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战记忆（二）
■ 大丰沟八义士
被采访人：
李士华（男，73岁，时任涉县党史办主任，冀南抗战史研究专家）
李书味（男，44岁，时任涉县党史办副主任，参与编写过多种党史著作）
申有财（男，80岁，涉县西达镇申家村人，1943年参加八路军，后负伤回家，系伤残军人）
申九生（男，60岁，时任涉县西达镇申家村党支部书记）
这是一个发生在1942年“五月大扫荡”中的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湮没了63年，63年来，在任何的文字记载中都没有它的影子，它就像大丰沟里已经干涸的流水一样，似乎从历史的长河中蒸发了。
2005年，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我偶然发现了这个线索，立即驱车赶到位于河北省涉县城南30多公里大山深处的大丰沟，历经周折，终于挖掘到了这个濒临灭绝的故事……
如果说漳河是深扎在太行山里的一条树根的话，那么大丰沟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这条树根上千千万万条毛茸茸的须根中的一条。世世代代生活在大丰沟里的人们呢？就像看不见的微生物，千百年来，生生死死，明明灭灭，没有人理会。
大丰沟是一条怎样的山沟呢？漳河在V形山谷里呈蚯蚓状弯弯曲曲地蠕动，出涉县城往东南约60里，西侧茂茂密密的野树和野石间探出一条水沟。沿着沟边挂在崖壁上的羊肠小道向西南方向攀行，走上七八里路，始有烟火，依次有三簇人家，分别为席家村、申家村、牛家村，各三十来户，在这里滨水而居，聚族而栖。山坡上的黄土，山坡下的绿水，还有漫山遍野的杂树野果就是他们生命的依存了。
别看村小、地偏，却也像沟底里流动的泉水、山坡上静默的青石一样，对季节的冷暖，对世道的静乱很敏感呢。比方说吧，以前买盐、打煤油都是赶着驴子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现在县城让日本人占了，不能去了，只能不吃盐，不点灯。锅里没有咸味，夜里没有亮光，这日子的味道就全变了。还有山货，以前申家村有许姓三兄弟，经常到沟外去联络销路，还把山东边的商人带进沟里，大丰沟的核桃、黑枣、花椒像沟里的泉水一样哗哗地流了出去，换回一驮驮的棉花、小麦，使得家家户户的日子温温暖暖的。可现在不行了，日本人封锁了与山东边的贸易，把几个来往的商人砍了头，人头装在鸟笼里，挂在十字路口的柳树上。这样，那些堆满大丰沟的山货们，只能霉烂在沟底了……
沟里人虽然愚钝，但他们心底很清楚，这都是该杀的日本人闹的。于是，整个大丰沟都在怀念以前那些平静的日子。
申家村东坡有一所破庙，叫龙泉观。上个月，观里来了几个外地人，开起了一个铁匠铺，每天炉火熊熊，铁锤咚咚。后来，又来了好多人，有铁匠、木匠、锡匠、锔锅匠等等，这些人以前经常摇着铃铛在沟里走巷串户招揽生意的。席家村有姓李的两兄弟，挺好奇，有一天就钻进去了。哇，满院子碎枪零件，还有地雷、手榴弹的弹壳，原来这是一家八路军秘密创办的枪支修械所。
小村人害怕了，他们哪里见过这些杀人器械呢？一次，不知谁在许家门口丢了一排空子弹壳，许家三兄弟吓得不行，以为是炸弹，赶紧跑进龙泉观里报告。那个姓高的八路军指导员拿在手里，开玩笑地往天上一扔一扔的，吓得许家三兄弟的脸全变色了，“别，别……”兔子一样跑得远远的。
申家村的算命先生陈书凡，郑重地卜了一卦，又闭着眼算了算，说：“这是一帮子叫花子、土八路，成不了大事，待不长远。”
只是，算命先生的话可是大错了。龙泉观里的土八路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不仅修枪，还开始造枪了，不仅造枪，还造地雷、手榴弹了。不少村民也参与了进来，帮着烧木炭、制硝、翻砂、碾黑药……那个年头都吃不饱，山民们干一天活，土八路给二斤小米。这对饥饿的村民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好事呢。许家三兄弟自告奋勇，通过所里的高指导员，当起了联络人，村民们的活计全由他们安排分配。不长时间，三个小村的青壮年差不多全参加进来了。
终于有一天夜里，陈书凡也找到许家老大许三福，恳求挣小米。许三福不屑地说：“你不是说人家土八路不长远吗？”陈书凡嘿嘿一笑。
陈书凡毕竟是沟里识字最多的人，许三福经与高指导员商量，安排他当了修械所的文书。
修械所的规模越来越大，又秘密从外地运来一个2米多高的冶炼炉，两台机床，还有一些图纸、量具。战场上的破废枪支、弹壳，拆毁的铁轨、汽车，还有从民间收来的废铜烂铁，纷纷向这里涌来。大丰沟里热火朝天，不长时间，龙泉观院子里装满火药的地雷、手榴弹便堆成了小山，像山民们秋后收获的核桃、黑枣。而后，一夜之间，却又全部飞走了……
山外炮声隆隆，沟里人心底很自豪呢，那些炮声或许与他们有着某种关系哩。
半年后的一个早上，日本人来了。
八路军的情报早早就传来了，修械所在许家三兄弟、李氏二兄弟、陈书凡和牛家村壮工牛勇等七个人的帮助下，赶紧把设备分两处藏在尖儿寨的一个秘密山洞里和埋在鹰王山下的河滩里。村民们远远地跑到深山里去了，只留下高指导员他们八个人藏在周围的洞里暗中守护。这些设备可是花大价钱从城里运回来的，太行区根据地抗日武装的枪弹来源主要就靠它们。
他们隐藏在山顶一个最难攀爬的山洞里，这个山洞的名字叫阎王鼻子，山民们也很少上去的。可是，第三天早上，他们几个人还没有睡醒，日本人就悄悄地摸了进来，把他们全抓起来了。
日本人把他们带到申家村岳三堂家的南屋里，用刺刀在每个人的额头上横着挑开一个深深的血口作为记号。这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段，目的是防止他们逃跑，跑了也便于认识。
高指导员毕竟是有经验的，悄悄地嘱咐他们说：“你们只承认是老百姓，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啊！”陈书凡岁数最大，胆子却最小，缩在屋角里，颤颤抖抖，呜呜地哭。
日本人开始审讯了，问他们，修械所设备藏在哪里？几个人都装糊涂，说不知道。日本人的刑具是狼牙棒，棒上布满了铁尖，没头没脸地猛打。往头上打时，禁不住地要用双手去捂，这样，手指也被打烂了。八个人的头发带着肉皮一块块地被打掉在地，血淋淋的头脸肿得像冬瓜，连眼也睁不开了。高指导员穿着军装，自然被打得最重，右腿的骨头已经被打断了。李家老大李书田的肚子被打破，白花花的肠子咕噜出来一大堆，弟弟李书春帮哥哥塞回去，一直用手紧紧地捂着。许三福、许三贞、许三祥三兄弟本是白发满头了，现在头发全被染红，血块结成痂，像戴了一顶厚厚的棉帽子。牛家村的牛勇最年轻，也被打断了一只胳膊。陈书凡的七八根手指被打碎了，他哭丧着脸，用仅剩下的拇指和食指拿起地上的三块碎石片，抛到空中，口中喃喃自语着，在测算着吉凶……
连审了三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只是打。一个汉奸挨着个儿劝诱，谁说出修械所设备的线索，就给谁治伤，就送谁两头犍牛。几个人咬紧牙关，仍是承认自己只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
晚上的时候，几个人又被拖回到小屋里，躺在地上。以前在修械所里经常见面说话，但大家忙忙碌碌，并没有更多的了解，现在总算是有机会了。
高指导员是四川人，是从延安来的红军，35岁还没有娶媳妇。牛勇刚刚31岁，已是儿女成群。许家三兄弟都是五十多岁，孙子孙女都有了。李家兄弟是光棍，家中还有一个老娘。陈书凡年岁最大，已经61岁，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
几天审讯下来，八人都已奄奄一息了。痛到极处只想死，饿到极处也想死，又痛又饿中，死是最大的解脱了。可是，他们知道，不能当汉奸，不能说出修械所的地方，不能辜负了大丰沟这片水土，如果自己说出去，村里人会用唾沫吐成河，把自己、自己的家人都淹死的，把自己的祖坟都冲塌的，不，不能说！死也不能说！
既然已经认定了死，几个人的心里反倒平静多了。
“唉，活了50多年了，早够本了，我爹不到40岁就死了。”
“你们是老百姓，就这样什么也不承认，或许最后会放你们走的。”
“反正出去后也治不好伤了，不如就这样死了吧。”
“生死在天，我前几天就做过一个梦，梦见一口白皮棺材。”
“别瞎说了，在阎王鼻子时，你打卦还说没事呢。”
“哎哟，我疼啊，求你们帮帮忙，掐脖子、捂嘴，让我先走了吧。”
“再忍一忍，死了就不疼了……”
……
日本人牵着狼狗，在附近山里连续搜查了7天，拷问遍了大丰沟里的每一块石头，石头们装聋作哑，都没有理睬他们，都没有说一句话。
第七天傍晚的时候，日本人终于要走了。临撤退的时候，他们在南屋门口堆满了干柴，倒上柴油，把他们八个人一一在背后捆住双手，连结在一起，又在柴草下放了一个铁雷。铁雷黑黝黝的，夜壶般大小。
火点着了。大火的炙烤和生命的感应，把昏死中的八个人再次唤醒了。他们开始了最后本能地挣扎，高指导员用嘴狠命地啃咬着牛勇背后的绳子，满口血，竟然咬断了。牛勇爬起来，用仅有的一只手要解脱高指导员，被高指导员一头拱开了。这时，大火已经烧进了屋里，石屋被烧红了，火舌舔着铁雷，铁雷马上就要爆炸！
高指导员命令牛勇：“快走，不要管我们！”是啊，几个人浑身是伤，失血过多，已经四天没吃东西了，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啊！
西墙上有一个小窗，牛勇扶着墙壁，吃力地站起来，但根本爬不上去，本是垂死的人，他怎么能有力气呢。这时，高指导员爬过来，许家三兄弟、李氏二兄弟，还有陈书凡拥在一起，拥成了一个人山。牛勇蹬住人山，用头拼命撞开木窗棂，终于将上身探了出去……
这时，只听陈书凡哭喊道：“兄弟，出去捎个信啊，我没有瞎说，没有瞎说……”
牛勇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时，大火熊熊中，只见几个人泪流满面，紧紧地拥在一起……
“快走！”屋内的几个人一齐喝道。
西墙下是一个斜坡，牛勇一闭眼，滚下去了。
刚滚出十几米，耳鼓里“轰”的一声，铁雷炸响了……
后来，人们打扫遗迹时，发现整个石屋全炸碎了，碎碎的尸块和碎碎的石块飞出老远老远，肠子挂在了树枝上，耳朵贴在了墙壁上，下巴落在了水缸里……
……
大丰沟修械所的规模越来越大。两年以后，迁到大丰沟和漳河交汇处附近，这就是闻名军史的晋冀鲁豫边区最大的兵工厂——西达兵工厂！
我去涉县西达镇大丰沟采访时，已是2005年8月上旬了。原来的席家、申家、牛家已成为三个行政村，最主要的当事人牛勇也已去世20多年了。我找了十多位老人，是他们断断续续地向我转述牛勇当年反复讲的以上情节。
我看着沉默中的大丰沟，大丰沟也沉默地看着我，似乎在责怪我才来。我脸热热的，心生惭愧。是的，如果我们早63年来到这里，没准儿，在“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之类的现代红色经典中，还会有一篇“大丰沟八义士”的动人故事呢。
■ 童养媳
被采访人：刘满东（女，82岁，容城县上坡村人，抗战期间曾任冀中区第三区妇女干部，采访时已退休，居保定市）
张金凤的娘家在容城县东牛村，由于家穷，14岁时就被父母卖给城内上坡村毕家的老大做童养媳。毕家老二是日本特务，是村里的一霸。金凤在毕家受尽了打骂和欺凌，多次逃回娘家，又被婆家抓回去毒打。张金凤想，不能在这里被他们活活地折磨死，倒不如逃出去，去投奔八路军。她想起毕家老二，那么凶狠的一个人，一听说哪里来了八路军，就立马吓得坐立不安。像毕老二这样的坏蛋，他害怕的人，一定就是好人了。
张金凤先跑回娘家，拿了些干粮就要走。父母问她要去哪里？金凤说要去投八路军，父母听后大吃一惊，忙劝她。金凤说：“反正我在毕家也是个死，倒不如出去闯一闯，死了也甘心。”父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挥泪送别。
这是1939年，张金凤17岁。
大年刚过，外面还是冰天雪地。从来也没有出过远门的张金凤，只好一个村挨着一个村地流浪。白天，找人家要饭吃；夜里，找个破庙住下。逮着机会，悄悄打听哪里有八路军。有好心人警告她：汉奸、特务到处都有，你一个姑娘家，千万别乱提八路军的事。
有一天，张金凤正在路上走着，忽然觉得眼前冒出一片金星，身子一软就瘫倒在地，怎么用力也爬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位衣着干净的年轻女人路过，弯下腰问她：“姑娘，你怎么了？”张金凤呻吟着说：“饿……”
年轻女人一听，急忙上前将她扶起，搀着她走了好几里地，来到一个集市上，买了大饼、面条给她吃，又十分亲热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要到哪里去？
在外面流浪了一个来月，张金凤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好人，心里一酸，就把自己的身世都告诉了她。但她最终也不敢将她想找八路军的事说出来，她摸不准眼前这个和蔼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年轻女人也陪着张金凤流了不少眼泪，她想了想，说：“这样吧，你跟我走吧。”
张金凤问：“跟上你到哪里去？”
女人说：“我姓阎，名字叫阎林。你别多心，我也是个苦命人，也是挨打受气忍受不下去才跑出来的。我参加了共产党八路军以后才出了苦海，才有了今天。”
张金凤心里一惊，急忙悄声问道：“你就是八路军？”
阎林说：“是呀。”
张金凤说：“阎家姐姐，实话告诉你，我跑出来就是想投八路军的呀，我今天算是遇到贵人了。”
阎林忙说：“我可不是贵人，共产党八路军才是救穷人的贵人，你跟上我走吧。”
当时，阎林任冀中区十分区妇女部部长。她将张金凤带到分区，和她吃住在一起，让她参加妇女识字班学文化，听革命道理，后来又将她推荐到容城县农运干部训练班去学习。张金凤勤奋好学，进步很快。1940年2月，张金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她18岁。在县农运干部训练班学习期满后，组织上将张金凤分配到容城县第四区任妇女部部长。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张金凤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抗日政府干部。张金凤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抗日工作中。为了将全区的妇女都能发动起来参加抗战工作，她不分昼夜走东村串西村，在各村组织妇救会、识字班等妇女抗战组织，为抗战服务。她还以自己的身世为例，编写了《妇女解放歌》，教育广大被压迫受欺凌的妇女勇敢站起来争取自由和幸福。
1940年8月，张金凤发现妇女工作一向活跃的黑龙口村突然垮下来了，妇救会工作没人做了，晚上的妇女识字班也开不成课了。她马上来到黑龙口村，找到妇救会主任牛景花了解情况。
牛景花神神秘秘地对她说：“金凤啊，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我们这里每天半夜里都有一个浑身长毛的女鬼沿着村子一路怪叫，吓得全村人晚上都不敢出来，天不黑就都把门紧紧插上了。”
张金凤听后感到十分惊讶，急忙问道：“有这事？光是听人说过鬼，可是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见过鬼，你们村的鬼有人瞧见过吗？”
“好几个人都亲眼瞧见了。”牛景花说。
张金凤问：“那鬼长什么样子？”
牛景花说：“说是浑身白毛，披散着头发，走起路来是一蹦一跳地往前窜，一面窜一面怪叫……”
张金凤想了想，说：“牛景花，你是妇救会主任，你也相信闹鬼这样的事吗？”
牛景花说：“我内心里也是不相信的，可是让别人这么一说，也不由得害怕起来了。”
张金凤说：“我看这不是什么真鬼，一定是有坏人在捣乱，借鬼吓人，破坏抗战工作。今儿晚上咱们一起来捉捉这个鬼。”
晚上，张金凤带着民兵队的几位小伙子到村口的一个破庙里隐蔽起来。
不一会儿，突然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凄厉的怪叫声，这叫声穿破寂静的夜晚，在村子的上空悠悠回荡。只见在蒙蒙的月光下，有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怪物从村里一蹦一跳地窜了出来。这个怪物披散着头发，张着大嘴，蹦一步，叫一声。
张金凤对大家说：“先不要动，等它蹦到庙门口时，咱们猛一下冲出去捉住它，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正说着，就见那怪物蹿到庙门口来了。“快！”张金凤一挥手，几个人一齐大叫着从破庙里冲出来，朝着怪物扑上去。
“我的妈呀……”只听那怪物一声尖叫，立即吓得昏了过去。张金凤上前一把将蒙在它脸上的一块白布撕了下来。“我的妈！”牛景花叫道：“这不是李小芝吗？”
大伙儿仔细一看，确实是村里地主的老婆李小芝。她身上的长毛，原来是翻穿着的一件大皮袄。大家将她抬到妇救会里，又是掐人中、又是灌凉水，折腾了半天，才苏醒过来。在大家的逼问下，她交代说，这是她当家的出的主意，夜里出来装鬼吓人，目的就是破坏村里的抗战工作。
第二天，经过区领导的同意，张金凤主持召开了黑龙口村全体村民大会，让李小芝当场扮鬼在群众面前表演了一番，并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村民们明白了真相，黑龙口的抗战工作更加活跃起来。在张金凤的努力下，四区的妇女工作名列全县第一。1941年6月，组织上又调张金凤到二区担任妇女部部长。二区的环境比较残酷，妇女工作也相对落后。组织的信任更增加了张金凤的信心。
7月的一天，她到王家营村去做动员工作时，被叛徒告密。
“讨伐队长”小野当场审讯。“讨伐队”的特务们将张金凤绑到树上，皮鞭、枪托一阵毒打。张金凤高声怒骂：“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当日本鬼子的走狗，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几次昏死过去，又被敌人用凉水浇醒，张金凤只是不停地大骂。
小野忽然说：“花姑娘的，不要绑，不要死了的。带回去，好好地招待，她会回心转意的……”
鬼子一发话，特务们赶紧上前为张金凤松绑，让她坐到树荫下，还拿来水壶给她喝水。张金凤想：“宁可死在这里，也绝不能让他们带回城里去，绝不能让鬼子凌辱！”
她扬手将水壶摔出去好远，破口大骂小野和特务队长，想激怒他们开枪。可是这帮鬼子特务脸皮特厚，听到张金凤的骂声，不但不生气，反而还嬉皮笑脸地劝她消消气。张金凤寻思，这样骂也不是办法，得想法子跟他们硬拼。
这时候，小野正挥着手对群众说：“你们的，大大的良民。告诉我，谁是村干部、共产党的，皇军有奖赏，大大的奖……”
张金凤灵机一动，挣扎着站起身来。她对小野喊道：“你不是要找村干部和共产党员吗？你过来，我告诉你！”
小野以为张金凤屈服了，立即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张金凤示意他将耳朵伸过来，她要悄悄地指认。
小野看懂了张金凤的意思，急忙将耳朵伸到张金凤的嘴边。张金凤趁机猛然扑上去，抱住他的脑袋，一面张大嘴巴紧紧咬住他的右边耳朵，一面伸手用力抠住他的左眼。小野大叫一声，两人滚到地上乱做一团。一群鬼子急忙端着刺刀围过来，将张金凤乱刀刺杀。
小野的右耳被咬掉半个，眼珠子也被抠了出来，满脸血糊、鬼哭狼嚎，“讨伐队”急忙将他抬走了。
……
张金凤牺牲时年仅19岁，正是花一般的年龄。人们将她安葬在美丽的萍河岸边。墓碑上镌刻了七个金色大字：张金凤烈士之墓。
几十年来，总是有人告诉来往的人：这座坟墓上的草，一年四季碧绿常青。
这只是人们美好的心愿，人们在祝福张金凤永远青春美丽，像栖息在萍河岸上的一只金凤凰。
■ “伪”保长
被采访人：郝志民（男，54岁，时任霸州市南孟镇李家营村党支部书记）
东村是日本兵，西村是日本兵，长城沿线全是日本兵。整个北方，都让日本兵占领了。而李文元，只是霸县李家营村的一个小小老百姓，只能徒叹奈何。
35岁的李文元正值青壮，身材魁梧，又讲义气，从小就在大青河边跑买卖。日本人打进来后，他参加了八路军的秘密组织，三哥李文郁更是进入县大队，担任3中队指导员。1940年之后，形势骤变，日军在冀中一带频频增兵、轮番扫荡，八路军主力不得不转移到外线，地方干部转入地下。
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指示要采取“两面政策”，建立“两面政权”，趁日军大批建立伪政权的机会，出任伪职，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坚持对敌斗争。不得已，李文元只得遵照八路军工作团团长贾雨轩的指令，在本村出任日伪政权下属的保长。
从此，李文元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另类生活。
既然当“汉奸”，就要有一个汉奸样子。李文元本来就是生意场上人，见过各种世面，红嘴白牙跑舌头是特长。他凭借到据点开会的机会，通过熟识的伪军和别的乡保长，利用伪军队长爱打牌的习惯，经常和他们玩几把。李文元打牌技艺高超，但赢钱后从不拿回去，往往不是与他们一起吃喝，就是以某种借口给队长和弟兄们送礼了。时间一长，竟和“皇协军”内部的上上下下都成了朋友。就这样，他和披甲营据点中队长李大傻子拜了把兄弟。通过李大傻子，又和其叔伯哥哥伪军大队长李宝伦拜了把子。这样拜来拜去，越套越近乎，从李部队一直套到了王部队，也就是亲日最坚决的县警备大队长王德玉那里。
这一来，李文元名气更大了，方圆几十里，在李（宝伦）、王（德玉）、黄（锡标）、刘（凤泉）四大系“皇协军”里都成了座上宾。
春天的一个晚上，抗日政府特务大队董振明大队长带着几个人住在李家营村。刚刚睡下，霸县“皇协军”头子王德玉带领上百个伪军就把村子包围了。村里没有地道，董振明等人又操着外地口音，情况十分危急。李文元镇静地说：“不要紧，你们不见我的话可别打，我先出去支应支应。”
李文元不慌不忙地走出去，找到王德玉，坦然地让到家里，奉上香烟，斟上茶水。
王德玉问：“兄弟，听说你村住八路了，咱们的交情你知道，可别瞒着哥哥。”
李文元看到王德玉部队已经在村口下了卡子，有的占了高房，连机枪都架好了，知道不是在吓唬人。可眼前的情况怎么办呢？黑暗中，他的脑子飞快地旋转。瞬间，想起了一个稳妥主意。于是，他凑到王德玉耳旁，低声说：“二哥，兄弟不瞒你，八路是住下啦。”
“哪部分？”
“二十九团，刚刚从马坊撤下来的。”
“多少人？”
“差不离家家都有，人多少谁敢数去？”
王德玉一听二十九团，立时吓得变了颜色。前几天，二十九团攻击马坊据点，日军被全消灭了，打得惨烈。李文元见王德玉呆呆发愣，就乘机说：“二哥，按我看别打，一打我们村就完啦，再说你们人也少，再来这些人也不行，八路打仗可是不要命的。”
“你怎么不报告呢？”王德玉战战兢兢地说。
“出得去吗？除了敛粮食的，家家不让出门，你看有人吗？”
王德玉沉吟一阵，又问：“我们要走，他们打不打？”
李文元一听火候到了，赶紧说：“我给他们磕头作揖，多送些粮食，也不让他们打。再说他们也是临时休整的，估计也不见得要打。”王德玉不敢久留，更不敢声张，蹑手蹑脚地集合队伍，偷偷地溜走了。
事后，王德玉经常对其他“皇协军”头头说：“李文元，真够朋友！”
为了报答李文元，秋后，王德玉还把派给李家营村的“皇协军”军粮全免了。
有一个叛徒刘宝刚，原在冀中十分区工作，后来当了日本人特务。这小子可恶至极，打骂群众、奸淫妇女、勒索民财。群众恨之入骨，纷纷要求除掉这个败类。组织上也多次动议，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李文元把这事记在了心里。
一天夜里，李文元暗暗地找到区公安员张立功，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张立功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刘宝刚在日本人那里是红人，你有几成把握？”
李文元胸有成竹地说：“刘宝刚刚投降的时候，确实很受信任，但现在，他跟翻译官闹了矛盾，也跟东村的一个女人缠上了。这个女人跟（伪）李队长也有一腿，李队长也在私下里暗算他。日本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张立功细细考虑了一番：“好吧，你要机灵些，多带礼物，见机行事。你走后，我马上通知各村保长写信告他，晚上我以区政府名义再给他写几封感谢信，你想法让日本人到他家去搜。只要翻出我们的信，就不愁日本人不上当。”
第二天，李文元挎上两篮子鸡蛋出发了。大篮子准备送给日军中队长小林，小篮子的目标是与刘宝刚有矛盾的日军翻译官。小篮子底下，另塞了一沓子现钱。
小林的住处戒备森严，但因为李文元经常出入，又挎篮子，日军警卫便问也没问，放过去了。
李文元进去的时候，小林正好在和翻译官喝酒，他就躬身问安：“太君，辛苦辛苦的。”
小林看见鸡蛋，眼睛立即睁得像鸡蛋一样大，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你的，中国人的这个。”李文元笑着把大篮子鸡蛋递上去。给翻译官时，用眼神指了指篮子底。翻译官心领神会，接过小篮子，微笑着出去了。
小林指一指桌上的酒杯说：“你的大大的好人，米西米西的。”
李文元忙说：“不，我不会喝。”说着，提起酒壶，帮着小林斟起酒来。
小林大口大口地喝着，不一会儿，眼红了，话也说不清楚了，结结巴巴地说：“李保长，你的实话，刘宝刚怎么样？”
李文元心中大喜，便假装生气地说：“太君，我跟刘宝刚是朋友，按说不该说他的坏话，可他太不讲义气了，他不该……”
小林歪着脑袋看着李文元，让他说下去。
李文元继续说：“前几天，我就给太君准备鸡蛋。村里鸡不多，要挨家挨户去找，串了半个村，好不容易才凑了一篮子。刘宝刚看见了，非要不可。我说这是给太君准备的，他一听就火了，‘什么他妈的太君，日本鬼子，他们能吃鸡蛋，我就不能吃了？’说着就从我手里夺走了……”
小林似乎对鸡蛋被抢一事并不感兴趣，继续问：“你的实话，他对皇军的忠心？”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当过八路，他的心可不好猜。”刚说到这里，翻译官回来了，满脸笑容，态度客气。李文元知道这是篮子底的现钱起了作用，心里就更有底了。
翻译官看见他们正在谈论刘宝刚，也点燃了心中怨火，就在旁边使劲儿地敲边鼓。
小林拧着眉头，愣了一会儿，跟翻译官咕噜了几句。翻译官调头对李文元说：“太君问你，刘宝刚跟八路有没有关系？”
李文元感觉火候到了，就说：“这我可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儿不好讲，最近刘宝刚家里总有生人出出进进，说话南腔北调。有人问他，这都是干什么的，他支支吾吾地说是他姐夫。这就怪了，刘宝刚只有一个姐姐，哪儿来的这么多姐夫？”
小林的眼球瞪得更大了，脸红得像猴屁股，杀气腾腾。李文元知道，小林要下决心了。
过了两天，李文元进据点打听。李大傻子告诉他，当天晚上日军宪兵队就搜查了刘宝刚家，搜出好几封八路军区政府的来信，刘宝刚随即就被捕了。又过了两天，小林接到全乡好几个保长的告状信，都控告刘宝刚“勾结八路，欺骗皇军”。小林看完信，当天下午，就把刘宝刚枪毙了。
1943年夏天，抗日区政府私下里任命李文元为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会长。李文元接受任务后，积极在上层人士中发展会员，并深入到伪军据点中，在军官层及伪军中扩大八路军的影响。
然而，一件偶然事件让王德玉和日本人对李文元起了疑心。
这年秋后的一个拂晓，日本宪兵队和王德玉特务队突然搜查了李文元的家。他的家里倒没有住什么人，也没有藏什么枪，但藏着一个最致命的东西，那就是抗日政府的委任书。
特务们搜查得仔细，终于在他家的相片镜框后边搜出了一张纸。上边是油印的“反攻建国抗日同盟会四联区东小区会长”的任命书，还盖着霸县抗日政府的大印。
在那个特殊环境下，抗日政府的任命铭记心底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保存实物呢？或许李文元考虑，自己为日本人干活，被不明真相的人骂作“汉奸”，日后抗日组织清算的时候连一个证明也没有。留着这一纸任命书，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呢。只是他万万没想到，正是为了这一纸清白，毁了自己的性命。
李文元就这样被捕了。村里、乡里的保长们纷纷前去做保，但日军拒不答应。县里、区里也多次设计武装营救，但始终不知他被关押在哪里。
直到日本投降，人们也没有见到李文元，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是听当时为日本宪兵队做饭的一个老汉说，李家营的那条汉子真是够硬，日本人往死里拷打也不说。
【李春雷，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摇着轮椅上北大》等38部，中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等200余篇。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