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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第十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揭晓。山西作家鲁顺民的长篇作品《将军和他的树》获奖。 徐迟报告文学奖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设立于2001年，是一项全国性文学荣誉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将军和他的树》中的主人公，是山西省左云县张家场村戎马半生后、归返桑梓地的老人张连印。朔风凛冽的雁门关外，这位古稀将军俯身黄沙，以最原始的方式，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构筑了绿色长城。

6月23日，记者与作家鲁顺民就《将军和他的树》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张连印将军的传奇人生，展开对话与交流。

“获奖也是对张连印将军的另一种表彰”

记者：得知获奖那一刻，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鲁顺民：上一届，我和陈克海写的《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获提名奖，只给了一个证书，没有奖杯。现在终于可以摸一摸徐迟报告文学奖的奖杯了。我曾经参加过许多评奖，你获了奖，并不意味着你就最好。没有入围的好作品很多，更好的作品还在路上。徐迟报告文学奖是授予《将军和他的树》这本书的，也是对主人公张连印将军的另一种形式的表彰。

记者：这个表彰不仅仅存在于《将军和他的树》里，也存在于左云县张家场村那一片片浓绿中，如今张连印将军植下的树怎么样了？

鲁顺民：之前去探望张连印将军的儿子张晓斌时，亲手探了一下落叶形成的腐殖质，松软得很，有两寸多厚，林下的草也长得茂盛。尤其在300亩苗圃基地，300多万棵各种松柏树苗密不透风，是左云县十里河滩的重要景观。森林长出来了，可将军却倒下去了。张连印将军去世之后，灵柩回乡，万人相迎，最后按将军嘱托，将他的骨灰用无人机撒在他种植的树林里。将军离去了，但将军的植树事业并没有停歇。

“那是个好老汉”

记者：张连印将军的事迹广为人知，您捕捉到了他身上哪些可能被他人忽略的光芒？

鲁顺民：这个采访对象身份特殊，少将、回乡、义务植树、模范、信念，诸般，这些符号已经将主人公架了起来。可是，见到张连印，发现他就是那么一个特别平常的老汉，一口乡音，一脸沧桑，穿着打扮上跟村里老农并无区别。但步态、眼神、表述，还有谦虚的态度，还是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左云当地人说起他来，当面正式称他为将军，但时常谈起来，就是称他老汉，最后总要加一句，那是个好老汉。过去的二十多年，我没少在农村里游走，尤其对晋北、晋西北的农村，有一种说不清的亲切与牵挂。沉浸在这种日常得不能再日常的氛围里面，我觉得眼前这个老汉，有一些被屏蔽起来的东西尚未表现出来。

记者：逐渐了解深入后，张连印将军给您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鲁顺民：张连印将军回乡后，起初也仅仅想把30万元的退休金给村里做些事情就行了。他也没有想到植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做着做着就投入进去了。困难重重，他从外行到内行，从失败到成功，植树规模逐渐扩大。军人特有的气质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不服输、打硬仗、啃硬骨头，从不轻言失败。令我感动的是，张连印从部队退休回乡，他能够很快适应身份转换。刚开始铺摊子，乡村创业者遭遇的困境他都遭遇过。变压器刚用了一年就被盗走，他也无奈；跟村里协调苗圃事宜也遇过波折，他也困惑不解；栽好树来年成活率很低，他也流泪；树苗被羊啃了，他也痛心。他这个时代楷模，不仅仅是因为将军回乡义务植树行为本身成为楷模，而是因为他的行动感染了许多人。

“最满意的段落，是这些看似与主体不相干的闲笔叙述”

记者：面对这样一个形象丰满的人物，您在创作中如何避免简单歌颂，使其形象更丰满、更可信？

鲁顺民：开始书写，就十分警惕简单的歌颂式书写，贴各种各样的标签。事实上，当你用日常的视角观察、交流的时候，这种简单的歌颂就显得非常幼稚。2011年，张连印将军查出肺癌中晚期。那一年，正是经过许多次挫折，植树事业到了最顺畅的时候。这个时候查出癌症，对他的打击很大。用他的话讲，叫作“不确定因素太多，要从容面对”。手术之后，休养了几个月，他跟妻子又出现在村头，从容安排一年的“营生”。2014年，再查出癌症骨转移。他一个人到照相馆照好遗像，整理回乡之后历史的账目，欠谁多少，待支多少，写得明明白白。在整理曾经获得的许多证书时，他发现唯独缺少一个驾驶证，于是干脆去驾校练车了。他把剩下的科三、科四考过，拿上驾驶证，这才到了医院。40年军旅生涯的习惯，让这个老汉不容半途而废，不留缺憾。在写作中，许多标签式的定义会被这些日常的细节置换出来，人物形象自然而然更加丰满立体。

记者：那在《将军和他的树》中，您还在结构安排、语言风格、细节描写等哪些方面做了特别的努力，让这部纪实作品如同上面这句话一样，拥有打动人心的文学力量？

鲁顺民：张连印将军本身就是村庄里一个传奇。4岁丧父，6岁母亲改嫁，跟着爷爷奶奶，受乡亲们扶持长大。上学时年年第一，中途辍学回村，一应农活不在话下。做了小队会计，又做大队会计，是公社和村里着意培养的好苗子。然后参军，一步一个脚印，从普通战士一路成长为一名将军。退休回乡20年，给村里义务植树6000亩，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张连印将军作为现实中的人，够传奇，作为文学人物呈现，又显复杂。所以在架构这本书的时候，他个人的成长是一条线；回乡义务植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乡亲做一些好事”是另一条线。两条线交织呈现，互为印证，才把人物塑造得更加立体、更加丰满。

我在采访中发现，张连印将军回乡义务植树的动因非常朴素，由血缘、亲缘、族缘构成的乡情和亲情，是支撑他坚持20年的强大精神动力。把这一层传递出来，这本书就可以立起来了。乡村风物、乡村礼俗、乡村的生存状况，还有众多的乡村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在场元素，甚至雁北方言，都应该是与人物等量齐观的重要表现对象。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说我使用了大量方言，其实不是使用，而是描写对象呈现的。要说最满意的段落，应该是这些看似与主体不相干的随笔性闲笔叙述，有这样的闲话，叙述控制就显得有节奏、有韵律。

“中国的生态文学样式，有独特的面目”

记者：《将军和他的树》将一位将军的个体生命史诗与宏大的生态命题紧密结合。您认为这部作品对当下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新的启示或可能性？

鲁顺民：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文学的重要一翼，不管你写的是什么重大题材、重大事件，最后要看人物塑造是不是成功，这是语言的艺术。报告文学不应该是封闭的、保守的，单从技术上讲，应该有更大的包容度。不妨从小说、散文、诗歌那里汲取更多的营养，让文学味更浓一些。

生态文学这一概念出现，要早于报告文学，经典作品甚多，如《瓦尔登湖》《尘暴》《沙乡年鉴》《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等。中国的生态文学样式，有独特的面目。华夏文明立农万年，精耕细作、趋利避害，播五谷、兴水利，就是一部崇拜大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将军和他的树》写的是时代楷模的模范事迹，也是将时代楷模放置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主人公当作乡村的一部分书写的。

记者：作为山西籍作家，您认为本次获奖对山西本土的报告文学创作会带来怎样的激励和影响？

鲁顺民：中国现代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宋之的的《1936年春在太原》，写的就是红军东征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太原生活图景。1949年之后，“山药蛋派”作家马烽、孙谦、束为，都有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诞生，影响甚大。还出现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直接取材于山西的名篇。焦祖尧、马骏、赵瑜、哲夫、麦天枢、张锐锋、周宗奇、陈为人、魏荣汉、乔忠延的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作品，是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文学的重要成果构成，以韩石山为代表的传记文学写作，在全国影响甚大。进入新时期，黄风、赵树义、蒋殊等一批年轻报告文学家迅速崛起，在全国报告文学创作方阵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基层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十分活跃，作品可圈可点，以报告文学创作为抓手的非虚构创作在山西已成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徐迟报告文学奖颁至十届，我省报告文学作家有5位共7次获奖（其中有2次提名），作家赵瑜一人就获奖3次，同时获得鲁迅文学奖，在全国报告文学创作格局中，这是一个不俗的成绩。继哲夫的《爱的礼物》获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之后，《将军和他的树》接着获奖，是对山西报告文学创作的又一次肯定与褒奖，希望这样的势头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