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我会让自己慢下来
根据《长安的荔枝》改编的同名剧集已经于6月7日开播。
马伯庸历史小说的叙事魅力还源自对时间和空间的极限处理。像《长安十二时辰》等小说已经在书名上展现了这种时空的紧张感。图为同名电视剧剧照。
图为根据马伯庸小说《洛阳》改编的电视剧《风起洛阳》。
见面那天，马伯庸穿着黑色长袖上衣，半旧牛仔裤，搭配一双运动鞋，平易而有松弛感。那件黑色上衣胸口处印着粗线白框，框内白线条勾勒出飞碟、流星以及它们即将登陆/撞击的星球表面，其余部分繁星点点，一眼扫过，仿佛在胸腔打开了一扇观望宇宙的窗口。
平易松弛，心怀宇宙，这八个字恰好概括了马伯庸在与笔者交谈中袒露的心态。这些年，他保持着兴之所至、自由随性的写作生活，同时深耕历史小说领域，书写历史上的芸芸众生。有趣的是，这两个向度似乎早已埋藏在笔名的“庸”和“伯”之中。
被问及“伯庸”是否源自《离骚》的“朕皇考曰伯庸”时，马伯庸笑着摇头：“这跟屈原他爸还真没关系。”多年前，他在一个航海主题的小论坛里“分辖”东亚地区，便随手取了一个有点印象的中国名字：“曹伯庸”。“我觉得‘伯庸’这两个字特别舒服，‘伯’就是‘大’嘛，‘庸’不是‘平庸’而是‘中庸’。”等到要用作笔名，他便将曹改为本姓，是为“马伯庸”。后来发现这个名字也是“有史可稽”，元代诗人马祖常，字伯庸。
从外形上看，“伯庸”二字笔画繁密，字形端庄。他觉得这个名字“比较稳”，贴合他随遇而安的性格。结果小说火起来后，他签名都签出了腱鞘炎，可见取个“稳重”的笔名也是有代价的。聊天期间聊到一部外国作品，不太确定作家的名字，他立即掏出手机查清楚。确认名字后，我们继续聊下去。
以历史为圆心
对马伯庸而言，历史不仅是小说创作的素材和灵感来源，更是孕育小说美学特质的沃土，横贯于他的整个阅读与写作生涯。
在谈及自己对历史文学的兴趣缘起时，他特别举出了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与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的后记中讲述了自己如何从《达尔大尼央先生回忆录》获取写作灵感，这种“连接历史和文学的感觉”击中了当时还是高中生的马伯庸，在他心里埋下历史文学的种子。但真正动笔写历史小说还是在大学的时候，他读了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惊讶地发现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2004年，马伯庸在新西兰写毕业论文的间隙，动笔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
然而，马伯庸在写历史小说之初就不仅仅是书写历史事件本身，而是有意识地从新的角度切入历史叙事，运用一些异质元素来处理历史题材，达到“陌生化”的新异效果。在《风起陇西》中，他别出心裁地从谍战角度切入三国历史，以诸葛亮北伐为背景讲述蜀国间谍在魏吴的地下斗争，对人们所熟知的三国故事做了另一番书写。秉持着这种“写古不泥古”的自由姿态，马伯庸在早期不仅写了一系列角度新奇的历史小说和散文，而且还在悬疑、科幻、玄幻、灵异等领域大展身手。
在尝试了多种类型文学创作后，马伯庸在近几年渐渐专注于历史小说。他感慨人年纪大了就自然而然地专注于某个领域，而且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自己对历史有了更多的理解，写历史更能抒发自己的想法。对于这种心态，他曾自嘲过：“这是中年男人不可避免的一个宿命，试图提炼历史规律，试图提炼人生经验，我也不能免俗。”
虽然马伯庸常以“马齿徒增”自谦，但他在数十年的生活和阅读中还是摸索出了许多写作经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历史观，并据此创作出一系列别具一格的历史小说。
马伯庸擅长于在历史小说中营建当代感，他关注历史的当代价值，常常援引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认为历史文学创作需要关注那些能让当代人产生共鸣的历史。他感叹99%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事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写作，让那些历史中被尘封的小人物重新活过来。因此，尽管被打上了“历史小说家”的标签，马伯庸真正想通过写作观照的其实还是当代普通人。大仲马说历史不过是他用来挂小说的钉子，对马伯庸来说，历史是一枚聚焦小人物命运、观照当下的透镜。他在尽量保持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发掘历史的当代意义，书写能够让大众共情的历史人物，使得小说富有当代感和大众气质。
当然，专注于历史写作并非只写历史本身，历史小说不是封闭的文类，它可以融入悬疑、奇幻、灵异，甚至科幻。多类型的写作经历和清晰的群众史观让马伯庸形成了更加开阔的历史小说观，使得他能够不拘泥于历史题材本身，而是另辟蹊径，发展出脑洞大开的创意叙述。读到“一骑红尘妃子笑”时，大部分人都顺着杜牧的写作主旨，关注“妃子笑”所折射的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马伯庸却从职场打工人的角度留意到“一骑红尘”的工作量，脑海中迅速展开策划案：这个“一骑红尘”该怎么落地，需要多少预算，需要多少部门协调，路线怎么规划……在马伯庸笔下，历史写作充满可能，“以历史为圆心去生发出各种各样的类型，去尝试各种各样的题材”，正是他当下努力开拓的写作图景。
保持对生活的敏感
2015年，马伯庸决定辞职，在微博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已经35岁了，也想尝试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然而，他对“自由散漫”有自己的理解。从兼职写作转入全职写作后，他的创作速度陡然上升，以平均一年一部的速度出书。2022年，当他在采访中说自己“是一个卷不动的人”时，三部小说已经在接续出版了。了解这些信息后，我才充分感受到马伯庸那句“写作本质上来说还是靠兴趣推动”的分量。对写作的热爱转化为笔耕不辍的动力，牵引着他平稳走过从兼职写作到全职写作的起伏变动。
尽管如此，生活状态的变化难免会给写作状态带来一些影响。上班时，生活绕着公司转，大部分时间都被工作占去，钻空写作总有一种“摸鱼”的快感；辞职后时间都归自己，自己做自己的老板，于是不得不做规划，想想接下来该写什么，大概在多少时间内完成。听起来似乎很自律，很合理，但马伯庸对这种充满计划感的写作生活充满警惕：“一旦有了计划感，写作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份工作，早晚有一天写作兴趣会消失。”为了消除写作的计划感，他会尽量排除出版方的干扰，拒绝让编辑给他制定写作计划，保持写作的自主性。同时，他还喜欢在嘈杂的地方写作，常常走出书房，在咖啡厅、候机室等地方写，甚至跑到大学教室后排埋头写，还被老师误认为是蹭课的同学而被点名。马伯庸似乎就是个“e人作家”，喜欢从外部环境汲取能量，喧嚣的环境和偶尔的意外能够打破呆板的秩序感，带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从而冲淡全职写作的计划感。
总而言之，他珍视写作的随性自由。
专职写作后，马伯庸清醒地认识到，窝在家里写作会有脱离现实的危险，只有沉浸在生活之中才能获取最真切的体验。他跟以前的老板、同事保持着联系，有时还会跑到原公司或者朋友的公司，在人家工位上坐坐，感受职场的忙碌状态。这听起来不太像是一位历史小说家应该干的事，但马伯庸说：“你要去了解现在的人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最最抗拒的是什么。当你了解到这些人的喜怒哀乐之后，你才能够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性。”正是保持着对当下生活的敏感，马伯庸才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可以引发当代人共鸣的写作素材，并在小说中直击当代人的痛点和爽点。
正如于赓哲对马伯庸小说的点评：“写的是古人，却经常让我们看到自己。”基于对古今共通的人性欲望以及社会逻辑的洞察，马伯庸越是深入书写历史的细微褶皱，就越能写出我们当下生活的种种样态。在那些看似凌空蹈虚却又考据精细的叙事中，我们从古人身上读到了自己的处境，不由得怀想“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在苍茫历史中窥见自己的微渺。
以现代时空观讲述历史
频繁转学的成长经历也在马伯庸的小说创作中留下了痕迹。
念书时，马伯庸还是一个叫“马力”的少年，随着父母机场工作岗位的变动，辗转于各个城市。他曾提到自己有过13次转学经历，足迹遍及赤峰、桂林、三亚、上海等城市。这让马伯庸难以跟同学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联络，进而导致他几乎没有关系特别好的同学。所以，马伯庸在那时常在网上交友，但网费不菲，上网机会有限，平时在家只能自己看书，书也不多，就反反复复地看，看完后自己给自己讲故事。现在来看，他的阅读习惯就是在那段时间培养起来的。
在频繁的流动中，马伯庸养成了关注时刻表和地名的习惯。在从赤峰转学到三亚的漫长旅程中，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看看这里的站名，有时还会拿出地图，将这些站点都标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走。“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途中无聊用来打发时间的，但时间长了呢，就会养成习惯，形成对地理的敏感。”这让人隐约看到了《食南之徒》的主角唐蒙的身影，一个善于观察地形和绘制舆图的角色。马伯庸在《食南之徒》的后记指出，对中国疆域以及周边版图的清晰了解是属于“现代人的福利”，这种清晰的地理观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探索才形成的。正是结合了对地理的敏感和细察，对史料的熟稔以及对古人设身处地的理解，马伯庸才能构想出《食南之徒》的核心线索，让人物驰骋于古代地舆，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感。
马伯庸历史小说的叙事魅力还源自对时间和空间的极限处理。情节常常是这样：天降大任于某个倒霉蛋（也有幸运儿），时间紧任务重，要跨越的距离和障碍还特别多，像《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就已经在书名上展现了这种时空的紧张感，而《长安的荔枝》《太白金星有点烦》《食南之徒》更是深入书写了古代打工人（神仙也不例外）如何紧张地掐着时间，贪早摸黑，加班加点干活。这样的情节模式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众多当代打工人。围观古代打工人如何火急火燎地赶在DDL（Deadline）前完成任务，当代读者既有感同身受的共情，又有作壁上观的庆幸和暗爽。
鲜为人知的是，这种情节模式的心理源头可以追溯到马伯庸的童年阴影：极限换乘。频繁转学带来频繁转车，而转车要求掐准时间。有很多次，他不得不一下车就冲向地下通道或天桥，飞快地跑到下一趟车的站台，“走慢几步的话，就有可能错失了下一趟车，那后面的一切计划都消失了”。马伯庸由此形成了对时间的恐慌感，而且这种恐慌感伴随至今。他送儿子马小烦上学，大概要走四公里路，老父亲马伯庸下意识地将这段路分出十几个节点，并且能够精准知道，他们到达了某个节点后离到学校还要多少分钟。听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他不停跺脚低头瞄时间的画面。这种时间紧张感也延伸到小说里，马伯庸在写作时会提醒自己不要把时间安排得那么精确密集，结果写着写着，还是习惯性地将小说时间的颗粒感做得非常清晰：“写小说时，我内心会有一个倒计时，咯哒咯哒地响。”
马伯庸将其视为一种“幸运的诅咒”。古代多以时辰、日、月、年来计算时间，对时间的分割并没有现代人那么精细。历史小说展现出清晰的时间颗粒感，将有助于当代读者迅速代入古代故事之中，体验到悬念迭生、环环相扣的阅读节奏。而且，这种“倒计时式叙事”跟当代人的DDL体验恰好契合，将现代时间观不动声色地融入历史小说之中，这样既不违背历史逻辑与历史真实，又能将一个古代故事讲出现代感。“所以说，这种小时候产生的时间恐慌感反而成了一种幸运的诅咒，能够让当代读者迅速进入到小说的历史氛围里面去。”可见，除了广为流传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三明治写作法”之外，以暗合现代人心理的时空观组织历史叙事，营建历史环境，也是马伯庸小说能够吸引当代读者的重要特质。
慢下来，往小处写历史
出乎意料，在提及近期的写作计划时，马伯庸并没有立即说起手头的作品，而是非常认真地说了一句：“我会让自己慢下来。”如他所言，做事要张弛有度，一直写太紧张的东西不利身心，自己对时间的恐慌感已经在慢慢痊愈。同时，他将继续关注历史上的小人物，“关注他们在一种小的困境下的挣扎”。跟时间节奏的放缓相对应，马伯庸希望将小人物所经历的事件往小处写，“把这些事情越写越小”。从《长安十二时辰》到《长安的荔枝》，主人公的任务从救长安缩小到运荔枝，就反映出其中的变化。但是，将事情写小并不意味着将事情写琐碎，而是要以小见大，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这在《显微镜下的大明》《食南之徒》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谈到眼下正在写的新书，他大大咧咧：“这个没什么不方便说的”，说自己正在以郑振铎在抗战时期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古籍的事迹为底本，写一本关于保护藏书，保存文脉的小说。“这是个真事儿，”他说，“我写东西会习惯性地找一个真实事件作为底本，我觉得这样心里才踏实。”
稳、踏实、慢下来，这些在谈话中频繁出现的词语，折射出这位顶流作家的一番心境。在历经近几年的大热之后，马伯庸保持清醒，没有被市场带偏，也拒绝被流量裹挟，而是坚守写作初心，维护写作的自由随性，埋头探索感兴趣的历史题材。主动让自己慢下来，调整写作和生活的节奏，是他在当下所践行的人生状态。
人物小传
马伯庸，原名马力，男，满族，出生于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中国当代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南京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
马伯庸在上大学时开始在论坛发布作品，2005年，发布首部作品《风起陇西》；此后推出《风雨》《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等代表作。2017年，出版小说《长安十二时辰》。2022年，出版小说《长安的荔枝》。2023年2月，首次担任编剧的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播出，同年，出版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2024年，《食南之徒》出版，2025年，马伯庸推出新书《桃花源没事儿》。
自2018年开始，每年基本都有一到两部由马伯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既有《四海鲸骑》这样的动画，也有《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风起洛阳》《风起陇西》这样的古装剧，还有电影《古董局中局》以及舞台剧等。
由雷佳音、岳云鹏等主演、根据马伯庸小说《长安的荔枝》改编的同名剧集现已播出过半。同样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长安的荔枝》则将于7月25日上映，由大鹏执导并领衔主演。《长安十二时辰》第二季也将于今年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