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3月21日世界森林日这天，我和崔君进行了一场以采访为名义的聊天。

她的语言别开生面，与她一开始形容自己“嘴笨”并不相符。

崔君在北京确实有一份文学类的事务性工作，2018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硕士毕业之后，到现在已有近7年。一旦工作忙起来，小说写到什么程度就成了次要问题，写不写完全是自己的事。

和大部分外乡人一样，崔君在北京的生活也未必轻松，她也被那些命运、性格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规律影响着。上世纪90年代生人，她也经历过互联网之前的童年，和互联网之后的社会变迁。我突然意识到，崔君首先是一个从山东来到北京的年轻人，然后才是一名小说家。

在继去年的《冰淇淋厂冬天在干吗》之后，今年崔君又出版了新的小说集《有山有谷》，里面的故事多横跨在乡村与城市之间，被出版界评价为“新势力”写作者。对于这个“名号”，崔君觉得有点心虚，她说自己是个容易自我怀疑的人，现实生活中更是习惯自己待着，不习惯当众表达。

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一致认为，一个人的来处是性格的骨架。从一个资源匮乏的农村，到在大城市里求学、工作，我们很容易想象和理解这条路上的沟坎。她毫不客气地称自己为“小镇做题家”，这大概也是90后这代人的一种成长路径，只不过从“小镇做题家”到“科班作家”，这中间有太多的偶然了。

她觉得，和许多现代社会的学科一样，学院提供了基础知识的获得，这比自我教育要高效一些。即使自己摸索也会总结技巧。简单的一个故事，也存在好的讲法和不好的讲法。大学的时候，她很想写小说，可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后来的学习对她很有用。文学是非常包容的，有想表达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写写试一试。不同作者们的路子都有出彩的地方。

一谈到写小说，崔君就锋利了起来，尽管她现实生活中是个追求平静的人，有个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的爱人，喜欢养些花、鸟之类可爱的小东西，写作更像是一块自留地，如今这块地上长出了树，在生活场景的多重变换后，她从树叶之间的缝隙里，打捞一些过去的人事物。在她的小说里，总能读到对世界与人性有如孩童般的却又近乎冷静的叩问。

01　从小镇做题家到小说家

1992年，崔君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市下辖蒙阴县的一个小村庄，很长一段时间，她就在那儿的河里、树林里玩，写作业、干家务、帮着带小孩，妹妹刚出生的时候，她只有9岁，也还是个孩子。

在山东农村里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小孩在山野间玩得忘乎所以，容易“掉魂”。魂魄脱离躯体，像寻常物品一样，掉在了树林和小河边，症状之一是精神萎靡。在崔君想来，“掉”这个动词干净利落，似能听到魂魄落地的声响。她说自己兴奋过度后容易偏头痛，这会让她想起这个词。所以，在她心里，有一根线拴着向上的那个氢气球，反而心情平和时她能做许多事，包括写作。

对于蒙阴，她试图用“沂蒙山小调”和“孟良崮战役”来向我形容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处在山东省西南边界地带，既不靠海，也离省会城市较远，相对闭塞，想要去北京，需要先从蒙阴县搭车到隔壁的平邑县，才能上铁路。

在熟人社会，崔君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是乡里乡亲之间的家长里短。她说，这些事情让她感觉很亲近，隔了二三十年再回看，也带有了让人感慨的命运感。就像《有山有谷》中，现在大家吃得饱穿得暖了，但有些乡村女性的心理问题和精神困境是没有出口的，倚靠摇摇欲坠的教义减缓苦痛是无奈而又残忍的。除此之外，就是与自然为伴，庄稼、林木、昆虫，野草野花。对于那些微观世界，她总是格外地细心和敏锐。四年级的时候，崔君写了一篇作文，《捉知了的三种方法》，那是她印象中第一次因为写了什么东西而得到别人的称赞。

随着年纪增长，崔君读完中学大学，最后在“去工作”还是“去考研”之间选择了后者。她对文学抱有幻想，于是想试试北师大。临近报名的时候，她心思一动，把原本倾向的外国文学专业，改成了文学创作。很多年后，当她回忆起这个有意味的瞬间，依然觉得充满了戏剧性。

研一之后，崔君完成了一篇4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金刚》，写的是家乡钻石矿的故事。临沂地区金刚石矿产丰富，在上世纪70年代，农村姑娘魏振芳锄地时，挖出了瓶底儿大小的“常林钻石”，这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天然钻石。这篇小说写完她很高兴，感觉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比起同龄的小说家，崔君的文学起步不可说不晚，但是研究生的学习过程，让她感受到一种与以往的生活和世界不同的体验——有老师精心安排的课程和指导，还有一帮同样热爱写作的同学，每天讨论的话题和思考的事情都离不开小说，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工作之后，她也接触到更多的人，积攒了许多有趣的素材。

说起喜欢的作家契诃夫，他给朋友苏沃林写过一封信：“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为代价去购买。您写一个短篇小说吧，讲一位青年，一个农奴的后代，他当过小店员和唱诗班歌手，上过中学和大学，受的教育是要尊重长官，要亲吻神父的手，要崇拜他人的思想，要为每一片面包道谢，他经常挨打，外出做家教时连双套鞋也没有……您写吧，写这个青年怎样从自己的身上一点一滴地挤走奴性，怎样在一个美妙的早晨一觉醒来时感觉到，他的血管里流淌的已不再是奴隶的血，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崔君读到这个很像契诃夫的青年，“从自己的身上一点一滴地挤走奴性”，眼眶湿润。

02　讲故事的野心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崔君会格外关注那些与平时生活中不太一样的表达。比如半个月以前，北京有霾，她在家里待得苦闷，于是就去郊外爬山了，爬上山顶后发现，山中蒙蒙一片，等于换了个地方吸霾，同行人调侃说“不如在家抽烟”，崔君觉得这句话很好玩。

和崔君聊天的过程中，她能从阅读聊到眼灰蝶和希腊神话，从写作习惯聊到庾信的《小园赋》，甚至还聊到网红动物水獭的特殊习性：“码吃的”。水獭喜欢将捉来的鱼一条一条地摆好，才开始吃，像极了某种祭祀，这种现象被古人误以为水獭是很有灵性的动物，于是就有了“獭祭鱼”的说法，后来还被用来形容在文章中堆砌辞藻和典故。

对这些“稀奇古怪”的知识，崔君有浓烈的兴趣，并且不自觉地将它们存放在记忆里，等到写小说的时候，就会拿来和她故事里的人物进行“连线”，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或许是因为乡村生活经验，习惯了将某个人与某件事物联系上，也或许因为自己的阅读喜好，哪怕是一枚小小的纽扣，也可以让自己难以忘记一个人物。

去年夏天，崔君回老家，去桃园帮父母收桃子。年近60岁的父亲种了1000多棵桃树，种桃子是一项艰辛的劳动。赶上桃子集中成熟，要凌晨两三点戴头灯去摘，好赶上清晨发运的货车。这一次回去，崔君注意到，装桃子的周转箱上，有“万能果业”的红漆字，是桃贩老板以防混淆丢失印上去的。“万能”让她想到了万能公式、万能钥匙、万能青年旅店。她去问母亲，母亲告诉她，收桃子的老板爱管闲事，说话不着天不着地，绰号叫“苏万能”。将坏名子当成自家标记，崔君觉得他应是个幽默的人。

一个周转箱，与一个人的性格就这样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崔君也习惯了用文学的视角观察人，“生活和写作是很难完全分隔开来的，甚至时常纠缠在一起，如果生活中遇到不怎么愉快的事情，我会下意识先按一下自己，想一想别人为什么这么做。”崔君说，有些话刺耳难听，但是“这个人可能遇到了不顺畅的事”、“积累了一整天的情绪”之类的猜测，就会跑出来劝解她，这场遭遇似乎安放了一个文学性的时刻。

崔君擅长用细节来结构故事，小说当中的主人公，也经常有着从乡村到城市这样的生活背景，用她的话说，在构思小说人物和背景信息的时候，忍不住幻想人物生活的地方有一个院子。或许在她记忆中的院子里，墙上生锈的钉子，鞋底踩灭的烟头，都落满了像时间灰尘一般的故事。

03　我依然对北京的春天过敏

崔君觉得，有时同理心带来一些消耗，但敏感也便于她捕获一些细腻的情绪。她偶尔有社交焦虑，饭桌上也大多不是操心发起话题的那个人。“说话少一点，对我来说是一种休息。”崔君说。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原生家庭、代际隔阂、情感负债，该有的自己都有，这其中既有社会变迁的原因，也跟她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从一个小村庄离开，来到城市，崔君享受北京这种宽容的自由。

事实上，崔君读初中的时候才第一次去到县城，父亲骑一辆旧摩托车，载她去县城办事。车坏在半路上，还时刻担忧没有牌照被查罚款，那对家里来说会是一大笔钱。她心里充满惊悸。到了县城，来到一个很复杂的转盘路边，在黑黢黢的店中修家里用的手机。直到离开蒙阴到烟台念大学，才算真正离开家乡。放假回家途径转盘路，崔君感慨，那其实是一个很小的路口，只要逆时针走，车和人就都在一个方向上了。这样的生命体感，或许是很多有过乡村生活经验，并且从乡村走出来的当代青年人的通感。而这种通感，也让她在性情上，潜意识地把自己凝固在某些时间缝隙中，让自己自在一点。

在北京的生活，崔君没有给自己特别具体的目标，也许是因为在农村长大，她会本能地对大自然感到亲切。三月份是野菜返青的季节，每年崔君都会约上几个好友，到平谷的桃园里去挖荠菜，她把这项活动称作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补偿。春天还是风大的季节，在北京生活了十年，这一两年她开始对灰尘过敏，出现过敏性结膜炎的症状，发作时眼睛奇痒，喷嚏不断。去医院想做过敏原检查，医生说没太有必要，有些人就是对这里的空气过敏。这让她觉得荒诞，她一个农村里长起来的人，小时候天天在土里滚着玩，手破了都用土来止血，现在竟对空气里的灰尘过敏，这似乎是一个玩笑。后来，她还知道，土不是洁净的，里面有破伤风杆菌，接触血液是危险的。

在阳台上，崔君栽种植物，她经常用到以前跟父亲学到的扦插术，把植物的一部分分离，重新养活成一株新的植物，观察它们神奇地成活，并长出叶子，她能收获许多乐趣。在她看来，植物和人一样，不同的花卉，对水、阳光、温度等各有不同的反馈，植物也各有各的性格。

当我表达对崔君的小说里有很多电影蒙太奇式场景跳切的感受时，她感觉受到鼓励，仿佛无数个窝在家里看电影的“黑洞时刻”被别人看见了，就像她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别人，并且在自己小说中处理那些细节。

04　写小说就像寻找没被人发现过的蝴蝶

不得不说，看崔君的小说，能让人更加确定“小说的魅力，在于让我们接近那些未被语言描述过的感受。”我把我的感受告诉崔君，这让她想起了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一个作家，同时也是鳞翅目昆虫专家，他一生都执着于寻找那些还没被命名过的蝴蝶。她感觉写小说也像是寻觅未曾被人描述过的‘蝴蝶’，不仅是关乎美丽、浪漫的蝴蝶。就像纳博科夫痴迷的眼灰蝶族，其实长相普通，在路边出现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蝴蝶。从上世纪90年代，一些新发现的蝴蝶品种就用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人物来命名，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作家知道一定会很开心。

近些年来，女性写作已经过了模仿男性视角的阶段，女性主体性叙事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在崔君的小说集《有山有谷》中，几篇短篇的人物第一视角几乎都是女性，在《狐狸的手套》中，女性亲密关系中的渴望与恐惧，充斥在细致到头发丝般的日常里；在《海岸》中，母女之间的情感隐藏在动人的隐喻里；在同名小说《有山有谷》中，女性与女性的关系更是超越了年龄和亲情，抵达了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死亡的混沌地带。

在《有山有谷》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句话——“猎物放松警觉，狐狸鼓腹而歌”。在笔者看来，这句话如果说的是因果关系，那就只是一个逻辑清晰的寓言故事，可如果说的是并列关系，那就是一个复杂的现实社会了。“有山有谷”或许也可作此理解，每一篇小说都是一块时空切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整体，就像滨口龙介的电影《偶然与想象》——人们在不同的空间里自说自话，看似各自独立，实际上浑然一体。要我说，看崔君的小说，就像是在路边偶遇了一只蝴蝶，让人想起了那年夏天海边刮起的台风。

过去，崔君的小说都是在写城市与乡村，最近一两年，崔君也开始将视角投入北京，她说起自己为了写一个北京西山寺庙义工的故事，将寺庙建筑的木塔结构和被破坏的佛像装藏粗浅学习了一番。从构思到完成，崔君感觉这篇小说写得有点底气了，提前想好的东西，在写的过程也不会有太多的旁逸斜出。

在此之前，崔君的写作曾有意让自己与当下的生活留些距离，对发生在北京的故事保持审慎，是因为她觉得再磨一磨可能会生动，就像离开之后，她所窥探的家乡似乎更真实了。“对于北京，我有很多鲜活的细节，只是还需要再捂热一点”，崔君说，越是世俗且日常的生活，越是让她痴迷，过去与当下有太多误解与对照的纵深，让人认为世界很大，而时代很长。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偶然、规定和不确定性，崔君表示愿意接受，也只能接受，尤其是在做一些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她觉得凭借的都是自己的感性，至于那些生活中的去与留、得与失，她觉得顺其自然就好了。在聊了一个小时之后，她笑称自己其实是个悲观主义者。

当面对“写作对你来说是什么的时候”，崔君回答，“一块地吧。这个形容很农民。所有的农活都不轻松，这点也正像写作。地很朴实，你种什么它结什么，不想种荒一荒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