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任庆泰，早年留学日本，习得照相技术，被誉为“商人之先觉者”。1892年，他在北京创办丰泰照相馆。1905年秋，任庆泰邀请京剧大师谭鑫培，在丰泰照相馆的中院天庭架设的手摇摄影机前，拍了可归为“自行制备”的电影《定军山》。关于1905年的时间点及《定军山》的拍摄，虽有人质疑过，但实证史料的累积使以《定军山》为中国电影摄制元年的约定俗成，成为学界共识。

《定军山》的拍摄及其作为中国电影史起点的认定，并非孤立于单一史料之上，而是经由多重史证、多源交叉得以确认。1905年2月，任庆泰所经营的大观楼开始放电影，并“自行制备”电影。该月18日，《京话日报》刊登了英美电戏公司假座大观楼放映电影的广告，并列出了放映的片目。次年2月25日《京话日报》“本京新闻”中刊登《大观楼电影上捐》的公告：“大观楼演唱电光影戏，由开设人任庆泰到卫生局禀报。据说这一处电影，都是自行制备，并没有洋商合股。所演的戏文，全为开通民智，不是淫词小调。”

与此同时，1906年10月28日天津《大公报》“秋操拍照”报道：“此次河南彰德府秋季大操，特约京师丰泰照相馆前往拍照。闻该照相馆共去撮影妙手五六人，其帮同照料者亦六七人之多云”，证明丰泰照相馆时有“撮影妙手五六人”，且受邀参加拍摄“秋季大操”纪录电影。

《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述，称《定军山》拍摄于1905年的秋天，并引《电影》周刊第14期（1938年12月7日上海出版）文章《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指出丰泰照相馆当时拍的由谭鑫培、俞菊笙等人参演的短片，放映时“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此文系1935年6月29日北京《益世报》所刊文章《旧剧摄成影戏远自谭鑫培俞菊笙》（作者梨园董狐）的改写，相关不同版本的文章甚夥。在此之前，1932年9月2日《天津商报画刊》上刊发过署名“醉生”的文章《三十年前之北平电影》，其中道：“自光绪三十年，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园……但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又当时外人在北平所涉影片，仅注意热闹。”“俞振亭之金钱豹等片，亦偶然见之，是又可见吾国戏剧之摄入电影，固甚早也。”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执笔者许姬传，认为《定军山》的拍摄“大约是一个秋季”。许姬传是根据梅兰芳的“老友”吴震修亲睹此片拍摄的回忆而记述的。《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又一次讲述了此事，并判断为“1905年的一天”。

另外，王越的《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一文，载《当代电影》前身的《电影文化》第1辑，1988年出版，系王越1959年采访丰泰照相馆学徒刘仲明（摄影师刘仲伦的“堂族弟弟”）所写的追记文章，称此片拍摄于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

值得注意的是，程步高等人在《影坛忆旧》等著作中亦有相关记述。程氏称《定军山》拍摄于1908年：“到1908年，仍由该馆出面接洽，商得当时北京著名京剧名角小叫天（谭鑫培）的同意，及戏院的协助，在一块空地上，搭露天棚，棚内置舞台布景，利用日光（当时本无灯光），与普通拍照相同，拍摄谭鑫培的《定军山》。当然是无声片，故唱功场面均删，只抽《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舞蹈武功动作场面，拍成电影。”尽管关于拍摄年代存在不同意见，学界基于多方史料的综合考证，仍普遍将1905年视为中国电影摄制的起点。

任庆泰的丰泰照相馆在北京前门外。1905年谭鑫培的这次电影活动，作为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多年前说的历史研究中的“基础事实”，展现了中国人对这一新兴媒体的无穷的创造和民族电影美学的探求。彼时，参与的人或许并未意识到，“这是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京戏纪录片”。谭鑫培成为“中国第一位现身银幕的艺人”。戏曲与电影结合，成为中国电影的起点和历史性生成的预设框。谭鑫培的银幕现身，亦意味着中国电影与民族文化在光影初启之时，已然交汇、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