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
延安文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文学思潮和形态，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在文学上的呈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构成部分的延安文学具有一定的现代意味。延安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形成，是新文学在一个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发展与新变，不仅具有现代意味，还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中进一步开拓了新的文学空间，作出了独特贡献，是一种表征和呈现了中国独特现代特征的文学思潮和形态。
01
认为延安文学是一种具有独特中国现代意味的文学，其一是因为文学现代特征并非只是西方文学固有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包含了不少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因素，在文学现代化路途上呈现了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和中国化趋势。如此，新文学不单单具有现代的属性，而且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呈现为一种民族性和现代内涵双重意味的复合形态。这在延安文学“民族形式”论者那里，就有着非常明确的认知。周扬认为，西方的现代文学和思想观念在新文学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自己的血和肉之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了”，因此，“欧化与民族化并不是两个绝不相容的概念”。在他看来，由西方思想而来的“人的自觉”观念，是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所普遍要求的人民的自觉和民族的自觉相符合的。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学建构的基础既是现代的，也是民族的，是建构一个独立自强、民主科学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文学上的正当诉求和表达。而这种趋向民族性与现代内涵双重意味的文学建构，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样一个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尤其在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解放区，在当时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促动下，就显得更加自觉和明显。延安文学也在新的现代意义上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思想、新人物、新形式，也在致力于为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而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征程上开拓了中国文学的新境界。延安文艺界普遍认为，这样一种新的文学状态不仅是创造一种独立的民族国家文学所需要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是承续并发扬着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道路的。显然，这样一种开放的民族性和现代内涵的复合型价值观念是一种中国现代观念在文学发展中有意味的激响。
认为延安文学是一种具有独特中国现代意味的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构想，而且建构了富有现代价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在立足中国现代发展的基础上，弥合上述两种新文化发展路径的裂隙和分歧。正如有学者指出，延安时期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即“毛泽东思想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同时又是对它的变易与更新，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当时的文化要求”。可见毛泽东思想具有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也具有自觉的中国化品格：“他的目的是要把现代的东西中国化，寻求现代的中国实现”。而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其实在观念和创作中都较大程度因应了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时代要求，所以，延安文学也就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现代品格。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中，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现代文学跟一个时代的现代化发展，既相一致，又不一致。这是因为文学不仅反映社会而且反思社会，中国文学的现代特征不仅是中国现代社会情绪的艺术表征，而且包容了中国现代社会情绪的理性和非理性及其所赖以形成的一切根源。而到了延安时期，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延安文学所具有的现代特征与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文化的意识形态要求表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此时延安文学现代发展和大众化趋势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审美批判的关系，而是取同一方向的、互为促进的关系，当然，更多还是延安文学因应当时社会和政治需求的关系。这在当时正在进行新的强力社会整合和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历史语境中，是必然而合理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党的文学”观念，得以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崭新建构中获得创新性发展。延安文学的现代价值在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和思想表达中，也就呈现为一种党的文学形态和美学特征，这是延安文学现代内涵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现代内涵的独特表征。
而这样一种非常鲜明而独特的现代品格，在延安文学中又有其特别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存在，这就是人民性维度的客观存在。只有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理解人民性维度的重要价值，延安文学现代建构中的民族性和中国性特征才会成为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而非一种简单的外在性装饰。
延安文学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一，乃是一种面向工农兵和人民的文学，即“工农兵文艺”和“人民文艺”。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组织化和群众化特征的文化运动，举凡文学、戏曲、美术、电影、音乐、歌舞等，都是其重要构成。《讲话》要求，文学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但主要和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即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工农兵是革命的主体，也是人民的主体，而在当时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工农兵中的主体又是农民。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前，延安文人大都还是沿用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眼光去打量农民，认为农民是愚昧的，需要知识分子来启蒙和教化。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就表露了相当的警觉：“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而在这种政治性认知面前，知识分子除了进行思想改造、工农化改造之外，恐怕也没有其他捷径可走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在当时既是文学现代发展和文学大众化正在发生巨大转型的表征，也是建构一种新的现代文学思潮和形态所必然经历的历史环节。
工农兵作为革命主体在延安时期获得了崇高地位，是人民中的主体部分。“人民”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建构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中国现代意义和革命内涵的“人民”正是在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政治文化建构中完成的。人民话语较工农兵话语具有更大的内在张力、历史内涵和包容性。工农兵话语主要是在阶级论的意义上建构起来的。而人民话语尽管在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建构中，也是从阶级论的意义上来思考和探索的，但是它不仅具有“阶级”的属性，而且具有“民族”的属性，不仅包含了无产阶级，还包含了中华民族，于是，阶级与民族的内涵在人民话语中得到了一种更高程度的辩证综合。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又及时思考了新中国政权组织形式等问题，富有历史意义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一个政治命题。在这个命题中，“人民”处于主体和核心的位置，没有人民主权的确立就不可能建构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毛泽东希望建构的新中国正是这样一个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是新中国的主旋律，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崭新建构的价值担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的人民话语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现代话语。延安文学中的人民性维度也就具有更为崇高的品性。
关于文艺领域中的人民本位问题，其实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和演讲中反复提到过，并且在1944年1月于延安观看新的平剧《逼上梁山》之后，在写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明确从“人民”角度谈到了戏剧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及其富有革命性的现实意义。他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毛泽东不仅在论述戏剧革命时贯彻了他的人民历史观，而且提到了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的成就。1945年，郭沫若明确提出，“今天是人民的世纪，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也当然是人民的文艺”。关于“人民本位”，郭沫若曾经在1946年作过说明：“从前对于历史人物与事实的叙述和批评，一向是专站一定的立场，即站在帝王底立场来叙述批评的，是从王朝底利益统治者的利益出发的，是以帝王底利益为本位的。今天应以人民为本位，老百姓做主人，对于过去历史的看法，也跟着起了变化。……历史从前是在统治阶级底手里，是被歪曲的，现在要纠正它。这种翻案，是要求历史底真实。”1949年，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题目即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民文艺新在何处？新就新在它是一种具有强烈人民性维度价值的文艺，一种人民本位的文艺，一种新中国文艺或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的先锋形态。延安文学现代发展中的人民性维度，也于此得以彰显和广泛认同。
综上所述可知，延安文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内涵至少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两个方面，它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观念的现代建构和大众化实践中，创造性地宣告了一种新的现代文学的形成。换言之，延安文学不仅是一种具有现代意味和大众化特征的文学，而且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从民族性和人民性两个维度确立了延安文学，我们就可以进而探讨延安文学的现代发展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复杂关联。
02
在延安文学不断发展和演进中，致力于新的民族形式的变革和创造始终是其得以蓬勃发展的内在线索之一，也是其内在动力之一。正是具有这种形式变革的热情，延安时期的作家在那样一个戎马倥偬的年代，才会成功创作了一系列现代经典作品，尤其在后期延安文学阶段，更是在新的形式变革和文体创造上，达到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此时不仅诞生了新的民族歌剧《白毛女》，也出现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新评书体小说，孙犁《荷花淀》《芦花荡》等抗战抒情小说，以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抗日英雄传奇，以及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为代表的民歌体新诗等。倪伟认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文学象征社会的方式会呈现出某种一致性，不仅在某些特定的文类中，而且也会在普遍的文学层面上，表现出某种形式上的一致倾向。只有抓住这些积淀的形式特征，才有可能建立起对特定社会历史时期文艺的相对系统化的诗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延安文学经典作品，其实都在创作上呈现了延安文学现代发展跟中国文学传统的密切联系。延安文学现代内涵的形成，其实包含了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中诸多因素的积极传承和发展，并在更高程度上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了吸纳、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当然，这些传统既有古典文学中的大传统，也有民间艺术中的小传统。其中抗日英雄传奇对于章回体小说、民歌体新诗对于陕北信天游等歌谣形式的借鉴和改造，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现代品格，都是非常明显的。而在延安文学中，赵树理小说和孙犁小说其实分别代表了延安文学俗和雅的两面，在延安文学现代发展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联上颇有代表性，本文在此以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为中心，对该问题进行重点讨论。
与《讲话》精神相契合的文学实践最先是赵树理的小说，其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在《讲话》发表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种先在的契合表明赵树理创作的成功并非偶然。赵树理立志要做的是“文摊文学家”而非“文坛文学家”：“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他的文学通俗化写作，主要是一种面向农民和乡村，借鉴民间和传统文艺形式，能够跟不识字或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读者达成一种有效审美和思想交流的写作。赵树理对民间艺术和古典小说非常熟稔，在他的小说中，传统的、民间的文学艺术元素能够自然流贯其间，像是自然生长出来。他的小说在情节结构上往往采用有头有尾的线性叙事，借鉴了古典小说尤其是古典白话小说的叙事传统；而由于“中国的旧小说实际上就是评书式的”，所以他“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就使他的小说成为一种可说可听的小说；赵树理在小说中加入了一定的曲艺形式要素，比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快板，其说唱的形式形成了一种趣味性；赵树理喜欢地方戏曲，所以他的小说多有风趣的场景化叙事和大团圆结局，这在《小二黑结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凡此种种，可见赵树理的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艺术的影响，因而具有一种特有的来自民族文化和乡村泥土深处的神韵。
但是，赵树理小说并非古典小说而是现代小说，因为他在小说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一些叙述手段和技法，并与传统叙事方法进行了自觉融合与创新。他自己曾说：“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比如在《小二黑结婚》开头介绍二诸葛和三仙姑出场时，“刘家峧有两个神仙：一个是前庄上的二孔明，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在《李有才板话》中介绍李有才出场时，“在老槐树底，李有才是大家欢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饭时候，没有他就不热闹”，一个拟说书人的叙述口吻已经没有了古典白话小说和评书中的程式化俗套，而是有着现代小说叙述者的功能性存在，将古典小说中的说书人叙述跟现代小说中的叙述者巧妙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创造。郭沫若认为，在赵树理创作中，“章回体的旧形式是被扬弃了。好些写通俗故事的朋友，爱袭用章回体的旧形式，这是值得考虑的。‘却说’一起和‘且听下回分解’一收，那种平话式的口调已经完全失掉意义固不用说，章回的节目要用两句对仗的文句，更完全是旧式文人的搔首弄姿，那和老百姓的嗜好是白不相干的。……作者破除了这种习气，创出了新的通俗文体，是值得颂扬的事。”这种新形式，显然是民族性与现代内涵的统一，具有文学现代发展的全新内涵。
此外，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意味还来自它所具有的革命性和启蒙性功能。1941年，赵树理对文学的通俗化写作就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他不仅把通俗化作为抗战动员的有效手段，而且认为它是“‘新启蒙运动’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后来，他又说自己写的是“问题小说”，不仅要让“老百姓喜欢看”，而且要在“政治上起作用”。这表明，赵树理致力于《小二黑结婚》等通俗小说写作，是有着明确的革命宣传意识和现代启蒙意图的。这种意图的实现并非依靠个人主义作家的视角进行外在灌输，而是致力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时代氛围，通过农民的眼光和方法进行真切感受。赵树理的小说具有深刻的时代变革内涵，与毛泽东在当时阐述的关于乡村和农民的观念相契合。在这点上，赵树理小说具有人民性内涵的典范特征。曾有人认为赵树理“不认为文学是人学，不认为文学的崇高使命是研究人、表现人、从审美的角度通过艺术形象去陶冶读者的心灵，而是把文学当作一种为农村现实政治服务的特殊工具”。这种看法忽视了赵树理笔下农民世界的真实性与丰富性、那个时代农民所具有的革命性，以及农民在欣赏其作品时所受的身心感动。这种身心感动是一种新的文学艺术的教育和启蒙。在赵树理小说的现代内涵和革命价值上，民族性维度是其基本的浑然天成的形式特征，而人民性内涵是其小说最为基本的人文内核，不理解这两个层面及其形式与内涵的辩证统一，就不能准确理解赵树理小说乃至延安文学的现代特征和革命价值。
赵树理之外，孙犁是另一个延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孙犁的抗战小说具有较为独特而精致的艺术表达，其对人性和人情美的书写，使他在创作中过滤人间的不幸和邪恶，凸显美好和善良。孙犁热爱中国古典小说，对古典小说的语言艺术风格和人物性格刻画有着独特而深刻的体悟。他曾评价《聊斋志异》“文字生动跳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简洁精炼”，《红楼梦》“达到了中国文学语言空前的高度”，语言“纯净”，“简直没有一句重复没用的话，没有一句有无均可的话”。古典小说简洁精练的语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在小说创作中非常注重语言的典雅和简练。孙犁小说中的状物描写，往往能提炼最为传神的字眼，比如写河流的轨迹，“滹沱河在山里受着约束，昼夜不停地号叫，到了平原，就今年向南一滚，明年往北一冲”，用的是“滚”字、“冲”字；写屋里欢乐的氛围，“小屋活泼起来，浮着欢笑”，用的是“浮”字；写鸟的飞行，“一只飞鸟横过队伍”，用的是“横”字；等等。其语言简练准确，无不受到古典文学炼字的影响。在对话描写上，孙犁曾说，《聊斋志异》的人物对话“光彩夺目”“惊心动魄”，唐传奇对话叙事“简洁漂亮”“光彩照人”，《水浒传》中人物的性格“全用他们的谈话表现出来”，是“对语言的绝大的注意和造就”，尤其《红楼梦》的人物的每一句话，都是人物心灵的交流，“那人物的对话，叫人读起来，就像看见了说话人的神情，听见了说话的声调”。其在小说中也是特别注意人物对话的性格化处理，比如《荷花淀》中水生嫂对丈夫说，“你总是很积极的”，“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等等，这些话就包含了既嗔怪又体谅的复杂情感。除了语言，孙犁小说与古典文学最为重要的关联，在于它与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有着微妙而深厚的传承与创新。
孙犁的抗战小说充满诗意而冲淡的抒情，这在其成名作《荷花淀》发表时就已呈现出来。他曾言，《荷花淀》等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这点出了其小说的乡土渊源，也道出了作家的艺术自觉。他在延安窑洞这一片安静的创作氛围中，诗意的回忆瞬间氤氲了他的艺术空间，精致和富有美感的抒情正在这样一种沉静而温馨的回忆中呈现出来。如《荷花淀》的开头：“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这种语言典雅而优美，带有一些文人趣味，但其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意境式图画，是乡村劳动者也能感受到的。作者将读者一同拉向那种带着诗意的时空感受和回忆，使读者沉浸在那片空蒙柔情的银白世界里。1992年孙犁回忆道，“《荷花淀》等篇，是我在延安时的思乡之情，思亲之情的流露，感情色彩多于现实色彩。”这就道出了孙犁小说抒情性的基调，没有来自现实生活和生命之中的情感抒写，延安文学就不会出现这种醇厚悠然、影响久远的抒情小说。孙犁小说的抒情不仅承续了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现代小说抒情传统，更是继承并创造性转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诚如王瑶指出：“鲁迅小说对中国‘抒情诗’传统的自觉继承，开辟了中国现代小说与古典文学取得联系、从而获得民族特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鲁迅之后，出现了一大批抒情体小说的作者。如郁达夫、废名、艾芜、沈从文、萧红、孙犁等人，他们的作品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艺术上也各具特点，但在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这一方面，又显示了共同的特色。”显然，孙犁的抗战小说与古典文学有更为深远的联系，使其小说具有民族性的重要内涵。中国古典文学自《诗经》《离骚》以来就具有言志抒情的传统，有学者认为，与西方文学传统相比较，“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孙犁在其小说中以现代人文情怀对古典文学中的情感母题进行了现代转换，形成了一种新的创造。这在《荷花淀》《嘱咐》等小说的抒情性描写中都有着出色体现。这种中国化抒情与现代人文情怀的巧妙表达都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特征。在孙犁抗战小说的现代发展和建构上，民族性维度是其浑然天成的形式特征，而人民性内涵是其基本的人文内核，不理解这两个层面及其形式与内涵的辩证统一，就不能准确理解孙犁小说乃至延安文学的现代发展和革命价值。
结语
延安文学从形式和内涵而言具有丰富性，并传承和激活了中国文学传统。孙犁小说跟赵树理小说在审美表达和人文关切上尽管具有种种不同，但是在民族性和人民性两个维度上具有共同的现代表达和人文诉求，在此意义上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孙犁小说并非游离在延安文学之外，而是以其独特的现代审美形态丰富和拓展了延安文学的现代内涵。延安文学的价值凸显和美学呈现并非只有“赵树理方向”，还有同样值得肯定和彰显的“孙犁面相”。因此，延安文学的现代发展并非一种单一而贫瘠的存在，而是一种深刻而丰富的存在。延安文学之所以具有较为厚重的历史底蕴、创新性的现代审美内涵，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自觉弘扬和对中华文明的精神体认，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化和思想观照中进行了适当的创造性转化。延安文学不仅继承并创新了一些中国文学传统，也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民族主体性的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正在有序展开的伟大实践，新时代文学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和创造将在民族性和人民性上真正地呈现和发展。从现代内涵来看，新时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呈现和发展，也是一种传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传承和激活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延安文学是一种典范，它为当代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启示。
（本文注释内容略，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