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午，正睡得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有些烦躁，以为又是房产中介或银行信贷员的骚扰电话，没好气地抓起身旁的手机，来电显示却是母亲的手机号，心里一咯噔，马上吓清醒了。

近几年，除了在娘家的日子，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和母亲视频。有时刚视完频，母亲想起什么事情，又会回拨过来。母亲知道我有午睡的习惯，没有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一般不会在大中午打我电话。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的眼皮子扑扑乱跳，手机刚接通，传来母亲急切的声音：“你爸昨天吃晚饭没喝酒，今天吃中饭又没喝酒，问他哪里不舒服，闭口不开，要他去诊所看一下也不肯。”

酒是父亲的命根子，只要没打针没吃抗生素，每天雷打不动两顿酒。父亲又很霸蛮，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上医院。母亲实在拿父亲没办法了，才会打我电话。

我要母亲别急，让父亲接电话。

父亲好像有些不耐烦：“莫信你妈妈的话，我就是脑壳有点疼，不想喝酒。”

“爸！”我让自己的语气尽量温柔一点，“你不是年轻小伙了，老人家的病拖不得，你有哪里不舒服，得马上去医院。”

“晓得呢，我要上厕所了，你和你妈讲。”

我听到母亲在电话的那头数落父亲：“犟，只晓得犟。”

父亲不肯上医院，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我毫无办法，只好每隔几个小时就打电话给母亲，问问父亲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母亲像个情报员，父亲吃了什么东西喝了几次水上了几趟厕所，一五一十全都告诉我。第二天中午，我再打电话回去，母亲的声音轻快了许多：“你爸倒了半杯酒，正喝，没事了没事了。”

母亲连着说了两个“没事了”，我才相信父亲真的没事了。父亲可能感冒了，也可能是颈椎病犯了，还有可能是别的小毛病，扛过来了就好。

父亲不爱说话，是个典型的闷葫芦，和他聊天一点都不好玩，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你问两句他也只答一句。

“爸，你是哪一年参的军？”

“一九六五年。”

“在哪儿当兵？”

“广西。”

“你是什么兵种？主要做什么？”我很好奇作为战士的父亲是什么样子。

“工程兵，修马路。”父亲淡淡地说。

“修马路？你当兵那几年全在修马路吗？”

父亲“嗯”了一声。

“你那些战友还有联系吗？我好像从没见过你的战友。”

“没联系。”

…………

父亲从部队退役后，被分到一家国有煤矿，成了采煤工。长年下井的人，大多有颈椎病和风湿病，父亲也不例外。为了去湿气，也为了补身体，父亲下班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喝掉那碗由母亲调制的甜酒冲鸡蛋。

甜酒就是母亲自酿的糯米酒，鸡蛋是母亲散养的那群母鸡下的。母亲能够喂鸡，是因为矿里分给我家的房子位于一楼。住一楼有个好处，可以在屋后的空地种点小菜，也可以搭个小棚子之类的，喂点鸡鸭或小兔子。母亲参照邻居的做法，弄了些红砖和木头，建了一个矮矮的鸡栏，喂了十几只鸡。那些鸡所生的蛋，母亲会一个个捡起来，存在一只竹篮子里。每当父亲快下班时，母亲就从竹篮子里摸一个鸡蛋出来，在菜碗的边沿磕一下，将蛋壳掰开一点缝隙，让蛋白和蛋黄都流进菜碗里，又用一根手指在蛋壳里面划一圈，白色表皮连同剩余的蛋白都被母亲抠在菜碗里。母亲手拿筷子，将菜碗里的蛋白和蛋黄搅在一起，直到分不出哪是蛋白哪是蛋黄时，才拎起烧水壶，将刚刚烧开的自来水倒进菜碗里，黄色的蛋液马上变成了好看的蛋花，母亲打开装了甜酒的大罐子，舀了两大勺甜酒放进菜碗里，又拿起筷子搅了好一会，酒香混杂着略带腥气的蛋香，在屋子里四处弥漫。我站在母亲身后，眼巴巴地望着母亲磕鸡蛋冲开水舀甜酒，又怕母亲听见我吞口水的声音，这时便总会转身走开。鸡蛋只有那么多，除了用来给父亲冲甜酒，还是我家餐桌上的重要荤菜来源。母亲又是那么省吃俭用，我不想让她为难。

父亲喝了几十年甜酒冲鸡蛋，早就腻了。退休之后，父亲再也闻不得甜酒冲鸡蛋的气味，母亲也不劝他逼他了。

我们都知道，父亲最喜欢喝的其实是烧酒，母亲熬制的烧酒。

当年住在老家周官桥的时候，母亲常熬烧酒，我至今仍记得熬制烧酒的大致流程。母亲将淘洗干净的糯米倒进端坐灶上的蒸锅里，加几大勺水，灶里塞着粗壮的干柴，火苗舔着锅底，蒸锅里飘出诱人的香味。我一直守在灶前，当母亲揭开蒸锅上面的木锅盖时，我赶紧将早已端在手中的饭碗和饭勺递给母亲，母亲一边骂我“好呷婆”，一边给我盛了满满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刚出锅的糯米饭又香又黏，不用任何下饭菜，我可以站在灶前一口气吃完一碗。

母亲将糯米饭从蒸锅里端出来，倒在一个干净的大竹盘里，放一会，再往里面洒一杯凉开水。我拿起饭勺想去拌糯米饭，母亲要我别帮倒忙，我就收了手望着母亲往糯米饭上撒酒曲。母亲将酒曲和糯米饭拌匀后，装进那只褐色的大坛子里，盖好盖子，又在盖子上面压了一床厚棉被。我问母亲糯米饭为什么比我们还怕冷，母亲说这样焐出来的糯米酒更香更甜。

糯米变成了糯米酒，糯米酒要变成烧酒还得熬。母亲熬烧酒时，我喜欢凑在旁边看。糯米是在灶屋的柴火灶上蒸熟的，熬烧酒的大土灶却在屋后。这个土灶比灶屋里那个柴火灶大很多，蒸锅也大很多，旁边还连着一根小管子，小管子的另一头塞在一个塑料酒壶里。母亲将糯米酒倒进大蒸锅里，盖上黄色的木锅盖，锅盖边缘用湿布条塞得严严实实的。母亲不停地往土灶肚子里塞干柴，火苗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大蒸锅开始冒热气时，就有透明的酒水沿着那根小管子慢慢往下淌。酒壶里的酒越淌越多，我很想尝几口，母亲却不同意。母亲偶尔会煮甜酒给我们喝，但从不允许我们喝烧酒。我怀疑母亲不是担心我们喝醉，而是因为这些烧酒都要留给父亲拿去矿上喝。母亲不知道，趁她不在的时候，我偷偷尝过烧酒，那种辣得喉咙要冒烟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受。

父亲回家拿酒的时候，我比母亲还开心。父亲会给我们带好吃的，有时是舍不得嚼碎的糖粒子，有时是嘎嘣脆的炒米糕。有一天，父亲拎回一台当时还很稀罕的收录机，惹得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跑到我家来看热闹。

我盼望父亲回家，哪怕他从早到晚没和我说几句话。

我最盼望的，是跟着父亲叉泥鳅。

吃过晚饭，暑热渐渐散去，月亮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蛙声和虫鸣此起彼伏的时候，父亲去找手电筒和木柄铁叉，我连忙提起那只绿色小塑料桶，紧紧跟在父亲身后。父亲并不说话，他打着手电筒在前面大步走，我拎了塑料桶小跑着在后面追。稻田里，黑黢黢的禾苗站得直直的，当父亲的手电筒照过去，它们就变成了油亮油亮的深绿色。手电筒的光束不再游移的时候，我的心跳骤然加快。果然，父亲高举铁叉，飞快地往稻田里用力一插，又飞快地拔出铁叉，将叉尖伸到我的面前。我听到“吱吱”的呻吟声，只见亮闪闪的铁叉中间卡着一条黑乎乎的泥鳅，它的身子左右扭动着，嘴里吐出白色的泡沫。不用父亲开口，我赶紧把塑料桶放在铁叉下方，将那条可怜的泥鳅从铁叉上面撸进桶子里。

父亲的铁叉扑空时，我会哎呀一声，父亲仍不说话，边往前走边用手电筒去照脚畔的稻田。运气好的时候，只须转完两三丘稻田，我手里的塑料桶差不多就能装满。回家路上，我小心翼翼地提着桶子，很想大声唱几首歌，可父亲一句话都不说，腰板挺得比禾苗还直，我也只好一句话都不说，认真盯着脚下的路。有一回，快走到家门口了，我却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手里的塑料桶倒在我身旁，大大小小的泥鳅在我眼皮子底下摇头摆尾，我急忙爬起来捉泥鳅。父亲还是不说话，蹲下来和我一起捉泥鳅。

叉回泥鳅的第二天，父亲会亲自下厨。父亲又高又瘦，家里的灶又矮又肥。父亲弯着腰站在灶前的样子，像一张薄薄的弓。父亲要煎泥鳅了，我主动坐在灶前烧火。铁锅烧红了，父亲往锅里扔几块刚切好的肥肉，拿起锅铲翻几下压一压，翻几下又压一压，锅底很快铺了浅浅一层油，父亲一只手握住木锅盖，斜挡在我面前的铁锅上方，再将沥好水的泥鳅往锅里一倒。刺啦刺啦的声音响起来，等锅里的热油不再四处飞溅的时候，父亲会将斜立着的锅盖放在一边，不时给锅里的泥鳅翻一下边，当那些黑乎乎滑溜溜的泥鳅煎得焦黄时，父亲就用筷子将它们夹进一只大菜碗里，再往锅里倒一小撮蒜蓉和半碗青椒丝，来回翻炒几下，从大菜碗里拨几条煎泥鳅放进锅里，想了想，又拨几条煎泥鳅放进锅里。我站在灶旁，闻着那股越来越浓的香味，嘴巴有些发黏。终于，父亲从锅里夹了一条胖泥鳅伸到我面前，我张开嘴巴接了，顾不上烫，胡乱嚼几下就吞进了肚子里。

父亲将青椒炒泥鳅端到饭桌上，转身又炒了一碗小白菜。一家人围坐桌前，我狼吞虎咽地吃得飞快。父亲挺着笔直的腰杆，端着他那只专门用来喝酒的陶瓷杯，抿一口烧酒，咬一截煎泥鳅，嘎吱嘎吱地嚼着，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父亲又抿一口烧酒，咂巴咂巴嘴，咬一截煎泥鳅，嘎吱嘎吱地嚼着。父亲慢慢地喝，慢慢地嚼，他咬完一条煎泥鳅，起码要喝三四口烧酒。我有时替父亲急，他吃一条煎泥鳅的工夫，我可以吃完半碗饭了。

因为父亲很少回家，我们叉泥鳅的次数并不多。我十二岁那年，母亲带着我们搬到父亲工作的煤矿生活，所有的农具，熬烧酒的工具，还有那柄铁叉，全被母亲送给了邻居。矿里分配的房子小得可怜，母亲即使想熬酒，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好在矿区附近有农民做烧酒卖，母亲和他们说好了，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送两壶烧酒到我家。这些烧酒也不是父亲想喝就能喝的，上班时不能喝酒，下班后要喝母亲调制的甜酒冲鸡蛋。只有轮到休息日，父亲才能拎起墙角的那壶烧酒，拧开壶盖，往他的陶瓷酒杯里倒上满满一大杯。

父亲喜欢喝烧酒，可他的四个儿女都不会熬酒，甚至没一个能喝酒的，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只能买瓶装酒孝敬父亲。父亲并不挑剔，随便我们买什么酒回去，他都照单全收。

有一天，朋友喊我去逛会展中心，说是全国糖酒会最后一天，茅台五粮液之类的名酒都特别便宜，她打算买点好酒孝敬父亲，问我去不去。

当然去，我也想买点好酒给父亲喝。

到了会展中心，我们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说是糖酒会已经结束，展厅里面只许出不许进。正懊恼，听到不远处有人大声吆喝：“茅台，茅台，最后一件，亏本大甩卖！”

我们连忙走过去，那个长着酒糟鼻的胖男人脚畔，果然放着一件茅台酒，五十三度的飞天茅台。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头和一个背着布袋的老太太正弯腰察看那件茅台的外包装。

朋友问酒糟鼻：“这酒怎么卖？”

“亏本大甩卖，一千八一件！最后一件，早卖早回家！”

“不会是假的吧？”我忍不住问。

“假一罚十，这是全国糖酒会呢，开玩笑！”酒糟鼻黑着脸说。这时，老太太的手机响了，可能有什么急事，她挂了电话就拉着老头往马路边走，酒糟鼻并不挽留他们。

朋友要酒糟鼻打开纸箱看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握着裁纸刀划开纸箱上面的密封条，拿出一瓶酒递给我们：“看清楚哦，假一罚十。”

“像是真的，”朋友在我耳边轻声说，“要不我俩买了，你一半，我一半？”

我正犹豫，一对中年夫妻走了过来，男人问：“一千八一件？真的假的？”

酒糟鼻说：“这位大哥，要是识货你就买，假一罚十！”

女人拉了男人一把：“我们才买了一件呢。”

男人说：“机会难得，多买多赚！”

“这酒我已经买了！”朋友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抽出一沓钱来。

酒糟鼻苦着脸对男人说：“这位大哥，你看，得有个先来后到吧，要不您去别处瞧瞧，我这真是最后一件了，不卖给这位姑娘还真说不过去！”

朋友将钱塞给酒糟鼻，那对夫妻才怏怏地走开了。朋友长长地舒了口气，不无得意地望了我一眼：“你不想要的话，我就一个人收了。”

“平分吧。”我冲朋友笑了笑。

我把三瓶茅台放在餐边柜里，反正快过年了，到时再拿回娘家也不迟。第二天晚上，我接到朋友电话，她一开口就说对不起，我问怎么啦，她说假的都是假的。我还没反应过来，她说已经找人鉴定过了，那些茅台是假的，那个摆摊的酒糟鼻早就没了踪影，她只好打电话给消费者协会、给工商局、给派出所，都没用。我的脑袋里面像有人咚咚地敲着鼓。朋友要我把酒还给她，她犯的错，不能让我吃亏。我说那怎么行，说好平分的。朋友也不坚持，最后安慰我说：虽然是假飞天，品质也还过得去，她父亲已经喝掉半瓶，据说口感只比飞天茅台差那么一点点。

我怀疑朋友的父亲为了安慰女儿才说那番话，也有可能他平时很少喝真茅台，压根就不会辨别真假茅台。

真正的飞天茅台，父亲也没喝过几回。这三瓶酒，我要怎么和他说？不告诉父亲，他不一定知道这酒是假茅台，可我心里过不去。告诉他，父亲会怎么想？

那个周末，我硬着头皮将三瓶“茅台”都提回娘家。大妹夫比我先到，他看到那些酒，眼睛都直了：“还没过年呢，大姐就买这么好的酒回来了。”大妹夫喜欢喝酒，也有点酒量，平时就他能陪父亲小酌几杯。父亲听说自己一个月的退休金只够买一瓶那样的飞天茅台，脸色一沉：“又乱花钱。”

大妹夫握着酒瓶笑得合不拢嘴：“不是乱花钱，是大姐的一片孝心。”

我吭吭地咳了好一阵，红着脸说：“跟朋友一起逛糖酒会，茅台五粮液全部打特价，她买了一件飞天茅台，我分了三瓶，第二天才知道不是真的。”

“假的？”大妹夫的笑容僵了一下。

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父亲板着脸说：“以后不要乱花钱。”

我要大妹夫开瓶“茅台”尝尝。大妹夫开了酒，先给父亲倒了一小杯，又给自己倒了一小杯，抿了一小口，眯缝着眼睛说：“是真正的粮食酒，入喉还可以。”

大妹夫这话像夸又像贬，我让父亲也尝尝，父亲一口干了那杯酒，咂咂嘴，笑着说：“蛮好。”

我的心头涌上一股暖意，父亲是在安慰我呢，事实上，无论我们买什么酒回家，父亲的评价都是两个字：“蛮好。”

某回在饭局上聊到买假酒的遭遇，有个朋友建议我自己泡药酒给父亲喝，他有个方子，用中档高度酒泡中药材，他父亲喝了十几年，今年八十多岁了，还能站如松行如风。

按照朋友的方子，我去中药店买了一堆药材，去大超市买了两件五十二度的中档白酒，又买了一只深蓝色的圆肚陶瓷酒坛，先把药材放进去，再倒入白酒密封起来。半年之后，我将那坛沉甸甸的药酒抱回了娘家。这一回，父亲没有批评我乱花钱，而是多炒了几个菜，与大妹夫一起，各喝了一小杯药酒。不是我舍不得让他们喝，朋友说了，是药三分毒，药酒千万不能多喝，尤其是老人家。我啰唆了好几遍，父亲笑着说“晓得呢”。我又问味道怎么样，父亲还是那两个字：“蛮好”，但他的表情告诉我，这次是真的“蛮好”。

飞天茅台和五粮液毕竟不便宜，尤其是飞天，行情就像它的名字，一路看涨越飞越高了。某年除夕，我边看春节联欢晚会边刷手机玩，忽然发现某个电商平台有抽奖活动，整点抽五十三度的平价飞天茅台，每人限购一瓶。我调好闹钟，提前两分钟打开手机进入抽奖页面，在抽奖开始的第一秒迅速按下确认键，竟然中奖了。领取奖品还得付一千多块，但是，与当时的市场成交价相比，已经便宜了一千多块。这省下来的，就是纯赚了。不仅赚了一千多块，还不用怀疑到手的会不会是假酒。当我将那瓶飞天提回娘家，可以底气十足地告诉父亲：放心喝吧，这次绝对是真茅台。

电商平台的这种抽奖活动，我只中了那一回。后来遇到某大型商场搞活动，凭积分抢购五十三度的平价飞天茅台。那个商场是我最信任的实体店，绝不可能卖假货的那种。为了攒积分给父亲多抢几瓶货真价实的飞天茅台，我开始了疯狂大采购：大米，植物油，牛排，三文鱼，拖鞋，面巾纸，洗衣凝珠……不管家里有没有，先买一堆再说。

当然，好不容易抢到的飞天茅台，我也不是一次性全部提回娘家。在需要仪式感的好日子里，好酒才能物超所值。比如父亲的生日，总得喝点平时很难喝到的高档酒。父亲喝着喝着，就会来这么一句“换成烧酒我能喝大半年”，或者是“换成烧酒我能喝两三年”。父亲所喝的那种散装烧酒，以前只要两三块钱一斤，现在涨了价，也不过每斤七八块钱，我总怀疑那些烧酒是用工业酒精勾兑的。父亲笑着说：“酒是真的，顶多掺了点自来水。”

母亲斜了我一眼：“你爸喝了四五十年了，蛮好的。你爸还说，你们买的什么茅台五粮液，贵得要死，其实还没烧酒好喝。”

我盯着父亲的脸，我才不信他会说这样的话。

父亲却朝我呵呵一笑，转身走开了。

因为颈椎病引起的眩晕症，父亲住过好几次院，医生建议父亲戒酒。父亲哪里戒得了，直到有一回，医生很严肃地警告父亲必须戒酒，尤其是高度酒不能沾，因为父亲的动脉粥样硬化越来越严重，血管里已经有了斑块，喝酒会加重病情。如果血管里面的斑块脱落，父亲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很紧张，先是再三叮嘱父亲，要他千万别再喝酒了，又再三嘱咐母亲千万别让父亲喝酒了。

“你未必不晓得你爸？不准他喝酒，等于要他的命了。”母亲说。

确实，住院的那几天，因为不能喝酒，父亲好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出院回到家，看到满桌子的好菜，父亲偷偷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烧酒。我想抢走父亲的酒杯，他却黑着脸将杯子往桌上一顿，大声说：“酒都不能喝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怔住了，父亲从没在我面前发过这样的脾气。

“酒都不能喝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第一次听到父亲说这种话，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要将我的五脏六腑揉成一团。我以为只要吃不愁穿不愁，只要儿女都听话都孝顺，父亲母亲就拥有了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从没想过对于父亲而言，酒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到活着有没有意思的高度。

有什么办法呢？既然父亲非喝酒不可，那就让他喝吧，烧酒的度数并不高，应该不至于带来生命危险。但我总不放心那些烧酒的品质，咨询医生之后，我决定劝父亲改喝红酒。

我买了十来件红酒，在父亲的卧室角落堆成垛。我要父亲别喝烧酒了，烧酒的质量没保证，红酒能软化血管，每天喝一点，既能解酒瘾，又能强身健体。父亲嘴里应着好，我又补了一句“你要说话算数哦”，父亲呵呵一笑，没吭声。

母亲瞟了父亲一眼：“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爸，你一定要说话算数。”

父亲好像没听到，转身往洗手间走去。

听到父亲闩门的声音，我不由得叹了口气。父亲什么都好，就是在喝酒这件事情上面，永远做不到说话算数。

父亲七十多岁时，因为半月板磨损严重，走路越发一瘸一拐了，打过好几次玻璃酸钠，效果并不明显，医生建议做人工关节置换术，父亲坚决不同意。我问父亲是不是害怕手术失败，父亲摇摇头。我问父亲是不是舍不得花钱，他还是摇摇头。我忽然悟到什么，便问父亲是不是担心做手术时要戒酒，父亲没有摇头了，他的脸上，竟浮现两块酡红。

唉，要我怎么说呢，我的父亲。

【作者简介】

赵燕飞，女，1972年生于湖南邵东，现居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五部。多部作品入选《小说选刊》等刊及各类年度选本。曾获“中骏杯”《小说选刊》双年奖、毛泽东文学奖、《湘江文艺》双年奖、三毛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