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林：万代长江客
“万里长江客，东风过裕溪；不知今夜月，何处听猿啼。”这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诗人彭孙贻《江上小诗二十首》中的第八首，写的是在溪口的感怀。彭孙贻肯定不会想到，几百年之后，我会把这首诗的第一句拿来化用为标题，写一写这四位普通人的长江故事。
说是四位普通人——普通在于，他们的的确确是我在武汉这座城市里遇到的四位平凡市民，甚至并不专门从事与长江保护相关的工作。相较于其他人——那些因为职业和身份原因参与到长江大保护行动中来的人，他们的身份更具有代表性，他们的故事也更具有代表性，他们以及无数个像他们这样的人，更接近于我们每个普通人对长江的参与和守护。
此外的意义还在于，从年龄来说，他们都处于中老年，已经度过了人生中的黄金岁月。而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以白纸黑字的方式把他们与长江的故事记录下来，呈现给年轻的一代和更年轻的一代，让一代代人去参与形成一代代人的长江，让这条大江因为一代代人的参与而能在它的古老之中一代又一代地年轻起来。“万里长江客”，这是空间意义上的说法，从时间的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万代长江客”中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一
军山大桥底下——陈贤铭提出来的这个见面地点让我下意识地迟疑了几秒钟，我连忙跟他确认道，就是在军山大桥底下么？他在电话那头说，就是的噻，我们又没有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从军山大桥上下来之后，先沿着汉南大道拐上城陵矶大道，又拐上南环线，往军山大桥方向开过去。当车子开到军山大桥底下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了正站在路边等我的陈贤铭。他上身穿了一件醒目的护渔员服装，正在四下里张望，旁边停放着一辆喷涂有“禁渔巡护”字样的新大洲牌电动车——车把上斜挂着一只已经脱了线的草帽。
大桥底下还停着三辆汽车，其中的一辆，属于一位正在整理渔具的垂钓者。提着渔具从堤坝上走下去时，他看见了这边正在和我寒暄的陈贤铭——更准确地说，是看见了后者身上那件醒目的护渔员服装。他一脸迟疑地望着陈贤铭，不知道该不该这么“明目张胆”地从他面前走向江边。注意到这一点之后，陈贤铭主动向他招手道：“只要正常垂钓都没问题，就是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下水。”接下来，我和陈贤铭也走下堤坝，穿过一段滩涂来到长江边。那位垂钓者就在我们几步之外的地方整理渔具，他向我们——更多是向陈贤铭——诉苦道：“最近水漫上来了，也钓不到什么大鱼，只能钓一些船钉这样的小鱼。”
不过，在陈贤铭看来，船钉鱼多了其实也正是长江生态变好的直接证据：“船钉多了，说明长江的生态恢复得相当好了，以前长江没有实施禁捕的时候，有好多电船、迷魂阵、绝户笼，搞得很凶，生态破坏得很厉害，船钉并不多见。现在生态治理了，江豚——就是江猪子——也出来了，还有长江铜鱼，又叫金秋鱼，它们主要是出来觅食船钉一类的小鱼。”
“我自己也见过很多次江豚，今年前面两个月还见过一次。”他抬手朝着左侧下游的位置指了指说，“大概就在那一带，跟军山大桥呈四十五度角的位置，那一片就有三五群江豚，一群就是三头。它们经常是以家族为单位出现的，大概有那么十几头。”他也跟我说起关于江豚的一个细节——以江豚的出现来预知天气情况，“很早以前，没有天气预报的时候，老人都是看江豚捕鱼作业，只要发现它们露头，明后天绝对会有暴风雨。”
不过，对于我的疑问——近年来江豚在长江的多次出现是否也能判断天气，陈贤铭表示：“这个迹象现在虽然还有，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准确了。因为现在鱼群恢复了，数量也逐渐多起来，江豚的食物量非常充足，以前是因为江豚的数量多，但是食物少，江豚是攻击性进食嘛，现在不缺吃的了，所以它们基本上主要是处于戏水状态。觅食的情况也有，更多的是在一个地方打转，并不会到处跑，比如说这群江豚主要在这里，上面虽然也有食物，不过它们就不会再跑到上面去了，就在这个地方。以前它们都是很散的。”
之所以对长江那么熟悉，是因为陈贤铭曾经是职业渔民。家住长江边军山街道军江村里的他，13岁就跟着父亲捕鱼——而再往上，他的祖辈也都是职业渔民。就像农民向土地要粮食、牧民向草原上要牛羊、猎人向山野要猎物一样，陈贤铭和他的先辈们也世世代代以向长江要鱼虾为生，并在年复一年中形成了这种靠水吃水的生存方式。
“我捕鱼有40多年了，以前家里条件差，又有几姊妹，辍学也比较早，所以十三四岁就在船上了，就在船上搬搬罾、清清网。我们家原来两条船，是子母船，一条大船套一条小船，大船有十几米，用的是12匹马力的柴油机，小船用的是6匹马力的机子，距离远了就用大船，不好上岸的时候就用小船。”陈贤铭还记得，起初捕鱼确实还算得上一条门路，那时鱼类资源比较丰富，每次出船都有上百斤鱼获，“四大家鱼都能捕到，甚至有四五十斤的大鲤鱼、七八十斤的大鲶鱼。”但随着过度捕捞和生态环境恶化，“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小，起早贪黑连二三十斤都很难捕到，根本养不活人，一个人一天起码80块钱费用，两个人就是一百六，再加上其他损耗，一天保底也要两百块，连成本都搞不回来。”
“每天都在江里面，什么时候出鱼，什么时候不出鱼，我们都很清楚。以前长江不是没禁渔嘛，搞过一段休渔期，三月到六月休渔，解禁后鱼获强一点，但也搞得相当少。因为社会发达了嘛，电气化很厉害，什么超声波探鱼、电船捕捞啊，生态都灭绝了，搞得没什么鱼了。”陈贤铭当时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局面——出船一趟的成本大于渔获，而如果不出船，又连二三十斤渔获也没有。这个捕也不是，不捕也不是的局面持续了一些年，甚至让他一度陷入绝望之境。直到2020年7月，国家出台了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政策。
听到这个消息后，陈贤铭二话没说就和村里的20多位职业渔民一起，主动上缴了渔船和渔具，决定“洗脚上岸”——当时他打算出去打工，找一条能替代的谋生门路。对于禁渔就没有抗拒心理么？我问道。陈贤铭叹了口气说：“说实话，这也是大势所趋，长江当时的生态环境太差了，根本就没什么鱼嘛。”而他没想到的是，跟长江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接下来却又换了一重身份继续跟长江打起交道，“后来农业农村局下了个政策，就是安置再就业，村里就推荐我们做了护渔员，工资也不高，每个月3500块，过年的时候有些绩效工资。”
两相对比，陈贤铭也承认，做护渔员比原来做职业渔民还是强那么一些，但是“强也强不到哪里去，饱也吃不饱，饿也饿不到”。不过他也表示，好处也是之前比不了的：“最起码不用待在水里了，以前经常在水里面跑，会有风湿什么的，碰到大风大浪甚至还有生命危险，现在就不担惊受怕了。我们家五口人，两个子女都工作了，基本没什么压力，安排我做一名护渔员，我很知足了，差不多相当于公职人员了，到了60岁还可以正常退休。”
作为护渔员，陈贤铭每天的工作就是对长江小军山至汉南段十几公里的长江沿岸进行巡护，协助渔政管理部门保护长江渔业资源、宣传禁捕政策、劝导市民文明垂钓，提醒他们不要下水、防止中暑等等。他每天上午8点出门，晚上5点半下班，上午和下午骑着电瓶车各跑一趟，一天要跑60多公里。
“我们风雨无阻，节假日也照样，大家都休息的时候，反而我们的压力就来了，我们虽然也会有休息，不过就是没有比较固定的休息时间。
“刚禁捕的时候，有不少人会顶风作业，躲在隐蔽的地方偷偷捕捞，但是随着多部门联合执法的日益严格，现在这类违法违规的案件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常来江边垂钓的人，都认得我们这些护渔员，现在宣传的力度也很大，他们都晓得禁捕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
“尤其是近几年，钓鱼爱好者也比较守规矩了，都是一人一杆一线一钩。如果碰上违规的，比如用爆炸、串钩那种多钩多杆的情况，我们也会及时地劝阻。如果劝阻一次两次不听，我们就会记录下来，直接交给渔政或者派出所处理。不过，违规的情况现在比较少见了，现在长江大保护的宣传力度也比较大，大家也都有保护生态的意识了，法治观念也很强。我们现在主要是劝钓鱼爱好者，一个是不要在朋友圈里炫耀渔获，二个是不要买卖。”
之前，在经常钓鱼的那几年，我和钓友最痛恨的是电鱼，我向陈贤铭提起这一点。他表示：“原来有，但近几年已经很少再见到了。对电鱼的处罚力度非常大，抓到之后，一个是要增殖放流，一个是要拘留，再一个就是罚款两万以下，划不来嘛。”
我又质疑说，电鱼的人一般晚上才出来，你们也不知道。陈贤铭笑着摆了摆手说：“现在已经好多啦，长江沿岸基本上都安装了电子眼，另外，还有这种情况，这种也属于电子眼嘛。”
他一边说，一边瞥了一眼就坐在旁边的那位垂钓者——我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所以，钓鱼爱好者多了，电鱼的、网鱼的也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他们也会举报他们嘛。有时候在平台上举报，有时候打电话投诉，我们的电话24小时不关机，只要接到举报投诉电话，不管是什么时候接到的电话，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是半夜，我们也会过来处理。刚开始那两年举报投诉的还比较多，那时候刚下班还没到家，举报投诉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江边都是钓鱼的人，晚上也有很多人钓鱼，晚上还更多，晚上天气凉快啊，安静啊，三五米就有一个钓鱼的，哪还有电工、网工啊。”
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陈贤铭，对长江有着很深的感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世世代代就住在长江边，另一方面是因为护渔员的这份职业。
“现在干了护渔员，就更加亲近了，每天都可以见到长江的变化，现在这些植被，包括对生态有破坏的意大利的一种花卉，能处理的我们也都处理一下，还有鳄雀鳝、鳄龟之类的，经常有一些人工饲养的也会跑出来。”
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近年来在长江沿岸经常可以见到的鱼类放生，并非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美好。更加丰富的鱼类资源，反而会对水体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你看过那个放生甲鱼的视频没有？”陈贤铭问我，“这不是好事，现在长江里的甲鱼多得要死，这些甲鱼放生到长江，长江是流水，水温不同，存活不下来，造成水资源污染。前年我就见过，放养的鱼死了一大片。比如财鱼、鳝鱼都有人放养，我们看到一起就杜绝一起。”陈贤铭也向我解释了“增殖放流”与放生的不同之处，“增殖放流，放生的其实是鱼苗，它们适应野外生存的能力比较强，跟放生池塘里养的鱼还是不一样的。”
“长江十年禁捕，虽然才过去四年，但是已经能看到效果了。”陈贤铭说，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能看到成群的鱼在江面戏水，“大船开过来的时候，成群的鱼跃出江面，还能看到江猪子逐浪跳跃。可以说，现在长江的鱼类资源已经相当丰富了，去年，就在南岸嘛，黑压压一片，都是二三十斤一条的鱼，有时候甚至会朝船上跳，那些钓鱼的忙都忙不过来。长江里的鱼差不多就相当于精养鱼塘里面的鱼，成群结队的，一个鱼群差不多有上万斤。”
是的，选择在军山大桥底下见面是明智的。现在正值三伏时节，阳光非常毒，幸好是听从了陈贤铭的提议，此时此刻我们才得以躲在军山大桥下享受它带来的阴凉。
不过，作为跨越长江水道、连接蔡甸区和江夏区的一座特大桥梁，同时也是武汉市区的第四座长江大桥，这座大桥自2018年底建成通车之后一直都很繁忙，在这个上午也不例外。在采访的间隙，从大桥上不时传来一阵接一阵的车辆通过时的声响。好几次，我注意到陈贤铭望着不远处空阔的江面，像是陷入了对往日，又或者未来的思绪之中。
眼前的所见，如果让陈贤铭想起了过去做渔民的日子，我当然可以理解。我问道，现在做了护渔员，还会怀念以前的捕鱼生活么？他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选择了遵从内心的真实想法：“哎，怀念也还是怀念的，捕鱼还是有乐趣啊，那时候我们主要是撒网，当然还有下罾子啊，下滚钩啊，都很有乐趣。但是人啊，虽然（对那些）有向往，不过还是要对自己有要求，以前到江里打鱼是为了生计，现在护渔嘛，是为了子孙后代。”
返回江堤时，陈贤铭又畅想起未来：“我今年55岁，到长江禁渔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2030年，我也该退休了，那时候我会带孙子到江边玩，跟他说说我从打鱼到到护渔的故事。到时候长江里的鱼会越来越多，生态环境也会越来越好，我完全可以跟孙子说，爷爷当年几风光啊，那时长江没有鱼，是我们进行护渔，长江才逐渐有鱼，鱼类资源才越来越丰富。以后他肯定也会跟自己的孙子说，我们这辈人之前是怎么保护长江、爱护生态的。”
采访结束之际，陈贤铭一边跟我挥手告别，一边又骑上他那辆新大洲牌电动车，沿着江堤巡护去了。而我则上车，沿着与他相反的方向乘车返回市区。从后视镜中，我注意到他那件醒目的护渔服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直至消失不见。从军山大桥底下开出去之后，车子沿着南环线疾驰，右手边江滩上的树林被拖拽出一片白绿之光。望着那片白绿之光，我突然意识到，沿江的这一带其实就是陈贤铭一天要跑两趟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它就立在那片白绿之光中，又或者说，就立在长江边的这片天地之间。
二
汉口江滩，长江武汉段北岸那条狭长形的郁郁葱葱的城市休闲风光带，一年四季都吸引着无数市民群众和游客前往——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此前，无论作为游客还是市民，我都去过很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次竟然会以一个采访者的身份前往那里。
一走进位于汉口江滩三阳门旁边的游客服务驿站——同时也是党群服务站和志愿服务之家，我就看到了接待台后面的两位老人，穿着志愿者红色T恤衫的六分队队长肖桂香，戴着志愿者红色太阳帽的四分队队长吴翠云。见到我，这两位已经过了70岁的老阿姨都安静下来，把胆怯的目光移到了靠着的桌面上和地面上——虽然那儿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内容。我安慰她们不用紧张，主要就是聊聊天，聊一聊她们这些年来和长江的故事。
先开口的是肖桂香。她老家在武汉硚口区，读完初中就下了乡——1974年随父母一起下放到了湖北麻城。“当时我们随着爸爸的单位机械局下来，74年9月28号，那一年我20岁，就住在麻城当地的农民家里，平时就跟着他们一起下田。那时候是八分钱一个工，我还记得很清楚嘛。一共在那边待了两年，76年初回来的，回武汉就到了长航下面的一个单位上班，一直在长航，从76年一直干到退休，到了九几年退的休。”
“原来我做的就是船里面的船员，哎，就是跑船的嘛。”肖桂香低着头说，“跑南京到临湘的那个油轮，湖南临湘，就是往来运油的。”在她并不流畅的讲述中，我大概弄清楚了她退休之前的工作，她曾经是长航的一名水手，在南京和湖南临湘之间跑船，运输原油，至于她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打钢丝啊，打8字的钢丝，就是船到了固定不让它跑嘛”。她是那条船上的水手，她的丈夫则是水手长。
上世纪90年代，退休之后的肖桂香也没闲下来，先是打过二十几年工，做保洁，做后勤，刷盘子洗碗，2018年又在邻居带领之下加入了“爱在江滩”阳光志愿服务队。
“有一个朋友，也是我的一个邻居，她说汉口江滩有志愿活动，问我要不要过来，我说可以啊，后来她就把我带过来了，带过来后我觉得还蛮有意义，正能量嘛，我就开始做志愿者了。”
成为志愿者之后，肖桂香有事没事到江滩来走一走、看一看。除了在长江边捡各种垃圾，她也会做一些引导游客、维护秩序的工作，有时候帮残疾人抬一下轮椅、给游客带带路。家人担心她年纪大了吃不消，于是冬天气温低了她就中午来，夏天气温高了她就晚上来。多年来，她在汉口江滩年均服务超过200小时——仅2023年的服务纪录就有100多次。因为勤劳肯干、热情友好，她还被队员们推选为六分队队长。
在肖桂香的带动之下，老伴潘国华、儿子潘俊超、孙子潘赠臣也加入了“爱在江滩”阳光志愿者服务队。
“我老公身体不好，有糖尿病，原先他很喜欢打牌，一开始他送我过来，后来我就要他也过来了。他在家里打牌反正也没什么意思嘛，来了江滩还能锻炼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嘛。”而除了参加净滩活动，他们一家三代人还经常参与汉口江滩组织的端午节包粽子、腊八送春联、关爱自闭症儿童等活动。2022年，武汉电视台《一城好人》栏目在听说他们一家人做志愿者的事迹之后，还做过一期专题报道。
值得一提是肖桂香9岁的小孙子潘赠臣。这位育才二小的学生也是一名资深志愿者，每当爷爷奶奶到江滩，只要放假在家他也会跟过来，沿着江滩仔细巡查，不放过每一个烟头和塑料瓶。仅2023年，他的服务次数就达到了34次，累计志愿服务时间也超过了200小时。
肖桂香告诉我，她之前还一些别的兴趣爱好，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以前经常在外面跳舞，还打过腰鼓，有一段还跟别人一起在公园里做过时装走秀，后来就都没有搞了。”当我问及原因的时候，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给出了一个我没想到的原因：“哈，我自卑了，就不愿意参加了，那些时装走秀的，人家都要一米六以上，我个头矮。”
但是，来做志愿者也没有一分钱，在家里休息，难道不是更好吗？她说：“报酬不报酬的我没想过，而且也不能一直休息嘛，来江滩还能锻炼锻炼。再一个，把江滩搞干净了也好看嘛，烟头、垃圾我们都可以捡一捡。你像今天，我就把老伴、孙子都带过来了，我说下午三点钟有个采访，反正又不下雨，我们可以捡捡垃圾。我们就一点多钟就来了，来了也没得事，就去捡了四十分钟的垃圾。这两天水涨上来了，人也不多，垃圾也不多”。
肖桂香不善言辞，每说完一句话，总是习惯性地低下头。接下来，当我问她是否了解“长江大保护”这个口号时，令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她表示不知道：“我手机看得少，电视也看得少，具体的什么我也说不到，反正就是扎扎实实去做就行了。”但是对于长江这些年来的变化，她是非常清楚的：“以前看到长江水是黄的，浑黄浑黄的，以前在长江里跑船的时候，我看得还蛮清楚，有时候就是浑的，再后来这个长江水就变得蛮清亮了。”
对于来汉口江滩做一名志愿者，她归结于对长江的感情：“主要还是对长江有感情吧，有感情是因为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在她的认知里，汉口江滩甚至比上海外滩还要好一些，怕我不相信她的话，她马上举了女婿的例子来证明：“有一次我的女婿过来，我晚上还把他带到江滩这边来了，他也说武汉的江滩比他们上海的江滩还要好看一些。”
而与肖桂香年龄相差一岁的吴翠云，之所以会加入“爱在江滩”阳光志愿者服务队，除了与肖桂香差不多的原因之外，可能还有着另外一些更为久远和深层的原因：“读高中的时候，我在学校里就开始做义工了，在食堂里面帮忙卖饭，我都没要他们一分钱。”之前，在我与肖桂香聊天的过程中，坐在一旁一直沉默不语的吴翠云，现在就像是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语速极快的她，以我几乎听不清楚字句的速度讲述着她的那些往事。
“我叫吴翠云，今年73岁，家住汉阳，我高中读完后去了应城，我初中高中都是在武汉十七中读的，73年5月4号下放到应城做知青，当时没高考了，我就去应城下农村教了四年书，小学五年级以下什么都教过。后来我找到村干部，说你们老把我困在这里搞么事呢？当地有化工厂、纱厂我又不愿去，我一个姐姐学财会统计的，当时在嘉鱼县当广播员，一直不能回来，调也不调不回来，她蛮想回来。我也蛮想回来，蛮想回武汉，我说回武汉扫厕所我都愿意去。当时就是想家，后来搞个病残证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最开始在武汉毛线厂，后来调到汽车零配件厂，一直干到2012年退休。
“退休前，我是在汽车行业做汽车零配件，主要是给长汽搞配件，退休后开过一个麻将室，开了几年就没搞了，就在我们社区做志愿者，搞了好多年。之后在外面搞一些徒步、爬山，什么运动都搞搞，我喜欢运动。后来年纪大了，就去循礼门地铁站做志愿者，给老弱病残帮帮忙，抬抬轮椅什么的。我现在还是五号线地铁志愿者的支队长，管理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后来也到了江滩做志愿者，我原来在江滩搞运动的时候就碰见过一些志愿者。”
吴翠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还走得动，我就要到江滩来”。她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自从2019年成为志愿者之后，她一年甚至有超过330天都会到汉口江滩开展志愿服务。今年，她的这一记录已经达到了200多次。她做得最多的是清洁工作，沿着长江捡烟头、垃圾袋、塑料瓶等，一捡就是好几个小时，不让任何一份垃圾污染长江。因为她的积极、热情、吃苦耐劳，还被队员们推选成了四分队队长。
不过，吴翠云也表达了最初来做志愿者时的委屈：“一开始我们来做志愿者，有些人还不能理解，有些清洁工觉得我们好像在跟他们抢饭碗，还有些人觉得我们在做秀，说我们不拿钱有什么好做的，我就跟他们讲，你不做，我不做，那环境靠谁来保护。我也有蛮多委屈，不过现在强多了，市民游客也都蛮自觉的，不再乱丢垃圾了，都还蛮积极地支持我们的。
“干这个也没回报，能图什么呢？其实就是丰富老年生活嘛。做点志愿服务，锻炼身体，江滩的空气也很新鲜，在这里走走，捡捡垃圾，每天捡一点少一点嘛。我就是这样想的，江滩变干净了我也很高兴，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吃的喝的都靠长江，长江大保护不是天天都在提倡嘛，我们大家都要共同维护。你看我每天在江滩捡垃圾也算是长江大保护吧。反正我每天都想过来啊，就是成了一个习惯，一天不到江滩我心里就不舒服，觉得快要憋死了。”
在江滩的几百名志愿者中间，吴翠云是一位出了名的“岔巴子”。在她眼里，江滩上的任何事情好像都与她有关，她都有责任——耐心回答市民游客的咨询，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及时制止市民的不文明行为，耐心解释市民游客不理解的地方，甚至还救起过一名不慎落水的儿童。作为一名志愿者，“江滩是我家，美化靠大家”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今年年初，她还拉着自己所在的“百子歌团队”，将《长江保护法》的内容进行了改编，用群口快板的形式演给广大市民，呼吁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保护长江，做好“长江卫士”。
而在对接江滩志愿者工作的工作人员看来，吴翠云每天来太早了。“吴阿姨来的非常早，我们不想让她来那么早，但她还不听劝，五点钟起床，六点钟出门，从汉阳就赶到这里，才七点钟，我们这里有时候还没有开门。”即使碰上特殊情况，她每天也会来一趟江滩，工作人员指了指她说，“四月底，吴阿姨在地铁站还被误伤了，头上缝了几针，缝完针还要过来，上午去地铁站，下午又到了江滩，我们不让她来吧，劝也劝不住，刚休息三天又跑过来了”。
老实说，无论肖桂香还是吴翠云，我都无法理解她们来汉口江滩做志愿者的动机，至少从我的角度无法理解。不过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愿意试着去共情。我的解释是，长江已经内化在她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精神生命之中，来做一名志愿者，每天和长江待在一起，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惯性，而这种惯性，也许就是他们和与他们一样的人对于长江最大的保护。
三
昙华林，下午两点，我走进融园咖啡馆院子里的时候，她们已经提前到了。带着一顶渔夫帽、一身休闲装扮的佘子娴，看上去更像是坐在她对面的女儿朱嘉蕊的姐姐，而不是母亲。而这一点，也让我难以相信佘子娴已经退休了，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另一阶段。
正值深秋时节，坐在色彩斑斓的花园山山脚下的这个院子里，我们一边喝茶一边享受着从头顶叶隙间洒下来的细碎阳光，以及四周一声接一声的清脆鸟鸣。喧嚷如织的游人就在院子外面的街头来回穿梭。目之所及，一切都像是永恒的，时间仿佛并不是从过去流淌而来又要流淌而去，而是一直停留在眼前。望着面前的佘子娴，我努力让自己从眼前的时间之中抽身而出，想象那个年代的她和她那个年代的长江。
“我属兔的，63年的兔，那一年是婴儿潮最高峰，有着二战以后最高的出生率，全世界都一样，那一年中国降生了3000万个婴儿。我们家不是武汉的。我父亲老家在广东汕头，他是因为读广东商城学校，第二年学校搬到武汉来了。我母亲也不是武汉的，也是因为工作原因到武汉，她是安徽人，和我父亲是在长航工作时认识的。”
虽然父母都不是武汉人，佘子娴却可以讲一口地道的武汉话，“我蛮会讲武汉话，也蛮会讲重庆话”——怕我不相信，又或者出于某种自信，她用武汉话讲出了前半句，又用重庆话讲出了后半句。
“我18岁高中毕业，高考老考不上，后来长航就把武汉六中最好的老师请来，六中一直都是重点，请他们到长航文化宫给我们上课，晚上上课，白天唱歌跳舞。当时老师教我们写作文，我写的就很好，现在还留着。我们什么都要学，真没白学，我很多东西就是通过当时得来的。现在让我这个年纪的人背高中课文，没几个人背得过我，比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我就能从头背到尾。我也知道李白每句诗里都有一个地方，比如‘送我至剡溪’，我还去找过剡溪。这些人比我们伟大多了，古代车、船、码头什么都没有，人家就是徒步。
“以前铁路、公路都不发达，也没有高铁，那时候主要是靠水路，上至重庆，下至上海，有两千多公里水路，当时利用自然资源肯定是最便捷、最便宜的，关键是最便宜，以时间作为代价，不过那时候觉得走水路还是非常有诗意的，因为很美。当时也没有‘旅游’这一说，主要是赶路，对于中国人来说，回家的概念是永远的，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春运。等我上轮船的时候，差不多赶到了水路运输的尾子。我是1985年参加工作的。”
对于广播员的这份职业，除了受到母亲影响之外——母亲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做广播员，佘子娴还将其归结于小时候的一段经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小时候有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宣传队，我5岁就进了长航的红小兵宣传队，相当于现在的艺术学校幼儿班，去学朗诵、跳舞、拉琴、唱歌，然后就到全国各地去演出。当时《长江日报》采访我的剧照还有，我家有6张，一点不吹牛，当时很多人都认识我。我妈就相当于星妈，她牵着我走到哪里人家都认识我。我在那里待到了14岁，做播音员靠的还是那时候打下的底子。”
佘子娴上船做播音员，一开始跟上水船，走从武汉到重庆1159公里的水路，这一段也是长江最吸引人的所在：“从来没见过那么美的风景，真是特别特别美，江汉平原这一带是平的，长江九曲回肠，进了宜昌就是山高水长的峡谷，要五天五夜才能到重庆，但从重庆回武汉只需要两天。我就想到了李白，李白多么伟大，早在1800多年前，他就知道千里江陵一日还。船是冲下来的，太美了，根本没有词语可以形容。
“每次接待外宾，我就会跟他们广播，旅客朋友们，请你们抬头看巫峡，船舷右边就是神女峰……播音员也等于导游，当时很多游客给我写表扬信，因为解说得很好。对我来说是这样的，看了书之后，就不用念稿子，我可以背。全部是现场直播，情绪不一样就播得不一样，发现美景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受力，所谓声情并茂，我觉得就是身临其境。
“说到自然风光，长江三峡是最迷人的，从宜昌出发，就进了楚蜀鸿沟，是湖北和四川的分界。长江和湖北分开的地方叫巴山，巴山夜雨嘛。分开之后全是峡谷，水非常大。泥沙俱下的浊流，声浪很大，广播的时候如果不把门关上，就根本听不见。逆水而行，要走很长一段才能到西陵峡，往上走，先过72公里的西陵峡，西陵峡滩多水急，巫峡是最漂亮的，140多公里，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瞿塘峡是最险的，只有8公里，最宽的江面只有143米，所以广播的时候，我说大家请看轮船的前方就是夔门了，夔门天下雄。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回音，说明航道非常狭窄，但是也非常壮观，真的很漂亮。
“上游这一段实际上很压抑，因为两边都被山堵着嘛，但风景很好，而且气候不同，四季气候变化会产生各种风景。特别是在巫峡中穿行时，我自己都非常担心，前面一座山迎面压过来，船长一个左满舵打过去，再出来的时候一个右满舵打过去，跟开车是一样的。那些船长我都很熟悉，他们开船一定要喝酒，我后来才知道，喝酒其实就是为了壮胆。
“再上去就到了万县，去上游的船要在万县过夜，因为只有一个航道，必须靠边站，等下来的船凌晨两点钟最后一班过去了，再往重庆开。在万县等着的时间，我们就上岸。万县真叫漂亮，一路全部走楼梯，房子建在山区，是因山取势的，我非常喜欢那种房子。万县有很多好吃的，我最喜欢的那家店在六楼，对方会放个篮子下来，我们把钱放进去，他吊上去，等下把抄手吊下来。有时还跟船上的人喝酒摆龙门阵。后来跟那些船长熟了，他们就说路上太险了，凌晨两点还黑着呢，有航标灯也得凭经验去摸，而且会突然起雾。
“到了唐家沱，心情就特别好，长江在那里有一个大转弯，很快就到重庆了，有一种快到终点的幸福感。中途会经过丰都鬼城，那真是千古的文明，还有很多碑林。通过唐家沱，第五天下午到重庆的朝天门码头，这时候就深切理解了什么叫朝天门。这边是嘉陵江，那边是长江，两江汇合之后，把重庆给托起来了，就像弯月半岛一样。暮色苍茫时分，尤其天气好、天空有点云的时候，万家灯火慢慢亮起来，太美了，人间仙境。等我们玩完下来上船的时候，重庆就在山上，星星点点，火树银花，为了这个就很舍不得下来。
“后来，我还被借调到长江海外总公司。给外宾解说时，我就用中文，有翻译同步讲解，有的老外很懂中文，就搂着我说讲得真好啊。比如神女峰，是因为它真的很美，四合云团日，飞如雨带风，太美了，老外比我还激动。大江截流时我接待过一条船，130个客人都是德国人，老外坐在那里看闸门是怎么关怎么开的，就流泪了。他们说1987年来过，截流之前就来过，虽然不是同一波客人，但他们告诉我他们来过，他们流泪不是感叹别的，就是为这些自然景观的美感到喜欢。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他们热爱长江是打心眼里的热爱。
“后来，我还是暂时从船上下来了。我是1989年结的婚，生了孩子，就上岸了，带孩子三年，等她三岁了就又上船。开始就走下水，跑从武汉到南京的汉宁班、从武汉到上海的汉申班，在船上的时间就短一些，武汉到上海只有1000多公里。在船上待了大概五六年，一直做广播员，到了1995年，客轮就逐渐停航了，那时候路也慢慢通了，主要是通了铁路。到了2008年，女儿正好考上大学，我也就在那一年退休了，那一年正好45岁。”
是的，佘子娴并没有直接参与过现实意义中的长江大保护，但是如果把对长江的保护作一种广义理解的话，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她的广播员的职业对于长江的意义——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她把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到上海近2400公里的长江，传播给了听到她声音的每一个人，让长江以声音的方式沉淀在当年那些游客的记忆深处。
“我对长江很有感情，真是一条大河波浪宽，看见就觉得很亲切。而且我们家原来就住在江边，张自忠路，就是‘武汉天地’那个位置，可以360度无死角地看见长江。小时候就经常在长江游泳，我不会游泳，我爸就给我搞个游泳圈。原来那里没有硬化，全部是沙滩，从小到大我们就在那里成长，一直到长大成人谈恋爱，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
对于今天的长江，她也有着新认识：“我好多同学都在航道局，他们说现在的管理比以前更好了，航标灯的设置什么的也更加明晰，科技也进步了。再一个，现在长江上不让拖砂了，水的确变清亮了，特别在中下游，确实比以前清亮很多，我对长江还是挺充满希望的。这些年，我亲眼看着很多大桥在长江上兴建起来，就知道我们国家确实发展很快。在退休后的这些年里，这些大桥我一个个都去看过，看起来非常亲切。”
当然，今天的长江已经不完全是过去的长江，不完全是她广播过的那条长江，这种人是物非的变化也让她不无伤感，甚至难以面对。
“后来再去重庆的时候，我就尽量不去朝天门码头，因为再也没有那种感受了，原来我们也总是去解放碑，现在那里已经全部被高楼围起来了。重庆是雾都嘛，雾跟着人走。我们广东人是喜欢穿拖拉板的，重庆很多路是青石板——你真不能想有多么漂亮，走在上面，啪啦啪啦响。周围都是叫卖声，‘川贝凉粉，来一份儿嘛’，非常有风情感，那些路也高高低低的，一哈儿上去，一哈儿又下来。
“2010年我到过白帝城，当时还流泪了，因为之前来都会解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前解说的时候它就在天边，真的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后来再看见它，它跟我是平的。你突然觉得那么熟悉的人是个陌生人，就跟爱人一样，一旦丧失他之后，面目全非，你爱不起来了。淹了170多米，跟以前的视野和感受完全不一样，它在你眼前消失掉了。这绝对不是矫情和怀旧。”
对于长江上自己讲解过无数次的那些自然风光的消失，佘子娴虽然也有遗憾和不舍，不过她还是比我想象中的要达观通透：“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总要有代价的嘛。千秋公罪，自有历史评说，还轮不到咱们说呢，你说对吧？”
话锋一转，她又回忆起做播音员的那段日子，说起客轮进黄浦江之前要转的一个大弯，说起亲眼见证的那个时代的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说起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的建成以及上海人的谈论股票。
“上海那种风情感是非常好的，大概1994年的时候，我走上海最多，当时走上海跟后来很多人去香港一样，很开眼界。那时候商业刚刚开始，正处于上升期，我们船上的人也经常捎、买、带。比如把上海的小菜带回武汉，把武汉的烟带到上海，把这里的鳝鱼带到那里，又把那里的螃蟹带到这里。很多人需要这样，要过日子呀。我也帮朋友买过结婚喜糖和奶油蛋糕，我结婚时所有东西包括手绢都是在上海买的。当时重庆还有物物交换，你给他一件衣裳，他给你两个鸡蛋或者怎么样，非常朴实。重庆还有榨菜，我买过五六十斤，拿不下，就花一块二毛钱请个扁担工帮我挑到船上。
“那时候鄱阳湖也非常清亮，我们的船会停在一些地方，比如九江，我还在九江过过年，因为要在那里等旅客上船。其实我在长江沿岸的很多地方都过过年，就是空船在那里过年，等他们来上船，有一些小渔船会把鄱阳湖里的鱼带过来。我还让摆渡船把我载到鄱阳湖去，真漂亮，清澈见底。我还请摆渡船把我载到洞庭湖去，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
“印象最深的，还有荆州这一带。我真是特别热爱这一带的风光，船从西陵峡出来，经过那些大山的时候人会变得非常压抑，但是一出来就很舒服，极目楚天舒，是吧？在荆江那一带，尤其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船从上边下来，两岸就是一片片油菜花，那是鱼米之乡。江汉平原非常非常漂亮，让人特别有那种热爱感……”
佘子娴谈兴十足，过去的时光仿佛都涌到她的面前，而我们置身其中的时间也在她对过去的回忆中一闪而过。
采访结束的时候已近傍晚，我注意到佘子娴面前摆着一本墨绿色封皮的书。我拿过来翻了翻，那是一本她在江汉7号客轮上做播音员时用过的《长江客轮广播知识手册》。这本1994年编撰的、内页已经松脆泛黄了的手册，既有对长江风光的介绍，也有对船舶业务广播用语的介绍，以及对广播基础知识和轮船科普知识的介绍，甚至是对传统节日、文艺知识和长江古今诗词的介绍。我意识到，她整整一下午都没翻动它，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把它也带过来。或许，带着它也就等于把她在长江上的那些日子带在身边。又或者说，这本手册也是长江的一部分，把它带在身边，也就等于把长江带在身边！
【作者简介：林东林，诗人，小说家，《芳草》杂志常务副主编。著有《唯见长江》《火腿》《出门》《灯光球场》《迎面而来》《三餐四季》《人山人海》《跟着诗人回家》等诗歌、小说、随笔作品多部。现居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