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十月“打工文学”的魔幻书写
内容提要：作为打工“亲历者”和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王十月打工书写展现了独特的生存哲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通过分析王十月作品中的“极限情境”、城市化进程中劳资关系的魔幻呈现、自由与公平的荒诞思考、“无工可务”困境以及知识打工者的身份认同困境等主题，本论文呈现了因社会结构巨大变化引发的社会精神遽变，及王十月对于人性、劳资关系、城乡变化等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然而，作为当代文坛的成长型作家，王十月仍有进步的空间。
关键词：王十月 打工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 故乡 社会现实
目前关于王十月“打工文学”作品的研究角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底层叙事。主要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如：柳冬妩的文章《“打工散文”：来自底层内部的身体书写》，杨宏海、李云雷的研究《关于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的对话》等；第二，城镇化对乡村的影响，如韩德信的《城镇化与当代打工文学》等；第三，将王十月及其作品作为一则个例和代表，着重于“打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如：孙夜、颜爱红、周水涛等的论述。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忽略了王十月作为深度参与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将情感融于现实写作的独特风格，忽视了他凭借底层生活经验，以切身体验关注城乡变化的特殊美学角度。本论文研究的主题是王十月对底层打工人士书写、经济的发展与人心的败坏的主题、魔幻手法的运用，以及贯穿写作过程的浓重的反思意味、对人生存困境展示等。
一、“极限情境”：劳资的魔幻关系呈现
一般认为，纯粹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都不足以传达的沉重悲剧，最适合用魔幻现实主义来表达，因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上仍具有现实主义的属性，是以“西方现代派的异化、荒诞、梦魇等手法，借以反映或影射拉丁美洲的现实，达到对社会事态的揶揄、谴责、揭露、讽刺或抨击的目的”1。“魔幻现实主义的神奇源出于现实（真实的现实与魔幻的现实），现实本身给作家提供了神奇的创作素材。”2王十月作为打工文学作家里的佼佼者，擅长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夸张、象征和隐喻来突显劳资关系中的极限情境。此外，打工文学更加强调了对劳动者个体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的关注。作家们通过对人性的刻画，揭示了在极限情境中个体面对的心理挑战和生存困境。这种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描绘，更注重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探索，以及对人性在特殊环境中的反应和变化。因此，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打工文学在揭示劳资关系的剑拔弩张时，往往以“极限情境”书写来对劳动者的生活经历进行真实和深刻的描述，展示当代社会中劳资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引发了人们对社会正义和个体自由的深刻思考和讨论。
王十月极具个人化色彩，他同情工人的艰辛，认为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社会环境中难以实现劳资关系的完全对等、和谐，人似乎只能被动接受。在表述“困境”时，除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外，又兼具荆楚文化“巫蛊”的宗教神秘气息，中西合璧，如早期作品《白斑马》《不断说话》，中期代表者《31区》《活物》《烦躁不安》以及近期的《米岛》等，大多趋于神秘又有着血淋淋的人性，他将都市中人与人的关系置于魔幻视野之下，以都市物质文明和消费文明做背景，审视着都市中赤裸的人性，而这其中最精彩的是他对于劳资关系中冲突和纠葛的思考。因此，魔幻现实主义使得他的作品在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时，具有超现实的符号和象征性，增强了对社会和个体心理状态的揭示；而极限情境则指出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极端生存环境和情境，这些情境将人们置于极大的压力之下，从而凸显出人性的本质和劳资关系中的冲突与困境。
作为曾经的打工者，王十月对于工人阶层的生活是十分熟悉的，他能够了解离开土地的外来务工者，在陌生城市的孤独感和飘零感。《出租屋里的磨刀声》《文身》《开冲床的人》《不断说话》《烂尾楼》《关卡》《国家订单》等短篇小说记载了他自身的经历，也展示了务工者的孤独无依的漂泊状态。《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和《不断说话》里所展示的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令人不寒而栗；《文身》《关卡》《烂尾楼》等则反思了都市文明下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关系，还有《九连环》《白斑马》等对于都市中女性独特生存状态的观照。不过相比之下，王十月对于劳资关系的思考更具特色，这一类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无碑》短篇小说《国家订单》《九连环》等，尤其是短篇《国家订单》极具代表性。在这个故事里劳资关系一度呈现出一种尖锐的对立和紧张，但无论劳方还是资方都是在生存的边缘挣扎，这就使得劳资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打工者和老板，看似对立的两个阶层，其实又是紧密的利益相关者，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蚂蚱。”3在这里劳资双方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也不是完全的互相依存，而是在对立中依存，又在依存中对立。《国家订单》这个故事突显了在经济压力下，劳方和资方之间的矛盾与协作，以及他们对于生存的迫切需求。故事中小工厂濒临破产，劳方和资方面临生存危机，双方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和紧张。劳工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可能会采取罢工等行动，而资方则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削减工人福利或裁员。尽管劳资双方存在对立和矛盾，但又在生存压力下彼此依存。工人需要工作来谋生，而老板需要员工的劳动来生产产品并维持企业运转。这种依存关系使得双方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合作共存。故事还展现了劳资关系的复杂性，即劳方和资方不仅仅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也不是完全的互相依存。他们在对立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产生矛盾，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关系模式。因此，通过对打工者和老板生存状态的描摹、劳资关系中的权力斗争、生存挣扎，王十月展现了这两个对立却又紧密依存的阶层之间的错综复杂动态关系，突显了经济环境下的现实困境和矛盾，反映了都市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不公与孤独，以及对人性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反思。
王十月甚至写到劳资关系的剑拔弩张——战战兢兢、赔上性命，依然不是劳资双方理想工作状态。类似的故事也在《无碑》等作品中上演，王十月对于无良老板不是没有指责和批判，但他的批判落实在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而非人性。他坦承做老板的不易，但也同情工人的艰辛，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劳资关系的完全对等、和谐，似乎只能上演“囚徒的困境”。而博弈的结果可能使整个社会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文明的进步，而王十月在自己的作品中也真实地纪录了这种进步。特区的工厂从一开始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甚至不尊重工人的人权，到后来成立工会，接纳工人的意见，社会文明确实是在进步。这一点在长篇小说《无碑》中反映得更充分。如果小老板的工厂倒闭，那么所有的工人就会失业，显然这并不是工人想要的结果。但是五天五夜不睡觉以及为了加班赔上性命，也不是工人理想的工作状态。而小老板作为同样在都市谋生存的外来者，在经历最初的创业之后并没有完全脱离外来者的本质，一样是在城市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而且更加战战兢兢。在这样的故事设置下，在这种纠结的关系中，任何一方的利益似乎只能以损害另一方为代价，但任何一方又不能舍弃另一方而存在。如此纠结的关系在作者设置的“极限情景”下终于演变成一场惨剧，而作者将这场惨剧总结为“人的渺小和可怜”4。在此，王十月不仅批判了无良老板的行为，也理解并同情工人的处境。在这个困境中，社会文明的进步常常伴随着痛苦的牺牲和人性的复杂，不禁引发读者对人类在经济发展中渺小和可怜的感慨，想知道“上帝在天上看人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5。王十月这种上帝的视角思考超越了个体利益和社会进步的辩证关系，展现了他对在困境中的双方的同情。
综上所述，王十月的作品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中劳资关系困境的深刻反思，更是一种文学形式上的探索和实验。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他呈现了劳动者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极限情境，展现了个体面对社会压力和心理挑战时的复杂心理变化。这种创作不仅在文学上富有启发性，也为读者提供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思考和反思。
二、“关”和“卡”：自由与公平的荒诞思考
王十月对现实进行别具匠心的夸张，将现实冲突集中而特殊地表现为类似进入和被禁止的两种状态，并具象为“关”和“卡”，突显了外来务工者在都市中常常面对被阻拦和被证明的状态，反映了城市中人性的错综复杂，以及城乡社会的不均衡和不对等。而通过描写打工人群经常体验到的两种状态：一种是被禁止或受阻，另一种是被允许或证明，不仅突显了城市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城乡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对称性问题。这种描述可以被视为一种符号化的表达方式，用以探讨城市化进程中所引发的社会和人文问题。通过引入“关”和“卡”的象征，作者不仅强调了城市中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暗示了这些状态对个体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深远影响。更是对城市生活中人性与社会结构复杂关系的深刻思考，是对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文化与身份冲突的一种象征性阐释。“特区对怀有梦想进入它的人怀着深深的警戒，所有想进入者先被假定为有罪，你必须拿出充足的证据证明你的无罪与清白。”6这句话似乎可以窥视打工群体荒诞存在的一斑，也不难联想起卡夫卡的《审判》《城堡》，萨特的《恶心》《墙》等作品。作为亲历者，他对这些社会问题有着真切的描述和深刻的思考，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文明缺失的现实，并呼吁给与外来务工者的权益和尊严更多关注和尊重。
在王十月的笔下，治安队、暂住证、边防证等这些与改革开放相应而生的名词经常出现。这些名词不仅仅是一个个已经消失的历史符号，同时还是解读当时外来务工者生存状态的代码，如《无碑》《国家订单》《寻亲记》《总有微光照亮》《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不断说话》《烂尾楼》等等都有相关的描述，但是对于这些现象反映得最为集中的当属《关卡》。《关卡》记述了作者从农村进入都市的经历和感想，文章开头写到：“南关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他横亘在城乡之间，把我的世界一分为二。”7这个“关”就是城乡世界的分水岭，而外来务工者的世界也被这个“关”割裂为城乡二元对立的世界。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关”，外来务工者才会“被阻拦”，也因此才需要有“卡”—— 被证明的需要。但是这些证明的获得并不容易，甚至有时是以出卖自尊为代价的，因为它存在的前提就是假设获得人是不安定因素，需要被证明是安全的。《关卡》分为两个部分“关”和“卡”，这两个部分分别展示了外来务工者生活中两种无可避免的状态：被阻拦和被证明，不仅反映了都市中人性的错综复杂，也直面着城乡社会的不均衡、不对等，以及外来务工者在都市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改革开放初期，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者涌入沿海开放城市，对于当地的社会安定的确造成了一些影响。而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法，并没有更多的考虑到法律、人权等社会伦理。因此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公平、不公正以及忽视个人尊严的制度也相应而生。
在这里“关”不仅仅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划分地域的实物，它同时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关于城乡都市不可逾越的精神鸿沟。物质的不对等造成了精神的不对等，社会伦理对于公平的解释出现了偏差。但关外的人仍然前赴后继地想进入关内，就像王十月说的“进关就像精神鸦片，只是用来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关”外的农民想进“关”寻求希望，而“关”内的人则带着警戒的目光排斥着他们。不能入“关”者往往会有悲惨的结局：或者流落街头，或者被当“三无”人员收容，女性因此被劫财劫色的也时有发生。能否入“关”已经成为外来务工者对于未来幸福的唯一寄托。但荒谬的是“关”虽然是城乡的分水岭，却不是幸福的大门，更多时候它更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而能够入“关”的人也将经历人生中更大的磨砺——各种被证明被束缚的“卡”如影随形：上班卡、离位卡、工卡……各种卡被用来证明务工者的清白与身份，并将这些劳动机器捆绑在岗位上。在这里我们似乎回到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个人需要用种种“卡”和数字来证明自己身份。在这里王十月不仅批判的是工业管理制度的冷漠，他要展示的是现代社会对于人性的忽视。
“关”和“卡”的存在反映了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社会所存在的精神缺陷，反映出社会伦理中存在的自由和公平的缺失，正因如此“在这种矛盾冲突下，打工者的人生命运大致分为几类：对抗城市；融入城市；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8。而这几类人物在王十月的打工文学作品中是经常出现的，同时也是他着重塑造的对象。《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的天右成为了“对抗城市”的人；《国家订单》里的小老板和《子建还乡》里的子建就是“融入城市”的典型；而《无碑》里的老乌和《寻根团》里的王六一则“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这一类人也包括王十月自己。在乡村和都市二元文学空间里，王十月塑造了不同的人物，但不变的主题都是“挣扎的人性”。他展示了城乡的物质差距，并不讳言由物质差距造成的社会伦理的失衡，以及对于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冷漠隔阂的现实批判。但他更为重视的是在物质发展的同时，人性的复杂和文明的进步。他以悲悯的眼光审视城乡人性的复杂，以深刻的批判来观照现实社会，他并没有陷入对于现代文明的绝望中，他给予批判并寄予美好的愿望。“关”与“卡”也使“无工可务”成为打工者常常面临的困境。卡夫卡曾以“胶着”形容现代人生存的状态，意在表现人生存的徒劳，王十月也有类似主题表述。他笔下漂泊的“都市异乡人”生存在都市与乡村的夹缝中，甚至“无工可务”，经历着“单极世界”里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精神煎熬。
1980年代以来，大批的农民涌入城市，开始谋求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城市自身还未做好完善的准备来接待这些“不速之客”，由此而产生了诸多社会矛盾。王十月文字中最令人心惊的莫过于进城务工者的生存的艰辛和精神的焦虑，其中将务工者心酸历程完整再现的当属《无碑》。王十月的长篇小说《无碑》通过一个面目丑陋的外来务工者老乌的经历，将整个都市的发展和务工者的个人命运紧紧联在一起。老乌因脸上有胎记而被认为面容丑陋，相比其他打工者更难找到工作。他带着希冀来到都市，打击却接踵而至，正如《无碑》中老乌形容的那样，找工作的群体就像一群没头脑的苍蝇。面对大量涌入的劳动力，工厂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具备了更多的制定不公平交易的筹码。于是在得到工作之后，他们的生存困境依然无法得到解决。进城务工者“无工可务”的困境，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外来务工者的生存艰辛和精神焦虑及身处在都市中的困境和无奈。王十月借此呼吁对于务工者权益的关注和尊重，提醒社会应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平和人文关怀。
王十月笔下的工人经常让人与夏衍笔下的包身工联系在一起。《包身工》中工人通常面临长时间的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低廉的工资。王十月笔下的打工者也面临一样的焦虑与困境，并且作为农民，他们一旦离开土地在面对温饱困境时却只能屈从。《无碑》里曾这样描述基德厂对工人的管制：“每天铁栅门口的告示栏里，会贴出各种各样的罚款通知，老乌看了，罚款名目之多，当真是闻所未闻。”“若卡上（离开岗位）次数用完……就算尿裤子，也不得离位，否则以迟到论处。”而老板还“通过这种准军事化管理，将员工变成驯服的、没有思想的机器”9。《无碑》中李钟和老乌的两次失败罢工，正预示着当时劳资关系的尖锐程度以及不可调和性。罢工失败后两人无一例外的被扫地出门。从这个角度来看，打工仔和包身工并没有什么区别。王十月和夏衍的作品都深刻描绘了工人的生存困境，尤其突显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人作为底层劳动力所面临的精神和经济上的挣扎。这种生存困境反映了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包括劳动权利的不平等、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以及劳资关系的紧张。
三、“第二故乡”：迷惘而愤怒的知识打工者
王十月还塑造了一批具有丰富知识背景但却陷入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困境的知识打工者，他们试图将城市作为“第二故乡”却无法被认同，从而陷入困境和精神焦虑。“故乡”写作是当代文坛一大母体，城乡之间的不可逾越的差距和身份认同的无法实现，使打工知识分子呈现出永远的精神困境和迷惘，甚至愤怒、发狂。
短篇小说《示众》中已经决定退休的老务工者老冯在回家之前想去看看自己亲手参与修建的楼房，却被小区保安以为有不轨企图，而被迫挂上“我是一个贼”的纸牌站在小区门口示众。老冯亲眼见证了文中楚州的发展，他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楚州，在他心里他和楚州是患难与共的，“老冯常常想，这些楼，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哩”10。在经过他修建的大厦小区时，他就像老父亲看儿子一样充满爱意地细细打量，竟被当成贼当街示众。城乡之间天然存在的沟壑，以及身份永远无法被认同的悲剧。在这里王十月揭示了城乡之间的隐秘的关系：作为哺育都市成长的乡村是父母一般的存在，而都市则在成长之后拒绝承认乡村的身份。城乡在这里有一种类似人伦的关系。《示众》里的老冯向保安解释：我对这些房子有感情。但他马上觉察到自己的荒谬之处：“你说你一个建筑工，修了一些房子，你和这房子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感情呢？你这话说出去鬼才会相信呢。”11无论老冯在楚州住多长时间，为楚州的发展贡献了多少，他始终是一个外人，而这种无法得到的认同就成为在城乡夹缝中生存的打工者永远的精神焦虑。在面对物质方面生存困境的同时，这些异乡漂泊者同时面临着精神方面的焦虑。这些焦虑主要来自于身份认同的困境和精神的无所依附。一方面打工者要通过城市想象来建构一个都市人的身份，但另一方面都市却以其巨大的压迫形成反向的塑造，将打工者边缘化。知识打工者在努力寻找属于精神的“第二故乡”，却发现被边缘化而常常感到愤怒、迷惘。
在王十月的笔下，除了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还有记忆中的乡村世界。但是失乡者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乡村并不是魂牵梦萦的世外桃源，于是在叙事中乡村呈现为两类：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中的乡村。失乡者记忆中的故乡寄托了王十月的精神理想和文化想象，这一类故乡化名为“烟村”“这里的人，受了水的滋养，男人俊美，女人漂亮，这是不必说的，人却都顶顶聪明，生活总有着自己的智慧”12。总得来说，王十月所描绘的烟村世界是他记忆中的净土，虽则不是世外桃源，但相比都市世界却更为纯净美好。而他对于所构建的另一乡村——“楚州”则给予了更多的批判。在楚州系列的故事里，王十月塑造了一个阴郁沉闷，黑暗无光的世界。无论是乡村“挽歌”还是乡村批判，其实都寄托了王十月的乡土情怀和无家可归的幽怨。他笔下烟村的人虽有缺点，却淳朴、善良、坚韧、可爱；当然他们也有自私、虚荣的毛病。烟村系列之一的《子建还乡》，在这一点上颇有代表性。作为离乡知识分子的女婿子建，在外辛苦谋生，回乡后却遭遇尴尬：大学毕业却没初中毕业的同乡在外混得好。他遭遇了巨大的失落。作为农民的岳父发了财，有了婚外情，子建不远千里回乡规劝。他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指责，而是指出岳父“农民”的身份不配“包二奶”。在此，王十月揭露了乡村世俗的真相：在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之后，即使淳朴的民风也面临着道德堕落的危机。
烟村的人盼望着离开烟村去见识外面的世界，但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后又盼望着能回到故乡，真正回到了故乡却发现故乡已经不是原本的故乡。就像《湿地》的马三才，“他离不开这片湿地，离开了，他在外面漂泊时，心里是空落落的。可是回到烟村，面对湿地，他却无法承受那些啃噬他的心灵痛苦”13。离去和归来之所以都会产生心灵的痛苦，原因即在于人和故乡都在发生变化，而且双方的变化是独立的，不是同步的，这就使得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寻根团》里的王六一最集中体现了这种矛盾。王六一从乡村走向都市，一路辛苦打拼终于在都市安家，他“却总觉得，这里不是他的家，故乡那个家也不再是他的家，觉得他是一颗飘荡在城乡之间的离魂”14。故乡与都市一样充斥着人性的喧嚣：趋炎附势、追名逐利同样每日上演，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枉顾百姓的生存为污染企业大开方便之门，普通百姓上访反抗而不可得被恫吓威胁。而“寻根团”所谓的“寻根”，不过是回到与大都市相比依然不太发达的故乡进行炫耀，所谓的“衣锦归乡”也不过是基于传统观念而对“虚荣”的遮掩——“当年逃离故乡，不正是向往着外面世界的文明与先进吗？怎么在外面久了，又是那么的讨厌外面世界的复杂与浮躁，在回忆中把故乡想象成了世外桃源。”15
无论是古代的屈原还是现代的鲁迅，及至当代的寻根文学，都不曾舍弃原乡的母题。究其原因，文学中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符号和籍贯代称，它意味着一个人的精神信仰。而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原因，有论者总结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上发生的对抗现代文明过分偏执的理性追求因而消弭、忽视人与自然根性联系的倾向基础上生成的应急文化策略”16。这两个原因都从侧面反映出都市文明中精神的荒芜本质，人们无法从钢筋水泥森林中获得人生的价值，只好转而求助于乡村。不过令人惋惜的是，乡村也未必就如想象中美好。王十月带着个人想象塑造着记忆中的乡村，但那乡村只是想象中的乡村，现实中的乡村正如故乡一样是永远回不去的地方。正如鲁迅笔下的鲁镇，记忆中的鲁镇充满了童趣和安详，而现实中的鲁镇往往充斥着隔膜和悲凉。王十月笔下的故乡亦是如此，只不过与鲁迅不同的是，他笔下的归乡者不再是启蒙的知识分子而是精神无依的都市飘零者。这里更为复杂的是故乡之所以回不去，不仅仅是都市飘零者的变化，更是故乡本身的遽变。
因此，记忆中的故乡是永远回不去的地方，除了乡村自身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和精神危机，它自身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救赎地，不堪被寄予精神救赎的期望。都市文明与人性的自我迷失相伴而生，却又未必互为因果。人性的堕落在于自我的迷失，虽则外因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实质却在于个人的选择和文化的熏陶。王十月在其乡土叙事中寄托了希望，但也有自己的独立批判，这与上个世纪的乡土叙事有不同之处。正如论者所言，在当代社会“传统的乡土生活和乡土体验基本上已经根绝，单纯在城乡对立视野下做对照叙事的思维和格局已近乎土崩瓦解；传统地域文化意义上的乡土风俗民情虽局部还留有些许痕迹，但作为立论的范畴也近于没落”17。因此，“新的文化和谐交融的乡土姿态”亟需被创造树立，这也正是王十月乡村叙事的特点。
余 论
王十月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亲历者，通过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将情感融入现实写作，关注城乡变化的特殊美学角度。其作品包含底层打工人士的同情、经济发展与人心的败坏、人性的复杂纠缠等主题，并运用魔幻手法、浓重反思意味和对劳资关系的批判，展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劳动者的困境和挣扎。王十月塑造了“极限情境”中的劳资关系，以及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反映了物质文明背后的精神缺陷和自由与公平的缺失。他运用“关”和“卡”等象征，突显了城市中外来务工者面临的阻碍和困境，呼吁关注他们的权益和尊严。他通过描写“无工可务”的困境和知识打工者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难题，展现了现代人生存的徒劳和精神焦虑，通过乡村叙事中的希望与自我批判，展示了乡土文化的新姿态。总之，王十月以独特文学风格探讨改革开放时期城乡变革，关注底层劳动者的困境与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冲突，展现了物质文明下的精神缺失与劳动者的挣扎，呈现出独特的魔幻写实美学风格，如对魔幻元素的引入使得城市打工生活充满奇幻和不可思议的场景；多象征和隐喻地魔幻化叙事风格使故事更加富有想象力和深度；以魔幻来映射社会现实问题如收容遣送制度、城乡差距等。将西方魔幻主义的元素融入到中国的打工文学中，不仅是一种文化对话，也是对文学形式的创新尝试。这种文化融合可以为作品带来新的视角和诠释，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还可以在保持其深刻现实主题的同时，增添更多的想象力和文学表现力，从而为读者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和理解视角。但另一方面，王十月打工文学作品有时也呈现选材的重复性，如某些情节的反复出现，创作题材主要集中于打工人的困境等方面，略显材料匮乏。并且王十月经常跳出文本直接对事件发言，某种程度上有干扰叙事的不足。人物形象方面，大多呈类型化塑造，缺乏如细节刻画等多层次手法。作为当代文坛的成长型作家，王十月仍有不小进步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1&ZD26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评介》，《文艺研究》1980 年第5期。
2 李德恩:《魔幻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外国文学》1989 年第 6期。
3 4 5 12 13 王十月：《国家订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3、13、145、145页。
6 7 王十月：《父与子的战争》，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8 李新、刘雨：《当代文化视野中的打工文学与底层叙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9 王十月：《无碑》，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10 11 王十月：《成长的仪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36页。
14 15 王十月：《开冲床的人》，海天出版社2012版，第164页。
16 17 王建仓：《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页。
[作者单位：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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