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5年6月21日，由江苏省作协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朱婧小说创作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吴义勤视频讲话。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袁林旺，以及省内外近20位专家出席会议。本次研讨由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和鲁敏共同主持。

吴义勤指出，朱婧的小说从日常伦理出发，探讨人的心理、情绪、精神的种种变化，有生活的温度，有生命的律动，也有对人性的深刻思考。朱婧的小说表达的内容是现实主义的，但叙事风格却是偏现代主义的。古典的意象和散文化、抒情化的语言，相得益彰，呈现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阎晶明认为，朱婧专注于中短篇创作，她写当下、写女性、写知识分子，描写精细、叙事冷静，但冷静中又潜藏着叙事者对生活的热情。她的很多小说没有人物的名字，都用代称，语言的戏曲化程度非常高，甚至半文半白，如同剧本的唱词、文词用到了短篇小说里，是很有风格和特色的作家。

毕飞宇在致辞中说，朱婧的女性和知识分子的身份通常不是立场，她放弃假定的立场，而直接以她认定的女性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进入生活，然后进入文本。不同于很多女性写作将女性当作确定的立场，朱婧“以人的身份看待她的环境”，进入生活，然后进入文本。她有意选择极小的叙事半径。俄罗斯文学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多余人，同样的，朱婧的叙事带着“余者”的身份，而“这个余者身份本身就是疼痛，这个余者身份本身就是抒情的，这个余者身份本身是我可以不思考，但足以令人思考的身份”，这些构成了朱婧创作极强的辨识度。

袁林旺介绍了南师大文学院的文脉传统和文学教育特色。南师大文学院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徐则臣、鲁敏、胡弦等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以及赵志明、林苑中、育邦、李樯、朱婧和李黎等当下中国文学界活跃的青年作家都曾经在南京师范大学学习。朱婧的小说创作不仅仅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教育的成果，也是江苏作协一直以来致力培养于青年作家的硕果。他称朱婧是“学院写作和女性写作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

后家庭、新伦理和新女性

——不仅仅是一群“江浙沪独女”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用后家庭、新伦理、新女性三个关键词描述朱婧的小说，他认为朱婧的小说有她的当下问题意识。“她对我们时代家庭里的母亲、妻子等观察和思考，进而提出自己关注的问题”，比如，《那般良夜》问的是，母亲是一个家庭的什么人？《危险的妻子》思考的是，妻子在一个家庭里是什么人？朱婧的小说重新认识女性，她对家庭中妻子与母亲处境的忧思，不断提醒着在“后家庭时代”要跳出家庭，去重新认识家庭中的女性。

“风吹过了的瓷裂”是朱婧短篇小说集《猫选中的人》里第一小辑的标题，也被很多专家用来形容朱婧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这些女主人公大都是温顺、端庄、美丽、无害的，”《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说，她写乖乖女的反抗和她们微小的叛逆，提供了许多此前的作家很少深入的生命景观，“在很琐细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裂缝，然后在裂缝中能够让它生长出鲜活生命的景观”，贡献了我们时代新的女性写作经验。

对于朱婧小说中的这类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李蔚超挪用网络世界对一个群体的命名——“江浙沪独女”。她认为朱婧小说的一些女性就属于这个群体。不仅如此，朱婧的小说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化、当代读者创造了一种新的形象，以思考一个洁白的灵魂如何安放在生活当中。在她的作品中呈现为一类知识分子女性形象，比如说《先生，先生》里的宁先生，写的很像叶嘉莹先生，宁先生或叶先生，代表着中国儒家礼教的人物，她是一个女君子，她克制自己的痛苦来包容别人。

河北省作协文学院副院长金赫楠也注意到朱婧小说的人物主体。“这些女性主义形象不是奴隶的母亲、饥饿的女儿”，金赫楠说，确实她写到不少“江浙沪独女”，她们可能受过高等教育，有很好的职业可能性，婚姻大多处于自愿，“这种人物设定指向的是挺复杂的话题，就是在显性性别枷锁好像不复存在的时候，女性困境以什么样的形态更隐蔽的存在？她为什么总写家庭生活？因为家庭生活今天仍然是女性可能受到困难的温床，也是反抗的起点。”   

朱婧将取景框对准她们，在不动声色中将景别一步步推深。她写这群女性克制饮食、主动监督自己的身体，暗含着男权标准无意识的内化，“她捕捉到了一种悖论，很多城市中产女性在表面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但实质是更为隐蔽的精神困局，这种困难是一种在自己可以选择和被凝视之间来回的微妙平衡。”这种矛盾状态没有办法用反抗或顺从、独立或依附这些传统女性主义的二元对立来表达，她呈现的是一种中间状态。

形象是温柔的，抵抗也是温和的。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将之概括为“弱者温润的抗争和温和的批判”，认为朱婧对一类生命的把握写到了让人心疼的地步。

“小说家有两种，一种是示强的，对世界有强烈的表现，但朱婧的小说是示弱的，她承认自身弱势的姿态。她里面写到，比如蜗牛、壁虎、猫狗等，这些动物形象对自身也构成了一种内在的隐喻。”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说。

这不意味朱婧的小说没有自己的力度。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将朱婧的小说写作概括为一种绵里藏针的写作，看似随意的小说结构、转述大于呈现的表达方式，都是朱婧小说的特征。“她的作品在平静的叙述下有隐秘尖锐的悲伤，对婚姻家庭中说不清道不明的部分把握得非常敏感”。

“朱婧以极致的内敛笔触去观察、表现生命与人性，表面上波澜不兴，但隐含的问题域是犀利的”，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说，她聚焦家庭中的女性，既写了女性生存的困境，也写了女性在困境中重建自身尊严的努力。

“她的人物觉醒是一种当下性的觉醒”

——一个“最小的自我”

朱婧用工笔画的功夫，细致耐心地刻画女性的生活细节和生命景象。她写餐饮、写器物，“在人们习焉不察的场景中重新审视当代女性的客观境遇，彰显出作者善于捕捉生辉的细节、表达细微感受的艺术能力。”《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说。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则提示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细节的重要性。“细腻的情绪、感觉，反复书写的细小器物，以及那些没有情节的情景，承载着很强的叙事功能；在淡化情节后，这些构成了朱婧小说的能量和意韵。”

“‘细’和‘秘’，是朱婧小说非常重要的两个书写维度”，在韩松刚看来，朱婧特别专注于写细小的东西，她通过隐秘的东西不断往内走，形成了一个“最小的自我”。

这个“最小的自我”也是通过后撤一步形成的独特视角。朱婧的性别叙事里有很多男性叙事、他者视角。比如《那般良夜》中通过女儿的视角看母亲，《危险的妻子》《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光进来的地方》通过丈夫视角看妻子。怎么理解这种视角的选择？

“《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让我想起文学史上的《伤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将这两篇小说对读：叙述主体都是男性，叙述者都有对爱人、爱欲的表达，里面都有关于动物的细节；但小说中叙事者和作者间会发生间离，“它使男性的形象在瞬间会哄然倒地”。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男性视角，我更愿意讲这是一个伪男性。”《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视角的选择是朱婧在讲完女性自身的故事之后，需要一个外部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讲过的故事，所以是不是男性来讲不重要。《上海文学》副主编来颖燕则将这种叙述视角的选择，归之于朱婧对人所持有的一种理解和宽容。从《水中的奥菲莉亚》到《思凡》，在处理类似题材时，朱婧从第三人称视角，转变到设置看似非常主观的第一人称——我直接进入纷争。这时，“第一人称的我也成为被审判对象”，小说中的人物悉数隶属于更庞大的后撤情节，这里不存在最高的审判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她始终在努力平和地理解他人，但绝不放弃自己的观察据点。”

选好取景框，调制好叙事视角，朱婧一步步积累着小说的叙事动能。她讲述并叠加：器物的叠加、时间的叠加、空间的叠加、微小之事的叠加……“朱婧小说很少分节，”方岩注意到，你读的时候渐渐分不清到底是上一代的故事还是这一代的故事。卓今进一步提出，“细节撑开以后，你会发现人物在每一个节点、每一个细节都在向这个方向走。她的人物觉醒是一种当下性的觉醒。”

“一切都是缓慢的，是根据现实逻辑发展、在日常生活的频繁力量累积中再转向偏路的。”来颖燕说，纵观朱婧的写作，朱婧的隐喻轮廓线有一个愈加清晰的过程，“之前小说里那些不及物的思想和问题，是以一种迷彩的方式融混到及物日常的叙述中的；但后来从及物到不及物的轮廓线愈加清晰，而小说中讨论的具体问题会扩散：然后怎么办呢？她发出了对于人生的朴实的提问。”

她提出问题。然后是促人停顿的留白。专家们在此给出各自的解读。贺绍俊认为，“朱婧看到了家庭的问题，但不想彻底摧毁家庭，而是想着怎么让家庭更加完美。”方岩认为，除了女性处境，朱婧还由全职太太信笔延伸至这些女性背后的阶层问题——中产阶层，并予以反思和审视。

“她是从人的角度展开叙述的”，朱晓进说，朱婧不以女性代言人的立场来展开书写，也没有往前再走一步，“平淡的生活平淡地过去了，但让生活产生的褶皱和波动的瞬间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写作让朱婧的小说维持着一种距离感。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欣玥以朱婧频频使用的意象“造像”为例，指出这些精美但冰冷造像背后，很清醒地提供给读者一个双重的在场：一个是姿态的自己，一个是真实的自己。“要去识别和进入真实的自己，需要沿着小说里很细微的破绽，这个破绽可能来自叙事，可能来自细节，可能来自人称。”

庞大和绵延的文学史传统上

——“在中文系的写作人”

朱婧的小说宛如一个入口林木蓊郁、幽静隐秘的树林，专家在赞赏其写作独特性的同时，又屡屡将其与某种写作传统相对照。例如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将“写意大于造形”的小说写作方式与汪曾祺相比较，韩春燕认为其中有日本文学“物哀”的影子，金理看到了《伤逝》的叙述脉络；也有专家将其纳入学院写作、女性主义写作的谱系——她选择了很多青年作家常常采用的性别叙述视角，她的小说里穿插着密度很大的原型知识，小说主体往往又是知识分子女性。

“朱婧与学院有关”，王尧说，“她的思想和审美来源比较庞杂”，她是现代小说家，也有东方主义色彩。王尧认为，朱婧小说的古典感，不止在于语言，更在于一种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综合美学精神，“哀而不怨、怨而不悲、悲而不伤，恰到好处，处理好了，就形成了一种张力。”

朱婧似乎时而在谱系之中，时而又是异质性很强的一位。这或许可以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对朱婧小说的创作介绍中来寻求线索。在何平看来，朱婧的写作分为“读中文系的写作”和“在中文系的写作”两个阶段。前者依靠对文学的热爱和激情就可能维持，但后者要在庞大的文学史传统中进行创作，“对文学史和各种人文知识的反思，已经进入她近几年的创作之中”。朱婧近几年的小说作为新女性写作频频被谈论，但应该既注意到朱婧小说和世界性女性议题的对话，同时注意其中“主妇”“妻子”“太太”“母亲”是单数的、肉身的。

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在省作协“名师带徒”计划中担任朱婧的导师。他认为，朱婧的写作对应的是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后，人们在物质上、精神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她的小说骨子里渗透出来的现代生活气息是与世界同步的。她的写作也说明，一个人往细处用力，开掘得足够深入，照样能够写出反映现实的精品。

在致谢环节，朱婧表示，“在江苏在南京写作，不是一个人在写作。江苏文学是生机勃勃的群体。江苏作家从没有缺席过中国文学，我的写作是在这个绵延而有生命力的文脉上的”。

（图/王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