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梵的短篇小说集《阅读障碍》，收入了他创作于1997-2024年的16篇小说，创作的时间跨度近三十年。16篇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身份足够复杂，教师、记者、女学生、医生、护士、黑帮头目、特务、老公安、银行职员、小镇打架高手、退休工人，不一而足。以不同的姿态和身影，他们出现在办公室、校园、实验室、精神病院、门诊部、监狱和派出所里，或者是在码头、小镇街道和长途客车上。他们有的去往民国，有的来自当下；有的从青年一路走向死亡，有的则从看似沉静的日常生活走到惊心动魄的绝境。16篇小说呈现的世界足够宽阔，从某个角度来说，在这个世界里穿梭着的“他者”，就是作者用了近三十年的时光，为了不断深化或阐释自己对于人生的认知而取用的思考和表达样本。

困境

在这部小说集的后记中，黄梵说：“当个人试图与宿命角力，一切现代性的困境，便在小说中释放出来。”确实，“现代性的困境”，可以视为是那个古老的命题——“宿命”在当下的必然走向与结果，是每个个体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16篇小说中，这些“天真的愚人”（福柯语），以各自的方式行走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徒劳地与其“宿命”角力，其起点虽然不尽一致，然而最终，却都遭遇了被虚无和悖谬笼罩着的“困境”。在《方向正北》里，逃学的女孩芳芳带着刺猬离开城市，穿过城墙，进入山林，然而，她肯定没想到，这一次充满爱与勇气的放生行动，却为自己带来了可怕的危险。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愿望与结果相悖的“刹车”（黄梵语），在这部小说集里一再地发生了。在《凹痕》《女校先生》《费马的灵感》《七毛》中，我们都遇到了这样的在小说中具有刹车功能的“临界点”。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临界点”的处理，其冷峻与残酷，虽然有突出的设计感或者说人为的戏剧感，但若换一个人来写，其过程和结局恐怕也将是如此。毕竟，这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的真实一面啊。以《十七岁的愚人节》为例，“我”在家里熬夜看完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上午起来后，吃了父亲亲手为“我”做的煎饼，还被父亲温和地介绍给了两位客人。“我”因此受宠若惊，却没料到，这竟然是自己被父亲送进精神病院的前奏。这样的经历与反转，我们似乎总是会在社会新闻或日常闲谈中遇到。甚至，这篇小说中的一些情节简直就是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本人经历的复刻。十七岁时，保罗•柯艾略就曾因性格叛逆，被父母三次送进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而“我”一再逃跑的尝试与努力，又让我们不断想起杰克•尼科尔森主演的那部电影《飞越疯人院》。黄梵写于2002年的这篇小说，因此不仅是对福柯《疯癫与文明》一书的现实注解——小说中的精神病院，似乎就是书中“愚人船”与电影中“疯人院”的合体，也成为了折射保罗·柯艾略少年魔幻经历的文字镜像。借由这一文字镜像，黄梵提醒了我们小说所具有的惊人的真实性与鲜明的指向性，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回避不了的困境。

退行

面对这样的困境与宿命，身处其中的个体究竟应该怎么办？作为小说家，大概并不能为此提供一个完美答案。正如黄梵在后记中所说的：“我并未用小说来关注这些困境的彻底解决，宁愿让人感到迷惑不解。毕竟人遭遇的困境，比人以为有的能力要神秘、高深，这大概是无法用小说回答的真正原因。”不过，在黄梵这部小说集里出场的某些人物，其行为或选择却表现出某种方向上的相似性。我们或可以借用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退行，来对之进行概括和界定。

“退行”这一概念最早由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随着其他后来者的不断修正与完善，“退行”多用来描述个体在面对压力、焦虑或创伤时，其心理与行为退回到早期发展阶段的表现。这样一种不成熟的心理与行为表现，可以帮助其暂时满足欲望或需求而消除焦虑。实际上，在黄梵的小说中，那些不断发生的退行性行为，其心理动机，除了消除焦虑和压力以外，或许还可以被看作是对自我本真状态的保护，其姿态虽然不是进取和积极的，但是目光却未必是逃避或向后的，而更有可能是向前的。

《金国的指南针》中，天真善良的傻子金国，因为对那辆进口自行车的喜爱而不自觉地寻找知音，最后居然爱上了收废品的、喜欢小偷小摸、一直在欺骗他的韩岭霞。这其中的错位自不待言，不过作者对金国出于“本能”而追求爱、建立“关系”的过程的描述与呈现，确实表现出了一种退行性的特征；《费马的灵感》中，我——胡奉三，又名少君，作为一名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银行职员和话剧团演员，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大轰炸中，却表现出了一种不思进取的懒散。与我的漫不经心形成对比的则是，我的全部空闲时间都被“有着迷人的简洁与典雅”的费马大定理填满了。以致敌机在天上轰鸣，我“仍躺在蚊帐里”，思索着要重现已经丢失了的费马大定理的灵感。这样的行为选择，无论是从逃避现实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回归自我的角度来看，都可以说是退行性的；而在《十七岁的愚人节》里，我和姐姐的辞职，以及在《枪支也有愿望》里，当枪支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与其使命构成了悖论而最终选择了自毁——这样的一种从秩序和稳定关系中的脱落，同样也可以从“退行”的角度进行理解与阐释。

梦境

在《阅读障碍》这部短篇小说集中，还有一类关于梦境的叙写，亦与困境中的退行有关。弗洛伊德和荣格均赋予梦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都对梦具有的退行特征进行过讨论。约兰德·雅各比在《荣格心理学》一书中指出：“每一次的疲倦、精神散漫、情感反应，尤其是每一次睡眠，都是退行的表现。”她认为：“在荣格的思想体系中，就是退行也有其积极的价值。……在梦中，正是退行激活了无意识中的意象，并将其提升到意识中，丰富了意识。”这些讨论和表述，为我们理解黄梵小说中描绘的那些梦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视角。

在《良民》中，隐瞒了自己过去的国军军情五处文书员身份、“潜伏”在大陆靠房租生活的陈浮云，在新上任的居委会主任找他谈话，提醒他不能靠房租生活得这么富，要把房租减免到公房水平之后，做了一个飘浮在《麦克白》的舞台上空的梦，在梦里，他拿着钞票却忧心忡忡，第二天就主动减免了房客的租金。在《费马的灵感》里，我在疲惫不堪的思索中昏沉入睡。在梦里出现的一片雪地里，我拿着一根树枝，边走边在雪地上写下公式和数字，结果走了不到二十米，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的证明。然而，这个美妙的梦却被敌机轰炸的气浪给掀翻了。而在《阅读障碍》中，因为小时候糊了十年火柴盒而落下阅读障碍的老温，却在梦中拿起了长条桌上诗人梁锋的长诗《工具诗》，结果出乎意料地克服了自己的阅读障碍——通过对上述梦境的书写，黄梵推着他小说中的人物进入“退行”的状态，去处理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压力和焦虑，以及童年的创伤经验。虽然在从梦境回到现实以后，那样的焦虑和伤痕似乎仍在，但是通过对于梦境的反复回味，他们是否可以实现自我安慰，或者完成对于自我的确认？这或许是作者有意要留给读者去想象的。

饶有意味的是，这部小说集的最后一篇、也是这部小说集的同题小说《阅读障碍》里，作者“黄梵”意外地进入了小说，在老温老实承认“我最怕的就是书里的概念，还有因果、逻辑关系”之后，“黄梵”给他提了一个重要的建议，让他去找梁锋的长诗《工具诗》来读。作者“黄梵”因此成为小说中的“他者”，也成为了退休工人/画家老温那个奇妙梦境的促发点。在后来的创作谈中，黄梵指出，小说中的老温实有其人，阅读障碍也是实有其事。至于小说最后老温做的那个梦，黄梵则表示：“这个梦是一种启示，还是一种真正的解决方案，小说并未披露。”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随着小说作者本人生猛地介入小说，其小说中一系列人物的“退行”，已经从无意识转向了有意识，从消极转向了积极，老温的梦，因此也许即可以理解为是荣格所说的“主动的梦”了——这个梦属于老温，又何尝不是作者黄梵本人的梦呢？本文在此要再次引用约兰德·雅各比在《荣格心理学》一书中说的话：“尽管有时候在个体心理中退行是障碍的表现，但同时也是通向平衡的道路，甚至可以说，它提供了拓展心理的契机。”或许，在不断回味梦境的时刻，在此之前以图像为其唯一“精神拐杖”的老温，终于有可能掷杖前行，进而超越自我的精神困境，实现与个体自我内在的协调。

（作者系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