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仔细的日子

来信说极鄙视把写作看做“谋生手艺”。这是对我的婉转批评了，因为我不止一次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但我依然认为，别人怎样是别人的事。我的写作是为了我的人生，而不是相反。

早年在农场，一块从省城来的一个女孩对我颇有好感，坐在堤坝上指着天上的星星跟我畅想未来。那些畅想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纯属天方夜谭。我很快就疏远了她，理由是如果真要好，我希望她跟一个不管未来有没有出息的实实在在的傻小子好，而不是跟一个想象中可能的有为青年好，那会让我活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中。读唐诗，我同情那位“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夫人，为那个“辜负香衾事早朝”的“金龟婿”惋惜。

后来做文学社团工作，听一位女作者在座谈会上说：女人做了母亲，就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因为有了俗世的牵绊。她看了不少书，举出英国的简·奥斯汀、法国的尤瑟纳尔、美国的卡森·麦卡勒斯，还有中国的张爱玲为例——她们的生活都很不顺，甚至很不幸，但正因此，她们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我保持沉默，心里颇不以为然。

除了在网上看过电影《傲慢与偏见》，几位女作家的小说我都没有看过，但从资料知道，她们的人生一律残缺不全，在精神领域，每一步都是险境，走得分外孤绝，让人心疼。果真如此，“伟大的作品”能补偿她们作为女性的人生的不幸吗？如果再给她们一次机会，以一生的平庸，换取一个常人的圆满，她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呢？我看到的张爱玲自述是，她对俗世女人的幸福一样有强烈的渴望，“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可能是证明。

作为一个俗人，我没有资格替那几位“写出了伟大的作品”的女作家选择，我只能说，如果我是她们中的任意一个，一定会选择平庸。除了无法抗拒的客观原因，一个人为了“写出伟大的作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神思恍惚，多灾多病，甚至让家人不安，是值还是不值，大可讨论。当然，这样的人生观很庸俗，但本就俗人一个，装不了高雅。

四十多年前从小镇调省写作，省报朋友约我写稿，让我时有稿费收入。有人视为不务正业，诘问：你缺钱吗？我无言以对。上有老下有小，兄弟姐妹大都下岗待业，我当时的月工资四十二块，而一则千字文的稿费五十块，岂是个小数目？像我这样低水平又低效率的写作，当然可以“精神贵族”自慰，无奈到底不是圣人弟子，达不到箪食瓢饮的境界。

人与人的境界是不同的，作家与作家的才华更是千差万别。伟大是一种人生，渺小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伟大很可敬，承认自己伟大不了也未必可耻。要求作家目标远大、创造辉煌完全应该，但似乎也应该宽容有的作家的平庸。只要他对文学还怀有起码的真诚，不自以为是、自吹自擂、招摇过市，更不是趋炎附势、献媚取宠、说谎造假，我觉得他人就不妨给予适当的宽容。毕竟，尊重个人选择，是现代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一个群体中，杰出者总是少数，多数是凡夫俗子。高尚者立于道德高地，倡导和弘扬对崇高卓越的追求，很让人敬仰，但置身于人间烟火，理解和体恤平凡世俗，也会予人一种温暖。作家固然有社会责任，但也有家庭责任，而家庭责任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从今以后，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俞平伯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他夫人的这句话。俞平伯没有给出解释，后来季羡林先生作了这样的理解：“言外之意就是嫌眼前的日子过得不够仔细。所谓仔细应该是：多一些典雅，少一些粗暴；多一些温柔，少一些莽撞；总之，多一些人性，少一些兽性。”

而我乐此不疲的“仔细的日子”，就是提布袋上菜场、系围裙下厨房,一日三餐津津有味的日子；就是提水桶、握抹布、操拖把，把屋子弄得一尘不染的日子；就是听蓝牙、读闲书、说笑话、爬格子，稿费多少只要有就高兴的日子；就是心无杂念倒头便睡、一睡就着总有好梦、早睡早起神清气爽的日子。

就是平淡的、平和的、平常的日子。

人都难免缺憾

我觉得你大可不必因为这些沮丧。人都难免有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缺憾。

齐白石当年自称：诗第一，字第二，印第三，画第四。他的同乡、文学史家陈子展对此说却颇不以为然，也不顾及白石老人的面子，直言相陈：齐先生的画比他的诗、字、印的水平都要高，是占第一位的。他之所以把画排在最后，是有意以画来抬高其诗、其字、其印。

陈先生此言让白石老人觉得是瞧不起他，大发脾气。然而，过了些日子，白石老人精选上等田黄给陈子展刻了一方印章。一直到晚年，老人还夸陈子展诚实。

人都是有缺点的，齐白石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难免受虛荣心困扰。然而，白石老人又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旦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毫不犹豫地改正，并能从内心深处感激指出自己错误的人，纯洁如孩子。

当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和清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淘书。其间，两人都暗暗关注着对方。袁先生问蒋先生有何发现。蒋先生说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先生似乎不感兴趣，蒋先生颇高兴。出来后，袁先生要回图书馆，蒋先生要回学校，于是分手，各走各路。蒋先生看着袁先生离开视野，赶紧回头去买那两本书。到了地方，那位收藏家告诉他，袁先生刚刚把书买走了。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两个小心眼，也看到两个书痴。

生活中太四平八稳、端正得过分的人，往往并不可爱。

有缺憾的人真实，更值得信赖。

苏东坡有则《别石塔》小文,大有意味：居士说石塔有缝，“塔云：无缝何以容世间蝼蚁？”“坡首肯之。”

石塔有缝，可容蝼蚁；君子有缝，可容小人。反而世上有一等人，做人做得密不透风、滴水不漏，的确是要佩服他有本事，却也让人感到可怕。

古代有所谓“成事者八律”：

一，觉人之诈，不愤于言；二，受人之侮，不动于色；三，察人之过，不扬于他；四，施人之惠，不记于心；五，受人之恩，铭记于心；六，受人之鱼，而学之渔；七，识人之才，授之于权；八，善于谋人，有容乃大。

一个人能做到这八条，即便不说“成事”，绝对是个完人。但这样的完人，让我畏惧。明末史家、文学家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完人无疑了不起。但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以为只有自己是完人别人都糟糕的完人。一个寓言勾画了这样的完人：

某人抱怨：“我在这个村子见到的是一群卑鄙的人，他们吝啬、自私、贪得无厌，最糟糕的是，他们总是在相互毁谤。”

“真的是这样吗？”一位碰巧与他同行的天使问。

“那还有假！”某人说，“只要看看朝我们走过来的那个人就知道了。看他那残忍的小眼睛锋利地东张西望，他那下垂得很厉害的肩膀说明他阴险且谄媚，他那张合不拢的嘴显得那么贪婪！还有，他看上去鬼鬼祟祟的。”

“你很了不起，可以看到这一切，”天使说，“但是，有一件东西你没有察觉到。”

“什么东西？”某人问。

“我们正朝着一面镜子走过去！”天使说。

几个常识

来信提了许多常识问题。恕我见识有限，只能说些草草的看法：

长篇与短篇，各有审美特征。大部头，多卷本，有的拿起就放不下；有的“名著”被专家激赏，事实上有多少人问津？知青题材的轰动之作数不胜数，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安忆的一个短篇《本次列车终点》，也是一场社会运动的终点，多少辛酸、欣慰在其中。

长篇需要魄力。鸿篇巨制，不容偷懒。陈忠实的《白鹿原》，关中平原上，两大家族，祖孙三代，半个多世纪，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秦人大腔，高亢苍凉，路途漫漫，浩浩荡荡。陈忠实写完，形销骨立。那是生命的燃烧。

短篇不宜铺陈，螺蛳壳里做道场，方寸之间让人一窥三千大千。海明威的《杀人者》写绝望，只写了一张床上一个懒洋洋的人；鲁迅的《孔乙己》里“茴字的四种写法”，写出一代没落文人的魂灵。

模仿与借鉴。对经典作品，最好的态度是仰望，不是模仿。模仿得再好，再惟妙惟肖，几可乱真，也是东施，不是西施。巴尔扎克刚打主意写小说也有模仿，但他若一直只有模仿，就不会有后来的巴尔扎克。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喜欢的读者和模仿的作者都很多。我只是喜欢，但不敢模仿，禀赋、修养都不在那个高度，只能仰望。一九八〇年上中国作协文讲所，同寝室的古华每个星期都去湘西老乡沈从文家。他敬沈从文为师，但他后来写出的《芙蓉镇》，主题与表现却跟沈从文的《边城》满不是一回事。

简洁与丰富。语言是简洁好还是丰富好，这样提问有点让我难回答。因为语言不是只能二选一的，各人有各人的喜好。我只能说我的喜好。

我记住的是四个人的四句话：一，孔子：辞达而已矣；二，鲁迅：写完至少看三遍，尽力将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三，契诃夫：写作的才能不在于知道写什么，而在于知道不写什么；还有书法家启功的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

某年在一座寺塔内的墙壁上看到几句话：“今天日头好亮，风好大，早上好冷，中午好热，上塔好难，下塔好累，游人好多，楼梯好窄，干脆拆了好了！”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不文明，但用如此朴素又极省俭的文字勾勒的情景倒是蛮传神的。而且，其人的俏皮，也活灵活现，让人心生欢喜。

一个年轻人开花店，写了一句广告语：“这里卖最美的鲜花”。

几位好心的顾客先后建议，年轻人一一接受：陆续删去了“这里”“卖”“最美的”“鲜”，最后干脆连“花”也删了。

顾客已经到了花店，不必说“这里”；花店就是卖花的，不必说“卖”；是不是“最美的”、是不是“鲜”，顾客自有判断，不必声明；“花”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这两个例子都不是金科玉律。

寺塔墙壁上的涂鸦通俗有趣。当年提倡“白话文”，大师写的“白话诗开山之作”也很通俗，但今天看，很难说多么有趣。

花店广告语的不言自明，在小说里就不灵。花是可视的，本身就是语言；小说的语言则需要组织，结果有可能是“花”，也有可能是“草”。小说需要描绘，需要渲染，需要刻画，如果都没有，就一个梗概，不会动人。

诗也是这样。有人认为唐杜牧的七绝《清明》可以改为五绝：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改为“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减少了八个字，的确是简洁了，诗味也减没了。减去“时节”和“路上”勉强可以，但减去了“借问”，就很唐突，没礼貌；“牧童”是一个多么天真可爱的形象，整首诗就指着他活了！

文学当然可以留下想象的空间，但也留下了不确定性：就这首诗而言，还是不留的好。想象中的“遥指”者如果是一位风姿绰约让人怦然心动的女孩自然是好，倘若是一个“屠夫”，举起一把杀猪刀“遥指”，那不叫指路，叫杀风景。

字斟句酌，惜墨如金，或汪洋恣肆，滔滔不绝，只要有思想、有真情，都会是好文章。

上面都是老生常谈，你听听也就罢了，不必当回事。

至于AI写作，我完全不懂，只能说，如果哪天所有的文学平台都说“我们有AI就够了，不用来稿”，我也就不写了。

粉    丝

我很晚才知道“粉丝”这个音译的词，是崇拜者的意思。崇拜谁，就是谁的粉丝，后来又精简为“粉”，比如某大家的粉丝，就称“某粉”。“粉”多了，就叫“粉圈”。演员、作家、运动员……凡够得上明星的人都有数量多少的粉丝或大小不一的粉圈。在各种媒介看到的粉丝常常很疯狂，为了追逐偶像，不惜奔波千山万水，挨饿受冻露宿街头，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寻死觅活。粉圈则更是起哄架秧子，闹出恶性事件和法律纠纷。给我这种局外人的感觉，粉丝多是些没脑的人。

事实上这感觉太没见识了。

看到一则名人轶事，后世有很多中国粉丝的徐志摩也是一个粉丝。他十分乐于拜见大师，有一年出国，特意拟了一份大师名单，准备逐个拜访，没想到名单上的人均不见他。在剑桥大学担任教职、帮助他进入剑桥大学的狄更生给了他一个手札，让他去拜见老哈代。

住在伦敦乡下的哈代接待了他。他们在海边一座带花园的房子谈诗、谈韵、谈中国文字。临别时，徐志摩请求哈代：“我远道而来，您可否送我一件小纪念品？”哈代顺手在花园里采了两朵花给他：“插在衣襟上吧。你现在赶六点钟的车刚好，恕我不陪了，再会。”然后转身遛狗去了。

这轶事让我看到徐志摩的真诚，也看到那些大作家的倨傲，不过你还没法对他们不满——谁让你上杆子去“粉”人家呢？

徐志摩自己的解释是：“山，我们爱爬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

也对。崇敬大师，拜访大师，接近大师，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无可厚非。只是多少有些理智更好。

不论哪个时代的大师，都可能因为性格的缘故，有愿意和不愿意接受拜访的。歌德是个乐于接受人们的拜访和敬意的人，他一生都处在荣誉和致敬人群的漩涡中，这些人物里有魏玛的大公，也有乡下小人物。而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师席勒却不太喜欢抛头露面，特别痛恨那种空洞的尊敬和陈腐的崇拜，尤其讨厌陌生人拜访。有人要一早来访，他会不知所措地推迟至午后，到了约定时间，他照样怕自己会感到糟心甚至生病，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显得很焦躁甚至粗鲁。歌德说：“我亲眼见过一位素昧平生的外科大夫没有经过传达就闯进门来拜访他，他那副暴躁的神色使那个可怜的家伙惊慌失措，抱头鼠窜。”

成名后的毕加索热衷于接待各种来访，却又讨厌人们称他为大师：“我讨厌人们管我叫什么‘大师’，我一听到这个称呼，就恨不得要说：‘什么狗屁大师！’”

好多年前就看过的这一类故事，让我牢牢记住：永远不要去打搅任何大师。“粉”可以“粉”在心里，绝不要让人觉得不自在，这是对所“粉”偶像的起码尊重。

沾名人的光，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见过谁，认识谁，跟谁吃过饭、合过影、同过学，是谁的学生、朋友、亲戚、长辈和后代，并不能改善自己的品质。相反，炫耀这些，固然有可能让人觉得单纯，也有可能让人觉得虚荣，以至反感。一位在美术社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位画家老是以自己是某位大师的弟子而盛气凌人，结果社团全体会员无记名投票推举代表参加全国性大会，他只得了自己一票。

能证明自己价值的只有自己。大仲马小说卷帙浩繁，小仲马一出歌剧轰动巴黎。大仲马祝贺小仲马：你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张爱玲说得不错：（下雨）没伞的挨着有伞的人走，靠得再近也躲不过雨，反而淋得更湿。倒不如躲得远远的，就是没有伞也有雨过天晴的时候。即使不靠近（有伞的人），也总会有属于自己的阳光天地。

社会·人性·哲学

读大作前半部分时，我完全被质朴得像生活本身却又充满诗意的悲悯带入一种深不见底的寂静，不断地为叙述的贴切、生动、深刻惊叹不已。然而，小说下半部却突然出现了表现“反腐”主题的几个城市男女，把一个有哲学意味的主题一下子拉回到已经滥俗的“反腐”。

我不由跌脚。

大作本是一首纯净的低沉的忧伤的暗黑的凝滞的时代挽歌。一切都应该是自然的、必然的发生，根本不需要作家强加的有明显意图的偶然事件。

记得前些时你把这小说的创作构想（当时你没有说明）发给我，我引了你文中的一句话回复你：“无边无际的寂静来了，他站着不动。”这句话当时那么强烈地震撼了我，现在却从一个已经触及到的深度拉回到一个肤浅的主题。

许多社会题材的作品，很轰动，但文学价值有限，就因为描写得表面化，和对同类题材和主题的有意无意的趋同，远不能达到超于常人的思想深度。知道这一点，并不一定能成为大家（比如我这样的），但具备了较高艺术素质的人忽视了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

大家提供范式，小家制作摹本。一种有开创性的内容或形式获得成功，跟风者云集，这是文坛曾经的痼疾。你是可以走得很远的，应该不受此羁绊。我胡说这些，不过是一个提醒。

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理论训练，只是写作多年，有一些模糊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对头，反正你也不至于见笑：我觉得，小说写作有三个维度：社会，人性，哲学。小说的深刻，取决于对这三个维度的深入。

文坛八卦

转来的网文看到。你知道我一向不关心各类文坛八卦，依旧发来，显然是因为有同感，想知道我对其中观点的看法。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很不认同，很不喜欢，因此很不舒服。

首先，网文作为靶子的几位新时期出道的作家，都是我极仰慕的作家。我与他们没有交往，仰慕他们的理由，也许不成为理由，但在我是绝对的理由：凡是我写不出的作品，其作者就都是我仰慕的对象。读者的标准可以随意，同行的标准只有一个：写得出或写不出。几位挨骂作家的代表作我绝对写不出，所以我绝对仰慕他们。

其次，网文用中国读者知道许多外国作家、外国读者不知道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作家来判定中外文学的优劣，我无可置喙。这种说法可能是事实，但各成体系的两种文化的相互了解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同样在网上看到一篇转载的法国欧洲时报网上谈中国人阅读的文章，说是被称为文学史上最著名“天书”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文版受到意外热捧，有人认为这证明书籍对于中国中产阶层来说已成为一种装点知识身份的象征，其作用与LV无异。有点刻薄，但也反映了一种看法。

第三，网文通篇怒目金刚，很容易让人觉得有莫名泄愤之火，无正当论理之意。一个心地宽厚善良的人是不会这样咬牙切齿的。

第四，世上三百六十行，每一行的出类拔萃者都该受到珍惜。尤其在文学式微的时代，对于所有认真的、勤恳的、全凭才华在社会立身并获得声名的写作者，如果不想仰视，至少不该蔑视。尊重人，其实也是尊重自己，贬低他人并不能提高自己，相反，只会让人小看，且怒火最先灼伤的是自己。这一点，我有过深刻的教训。

为此，建议老兄少看或根本不看这样的文坛八卦，有时间多爬些格子。一时写不出，就干点别的有趣的事——比如钓鱼。老兄钓鱼，也是我极仰慕的，一钓一个准。儿时家贫，老馋人家食有鱼，悄悄借邻里二叔的钓具去湖边蹲了一下午，一片鱼鳞也没捞着，从此死了钓鱼的心。

小说与围棋的“见合”

发在《上海文学》的尊作拜读。五体投地。中篇的长度，长篇的厚度，将人生、世俗、艺术、宗教、哲学，熔于一炉，却如话家常，举重若轻。尤让我击节的是尊作涉及儒、释、道，进得去，出得来，全无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经不化的毛病。是我注六经，而不是六经注我。

与兄异地远隔，不常得见，但时在念中。媒介是作品。

数年前相见，知道你居然从来没有拿过全国性的文学奖，大为惊讶。获奖固然不是写作的目标，评奖遗珠却无论如何是一件憾事。

所幸这并没有影响兄的写作。独有的思维基调，叙事风格一如既往，毫不动摇，长期保持着一种平稳，不惊不乍。天生的纯净、淡泊、唯美，让单纯的风格化叙述有着诗的韵律。语言典雅纯正，遣词不逞机智，各个句子毫不出奇，通篇看来则和谐且富弹性。不滑不腻，似水浸过，晶莹盈润，透出一种幽深澄明，缓缓注入人心深处。

在兄的小说世界里，看不到英雄登高、豪强呼啸，看不到剑拔弩张、杀机戾气。笔下人物多是升斗小民，在生存的种种压力和不幸中逆来顺受，被动于命运的安排和捉弄，却又有着承受痛苦与不幸的韧性。兄用不变的方式处理多变的对象：现实的人生复杂多变，故事的人生却单纯淡定，通过个性化处理，在纷繁复杂的浮躁的世界寻找心灵的净土。文学表达几十年坚持不懈，以至形成一个有些奇异的文学现象：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多少作家的创作心态会随着现实观念的变化而调整，并且是较大幅度的调整。但兄的小说的情节安排以及人物关系，很少直接触及那些看起来深刻的社会矛盾现实冲突，似乎在有意绕开所有的重点、热点、难点、痛点。即使是那些具有破坏性的冲突，也似乎没有影响叙述的闲庭信步，没有带去任何刻意的风险与挑战。文坛上眼花缭乱的领异标新二月花、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年、隔三差五一窝蜂，绝对看不到兄的身影。兄在文坛似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让我总是会莫名地想起戴望舒的《雨巷》，那个打着油纸伞在悠长、寂寥、寒漠、凄清的雨巷默默彳亍的独行者。

兄的小说透过现实的表层，看到生活深层的动人之处，写实功底极深，却常常让写实带有非写实的韵味。对人生对艺术有超常的悟性，常常会更多地描写神秘的个人情感，不想直面那样惨痛的人生，而宁可多一点人生梦幻。在黑白再无彼此的那一刻，痛苦几乎消失殆尽。诸般念头，种种悲喜，最终化为一片慈善祥和的柔光。

这是兄的小说特征，也是兄的艺术气质。

这样一种对现实的文学回应，独特而深刻。认识这种独特与深刻需要时间和耐心。事实上，兄的小说海内一品其实早有定论。

或许这是一种愚蠢的揣测：兄写小说与下围棋颇有关联。

作为一个有段位的棋手兼有声望的作家，兄的文学经历及成就，始终不离围棋。即便爱情小说，也常是因棋结缘。小说标题“弃子”“见合”直接就是围棋术语。把显而易见的寓意落到生活和棋枰的细微处，用真切扎实的细节和棋理，讲述人生的棋局，却不落编造痕迹，似幻似真，正是小说的高境。尤其在棋语小说中，由棋而道，由物及人，以自己同时作为围棋高手与优秀作家的难得机缘，通过借助棋枰的文学写作，完成对于一个个理想世界、理想人格的想象与建构：世相纷纭，得失利钝原本无序，唯有洁净身心才具有真实的参照性。兄的小说与围棋，即是一种棋道所谓的“见合”。

围棋无疑是一种智力运动，表面的简单黑白因其规则而千变万化。一黑一白，包罗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令我极感神秘又心向往之。偷偷地学了几次，一再证明了自己的弱智，终于却步。

然而，围棋在传承中早已超越智力竞技、智力游戏的层面，而与主流哲学、文化紧密关联。古人有大量作品把棋与琴、棋与酒、棋与山水园林等置于一处吟咏，借棋言理、借棋悟道，把围棋与人格、胸襟联系到了一起。庙堂上以棋喻政军外交，战争中以棋喻将帅风度。《晋书》在刻画东晋谢安的“雅量”时，主要借助了弈棋的细节：大敌当前，京师震恐，作为总指挥的谢安，若无其事与人对弈，身处危局而“矫情镇物”，信手一枰间，血腥的厮杀就在咫尺之外；而文人们则以棋喻时局，“闻道长安似弈棋”（杜甫），“由来国手算全棋，数子抛残未足悲”（钱谦益）等等。但我更喜欢围棋的另一个向度，即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超然于功名利禄之外。宋人喻良能有一首《弈棋》诗：“睡余无俗役，信手一枰间。胜负何须较，神情正欲闲。”称与朋友弈棋是与“俗役”相反的雅事，根本不在意胜负，追求的只是“神闲”“信手”的潇洒人生。

弈棋固然需要强大技艺，但只有在其追寻棋道的过程中达到物我两忘，方是至高境界。一如谢安，沉稳、内敛，胸有丘壑并不张扬，内心温润如怀抱琼瑶，白衣卿相，名满天下，堂堂南渡第一流人物，一生只为潇洒而来。这样的人，可以在山中隐居，却无法从世人眼中淡出。

苏东坡“素不解棋”，但其名篇《观棋》中的“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何等清幽脱俗。而“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更是道出了围棋超越竞技的文化属性。因此缘故，我特别喜欢“坐隐”“手谈”这类围棋的别称。也更加明白，人生的许多事，胜与负、成与败、得与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安详——尤其是在一个崇拜权、名、利，蔑视清、廉、耻的时态中。

时运莫测或如棋，心境淡定可似水。兄也许是在围棋里消解了太多的心术、凶狠、险恶、猛烈，而徜徉于粉墙黛瓦、卷帘闲窗，于翠微回旋中，阐释棋道与人生的盈冲消长。又或者陶醉于黄花翠竹、薄酒淡茶，于或婉转或激越中，勾勒出一颗颗鲜活的棋魂、一幅幅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生图景，漫过文本的思绪跨越时空，连最微小的细节也散发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