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学》2025年第4期｜周吉敏：戏服里的春秋
周吉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章见于《人民文学》《十月》《散文海外版》等，著有散文集《月之故乡》《民间绝色》《斜阳外》《古游录》，童话长篇小说《小水滴漫游记——穿过一条古老的运河去大海》。曾获琦君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川观文学奖、白马湖散文奖等。现居温州。
戏服里的春秋
周吉敏
1
一步就迈过了历史的门槛，走进明清的日子里。接近正午的阳光，在“十里长街”上汇成一条河。明晃晃的光阴把两旁的店铺冲刷成沧桑的堤岸。
药材铺的百子柜像座微型的藏书楼，当归与熟地偎依在木格间，掌柜用戥子称量，黄铜秤盘盛起三钱晨曦，二两暮色，在子时添一勺打更声，药香随着铜盘起起落落在长街上流荡。
一家裱画店，梅、兰、菊、竹在宣纸的大雪里，开成了君子；吸入徐渭气息的葡萄藤，正将墨汁滴成魏晋的狂草；临摹八大山人的鱼，翻着白眼游过白花花的河。
章氏骨科，各种药草碾作泥，有了接骨木的效用，这就是药力。药力是生长力，动物与植物互为各自的生长力。此时，人愁眉苦脸，无助地看着自己看不见的伤口，寄希望于草木。
还有剃头店，一位老人在吱嘎响的椅子上仰面躺下，剃须刀在雪白的泡沫里全凭手感行走；还有缝纫店，还有白曲酒馆，还有梅花糕铺子、米豆腐铺子……一间间老店铺在青瓦白墙间，在斗拱雕花、飞檐翘角的簇拥下，从事着各自的生计。
十里长街像一条老藤。它的根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朝廷在路桥设立邮亭，作为传递文书和官员休憩的驿站。邮亭周边成为商贸与信息交流的节点。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开凿南官河，从黄岩城西出发，往南到路桥，形成“水街并行”的格局。商铺沿河逐渐聚集，形成早期商贸聚落。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赵构南逃途经此地，因“路即桥，桥即路”的独特格局赐名“路桥”。此时长街三桥边的“廿五间”商铺成为商贸中心，明清迎来了鼎盛时期。
杨晨在《路桥志略》里这样描绘长街：棉布贩于松绍，绸缎来自苏杭，苎葛运从江右，土布土绢则横街各村所织，每市亦几万金；南北杂货约数十万，鱼盐亦十余万。地产有土绢、小布、木器、草席、蒲扇、草鞋，工省价廉。洋货亦有尼布绒线、玻璃灯镜、洋纱、洋铁、洋靛、药材、钟表、枪炮……沿着文字，也是沿街而行，耳边充满了嘈杂的市声。
我是从南往北走，寻找“汪氏”戏服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边走，一边想象着一位师傅用剪刀在一匹丝绢上，裁下衣领、前襟、袖子。绣娘坐在绣架前，手指如兰牵引着丝线，在绣一朵牡丹。戏服店与老街在一起是妥帖默契的。十里长街也是一座大戏台，春去秋来，演员也是观众，换了一茬又一茬，上演的世情仍是旧的。
终于在街尾看见一块刻着“台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汪氏戏服制作技艺”的牌子，一面大锣与之同挂在店铺的木门上。店内经营各类宗教文化用品——神灵的牌位、穿戴的服饰、宫灯、道士服、电子蜡烛、摇钱树、莲花灯、塑料花、旗幡、凤冠、紫金冠、锣、鼓、铙钹……五色杂呈，流光溢彩，仿佛手掌合十，眼睛闭上，这些物品就能组装成一座气势庄严的神庙。
戏服挂在北面的墙上，有道士服与褶子。其中一件褶子是粉色的，前摆绣着一枝牡丹，金线钩边，朝着店堂里的每一件事物、走进来的每个人，喜气洋洋地绽放。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因神灵而合理地存在着。对于戏而言，是回到祭祀的源头，其实也从未离开过。
2
戏之源，也是戏服之源。戏人与戏服，是装与扮，不分彼此，浑然一体。
戏从先秦的巫舞与百兽舞，到春秋的礼乐舞蹈，到秦汉乐舞，到隋唐参军戏，服饰也从模拟自然界，到代表秩序礼仪，继而到观赏性，与舞蹈动作巧妙结合。戏曲在宋代的温州成熟，出现了角色行当，并在流传中出现了各种声腔。在这个过程中戏服也从生活到高于生活，逐渐固定下来，有了一定的程式。经过元明两代的不断完善，清代延续了明代戏剧服饰的穿戴方式。直到今天，戏服还在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
那天看浙江越剧团演出的《情探》，演员谢莉莉扮演敫桂英。在“行路”一折里，敫桂英的鬼魂由判官与小鬼引路，上汴京城捉拿负心人王魁。敫桂英一身白色素衣，长袖足有五米长。这样的服饰，象征着桂英的质本冰清，也用来表现魂魄的飘忽游移，旋转时卷起又似桂英雪涛般的冤仇，最后也是向王魁索命的绳索。白衣长袖与动作，与剧情巧妙结合，渲染着氛围，助推着剧情发展，达到了戏曲审美的高度，也让演员完成了角色转换。
长袖舞，源自汉代乐舞。魏晋南北朝有《白纻舞》，是当时最为盛行的舞蹈，最初为三国吴地的民间舞蹈，而后成为宫廷的著名乐舞。《白纻舞》是以舞服命名，用洁白的纻麻做成，质地轻盈柔软。有许多文献及诗歌对白纻舞进行了描述，如南朝汤惠休《白纻歌》：“少年窈窕舞君前，容华艳艳将欲然。……长袖拂面心自煎，愿君流光及盛年。”晋有《白纻舞》歌诗：“质如轻云色如银，爱之遗谁赠佳人。制以为袍余作巾，袍以光躯巾拂尘。丽服在御会嘉宾，醪醴盈樽美且醇。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欢乐胡可陈。”
有一次看台州乱弹剧团演《吕布戏貂蝉》。演员朱锋饰吕布，鲍陈热饰貂蝉。两人所有的“戏”都在“吕布”头上那副翎子上。“吕布”的心理活动，与“貂蝉”调情，全在翎子的表现上，精妙得让人惊叹。
戏曲演员插翎子，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的祭祀舞蹈。《后汉书·舆服志》：“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古人模仿动物鸟禽，对自然界进行参照，与天地万物进行联通，制作服饰的色彩、造型，这是戏剧服饰的本源。
戏曲是精神的花朵。台州偏居东海一隅，历史上的演剧活动却没有缺席:
黄岩灵石寺出土了六块五代时的戏砖，其中一块刻着参军戏图纹，上面的“苍鹘”与“参军”，衣饰清晰，眉目生动。可见，戏的流水早已浸润这一方水土。
元末明初，陶宗仪的三十卷《辍耕录》记载了不少台州戏曲资料，其中的台州词调，在黄岩演出尤盛。
明代早期，南戏海盐腔在台州广为流布。陆容《菽园杂记》载：“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亦不为耻。”晚明徐渭《南词叙录》云：“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
明末清初，乱弹戏盛行，台州的山风海骨孕育出了黄岩乱弹，也就是台州乱弹的前身。台州乱弹剧目丰富，“行头”除了冠帽、鞋靴，还有蟒袍、官衣、开敞、箭靠、鱼鳞甲、坎肩、彩裤、女披、裙等等，文武戏齐美，可见一斑。
繁盛的戏剧演出，带动了戏剧服饰的需求。十里长街，作为水陆大码头，是“路歧人”上岸之地，成了台温一带戏服最大的集散地。据记载，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十里长街上戏服制作店铺多达二十余家。如今，此等风光已不再。沿路下来，除了“汪氏”，紧挨着的“王家三姐妹”，也是一家戏服店。
一缕清风进店来，拂动墙上戏服的衣摆。长街的飞檐翘角，木雕上的戏曲人物，来来往往的人，还有那些过去的，尚在的，都跟着摇曳起来。
3
这间宗教文化用品店里的一切，都因汪震鹏这个人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
汪震鹏在琳琅的商品间转来转去，为顾客选配所需的物品。他在这个过程中神情喜悦又掺杂几分敬畏，一边忙活，一边说着家族戏服制作的历史。
汪氏戏服制作上溯至汪震鹏太婆，已传承了五代，有百余年的历史。汪家的太婆，是旧式女子。想来女红出众，一针一线绣出的图案被人称道，被当地的戏服制作行雇作“绣娘”。
“我爷爷喜欢看戏，会讲很多历史故事，看完了整部《红楼梦》，会写隶书，会画龙画凤，还会绣花，那时已成家庭的副业。”
汪震鹏的爷爷汪贤巨，能画稿、裁片、掌握刺绣全套技能。可想而知，母亲的刺绣，乡野的演剧，给了汪贤巨艺术的启蒙。
说起爷爷汪贤巨，汪震鹏眼睛发光。汪贤巨，小名叫桃桃，黄岩十里铺无人不晓。他的名声来自他的技艺。十里铺人家的女儿出嫁穿的衣裳、戴饰，都出自其手。汪家还有嫁衣租赁，分上中下三个档位，租的费用也不同。汪贤巨还会化妆，依当地方言有着“猫里骨塑观音”的本事，哪怕是相貌普通的女子，经过汪贤巨的手，都成了美人。
汪贤巨还是十里铺民间庙会的总导演。他让村里的小孩坐铁梗（台阁）、踩高跷，然后为他们选戏、做戏服、化妆。十里铺庙会人山人海，人们穿着桃桃做的戏服，扮演一个个戏曲人物，赢得了满街喝彩。
汪贤巨的民间艺术事业慢慢扩大，开始为农村剧团做戏服、化妆。戏班要定做戏服，只要告诉他要演什么戏，就会把全剧所有人物的行头备齐送到戏班。特别是包公那张面，非他亲手画不可。早期黄岩乱弹剧团所有的行头都是汪家出品。
1956年，黄岩乱弹剧团要做一件黑底龙袍。当时七十五岁的汪贤巨已卧病在床，只好把儿子汪祥云，也就是汪震鹏的父亲叫到床前，把龙袍的开片尺寸、龙纹的样式以及位置，一一口述给他。汪祥云依照父亲的口述画好样稿，然后由妻子王小娥刺绣，完成了这件黑底龙袍。在这件黑底龙袍的制作过程中，汪氏两代人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戏服制作技艺的传承交接。
汪祥云接过父亲的班，青出蓝胜于蓝，除了熟悉戏曲知识，开料、画稿、裁片、刺绣、合成等工序无一不精，延续了汪家戏服制作的名声。此时，戏服制作已成了汪家的主业。文革期间，汪祥云不再制作戏服，在家专心务农。
改革开放初期，戏曲迎来了发展，各地民俗活动逐渐复苏，庙会活动中的高跷、抬阁、闹湖船等民间活动需要大量的服饰，戏服一度供不应求。黄岩乱弹剧团第一个找到汪祥云定制《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的戏服。汪震鹏到现在还记得戏服上的花样，都是父亲汪祥云一笔一画设计出来。
“我父亲很爱这项技艺，对他来说不仅是养活一家老小的谋生手段，更是一种兴趣爱好。”
此时，黄岩十里铺村顺应时代发展，成立了一家戏剧服装厂。汪震鹏一家人几乎全部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厂里上百位绣娘都是汪祥云和汪震鹏一手调教出来的。
“我父亲负责戏服设计，母亲做刺绣，二姐做裁缝。”汪震鹏笑着说。“我父母手工制作的一件蟒袍，卖出一千多元的高价，在当地还引起了轰动。”
20世纪末，因体制转变，黄岩十里铺戏服厂解散。汪家并没有随集体厂的解散而歇业，而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继续制作戏服。
一个时代悄然结束了。此时“汪氏戏服”已交到第五代传人汪震鹏手上。
4
阳光斜照进来，仿佛一段旧年华，不经意间被重新提起。
十里铺的戏剧服装厂散了，可汪家的手艺不能抛。汪震鹏创办了属于自家的戏剧服装厂。
在汪家六个兄弟姐妹中，汪震鹏排第五，长得相对瘦弱，父亲便让他学习戏服制作，不用很大的力气。那年，汪震鹏十九岁。
在戏服制作的诸多工序中，汪震鹏尤其擅长设计绘画，那些传统的龙、凤、狮、虎、麒麟等祥瑞图案，以及梅、兰、竹、菊、牡丹等花卉，在他精妙巧思下，在戏服上总有不一样的风致。
家里地方小，汪震鹏就画好底稿，让会绣花的村民来家里领花片，配上丝线的颜色，拿回各自家里绣好再交回来。汪震鹏按工付钱，村民也有收入。随着生意日渐兴隆，绣花工人也从十里铺村蔓延至周边的村庄，最远到了院桥旧柱山，离十里铺有三十里路，汪震鹏就开车把花片送上门，给村里的绣娘们加工。“只要绣工好，路远怕什么。”简单的话里，藏着那时汪震鹏创业的韧劲。
1997年，汪震鹏把“汪氏戏服店”门店开到路桥十里长街上，但制作的工厂仍在黄岩十里铺。从此，开启了“汪氏戏服制作”最盛的时期。那时，汪氏戏服品种多达五十余种，除供应台州各县市的民间剧团和专业剧团外，还销往全国各地。除了本地的台州乱弹剧团的戏服，还有北京越剧团、嵊州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金华婺剧团、温州瓯剧团、福鼎越剧团等，都成了“汪氏戏服店”的顾客。此外，汪震鹏还把生意还扩展到佛门帐、跪垫子、道袍等宗教用品上。
汪氏戏服的过人之处，除了专业，还有用心。“一件袍服的好劣，在于领、袖的处理，我家的前领襟上下片特地缺一刀(约八厘米长的斜三角)，这样穿身上一系，领口特别服贴。袖笼也特地挖一马蹄形缺口，这样穿起来袖笼紧贴腋窝，演戏时不易溜滑脱。”
20世纪末期，机绣开始出现。汪震鹏练成了快速画样稿的本领。那时他一天可以画几十份图纸。相对手绣，机绣的成本降低，速度也加快好几倍，戏服价格也就大幅度降下来。“龙袍，机绣仅需要十天，并且一次能制作出八件，而手绣龙袍，一个多月才能出一件。质量较好的机绣龙袍一件价格在七八百元，而手绣龙袍一件价格起码要五六千元。”
时代的前浪与后浪紧密相随，从来不容商量。当机绣出现，电脑绣花也已在来的路上。最主要的是民间戏班逐渐减少，戏服制作生意也逐年下降。
如今，汪家保留的唯一一件手工绣的戏服，是当年汪震鹏的父亲和母亲一起为温州京剧团做的一件龙袍。这件绣上十九条飞龙的戏服，是汪家的得意作品，因为打翻的墨水溅到戏服上，就成了次品。这件戏服也因此留存下来，成为汪氏戏服制作技艺的历史见证。
汪震鹏因为长期从事服装制造行业，生产性粉尘刺激频繁，导致他得了慢性支气管炎，现在已很少制作戏服。
“孩子们常常劝我不要再那么辛苦，可我心里总是割舍不下，总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多做些事情。”
讲到子女是否传承“汪氏戏衣制作技艺”，汪震鹏的话里也有了答案。“儿子读博后留在美国生活，春节刚去他那里过年，我在那里不习惯，还是在家里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就是遗憾没有带相机去，把外国博物馆里中国服饰的纹样拍下来。”
汪震鹏一边说着一边在一张白纸上画一条龙，不出几分钟，一条四爪龙跃然纸上。这条没有五彩丝线加持的龙，像极一种原始的状态。一种情绪像雾气一样从白纸上弥漫出来。
汪氏戏服在时代大潮地冲击下，已然退回到戏曲的源头，也只有民间的土壤可以保存着汪家人世代的戏服情怀，无论春秋代序。不远处就是东岳庙，庙前有一座戏台，每年农历三月廿八神诞日，都会演戏。汪震鹏都会过去看看戏服的变化。“现在的戏服更适合舞蹈，布料飘逸，层层叠叠，很唯美，时代在变，戏服也跟着在变。”今年六十七岁的汪震鹏，眸子暗了一下，又亮了一下。
离开时，我回头又看了一眼戏服上的那朵牡丹。再过几天就是谷雨节气了，牡丹要开了。想着，戏曲表演有梅花奖，那能否设立一个牡丹奖，奖掖那些在舞台背后默默付出的戏曲服饰制作的工匠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