来，说着说着，又由王岳翰说到了他闺女不随他的姓。这个同事说了原因，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蔡敏的父亲也是一名电焊工，在王岳翰跟蔡敏搞对象的时候，王岳翰经常向未来的老丈人请教电焊技术，尤其是“盲焊”，老丈人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王岳翰特别感谢老丈人。老丈人有三个闺女，经常为蔡家没有后人而懊丧。三个闺女问了各自的丈夫，蔡敏的两个妹夫都没言语，只有王岳翰痛快地答应下来。王岳翰说我们家都是秃小子，四个儿子，我这个闺女随蔡姓没问题，让老爷子高兴。蔡敏特别感激丈夫，王岳翰却没当回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王岳翰王师傅，心里还真有些想他，想到那个“盲焊”场面，真是叫人激动呀！只是没想到，他的秘密，却以这样简单的方式被我知道了。

我望着车水马龙的街道，一时间感慨万千。

（本文选自即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歆最新长篇散文《师傅》，原载于《天津文学》2025年第7期，点击最下方“阅读原文”订阅《天津文学》杂志。）

【作者简介：武歆，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和作品集十九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曾被多次转载，并入选多种年度文学选本，有作品改编为广播剧、电视剧。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