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中寻根 ——中国电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的实践与创新
《定军山》拍摄现场复原图（左一）与《定军山》剧照
今年恰逢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回顾历史，中国电影的发生发展过程与商业、艺术、观众相关，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审美基因方面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丰富表现息息相关。从传统中寻根，成为中国电影生长、变革总体性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戏起银幕：传统文化在中国电影中的基因植入
1905年，《定军山》拉开了中国电影的序幕。戏曲本属舞台艺术。而“戏影结合”这一创举巧妙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大众文艺资源，使得电影自一开始便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定军山》连同此后拍摄的《长坂坡》《天女散花》《春香闹学》等影片，记录了谭鑫培、俞菊笙、梅兰芳等京剧名家的舞台艺术，是早期影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北京电影录》统计，1908年前北京地区共计出品八部影片，均出自丰泰照相馆，且全部为戏曲题材。从一开始，中国电影便没有简单地照搬西方路径。《定军山》以戏曲为介，将新奇的影像形式包裹进熟悉的文化表征之中，使电影从“舶来品”转化为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认同的在地经验。在传统的帷幕与唱腔之间，影像的异质感被熟悉的文化经验所中和，一种现代媒介感知的方式悄然建构。
戏曲电影的发展并未止步于初期。进入20世纪中叶及21世纪之后，戏曲电影不断拓展其题材与表现手法。应云卫、桑弧、谢晋、谢铁骊、陈怀皑等导演在戏曲片领域的探索，使这一类型的视觉叙事日益丰富，文化蕴涵深沉厚重。他们的作品在保留戏曲艺术精髓的同时，还激活了电影的表现潜能，从而为传统文化的银幕再现开辟了新路。
这类影片不仅在审美层面满足了观众需求，也在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戏曲人物的造型、唱念做打的节奏韵律、舞台光效与电影语言的融合，成为中国电影中极具辨识度的美学符号。可以说，中国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携带着本土文化的种子，而戏曲恰是最早给予其语言与神韵的艺术源头。戏曲电影的存在，见证了中国电影“本土化”“民族化”的起始密码，也昭示着传统并未远去，它只是以新的形式在银幕上延续。
文脉入影：中国电影对传统文化的美学转化
早期中国电影经历了默片主导到有声片兴起的转型阶段，这一过程标示了传统文化与电影语言融合的突破，《孤儿救祖记》《神女》《小城之春》等故事片的相继问世，开启了中国电影自觉探索民族化的历史时期。这些作品的成功，彰显了电影拥有艺术性、民族性双重属性的自觉意识，并逐步形成了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电影美学的基本框架和新范式。
费穆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城之春》，影响力远远超过特定时间空间，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电影经典之作。导演用传统文化的元素和色调，以寓意性的语言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蕴朴实地表达出来。影片在形式上并不追求叙事的戏剧化推动，而是以近乎散文般的节奏，呈现出对人事、情感与历史境遇的凝视与沉思。费穆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资源，如淡化情节结构、注重意境营造、运用象征性语言等，将“道”与“情”融入影像之中，使得电影成为承载创作者自我精神的重要载体。影片“处理得如散文一样的美丽”，运用“虚托”的艺术手段，诚挚而婉转，不做作，不煽情，质朴而具有深味。只是淡淡描画，内里却有着强旺的情绪浸染，充溢着一种感性的气氛，细雨润物，具有文化省思的意绪。
除了费穆，张石川、郑正秋、但杜宇、洪深、史东山、邵醉翁、田汉、朱石麟、谢晋等先驱，都积极探索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道路，他们的电影涵摄着时代和文化的感知结构，在时空的流转中鲜活地呈现历史的脉络，于各自的美学坐标中或赓续主旋律，或调和古今冲突，或开创市场新貌，在影像深处延续着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体现出中国电影大众化、民族化的巨大潜力，也标识着不同时期电影观念的变革。传统文化的深层纹理，亦在光影的起伏中被唤醒、再造，并以不同的方式沁入中国电影的叙事策略与美学气质之中。
传统焕新：当下爆款影片中的文化激活机制
如果说中国电影的历史传承是一条深埋于影像深层结构中的精神河流，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伴随电影工业体系的加速升级，这条河流正重新汇入技术革新与审美转型交织的时代洪流之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滋养下，国产电影不断探索与当代观众的情感及文化语境契合的叙事方式，传统母题由此被重新激活，孕育出更为丰富而持久的文化共鸣。
谢君伟、邹靖执导的《长安三万里》，穿越历史时光，将镜头对准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岑参等一众唐代诗人，唤醒中华文化的诸般记忆，将往昔历史场景巧妙引入当下，让观众体悟诗歌承载的记忆和长安恢宏的浪漫，彰显中华文明的共性与独特个性。乌尔善执导的《封神》系列，改编自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及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于场面营造、神话书写和颇具现代性的美学表达中展现诗性的气度，从中追溯并传承连绵不绝的中华文化的精神力量。饺子的《哪吒》系列则通过“故事新编”，赋能中国电影产业，使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得到全方位提升。在“故事新编”策略中，《哪吒之魔童闹海》并未拘泥于神话原型的复述，而是借由对“天命”与“反抗”主题的重塑，赋予传统人物以现代精神内核。它启发当下创作者思考，传统文化如何借由影像获得一种可触、可信的当代表达。
深层互动：传统文化赋能电影未来发展
回望中国电影120年历程，其民族化美学的生成与发展，从未脱离大众语境与文化根系的双重牵引。传统文化既是电影语言本土化的底色，也是一以贯之的精神资源，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持续发酵，生生不息。
首先，传统文化为中国电影大众化开辟了深层链接。在新的媒介、新的审美观念与叙事类型不断涌现的今天，真正触动人心的作品，往往扎根于文化肌理之中。寻找观众、命名经验、激发想象，都离不开对民族叙事逻辑与审美语汇的再发掘。正是于传统寻根中，电影实现了从语言实验到情感共振的跃迁。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不竭的创作资源，不仅唤起情感认同，更塑造文化判断力。这其中，传统文化与现实经验相嵌合，从表征符号转化为深层审美逻辑与形式，进而确立了当下国产电影的文化坐标。
再次，在全球影像语法日益趋同的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的赋能，提示了对本土审美结构的重构与延展。传统美学中的意境、留白、虚实与节奏等，为中国电影注入了独具辨识度的审美语感，使其在现代影像实践中保持独特的文化气质。
总之，传统文化之于中国电影，是一种内在的方法论。越是扎根本土，越能抵达远方。在光影的折射中，一个民族如何观照自我，如何以自身语言进入全球视野，正在悄然构成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新命题。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北京电影学院和河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