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和烟袋的故事
1. 二哥在村里长大，不光会地里活儿，似乎还学过打铁，因为爷爷是铁匠。和二哥最对脾气的，是赶马车的王良弼，他同学王赵的大——老家位于太行山南麓，恰在豫晋接壤之处，说的土话在外头人耳朵里，跟山西话没分别：人们无分大小，称呼父母，不叫爹娘，也不喊爸妈，一律用“大”和“闷”。冬闲修水库，二哥跟王赵大上山，起石料，割荆，编箩头。他们住马房，挤土炕，还半夜三更起来喂牲口。“一九二九不出手”，山里入夜更冷，耳朵冻得生疼，王赵大就教二哥学吸烟。夜黑天干活，下炕前来一袋，给身子带点儿暖和气儿。和我爸一样，他俩吸的是旱烟。烟袋是用竹根做的：我爸在六十里外的邻县博爱工作，县城西面成片的细长的筠竹，随便砍哪一根，做烟袋都合用。慢慢地，二哥烟瘾大了，以至于后来干临时工，当老师，都离不开烟袋。
高中毕业，二哥报名参军，没走成。运动一开始，我爸妈就倒了霉；二哥的当兵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了他们的影响。我爸从县委下放，在城北十里外的石料厂劳动；我妈则离开教了十几年书的九街小学，抱着才几个月大的我，回村同我爷爷奶奶一起住窑洞。好像没过多久，我妈就又听从号召，孤身去另一山村教书。那个村不大，几十户人家，名字叫柿园，与我大嫂娘家艾曲村只隔一道岭，从柿园往北过山，就是山西陵川地界。从我们村到柿园，没有直路，要走一段干河道，还得爬山岭。我妈年过四十，体弱，走路不快，赶到学校要花两三个小时。有一回黄昏才出村，没承想在半道上，还碰见一条耷拉着大尾巴的狼：只隔几道土稜，狼凶巴巴瞪着眼——我妈看过去甭提心多慌了。荒山野岭的，哪里还有人影啊。
学校在一个老院里，其实只是两间房，一间老师住，一间学生上课。一个“复式班”，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个年级四五个学生，一共二十来个，大的十三岁，小的八岁，都是村里孩子。老师就我妈一个。她给一年级讲好课，安排他们写作业，然后是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一个接着一个，轮番上课、布置作业。山里生活单调，难得放回露天电影。这天的黑白片，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舒绣文配音，讲一个城里的女老师瓦尔瓦拉，自愿去苦寒的西伯利亚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一个人教一村学生。村里人看完很激动，见我妈就说：杨老师可是咱村的瓦尔瓦拉啊。
我妈在村里，吃的是“派饭”——全村各家轮流给她做饭。山里靠天吃饭，每顿都是玉黍、小米，也吃高粱、红薯和南瓜，白面基本吃不上。靠萝卜干和酸黄菜下饭。谁也不觉得，吃不饱饭不正常。每一家都当我妈为亲人，只要轮上，就给她做最好的饭食。有一家的新媳妇，饭时捧出一碗羊肉饺子，大冒热气；我妈吃一口，尝出肉臭了。羊是过年杀的，一家人舍不得吃完，还剩了不大一块，五黄六月了，还在背阴的墙头上挂着。自家的孩子眼巴巴望着，还不许往饭桌前凑。“俺们就杨老师这一个乡村女教师”，不能亏待她，村里人都这样想。
学生在暮色里放学了，我妈点起煤油灯批作业，经常熬到半夜。她忙得顾不上家，很少见到上中学的二哥、三哥和姐姐。他们的学校就在柿园东南面的大南坡。后来，我妈八十多，行动都不便了，还记得二哥只要去柿园，就是为了零花钱。他每一回来去都很匆忙，拿到一两毛钱，头也不扭就下山了。
大南坡离我们村很远，走过去差不多得一晌午。哥哥和姐姐几个带干粮住校。他们礼拜六一回村，我奶奶就张罗着打烧饼——每一回都打很多，够他们在家里吃饱，也够他们第二天背回学校，再吃一礼拜。
2. 一九七四年，我妈病了，我爸接她回县城，带了四哥和我，住清化北关一户农民为儿子盖的新房。
我们一家八口人，这时住同一屋檐下的，只有一半：大哥在硫铁矿下井；二哥和姐姐的户口还在老家生产队，他们跟着爷爷奶奶种地挣工分。十七岁的三哥戴着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上了下乡的卡车——我拉着我爸的手，同车去送，一进村就望见红色横幅在竹林边迎风招展，上面是斗大的字写的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二哥两年后也从山里出来，到县植保站当临时工。说是“农业工人”，其实是防治病虫害——我记得他还养过圆骨碌碌的大柞蚕。同事中年龄大的，多是学农林的老大学生，只有他是回乡务农的中学生。
恢复高考那年，已在胭粉庄当老师的三哥，和在北关玻璃厂做灯管质量检测工的姐姐，受到爸妈的鼓励，都抓紧时间，边工作边复习，唯有二哥还是我行我素，不为所动。他正谈对象，不顺心，整天黑个脸，头发长了也不剪，有几根在头顶直竖竖的，看着扎眼得很——二哥人犟，像老舍说的，“泥人也有个土性儿”，谁劝也不顶用。他实际上和我姐一样，担心考不上，临时工也干不成。
妈妈急得不行，当着我的面，气狠狠骂了一句：
“怒发冲冠的，看你二哥啥样儿！”
我刚上二年级，对与人物有关的成语，像卧薪尝胆、完璧归赵和毛遂自荐一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趣。于是，我就把二哥与“怒发冲冠”挂上钩，似乎他是一个什么朝代里的名人。只是二哥从不戴帽。他没当上兵，可还是喜欢军装，不知道打哪儿弄来一身。
二哥过后勉强进了考场，还真就考上了。
县城那年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我两个哥哥和姐姐高考的事：
“清化街杨老师三个孩子一起考上大学了。”
那一年，二哥二十三，三哥二十一，姐姐十九。但最后去外地念大学的，是三哥和姐姐。二哥仍在县里，上的是师范班。他的头发开始剪得齐整，脾气也顺和了——城北马营地头桃花开了，二哥第一个带我去看；我戴上红领巾的第一天，又是二哥领着我进了照相馆，拍下有生以来第一张单人照。那些年，县城的时髦青年，流行玩相机。拍好一卷，匆忙跑回家，用棉被挡上小房间的窗户，打开红灯泡，一张一张冲洗照片。相纸那时紧俏，舍不得多用，加上曝光难把握，好照片洗不出几张。我小学时唯一拍得周正，色调也均匀的大头照，是二哥摄影手艺的代表作。
念完二年师范班，二哥当上地理老师。先在东关十中教补习班，后去南广场县一中兼做团委书记——我的初中和高中也在这两个学校。上大学前的六年，我都和二哥在一起。二哥讲地理有一套，班上学生的高考成绩，在县里排第一。我却没上过二哥一堂课——他讲地理出了名，常给请到别的学校兼课。俩人天天见面，他却不问我的功课。我的地理老师栗占富，是他师范班的同学。
我高中住校，没有挤集体宿舍，住的是二哥的办公室。二哥是班主任，天不亮喊学生起床；出操，上早自习，他都陪着。他每天起得早，睡觉却不早——三十不到，玩心很重：钓鱼，下棋，打扑克，哪样也不落。最迷象棋，一下就到后半夜。下好回来也不马上睡，得再抽一袋烟，想一会儿心事。
二哥一说中外地理，就如数家珍。可他最熟的，是身边的山川，物产和风俗。
有一年暮春，外甥和我一起回去，陪我妈住了几天。二哥领我俩上了一趟月山寺。在半山腰歇脚，二哥点起一根烟，俯眺蜿蜒而过的焦枝线，说这条铁路起点并非地理书上讲的焦作，而是刚才过铁道时绕过的月山站。它是一个交通枢纽：焦枝线向西连通华北与西南，往东在新乡接入京广线；纵贯河南山西的太焦线，在月山穿太行北行，经晋城、长治，直通太原。
二哥在月山当过镇党委书记，知道旧名宝光寺的月山寺有残碑，镌刻一篇《元明月山新印藏经记》，提到“覃怀天壤间，号称地之秀者，以北负行山之阳，南临天堑之阴，中则丹水分灌，沁流交润，是致竹苇之青青，桑麻之郁郁，稻麦之肥饶，果蔌之甘美也”。碑记所述“覃怀”，即明、清二季之怀庆府，辖河内、修武、武陟、济源、温、孟六县。民国二年，即一九一三年，废府存县，河内更名沁阳；越十四年，沁河以北、丹河以东部分，即原清化镇辖区析出，置博爱县——我爸妈以前分别在焦作（旧名焦家作，原系修武一镇）和新乡念师范，一九五〇年毕业，到博爱担任文化教员。
县里有一万多亩竹林，在华北独一无二；“清化竹货”更是自古闻名，当地有“只要竹刀响，不怕粮价涨”之说流传。二哥也告诉我们，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每天吃的，就是下水磨的竹子。村里每周采竹两次，采好打包运往月山站，上火车当天即送至首都。
从本地竹园、竹器和竹烟袋，二哥连带扯到东北“三大怪”——时隔二十余年，两怪是什么，我都忘了，惟有一怪还在脑里：“大姑娘叼个大烟袋。”
我琢磨过：二哥尺把长的那种，如果到了东北，怕轮不上叫“大烟袋”。
3. 比二哥的长得多的烟袋，其实北京就有。
陈宝国说，拍《大宅门》时，为找一个道具烟袋，导演郭宝昌带他上了十里河古玩市场：
到了那儿，一家一家地进了门儿就问，您这儿有烟袋锅子没有？就开始一件件看，还真有好材料做的。那烟嘴我记得有翡翠的，也有玉的，还有象牙的。他一边看就一边嘀咕，说，嘶——这不是七老爷的那烟袋。
他没相中。结果在一家店里，他回头一看角落里，呦！他问那掌柜的，这一堆是什么东西啊？掌柜的说，拐棍儿，烟袋呗。赶紧就拿过来擦去尘土，摆在了柜台之上。他定眼一看，一眼就瞅准了一根儿，拿过来爱不释手啊。他说，这就是七爷的那根烟袋！
这根烟袋话说得有一米来长，很大一铜锅儿，杆儿我记得是疙瘩木的。他说，掌柜的，给我包好喽，我结账走人。掌柜的一打愣，说，先生，这东西呀是真的。他说我知道，是真的，包了浆了都。掌柜的说，您也不询个价儿，讨个价儿？“此物在我眼中乃无价之宝，您包上，我付费。”他说。
这根烟袋一米来长。拿回去以后，我装上了烟，烟嘴叼在嘴里头，我自己俩手点不着那火儿。我说，宝爷这怎么办呀？他答，七老爷，大户人家，还用得着自个儿点烟啊？
往事没讲完，陈宝国差点儿抹了泪——真是又一出“悬剑空垄”。
我在感动中，猛孤丁的，想通一个困惑多年的谜疙瘩：虎妞骂祥子的歇后语，“鞑子拔烟袋，不傻假充傻”。
问过老北京，它的出典和喻义，都吃不准。“鞑子”是蒙古人，为什么蒙古人“拔烟袋”，会不傻装傻？
原来，一根好烟袋，像陈宝国说的，贵就贵在烟嘴。二哥的烟袋，不安烟锅，更没什么金贵的烟嘴，假使装烟嘴，顶多也就一个塑料的。谁掏（非“拔”）出一根烟袋，镶着玛瑙，翡翠，或者象牙烟嘴，可不把人就全震了嘛。而烟嘴贵重的烟袋，非公子哥儿莫属。到人多地方，烟袋惹人眼红，不留神就给拔了去——北京土话中，趁乱摸去人家烟袋，要用“拔”字。小偷失手被逮，假装镇静——“不傻假充傻”。
“拔烟袋”的意思，《骆驼祥子》译者都不懂：有译“叼烟袋”（A Tartar dangling a pipe,pretending to be stupid when you’re not stupid at all.），也有译“抽烟袋”（You act like a big dumb oaf,like a Tartar sucking on a pipe.），更有译成“扔烟荷包”的（A Mongol may throw away a tobacco pouch but he’s no fool even though he pretends to be.）。
其实，在华北传教的美国人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早在一八八三年的《通报》上，就解释过另外一个歇后语——“梅先生拔烟袋，不得已而为之”，说一个酸秀才，穷得吃不上饭，偷人烟袋被抓个正着，还为自己狡辩，振振有词。
大烟袋——《大宅门》里的那种，一米长，怎个拔法？
恐怕只能抢。
二哥尺把长的那种，或更短的，如拃把长的，插在口袋，或者随身的包（清化土话叫提兜）里，要拔至为容易——二哥过去的同事，像他同学栗老师，我的班主任郜宏武老师，和一口陕西话的化学老师庞刚，是人手一根。他们的烟袋，一头粗一头细，粗头是钻了孔的竹根疙瘩，往孔里摁进一撮烟丝，点上足以神仙半天。这种烟袋，仨钱不值俩钱，谁也懒得偷。
老师不上课时，烟袋不在嘴里，手里，就跟课本一起，搁在提兜里。他们的提兜，黑色人造革的，装饰图案五花八门——最多的是北京火车站，上海海关大楼，和南京长江大桥。在四十年前的县城，这种提兜，可大街都是。
4. 七年前，我和六岁的女儿从美国回来，到老家过年，也去父母坟头看看。大哥开车带我进山，也去柿园看了我妈教学生的老院。
“你二哥新平的干娘是这个村的。”大哥往回开过一个村子时说。
“知道。”我答着话，顺了他的视线，望见远处坡上的窑洞。
记得庙河我姑说过，二哥一落地，我妈就生了病。二哥是我姑抱到干娘家寄养的。
二哥干娘家的村，叫圪料返，也是我婶子的娘家。它有过一个初中，大哥和二哥在那里读书时，我妈和我叔是他们的老师。婶子过门后，在我们村小学当老师。她抱堂妹回娘家，还带上了我。那时我五岁，正嘴馋，老想着她家猪圈上头的一树大白杏。我抱着半个西瓜，在山路上东摇西晃，结果一个趔趄，把瓜扔进了路沟。
“真气人。”婶子心疼得嘟噜了好些年。山里长年旱，西瓜是稀罕物儿。
圪料返的意思，我没向婶子打听过。大哥在路上告诉我，“返”就是坡；村子依着的山坡，曲里拐弯的，所以叫圪料返——土话“圪料”，或“圪了”，就是不直。老村没平以前，我家做饭窑前有一棵很老的圪料石榴，它的脖子是歪的。
道光己亥年刻的《修武县志》，卷二舆地篇，有我老家左近村落的记录：
“其北有柿园、䃳礓窑；度小岭为刘沟、黄厓，复度罗汉洞、小岭北至史圪台、阪底村。越阪头岭，山外五里，为凤台县桃园界，其西北即接长脚岭、焦坡，之前东案村、西案村，偏东有磨石坡、西村，迤西焦岭后、西大掌、东焦口、西焦口、峪村等村；龙兴寺、圆融寺正在岭下，又南度坡陀至平地，则山西南为峪山口，东南由窪村、刘掌、西圪料阪、东圪料阪而至小西坡。”
这些村，我多没去过，但不少打小听说过。窪村是我们村，它东北面的东、西圪料阪，即如今的圪料返；它西南的峪村，应是现在的当阳峪，一个在宋时有过规模不小瓷窑的山村。当阳峪瓷史志原无记载。上世纪二十年代，河北商贾贩碎片至北京，外人始知。一九五一年四月，故宫博物院专家陈万里实地勘察后说：“我以为在黄河以北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足与当阳媲美。”
窪、峪、和阪，在方言里，即山沟，山谷，和山坡，古字书里有录：
“窪，沟也，深也，地之低下处也。”（《汇音宝鉴》）
“谷，峪。《尔雅》：‘水注谿曰谷。’或从山。”（《集韵》）
“阪，坡者曰阪，一曰泽障，一曰山胁也。……府远切。”（《说文解字》）
文字改革后，峪字尚存，窪和阪，或简化为洼，或为“返”替代——圪料阪改为圪料返，阪底村成了返底村。“返”与阪同音，并无“坡”义；阪也读板，用于日本地名。这么一改，村名本义为村中后代不解，外头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村名古有，擅改欠妥，本是常识，可因与县南一村同名，我们村迁到新址，名字又给改成了北洼村。
县志里的窪村，已荡然无存——为采地下的煤，老村在四十二年前给平了，世代居住的土窑，一孔没剩。现在的村，位于老村以北二里，建在地势高的一块平地上。
二哥退下来，去山西干老本行；先在临汾，后去陵川，还是教地理。忽有一年，他得了重病，要定期去北京接受化疗。疫情一严重，哪也不让去。熬到放行了，赶紧安排他进入友谊医院，却再也没能出来。赶上旅行管制，我们无法去给二哥送行。他如今还厝在京西国家公墓，什么时候返里，谁也不知道。
我家祖坟在新村边上，葬着爷爷、奶奶、爸妈和叔叔，顺那里往山里走，不出半个钟头，就是二哥小时住过的圪料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