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4年7月2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湖南省作家协会、中南大学联合主办，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南大学）、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新时代文学论坛：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传统、发展与实践”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宋向伟，中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何军等领导出席。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湖南省社科院、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上海大学、暨南大学、扬州大学、山西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期刊编辑及知名作家出席论坛。论坛由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易彬教授主持。

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在延续中国乡土文学传统的同时，面临新的挑战。由于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方式的颠覆，传统创作模式已难以全面反映当下的农村现实，作家需在继承与创新中找到新的平衡点。与会专家围绕“乡土文学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周立波传统”等诸多话题，探讨了经典的乡村书写和新时代农村题材作品的创作模式，尤其肯定了具有启蒙性质的乡村书写模式，提倡在文本中沉淀审美经验与哲学思考。与会专家还从当代中国发展的视角给予乡村新的观照，针对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总体性与日常性、政治性与地方性、文学书写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进行学理辨析，形成较大的论辩空间，关涉追溯中国农村题材文学传统，贯彻社会主义文学核心精神，以及在现阶段“主题创作”盛行的语境下完成艺术性书写，在新的时代场域中把握农村、农民的新变，描摹新的生活肌理，彰显新时代文学的历史主动性。与会专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应当以此为指引，在继承乡土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深挖当代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农民生活的新特点，书写新时代乡村的生动图景。文学批评也应在理论上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导，积极参与有关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构建，打造文学精品，推动文学呈现出绚丽多姿的景观。     

一、回归日常生活叙事与个体精神开掘

20世纪以来，乡村中国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叙述对象，相关作品记载着农耕社会的历史文化记忆与情感流动。而不同历史阶段下的书写，又扎根于每一个“当下”，构成对不同时代的深刻映证。正如白烨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就是乡土文学，研究百年乡土文学，就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对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传统进行溯源，不只意味着对文学遗产的继承，更孕育着现代化的再造与革新。并可由此点燃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承继之火与创新之光，使其在新的文学版图中闪亮，成为后人理解和记录中国乡村变迁的重要窗口。这种“再梳理”与“再阐释”，既是对农村题材创作传统的致敬，也是促进其在新时代语境下完成多样化呈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力尝试。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存在“乡土文学”“乡村写作”“农村小说”“农民小说”“乡村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创作”等诸多概念。学者们表示，厘清相关概念的具体内涵，辨析它们的差异与变化，同时追溯鲁迅、茅盾、沈从文等作家的文学经验与精神传统，结合新时代乡村社会的具体变革加以阐析，有助于把握中国文学的整体走向。上海大学教授王光东点出，从“乡土文学”到“农村题材创作”之间的命名转换，蕴含着不同时代对文学的具体要求。深入思考这些转变，是理解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必要前提。其间需要追溯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作家的阐释，关注左翼文学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乡土书写的变化。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谈到，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经历了由鲁迅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由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的第二个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后进入新乡土文学阶段的第三个时期。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则进入到了第四个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副主编李松睿认为，“农村题材”的概念关联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传统，其中包含对党和政府政策的回应，包含特定的生活要求和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理念对作家的推动，也包含中国作家协会、文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管理部门对于创作的指导，因此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单纯来自于创作本身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进一步点出，现代文学阶段的创作属于乡土文学，主要沿袭了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和沈从文的田园牧歌传统，带有启蒙和理想色彩。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相关创作则演变出三条脉络：以赵树理和柳青为代表的山陕传统、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传统，和以徐光耀、孙犁、冯德英为代表的齐鲁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又形成了“三农”叙事。20世纪90年代至“新时代”期间，涌现了大量基层乡村毛细管模式叙事的作品，强调基层权力运转和人性挖掘。现阶段对于“乡土文学”或者“农村题材创作”的提法或概念，其实需进行一个学术史意义上的检省。要将二者与基层书写、新时代农村叙事等连贯起来，“乡村叙述”或许是个更为妥帖的表达术语。

 每个时代的文本都在以不同笔触描绘现实，为中华文脉筑基，其中蕴涵承继与创新、舍弃与蜕变。张丽军指出，根据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的“加速社会”理论，社会变化影响人的生命和思考方式。当下，人对土地的依恋逐渐消失，新的社会与文化正在形成。“70后”“80后”作家或许是乡土中国的最后一批书写者。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应放弃旧的写作心态，延续文脉，守正创新。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文学评论》编审刘艳谈到，柳青传统和周立波传统是近年来研究界讨论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版画、连环画等文学副文本领域，“山乡巨变”就始终处于一种在场状态，作为一个研究切口提供一种启发性。而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的相关文学经验，以及对于乡村中国变革的描述和想象也仍被继承，并在积极进行当代转化。

诚如刘师培所言：“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地理环境也通过影响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对他们的写作产生实质性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俗语迄今也仍具有启发意义，投射在中国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中，就表现为不同地域的农村题材创作传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以湖南省为例，本土的经典作家已创造出独特的文学创作传统，而当代湖南作家在进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时亦力图对其进行延续和再造。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任美衡提到，很多湖南作家在创作农村题材作品的过程中都以周立波为标杆，希望完成超越，但实际上却又不自觉地对其进行模仿和学习。这个学习和想超越又未能超越的过程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也带来一种独特的焦虑。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授、文新院院长龙永干认为，湖南作为乡土文学大省，开创了沈从文传统和周立波传统。湖南新时代乡土书写也具有综合化特点，以周立波的理念为指导，内核由鲁迅和沈从文组成的，但始终未走出陈忠实的影子。

二、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经典形态与“主题创作”之辩证关系

随着国家文艺导向大力提倡作家讲好中国故事，以及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相继启动，深度关联新时代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创作”成为批评界和创作界热议的话题。其中，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作为农村题材创作的经典作品，不仅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宏大变革，还以细腻的笔触、饱满的情绪和自成一派的叙事手法揭示了个体生命的情感流变与命运走向，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等亦然。对这些农村题材创作的经典书写进行探讨，不仅是对优秀作品进行解读，更构成对当下“主题创作”的辩证思考，有助于为目前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对“十七年文学”的精神遗产进行追溯，探讨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传承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创作精神，继承和重塑作家们那些经典书写形态，是当下研究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鲁太光表示，周立波为人单纯直爽，甚至有点暴脾气，与其小说主人公，特别是基层干部大多温和、细腻、任劳任怨的个性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从侧面证明了他为书写那个时代的“山乡巨变”浸润乡村生活之深切，对自己身心改造之全面。此外，塑造李月辉、刘雨生两位具有“女性”特征的基层干部形象，是因为他已在下乡实践中充分感悟到，社会主义建设不同于此前暴风骤雨的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和风细雨的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心灵革命，任务更加艰巨和复杂，社会期盼出现更温和、有处理更复杂问题能力的基层干部。他基于这样的初衷展开创作，如今看来意味深长，值得今人借鉴。王光东认为，今天的农村题材创作不仅应重视把握文化因素与政治性表达之间的关系，而且应关注周立波传统和赵树理传统的影响。其中，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叙述农村生活，以带有明确政治意识的姿态进入农村世界，而赵树理的《三里湾》则“自下而上”地进行叙述，首先表达农民立场。两种叙述方式在当代农村题材创作中的意义和价值皆有待探讨。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文学创作应体现出政治、文化及文学层面的高度自觉，以推动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小说评论》主编杨辉认为，尽管《山乡巨变》等作品中具体人、事与当今不同，但其现实肌理、生活质感及对人心、人情、人性的描写，和背后重要的时代信息至今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应当注重几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柳青的《创业史》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尽管风格各异，前者刚健，后者柔软，但都描写了时代的宏阔之变和特殊的肌理革命，精确理解了时代变迁中的复杂人心。而缺乏对时代总体性的把握，继而错失理解和表现时代变化的可能，正是当前“主题创作”难以产生这般精品的重要原因。二是如何将人物、故事融入时代的日常肌理。周立波、柳青等作家能自觉地把具体的人与事放在生活现实的矛盾里推进，因此，对于主人公面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包括过程中的自我磨砺和自我创造的描摹都切己、切身，和时代的广阔问题密切相关。这恰恰为当下创作所缺乏。当下不少作家满足于凭借他人口述或短暂农村生活来进行创作的方式，疏离于时代的具体社会问题，这一现象亟需重视。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涛谈到，“主题创作”延续的是一种“总体性”的写作传统。当前作品质量不高，主要因为作家对总体性的认同和信念不如柳青、周立波等前辈般饱满、坚定。但在总体性瓦解后，作家在“主题创作”中要如何重拾或者重新聚合总体性，是一个极其复杂且艰难的过程。新时代部分作家开始放下对宏阔视野呈现的执念，转而扎根日常生活叙事，聚焦生活细节。如罗伟章的《谁在敲门》就不再谱写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而是落脚于日常生活。还有一些作家尝试以人物小传式的手法描写乡土中国的变化。就目前来看，这种写作手法往往更能成功，也为乡村注入了新的经验。此外，当下“主题创作”的抽象性、观念性问题较为突出。与其过度追求历史、时代和政治上的正确性，不如重拾乡土文学传统，将地方性、风俗性的内容，如丁帆总结的“三画四彩”——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融入写作，并关注共通的人性和永恒的主题，而非仅仅追赶时代。陈培浩进一步指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拥有极其典雅的语言风格，颠覆了我们对于“十七年文学”的想象，细腻的描写显现出他在农业合作化题材上的独到探索。超越历史结构的独特气质极大增强了作品的辨认度，使其在今天仍具有深入讨论的价值。今日的作家也应与“主题”建立一种深刻的身心关系，深入生活，融入题材，而非仅仅“路过”，作短暂的采风。

周立波的小说作品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叙事语言和场景塑造也极具个性，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色彩和审美趣味。其中，《山乡巨变》在周立波的创作中极具代表性，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罗宗宇教授综合《山乡巨变》和周立波的其他短篇小说进行分析，认为其作品在表现时代政治主题，即“载道”言说时也保持着抒情性。这种抒情是审美化的艺术抒情，通过乡土风景描写、民间歌谣引用、民俗风情展现、人物语言使用、生活场景构建等多种方式体现。譬如《卜春秀》中写益阳初春季节草木葱茏、阳雀子鸣叫的民间风格，景美衬托人美；《民兵》中几次穿插旧山歌，以歌抒情；《山那面人家》《下放的一夜》中书写农村婚礼和乡土疗法等，显示了湘楚文化的浪漫性和传奇性等等。周立波引用歌谣的传统可能来自沈从文，而其作为南方作家对南方乡村景致的描摹也增添了小说的雅致之感。对富有日常生活情趣的场景的叙述，更使得他的小说在严肃的政治之外增加了生命趣味，如《卜春秀》和《禾场上》中对姑嫂打闹和农民聊天场景的描写。通过这些抒情手法，周立波的作品在展现时代政治主题之外，散发着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任美衡指出，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建构了复杂、隐秘且富有特色的人居环境叙事，展示了一幅内涵丰富的风水图。通过描绘人居模式、结构及变动等来影响人物塑造，展现人物与环境的博弈与依存，形成独特的叙事动力。该叙事模式以自然人居为底色，泛政治化人居为主导，反映了20世纪50-70年代的时代特色，并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题材创作，强化了现实主义美学的引领作用。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邹理则关注《山乡巨变》的现实书写和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认为《山乡巨变》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典雅的笔触和浓厚的情感表达。此书历时6年时间才创作完成，浓缩了益阳清溪乡在内的至少5个乡村的合作化事实，是周立波多年深入乡村调研的产物。面对动员民众加入合作化的难题，他采用“以情动人”的解决方式，与赵树理截然不同：赵树理以说理、算账的方式，将合作化的意义与农民切身的经济利益相结合，促进他们理解；周立波则安排不同身份的人物前往农户家中，以情感交流的方式解决问题。此外，湖南农村缺粮的现实也在文本中通过情感方式进行了反映，而非如一些评论者所说，周立波为了抒情传统或者美化合作化而有意对此进行回避。小说中张桂珍对刘雨生的抱怨中就透露了他们家中无米下锅的现状、谢庆元思想退步也与他家中缺粮导致欠下的一身债紧密相关。人物细腻的情感联结和处理矛盾的情感方式，皆折射出周立波温情的一面，也体现了他“以情动人”的文学处理现实的方式和独特的美学风格。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站位

农村题材作品不仅承载着有关农耕社会的记忆与反思，更记录和阐释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当下的乡土社会已发生颠覆，新农村形态、新经济样貌和新生活方式取代了旧有的村落风貌，农民的身份与生活也发生了全新变革。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被期待在延续传统精神的同时融入现代化进程，深刻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思想和独特路径。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宏森指出：“现代以来中国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呼应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具分量的‘主流’‘主线’之一。”对于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应当采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以及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找到平衡的具体措施等，也成为有待总结的内容。

与会专家强调，创作与评论应调整历史站位，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乡村、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王光东表示，农村题材创作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始终贯彻着从“道德主义”角度思考社会发展进程的方式方法。从1986年的《古船》到2014年的《日头》，再到2023年的《星空与半棵树》，众多作品倡导以善为本、仁爱尚义的文化情怀。真正的道德无疑是超越利益对立，符合人性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也要求经济与道德精神协调发展。在新时代，守护和发扬这种道德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的关键，重新理解“道德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尤为重要。刘艳指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点提及柳青传统、柳青精神、柳青方式等议题，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先后在湖南益阳启动，周立波传统、周立波经验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关注。王跃文的《家山》、熊育群的《金墟》、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都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成果，在地方志书写传统的赓续、文化记忆的保留、非虚构与虚构的融合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做出集中探索，有助于总结新时代文艺精品的艺术规律、创作指征。评论界应当以全新视野看待这些创新变化，调整研究视角，谨防研究滞后于创作的现象发生。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应改变“审视”姿态，深入时代肌理，打破同质化，革新手法，揭示山乡巨变中的矛盾与和谐，为乡村发展提供思想与精神力量。同时，还针对当下创作的整体状况展开了讨论，肯定现有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对新时代农村风貌的表达，也指出了后续创作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强调，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需注重实在性和引领性。实在性涉及经验性和资料性，当前多数作品缺乏作者亲身体验，导致对乡村本质的描摹不足，平庸之作泛滥。引领性则要求作家把农民作为主体，而非他者，避免与现实脱节。批评家和作家应在认知和美学定位上保持前瞻性，转换视角，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对农村的影响，展现农民与城市青年在网络时代的相似追求，推动创作走出传统想象和资料拼贴，以真实体察滋养文学。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培浩表示，新时代写作者应思考要与“主题”和时代建立何种关系。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强调，文学应形成自己的历史，而非仅适应预设的历史结构，这对作家至关重要[yoo。历史结构的存在召唤并塑造了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但若作家仅满足于成为历史结构的回声，而不创造独特内容，注定会导致写作的平庸化。好的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应当如种子般在土地中生长，真正置身其中，而非成为盆景式的摆设。李松睿认为，相较于“乡土文学”丰富的创作面向，当前农村题材创作过于集中于刻画经济发展。大量作品模式化地描绘主人公回乡致富的故事，缺乏思想深度和文学独特性，而更像是央视农业频道《致富经》节目的文字版。在媒介竞争和转化的时代，文学文本在视听媒介面前本就表现出影响力逐渐下滑的形态，倘若还主动“致富经”化，更会丧失读者。问题关键在于缺乏经济细节和“爽文化”逻辑主导创作，导致情节同质化、人物塑造薄弱。作家应避免简单化的经济逻辑，重视细节刻画和人物塑造，重新增强作品的艺术张力。

需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需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投射在文学领域，就反映在中国文学作品可以通过海外传播等方式，加强文化交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在中国农村题材创作的海外传播状况方面，现已可整理出较多数据，这为后续农村题材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指引和参考。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谢淼选取沈从文、周立波、韩少功三位湖南作家展开论述，指出，其三者的创作不仅代表湖湘文学，还代表了中国乡土文学的田园牧歌式、新农村新生活式、民族寓言式三种不同类型，具有典型性。作家本人跟世界文学的关系也与其作品在世界的传播呈现出一种互动影响关系，如周立波、韩少功不只是作家，还是翻译家，他们的创作就自然流露出与跨文化传播相关的多义性、延展性与阐释性，体现农村题材创作本土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其次，域外学者对于中国文学解读存在意识形态特色，展现出了立足自身文学史建构，在经由中国后返回和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路径。此外，三位作家代表作，如《边城》《暴风骤雨》等的域外戏剧、电影改编对他们的国际传播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从中也不难看出，文学作品如何实现跨界和破圈，由汉学界辐射知识界、读书界、大众传媒，甚至进入他者国民生活建构，是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走出去”也“走进去”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四、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模式类别与理念导向

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在模式及形态上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当前的创作既延续了传统的“乡土文学”的叙事路径，又在新时代背景下不断创新，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在理念导向上，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更加强调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注重反映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同时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农村社会在新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对现有作品的创作模式及理念取向等进行探讨，有助于全面把握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的独特性与发展方向，为其进一步繁荣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基于对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提炼和总结，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王春林明确点出，小说创作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文化想象方式，新时代的不同创作主体面对同一乡村现实，在想象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由此形成三种不同的乡村书写模式：一是以《宝水》和《雪山大地》为代表，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相关农村政策的书写模式，深刻关联到“十七年文学”中那批关注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乡村题材作品，而如果说当年柳青、周立波、赵树理等作家的写作显示出了不容否认的现实主义品格，当下的一部分作品相较之下则更像是一种对于乡村生活的“新浪漫书写”，与农村真实存在的空心化、溃败不堪的现实存在反差；二是继承赵树理“问题小说”传统的“批判式书写”，这类创作自觉揭露和表现乡村所存在的问题，并且进行多方面反思，如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就分别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三方面对乡村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批判反思式的书写；三则是延续鲁迅风格的、带有精神启蒙性质的书写模式，数量较少，却引人瞩目，如麦家的《人间信》就带有强烈的自我精神批判。在当下的农村题材创作中，我们无疑需认可第一种书写模式，但同时也应肯定后两种的意义与价值，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绝不能遗忘鲁迅的启蒙思想和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传统。刘大先指出，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可归纳出三种取向：一是以罗伟章《谁在敲门》为代表的挽歌叙事，探讨农耕社会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形态转向；三是以陈彦《星空与半棵树》为代表的对于基层权力毛血管的叙事的延续，带有独特的批判色彩和超越性意味。三是以大量报告文学及乔叶《宝水》、老藤《草木志》、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等为代表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类“主题创作”，这类作品铺天盖地，泥沙俱下。新时代农村题材叙事应当注重聚焦，作家应对农民身份变革形成更清晰的认知，关注他们在生活、生产方式，乃至情感结构、感知方式上的转变，重视细节质感。同时应注意农业在科技辅助下的兼业化和升级问题，思考城乡一体化进程，由此抵达一个更加深远的、具有哲思性的命题。龙永干则聚焦湖南作家的农村题材书写，指出，21世纪以来，刘春来、韩少功、王跃文、沈念、蔡测海、马笑泉、郑小驴等一大批湖南作家的相关创作可分为几类，一类描绘农村道德在物欲化、市场化语境下的特定忧患，探索农村和农民怎么在现代化语境中实现转型，如《夏天塘》《青年结》等；一类把乡村置于百年中国历史蜕变过程中，阐释湖湘精神，表现民间生存意志，如《巫师简史》《大地芬芳》等；一类是新农村建设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下的写作，如《鸿沟》《南山谣》等。湖南新时代乡土书写还具有地方性和守成性特点，善写民风、民俗，以及三湘四水的自然风光，在对匪事、巫术的描绘极具特色。但就整体来看，从艺术表现到内涵发掘都比较保守，创新度较低，不过王跃文在《家山》中，将民间立场和现代理念、人民身份和历史主体、时代政治和伦理文化进行了一个柔性结合，遵循时代主流要求书写乡土变更，值得特别关注。

根据小说书写内容和故事构建，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可以被划分为多种形态。对此，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表示，当下的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呈现出多重空间叙述逻辑，形成了进城文学、返乡文学和城乡交融的文学三种形态。其中，进城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就在被大规模书写，新世纪后形成整体性格局，在贾平凹的《高兴》等小说中，城市也已由此前妖魔化、恶的形象逐渐转化成了美好生活的象征。此外，当下涌现了大量的返乡文学，如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张炜的《融入野地》、陈涛的《在群山之间》等，都流露对于乡村的真情，书写重返乡村的探索。而关仁山的《白洋淀上》、乔叶的《宝水》等城乡交融的文学则打通了进城和返乡的界限，用整体性、开放性视野探讨了空间和生态变迁，让个体生命重新融入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的进程中，重建乡村精神。作家不再使用机械的、政治性的写作，而是表现出一种生命内在的呈现和交融，由此也才真正创作出了体现新乡村现实、新民俗文化和新农人形象的高品格作品。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郝敬波则落脚于新时代农村题材小说的故事形态分类，认为这些作品总体呈现出“寓言式”“场景式”和“记忆式”三种故事形态。其中，寓言式故事形态的小说对乡村时空进行隐喻化处理，带有哲学性思考和更多戏剧性、故事性的元素。如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张炜的《河湾》等就通过有关星空、半棵树、猫头鹰、河湾的寓言，呈现突出的道德理想主义、自然生态思想和生命哲学思考。场景式故事形态的小说，如乔叶的《宝水》、关仁山的《白洋淀上》等，注重叙述乡村现实场景的变化，凸显个体的生命经验和历史意识。作家多以“调查”方式介入乡村世界，在强烈的时代感中书写正在变化的乡村生活。记忆式故事形态的小说则重视在主体的重新构造中观察乡村世界，以作家个人乡村经验、乡村记忆为基础，体认乡村的历史与现实，如魏微的《烟霞里》和胡学文的《龙凤歌》。这三种故事形态都彰显着作家在新时代对乡村世界叙述的新美学视角，并提供了具有独特时代感的美学标识。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对专家发言进行评议，表示此次论坛的话题之前沿、问题之敏锐、视野之开阔、观点之新颖、思考之深刻、论述之辩证等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是真正达到新时代的思想高度、文化广度和理论深度的一次高端论坛。在新的文化发展阶段，应当如何理解“主题创作”，如何重新阐释“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创作”等概念，如何重新辨析和接续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传统、现代时期以鲁迅、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不同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周立波传统、柳青传统、赵树理传统，甚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各种传统，都需要学界、评论界和创作界进行持续思索与观照。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承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与现实需求，既是对现代以来相关创作理念的继承与革新，又是对当代社会变革的深刻回应。怎样灵活处理作为范式的文学经验，在保持前瞻性的基础上抵达乡村生活的深处，全方位表现新乡村现实、新民俗文化、新经济现象和新农人形象，决定了文坛能否收获更多昭显时代品格的乡村叙述。本次论坛不仅为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指明了方向，还通过探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真实与虚构、文化与社会等多重维度，重新审视了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与时代使命。如赵炎秋所言：“中国学派应该讨论并促进、完善中国文学民族形式的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文学研究应为新时代文学发展注入新观察、新主张，推动农村题材文学朝向精品化迈进，同时也应促使作家以深度融入乡村的姿态，捕捉时代精神的细微脉动，创作出既具地方性细节，又能超越地域限制的文学精品，进而以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深邃的人文关怀回应当代社会的复杂诉求，丰富中国文学的精神版图。

（发于《武陵学刊》2025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晏杰雄，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南大学）主任。

丁思存，中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