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是理念”
《金桃》，杨晚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月
《金桃》是青年科幻作家杨晚晴以盛唐为背景创作的“丝绸朋克”长篇小说。“丝绸朋克”这一概念由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提出，他介绍自己的作品《蒲公英王朝》时提出，“‘丝绸朋克’是用来描述我在‘蒲公英王朝’系列中所要展示的科技美学，以及构成这些故事时所使用的文学手法”，它“依赖于对东亚和太平洋岛屿人民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材料”。“丝绸朋克”的称呼在中文科幻世界中流行开来，但这一概念显然存在暧昧模糊之处，已有学者指出当前的“丝绸朋克”作品未能解决展现东方特性和突出朋克精神这两大问题。2025年，《科幻世界》推出杨晚晴的科幻长篇小说《金桃》，为“丝绸朋克”注入了新的内涵。
技术基础的东方化想象
不论是驱动机械傀儡的脂精，跨越大陆的镜塔，还是由无数平台与热机构建而成的碎叶城,《金桃》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首先是充满中式美学的技术奇观。
任何“朋克”类科幻子类型都建立在一种标志性的核心技术体系之上——赛博朋克依赖于控制论，蒸汽朋克则以机械为根基。在《金桃》中，杨晚晴选择了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核心。小说中，整个技术体系非常精密：丝织而成的算帛对应信息存储，“辨音瓷”为基础的算机对应计算机，算学和经纬学对应算法，再往上甚至构筑起了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傀儡）。化用书中的话来说，“从蚕丝和瓷片出发，在具象上一层层构建抽象，最终搭建出整个宇宙”。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技术体系与丝绸元素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联系。丝绸之于“丝绸朋克”恰如“齿轮”之于“蒸汽朋克”，皆是标志性的象征。然而不同于齿轮，丝绸元素作为一种装饰性材料，本身是难以和技术强绑定的。这体现在以往的许多作品中，丝绸作为最表层的符号存在于小说中，作为一种“东方化”的点缀，内里还是西方朋克类作品的核心技术。杨晚晴希望东方元素能在小说中更为本质化存在，也发挥更多功能性的作用，最终，他将丝绸与算法相结合，成了驱动整个世界运转的技术基础。某种意义上，也和当下现实中正在发生的AIGC潮形成了共振。
除了功能性，杨晚晴在这套东方化技术体系的可行性上也下了功夫。《金桃》中大部分技术或是能在古籍中找到原型，或是与古代中国的特殊条件存在潜在的关联性，体现了特殊的东亚智慧与特色。例如，算机可能来自算筹和提花织机的组合，算学和经纬学也是古人实际掌握的应用数学与测量学。算帛的原理则让人联想到当下火热的柔性电子存储和生物计算技术。尽管如今的人类科技都是建立在字面意义的“硬件”上的，但也完全可能存在一条基于柔性材料的或然技术路径。在那棵分杈的科技树上，作为丝绸产地的中国具备了孕育出它的土壤，会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
杨晚晴进一步给故事中飞速发展的科技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书中的镜塔是一项跨越了整个大陆的奇观，它能利用光线反射来传递信息。类比现实，镜塔更像是光纤与互联网的混合体。这项唐代的“大型基建”本身与其他的微型信息技术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技术体系和奇观生态群，但其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小说中提到，正是因为镜塔让信息在大陆上飞速传播，促进了知识传递、交流才催生出了技术爆炸。不论是烽火台还是驿站飞信，都反映出了信息传递在国土广袤的中国有多么艰难。杨晚晴敏锐地抓住了古代中国的发展症结之一，并构思出了镜塔这一技术突变点。丝绸之路本身也是亚洲诸国间物产和信息交流的纽带，镜塔堪称最能弥补古代丝路遗憾的意义之塔。
小说对唐代的科学技术有许多夸张化的呈现，但古代中国并不缺乏能工巧匠，也不乏在当时颇有前瞻性的发明创造，比如既有都江堰这样的大型工程奇迹，也有“四大发明”这样的革命性技术。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没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场走向近现代的科技革命，这也引出了经典的“李约瑟之问”。在后记中，作者提到《金桃》是试图对这个经典命题的二次思考。
在古代中国，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主导下，与科举无关的知识都被归入“杂学”范畴，被贬为“奇技淫巧”。在《金桃》的故事中，各方势力对于技术的态度和真实历史体现出很大的差别。书中不论是大唐、草原民族还是中亚诸国都在积极地拥抱技术，知识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比如书中唐王朝押注战争傀儡，草原王朝押注火器，展开一场古代版本的技术军备竞赛。
对古代中国传统技术观的解构中，杨晚晴还进一步隐喻了当下的科技困境。《金桃》中的世界在唯技术论驱动之下，非但没能让技术惠及更多民众，反而更有效率地将人和物化为了战争的养料。国与国的冲突和战事不断升级，各国妄图控制技术却被反噬，人类被技术玩弄于股掌中，愈显脆弱不堪，处处映射了当前的世界现实。杨晚晴借浮夜门之口说出了看法，“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是理念”。是否需要对技术的发展设置终点，如何掌控技术为人类的福祉服务，而非为了欲望反而被技术所俘虏，是这本书带给我们极为重要的思想命题。
“朋克精神”的本土化重构
“朋克”类科幻作品的核心是朋克精神，其内涵在于对既定秩序的叛逆与对僵化历史的反抗。杨晚晴在《金桃》中构建了双重维度的反抗：既包含对西方殖民主义叙事的反抗，又蕴含着指向东方自身的批判与自省，使得朋克精神呈现出更为立体的表达。
《金桃》的故事舞台选择了盛唐。一方面，盛唐是我国文化最繁荣，与异域交流最为密切的历史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也继汉代以来抵达了第二个发展高潮。另一方面，盛唐的文化气象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其象征性和浪漫化想象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内涵。
然而，唐王朝在《金桃》中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存在感——它既是技术与文明的辐射中心，又奇妙地缺席于许多情节。小说中几乎一半的篇幅都发生在中亚的丝路之上，4名主角中也只有陈持弓一人是大唐的子民。故事、地点和人物都刻意做了陌生化的处理，唐王朝本身更多存在于信件和对话中。就像“金桃”这一核心意象一般，唐王朝在小说中更多体现在其象征维度而非实体存在，被塑造为可以被多重诠释的符号。读者不断代入不同角色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切换视角，以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背景审视大唐，怀抱着不同的情感对唐朝产生投射和想象。
杨晚晴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双重的内涵：一方面让丝绸之路的沿线诸国以及不同的民族共同构成了故事的主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缺席，反过来强化了唐朝作为文明灯塔的不可取代的文化地位。小说中的唐王朝也许不一定是拥有最顶尖技术的国家，但却和现实中一样是最具文化感召力的存在，是所有人的心之所向。
《金桃》以东方历史为蓝本，却没有彻底排斥西方元素。书中出现了微积分、原子等科学概念，哲学家之国等社会学概念，阿基米德、毕达哥斯拉等古希腊学者的名字与中国古代学者和著作列在一起，让东西方先贤跨越时空，在同一个框架下对话和交流。作品中的东西方科技、文化并行不悖，各自保留独特发展路径。这种文化自信不是通过排他性主张，而是以平等对话的姿态自然呈现的。通过这种“和而不同”创作理念，《金桃》超越了简单的民族主义表达，以兼容并蓄的文明观，对西方进步主义和殖民思维作出了有力回应。
《金桃》尽管故事背景宏大，但视线却聚焦在具体人物的命运和成长上，这一点在杨晚晴之前的作品中就有所体现。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抱持着各自的执念，比如陈持弓为了复仇和守护大唐而战，莫潘在追寻算学的路上迷茫前进，伊嗣想要通过战争功成名就……乍看之下他们都有自己的思维，但实际上他们的想法都是被灌输的。陈持弓被养父作为战争的助力，伊嗣是波斯复国的道具，莫潘则被浮夜门视为唯一能托付“金桃”的天才。他们是他人意志的载体，在他人赋予的虚幻宏大的使命下战斗和前进。这些人物突显了某种集体困境：从出生起就被规训要顺从，真正的自我认知和独立思考长期缺位。杨晚晴通过科幻小说的人物命运变化探索了个体如何突破桎梏，重构自我价值的过程，试图展现从“被定义”到“自我定义”的成长可能。这是最能引起东亚人共鸣的朋克精神。
（作者系科幻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