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诗歌既继承了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的部分特质，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形态。

2025年春，很多刊物以刊发作品的方式体现出对女性、女性诗歌的重视。《诗刊》第3期的“第一现场”栏目刊发了近40位女诗人的新作，“大家阅读”栏目推荐了女诗人娜夜的作品，“百家诗论”栏目发表了冰马《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史视角下的1990年代诗歌“断裂论”反思》，对女性诗歌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诗选刊》第3期设置“新文本·她们的诗”专栏；《诗歌月刊》第3期“新青年”栏目刊发的作品也全部来自青年女诗人。《当代·诗歌》第1期设置了纪念女诗人灰娃的专栏，刊发灰娃作品和孙晓娅研究灰娃诗歌的长篇论文。创作、理论双管齐下，体现了女性诗歌在当代诗坛的重要位置。女性的声音不再被淹没在宏大叙事的洪流中，而是成为了具有女性特色的时代旋律。

当下，女诗人们展开了更多维度的艺术探索，女性诗歌的主体性有了更加多元的呈现方式。许多作品已发展为与女性个体心灵以及历史、社会、自然等的多维对话，这表明女性确立主体性的方式不再局限在性别视角，而是通过代际对话、与自然对话以及跨文化对话等途径实现。

除了诗歌中自古已有的爱情表达，“母亲—女儿”成为当下女性诗歌关系谱系中的重要取向之一，在母女代际对话中确立主体认同。华姿的组诗《爱是最短的出路》（《星星·诗歌原创》第3期）聚焦于与已故母亲的对话想象：“你说的还乡究竟是什么？”“忽然间，我听见她在堂屋的墙上/喃喃地问：‘什么时候再回来呢？’”在时间的裂缝里建构起与母亲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结。庄凌的组诗《心上的窗户》（《山花》第3期）写母亲养花：“我无法征服内心的风暴/只能用剪刀不断修剪/彼此的不认同”，剪刀既是园艺工具，也是母女间差异的象征，揭示了在代际认同上存在的裂痕。苏桃的组诗《苏桃的诗》（《诗潮》第3期）甚至回溯到祖母：“池塘边的桃花树、青石洗衣板/也一并镶嵌在祖母的青春里”。这些诗作都体现了女诗人对“母亲谱系”的追溯，构筑起当代女性自我认知的新的角度。另外，毛君娣的组诗《幽昧的事物并无二致》（《星星·诗歌原创》第3期）写到母亲望向自己的潮湿目光：“这不是一个母亲寻找她的孩子/这是一个女人寻找另一个女人”，更是跳出母女代际书写的逻辑，将身份置换为两个独立的女性个体，指向对女性主体性的双重确认。

女性诗歌与自然也建立了广泛的连接，对自然的体察与心灵的共振往往同时发生。金铃子的《黛湖》（《诗刊》第3期）建构起诗人与自然在生态诗学层面的对话：“什么样的诗句可以把一潭湖水养成青绿/什么样的思念，可以让一首诗/成为千古绝唱”，黛湖的青绿既是巴山夜雨的具象沉淀，又是女子相思之情的液态载体。邓荣婷在《古河道与墨洛产业园》（《绿风》第2期）中呈现西部沙漠景观，“漠风的利刃留下满身龟裂”，但仍然“生生不息地生长着希望”，在贫瘠中搭建起生命哲学的图景。窦凤晓的《石头森林》（《江南诗》第2期）以森林中各种植物为锚点，面对“滞重”和“铺张”的现实，将“减法”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生存策略。而刘晓萍的组诗《旷野诗章》（《诗歌月刊》第3期）更是直接与草木禽兽为邻，将身心完全融入自然，构成女性与自然对话的复调。动物意象在女性诗歌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叶菊如的《洞庭湖：江豚与小天鹅》（《扬子江诗刊》第3期）聚焦动物书写，“他们不能把洞庭湖装在笼子里……我相信，我们都爱洞庭湖”，在生态叙事中将女性主体提升到与自然同等的高度，揭示了女性对自由状态的共同追求。

女性诗歌对生命体验的表达呈现出多种向度。当下的女性诗歌在正视身体和欲望的同时，对女性的精神世界倾注了更多关注。诗人们根植于生存体悟而又超越生活本身，在尘世万象中凝练出思辨的智慧，以心灵的升华实现突破和超越。张凤霞的组诗《镜中人》（《诗歌月刊》第3期）借助剥核桃的简单动作完成对事物表象与本质的思辨与探寻：“别以为雪偶尔有几分黑，/就否定了它的白和它飞动的白鸟，/就像剥到了核桃的最里面一层，/仿佛充满间接的月光”；小西的《流水和柳絮》（《中国作家》第4期）在轻盈的文字中融入了沉重的存在之思；钱秋菊在组诗《村庄失落的动词》（《诗选刊》第3期）中通过一系列极具女性色彩的意象构建起女性主体在乡土叙事中的精神图谱。叶玉琳的长诗《大海带我回家》（《人民文学》第4期）是她长期探索的一次升华，作品超越传统海洋叙事的男性英雄主义，将海洋化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我有一片海/通往陆地和天空/也通往诗歌和内心”，通过开阔、深沉、蔚蓝、悠远的大海编织起独特的女性生命与精神经纬。

随着女性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女性诗歌呈现出全面融入社会的特征。《诗选刊》第3期摘录了张映姝新出版的诗集《她·们》中的部分诗作，不仅有诗人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对女性的细腻观察，在新疆驻村的经历更是给她的诗歌增添了新的色彩。诗中还涉及到女环卫工人、女裁缝，也有驻村女干部、景区女经理等女性形象，可见女性已经深度参与到社会生产中。这些作品是女性诗歌从私人化书写融入社会叙事的有效样本，展现了女性诗歌发展的新面貌。

女性诗歌以独特的生命律动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并以跨越时空的诗性光芒融入当代诗歌的精神版图。女性诗歌已经突破性别叙事和身体写作的藩篱，进入到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新境界，在解构和重构中展开多维度的诗性探索。

（梁诗琪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蒋登科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