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缘起

黄昏后，夜幕降临。我关闭门窗，拉上窗帘，将灯火、月色和树影全都挡在屋外，连同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声和窗台遮檐下蛐蛐的鸣叫声。屋内瞬间安静下来。我坐在书桌旁，让四周的书籍筑起的文字、美学和思想之墙将我包围。入夜之后，我需要给自己修筑一座城堡。唯有躲进城堡，我的呼吸才是畅快的，心灵才是自由的。

曾有人对我说，我是属于夜晚的。我觉得他说得颇有道理。在白昼，我总感觉自己是不真实的，我的真实都被生存剥夺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见到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游离的，像风浪中的一叶孤舟，随浪涛浮沉，看不见岸，也看不见远处的灯塔。

夜晚就不一样了。我不用听谁的命令和差遣，也不用看谁的脸色和表演，更不用听各种是非和谣言，我纯粹是我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用面向他人说些不明不白、不真不假、不好不坏的废话。我完全可以沉默，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做个午夜的孩子，是我所向往的。

许多哲人都守候在午夜。维特根斯坦、苏珊·桑塔格、洛扎诺夫、齐奥朗、阿伦特、舍斯托夫、本雅明、阿多诺、罗兰·巴特、克尔凯郭尔、巴什拉、普里莫·莱维……好大一个群体，他们如夜空中的星星，熠熠生辉。我一抬头，就能望见他们。望见他们的时候，我是坚实的、有力量的。尽管，我知道自己的虚弱，也清楚自己的平庸。

或许正是因为虚弱和平庸，我特别渴望光。齐奥朗说：“我是一个没有朋友，也没有上帝和恶魔的约伯。”他还说：“只有通过思想和行动扩大你的不幸，你才能从中找到快乐和幽默。”

回顾和省思我自己，我有快乐和幽默吗？很汗颜，我已经多年没有过笑容了。我的笑容早已被他人的嘲笑分割。那么，我幽默吗？我以为我有。不少时候，我都在逗人发笑。我活着的意义，主要就是取悦他人。可是前一阵子，我才发现自己的愚蠢。那些被我的幽默逗笑的人，往往都有一颗哭泣的心。也就是说，我的幽默并未给人带去真正的开怀和轻松。事实证明，我的幽默是失效的，我呈现给他人和世界的，只有荒诞。

于是，我习惯躲进暗夜，采集哲人散发的光芒。

就在那天夜里，我被一束强光照亮。那束光是一个法国人散发出来的，他的名字叫弗朗兹·法农。他在散发这束光的时候已经病危，但他丝毫没有恐惧。他唯一的愿望，是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病体，向人类散发最后一道光。这个倔强的男人做到了，他散发的光酷似一颗启明星，照亮了“全世界受苦的人”。

我在他的强光笼罩下，认真倾听他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阐述。他说：“被殖民者的肌肉一直在等待。我们不能说他们焦虑不安，或是他们害怕了。实际上，他们时刻准备抛弃自己作为猎物的角色，改当猎人。被殖民者是始终想要成为压迫者的被压迫者。”

听到这里，我的后背丝丝冒冷气。为缓解我的焦虑不安，我点燃一根沉香，合上书页，在沉默中冥想。这时，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是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老师打来的，他说最近有家出版社替作家柳青出版了一部佚作《在旷野里》，出版方策划了一个研讨活动，想邀请我参会，会后可到柳青的故乡陕北吴堡县寺沟村走走。我没有犹豫，爽快地答应了。在我心中，李建军老师也是中国文坛的一束光。

我喜欢和信赖那些自带光芒的先生。

在旷野里，在旷野里……，我默念着这句话，全身似被一股吸力所牵引。或许，在午夜里待得太久的我，是该到旷野里去瞧瞧了。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最后一章的附录诗歌中说：“我是孤独的；我的周遭溺没在谎言中。生活不是在旷野上漫步。”

的确，生活不是在旷野上漫步，而是去经风历雨，迎接雷霆和闪电。

2.雨途

天微明。我从睡梦中起床，打出租车直奔重庆西站。我要乘坐的开往西安的高铁，将在七点十分出发。我坐进出租车后，一时竟有些恍惚。我感觉自己正在从梦境中出逃，要去一个偏僻的村落。那个村落黄沙漫漫，落日浑圆。在那里，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土塬上站着成排的树，树下蹲着几个雕塑似的人，在眺望什么。这个画面反复在我的大脑中闪现，像一个人间隐喻。

车窗外，天色灰蒙，夏日山城的溽热，让人有窒息之感。艾米莉·狄金森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黎明时分充满了露水的味道，像祈祷声那样安静。”我不知道这位美国诗人所感受到的黎明是怎样的黎明。我缺乏艾米莉·狄金森那样的敏锐诗思，我在中国西南山城感受到的黎明是燥湿的、喧腾的，没有丝毫安静可言。街道两边的早点铺熙攘不已，排队买早餐的人神色慌张。他们大多是些上班族，都怕赶不上拥挤的地铁而造成上班迟到。如果那样，他们不但全勤奖拿不到，还有可能被炒鱿鱼。要知道，这些毕业于高等学府的天之骄子，他们有的刚做了爸妈，有的正在赡养家中的老人，有的正在分期归还房贷，都需要钱养活自己，故他们十分看重自己的工作，担心稍有闪失就丢了饭碗。

也许，他们曾是一群热血青年和理想主义者，曾为自己就读于名牌大学而骄傲和自豪，曾幻想以所学知识开创一片新天地。然而，事与愿违。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头顶的光环和荣耀并不能提升他们的存在感。他们逐渐将自己变成了“工具人”。

谁都知道被物化是可悲的，但谁都无法逃脱这种可悲的下场。在生活的海洋里翻卷，只有比黎明醒得更早的人，才可能望见前方稀薄的曙光。

那么，我是比黎明醒得更早的人吗？当然是了。那众多坐在高铁站内的椅子上候车的人都是。他们背包拖箱地揉着惺忪的眼睛，望着显示屏上黄绿相间的钟点，生怕稍不留神，列车就会将他们遗弃。我和他们都需要去远方，尽管彼此的目的地不同，目的也不同。我去远方是因为一个已故的作家，他们去远方是因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请原谅我不能说他们是为了梦——梦是容易幻灭的。我承受不了人的梦幻灭之后的无助和绝望。我也不能使用漂泊这个词，漂泊是无根的，意味着变数和坎坷。我希望从黎明出发的每个人都能在天黑前抵达各自的归宿地。当然，在这群出发的人中，有的原本就是回家。但更多的人，看样子出发后就回不了家，至少短时间内回不了家。我对能够回家的人感到欣慰，对不能回家的人报以同情。

许多年前，我也是一个流浪者。独在异乡，想家回不去。凛冬将至，我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想起白居易写的“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诗句，不禁潸然泪下。我跟白居易到底没法比，他作此诗时三十三岁，任秘书省校书郎，宦游邯郸，有客舍可栖。而我那时只是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浪子，别说宿客栈，有杯热水喝就不错了。因此，白居易的“思家”是躲在棉被中的缱绻，我的“思家”是坐在寒石上的惆怅，二者有天壤之别。

如今，我坐在西行的列车上，忆及这段往事，心中仍在飘雪。同车厢的其他人皆昏昏欲睡。醒得太早了，是该补个回笼觉。听着身旁之人的鼾声，我也来了睡意。不多一会儿，那个隐喻似的画面又闪现在我的梦中——黄沙弥漫的村落，落日下的土塬，塬上站立的树和树下蹲着的人……

当我被一个小孩的哭声吵醒，列车已驶过四川的苍溪。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骤雨，雨滴砸在车窗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晶亮的水痕。远山云雾缭绕，田野稻穗披绿。放眼望去，能感受到一股来自大自然的诱惑之力。

我再也睡不着，索性掏出柳青的小说《在旷野里》重读，该书第一章节恰好写的也是发生在列车上的场景。一个名叫朱明山的县委书记，带着上级领导的嘱托以及自己的理想走马上任。在列车上，他一边在大脑中规划着治县方略，一边听老百姓扯闲篇。这些质朴、憨厚的农民，在车上看报纸，谈论土地改革和爱国公约，谈论抗美援朝武器捐献和棉花征购……朱明山越听越起劲，以致他也忍不住参与到农民的讨论中来。斯情斯景，让他这位父母官尚未上任，就已经预感到他将要开始一种多么有意义的生活。

柳青不愧是柳青，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年仅三十七岁。他在小说开头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就将一个生活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将几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鲜明生动。柳青无疑是个文学天赋极高的人，他担得起名家大家的尊称。

窗外的雨仍下个不停，下在苍溪，下在广元，下在朝天，下在汉中，下在洋县，下在西安西，下在西安北，下在我重新读完《在旷野里》的最后一句话：“朱明山不吃饭，就和吴生亮一块儿走了。”

我跟着雨，走出西安高铁站。众生跟着雨，消失在雨中。

3.墓园

到达西安，我还没有放下该放下的东西——行李和思绪，便跟参会师友一道去拜谒柳青墓园。我觉得这是对的。在走近柳青之前，先走近他的魂；在认识柳青之前，先感受他的光，这无疑是触探一个人最为深刻的方式。看人就得由里及表，从骨骼朝外看，不能从皮肉朝内看。何故如此呢？试想，倘若一个人的皮肉太厚，而你的目光又不够犀利，纵使你跟他朝夕相处，也未必会看得透彻。有些人你看了他一辈子，他依然是你的陌生人，连熟人都谈不上。当今皮肉太厚的文人可谓多矣，也实在难看。很多时候，看活人还不如看死人。假如一个人死去后，还有人惦记着要去看看他，给他扫扫墓，除除坟头的野草，或在其墓碑前小坐片刻，抽根烟，说几句话，那这个死去的人一定是个令人敬仰的人。

柳青便是这样的人。他死去了，他仍活着。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册中，活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活在他扎根体验生活之地上的一草一木中……

我们来看柳青，也不只是来看柳青。在这个世界上，好看的不是风景，也不是人，而是灵魂。伟大的灵魂是一湖深水，也是一座高山。当你站在清澈的深水前，能照见自我的丑陋；当你站在高山前，能比照出自我的矮小。这样照过比过之后，你便从心底升起一股冲动，也想成为那样一湖深水，也想成为那样一座高山。至于能不能达到，倒不是十分要紧，重要的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参照系，有了做人的标准和为文的榜样。

雨住了。柳青的墓碑被刚才的雨水清洗过，显得光洁、干净，不染纤尘。我们手捧黄色小花，并排伫立于墓前，向柳青先生三鞠躬。那一刻，我又有被一束光照亮的感觉，类同于我守候在午夜，被那些哲人所散发出来的光照亮。

我是渴望光的人。每当在我最脆弱、最寂寥、最疼痛之时，都是靠了众多“精神之光”和“思想之光”的照耀，才慢慢恢复气血，变得强大起来的。这些发光发热的人，总是让我深感“吾道不孤”。虽然，我穷尽一生，也未必能赶上他们的“道”，但我甘愿成为他们求道之路上的一根柴薪。即使我这根柴薪不能给求道之人增添丝毫热量和光焰，我也愿意将它点燃，哪怕给道上走着的“寒冬夜行人”作为信号灯使用也是好的。

墓园凄清，柳丝低垂。在我们来之前，还有人来拜谒过柳青之墓。那些竖放在他墓前的小黄花尚未凋零。我猜想，那些花朵是否也采摘自旷野，曾被陕北的黄土滋养，被猎猎朔风吹拂。每一枝花都似一束火苗，汇聚在柳青墓前，为墓中的柳青之魂照明。我相信，凡是从旷野上走过的人，都会被生长于旷野上的花朵记住。

火苗熄灭了，火种依然在。谁是拾火者呢？是你，是我，是受柳青精神感召前来祭拜他的每一个人吗？或许是。就在我们恭敬地上前向柳青献花的时候，一群穿着洁白衬衫的小学生，高声朗诵起献词。声音清脆、响亮，我的心为之一颤。这献词既是献给柳青的，也是献给黄土地的，更是献给青春和未来的。

实话说，这是我第一次拜谒作家的墓园。我是乡下人，没见过大世面。从小到大，我倒是见过不少坟墓，但里面埋的都是草芥之人的尸骨。他们是我的乡邻和亲人，从出生到死去，他们都是卑微的。他们多数不识字，不知道柳青，也不知道作家。他们死去之后，也没有人替他们立碑和献花。除逢年过节，他们的后人会去坟前烧纸和上香寄托哀思外，大概没有任何人记得他们。他们活过等于没活过。

去年清明节，我去给我奶奶上坟挂清，竟意外发现在她坟头的条石上，放着一枝野花。我纳闷半天，猜不出这枝野花是谁放的。后来我才意识到，或许那枝花是鸟儿衔来的吧。我奶奶活着时，天天坐在老家的屋檐下，听那些朝飞暮宿的鸟儿给她说话。我奶奶离世后，那些鸟儿也不来了，飞去了别的老人家中。鸟比人重情，它们会感恩听过自己诉说心事的每位老人。

我离开乡村后，那些乡下的坟墓一年一度长满了荒草。我也不再记得它们。待多读了几本书，我便对另一类人的墓园产生兴趣，几欲前去凭吊一番。我想去拜谒托尔斯泰的墓，拜谒普希金的墓，拜谒契诃夫的墓，拜谒索尔仁尼琴的墓，拜谒梭罗的墓，拜谒鲁迅和萧红的墓……

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去，我的时间都留给了生存。几年前，我去了一趟湘西，到凤凰古城参观了沈从文故居，唯独没有去拜谒他的墓园，只在网上看到过沈从文墓园的图片。印象深刻的是在其墓碑上刻写的墓志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以及他的表侄黄永玉先生为其题写的碑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柳青也自当是一位战士，他将自己一半的骨殖留在了生活十四年的皇甫村。他为带领村民们创业，不仅身体力行地参与战斗，还用笔战斗，最终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创业史诗”。

献花毕，我围绕柳青的墓园漫步，脑中竟清晰地浮现出鲁迅在《墓碣文》中说过的话：“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4.皇甫村

皇甫村静极了。

皇甫村的房屋静极了。皇甫村的土崖和林木静极了。皇甫村的空气和水静极了。皇甫村的狗和人静极了……

才娃领着我们，去寻访柳青的踪迹。才娃原名刘田民，是柳青《创业史》中唯一还健在的人物原型。柳青当年去皇甫村时，他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娃娃。如今，他早已年过花甲。谈起柳青，刘田民一口一个“俺柳青伯”，好似柳青并未故去，就在旁侧那间由破庙改建的房屋里住着。

时光漫漶，往事可追。初到皇甫村的柳青是高贵的，他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俨然一个干部模样。那些农民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农民们深知，柳青跟他们不是一类人。好在柳青是谦卑的，也洞悉农民心理。为深度体验生活，他果断地将茂密的黑发剃掉，将笔挺的西装换下，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渐渐地，老百姓接受和认可了他，使他在皇甫村扎下深根。从此，他白天全身心地投入乡亲们的创业队伍，夜晚就在方格纸上笔耕自己的《创业史》。

刘田民说，柳青是爱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他把皇甫村的每位村民都视为自己的亲人，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他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村民受损。在三年困难时期，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所得稿酬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全部捐献出来，交给王曲公社建了一个农械厂。在写《创业史》第二部期间，他又向出版社申请预支稿酬五千五百元，替皇甫村竖起电线杆送来光明。

唯有发光者方能播洒光明。他们知道光在哪里，哪里最需要光。我敬重那些给人间铺路搭桥的人。即使在利欲熏心的尘世，也永远有一条路通往人心深处。一个民族和国家之所以屹立不倒，就在于有众多提着灯在修桥补路的人存在。他们的精神光柱足以支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文明大厦。

皇甫村村头，有一棵皂荚树。柳青当年就常在这棵树下迎客，或跟老百姓拉家常。一九六〇年初冬，田汉到皇甫村探望柳青，这棵树便是见证者。二人站在树下，相拥良久。其时的皇甫村甚是荒凉，田汉站在神禾原上，远眺苍茫黄土，顿感柳青的不易，便对着他即兴吟道：“大雁落脚神禾原，误把皇甫当江南。”柳青听后，轻声回答：“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

这便是柳青，一个人格放光的人。他在晚年卧榻不起时，还曾于哮喘声中吐出过这样的话：“文学是愚人的事业。”真乃肺腑之言。只是，在柳青故去数十年后，这样的“愚人”还有吗？

真正的文人和文学绝不会教人变坏，而只会教人向真、向善、向美。

皂荚树的南边，便是《创业史》中描述过的蛤蟆滩。站在村庄的高处俯瞰，蛤蟆滩早已黄沙变绿荫。柳青当年看见的稻田和玉米林不见了，热火朝天的劳作场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白杨林。

时间是一把巨伞，总在试图遮盖什么。也的确有许多东西，早晚会在时间的侵蚀下变得面目模糊。但也有许多东西是时间遮盖不了的，它们会随着岁月的变迁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刘田民老人深爱着柳青，像柳青生前深爱着皇甫村。他没有跟随孩子进城生活，一直住在村里为柳青守墓。他已经守墓近四十年了。刘田民说：“俺心里很爱柳青伯伯，俺愿意给他守墓。”他说这话时，态度诚恳、质朴。

柳青大概不会想到，曾被他写进小说中的人物，竟会成为他的守墓人。

噫！吁嚱，才娃是柳青的守墓人，那谁会是柳青的精神守墓人呢？

5.去吴堡

晨起，大雨如注，整座西安城都被雨帘遮挡。我们仓促上车，前往柳青的故乡吴堡县寺沟村，这是此行的最终目的地。由于路途遥远，坐车差不多需七个小时，故大巴车启动没多久，大伙就睡着了。

我靠在座椅上假寐，窗外的雨声老是跑来惊扰我。我只得睁开眼，看雨水如何制造幻境。我从未去过陕北，也没见过黄土高坡。一路上，目睹公路两侧的黄土塬，以及土塬上一孔孔废弃的窑洞，慨叹不已。

有段时间，我常在思考作家与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生长于江南的作家，为何他们笔下的文字都那么水汽淋漓；而生长于西北的作家，其笔下的文字又为何都那么苍凉浑厚。现在见到了车窗外的黄土塬、黄土梁和黄土峁，我的心中好似有了答案。

文学也是有基因的，什么样的基因孕育什么样的果实。一般而言，石榴树上不可能结樱桃。正暗自忖度着，时间已到中午。大雨停止，骄阳冒出，地面立刻成了火盆子。下车去一个村镇的小饭馆用餐，见白花花的阳光照射到周遭黄澄澄的土崖上，分外刺眼。我不敢久看，看久了，我会感到不安。

匆匆用完餐，我们继续出发，像一群追赶时间的人。在车上午睡醒来，车已驶入清涧县境内。我瞬间意识到，这里不就是路遥的家乡吗？原来，清涧县与吴堡县竟隔得那么近，难怪路遥要将柳青视为自己的“文学教父”。他们在各自作品里所反映的“人生”，皆跟他们血肉相连。特别是柳青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这句话，对路遥影响深远，曾在他的作品里反复出现。柳青去世后，路遥悲痛万分，曾多次跑去皇甫村的柳青墓前久待，有时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同是黄土地之子的陈忠实也深受柳青的影响，他在创作《白鹿原》时，案头总是要放一本《创业史》。好似不放这本书，他的写作就是瞎子摸象，缺少一盏指路明灯。

我十分羡慕他们三人之间的隐秘友谊。无论是作为写作者还是非写作者，倘若今生能遇到这样一位“精神引路人”，都堪称幸运。

日头炽热，手臂靠在车窗玻璃上，像触碰到高温水杯。我只好拉拢窗帘，将阳光和风光都挡在窗外。旅途漫长，想再睡觉却怎么也睡不着。我从挎包中掏出随行携带的阿赫玛托娃的《回忆与诗》来翻阅，书中的这段话引发了我的沉思：“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反勃朗宁派，他总是让他人为他说话。我不会让任何人说一句话（在我的诗中更不用说）。我让自己为自己说一切能够或不能够说的话。有时在某种无意识的状态中我记起一句他人的句子，便把它入诗。”

我正要顺着沉思领悟此段话的真谛，手机出现振动。是一位出版人打来的，谈我们正在策划出版的一套丛书所遇到的问题。我和散文家冯秋子都是这套丛书的编委。因出版人提及的问题相当紧急，我需要跟秋子老师商量解决，便拨通了她的电话。

秋子是个温润、仁义之人，有大爱，有大才，为人低调、内敛、谦逊。沟通完出版事宜，我便听她闲聊起使我无限感动的事情来。近年来，她一直在牺牲自己的写作时间，替朋友们义务做事。前些年，她熬更守夜，将已故散文家苇岸遗留的上百万字日记逐字逐句录入电脑，再精心编选交出版社出版。我书架上就放着一套由她编的三卷本苇岸日记《泥土就在我身旁》。她之所以这样做，只因苇岸临终前的一个嘱托。

在这之前，她还曾帮已故诗人郑玲的夫君陈善壎先生编选过散文集《痛饮流年》。我拜读过此书，书中文章均是难得的好散文。目前，她受陈善壎先生嘱托，又将其文章重编成书，即将以《你这人兽神杂处的地方》作书名出版。为此，她还写出一篇编后记《一个人应该使自己有用》 。我读完此篇后记 ，感慨不已。要知道，她是在右手臂受伤，上着夹板的情况下编选的这本书和写的这篇后记。

去年，她还帮已故散文家刘烨园编选过一本散文集《一生与某日》出版。据她说，她原本编选的是三本，先出版一本，余下两本将陆续出版。

二〇二〇年，一位画家朋友介绍秋子认识了一位生活在底层的诗人王良贵。她此前并未听说过这个人，也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只因王良贵的诗好，又得知此人身患重病，已被医生判了活不过三个月的死刑，她便四处向刊物推荐发表王良贵的作品，还为其联系出版了诗集《火的骨头》。王良贵因之获得一笔不菲的稿酬，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当秋子将样书亲自送到王良贵的病榻前时，王良贵感动莫名，有气无力地嚅动着嘴唇，喊着守候在身旁的妻子的小名说：“灯泡，我还是很了不起的，对吗？”此后不久，王良贵便告别了人世，而秋子到现在仍在编选王良贵的散文集和小说集。

当听到这些动人细节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多好的秋子啊！人间处处有光亮和温暖。当前，她正打算做另一件事情，编辑邵燕祥先生的作品全集。秋子说：“像邵先生这样可贵又可敬的文学老人，是需要有人来整理他的作品全集的，我们都有这个责任。”

秋子的义举让我想起学者、诗人和散文家林贤治，贤治老师跟秋子是至交，也是位仁义之君。早在二〇〇九年，他就给我写信举荐过山西作家祝大同。那时，我不知道祝大同是谁，仅凭贤治老师推荐的文章看，这是个有情怀和立场的作者。我至今还记得祝大同那篇文章的标题叫《定襄农民》，写三个底层人文学梦的破灭过程，我读后深受触动。遗憾的是，因各种原因，我最终没能将该文刊发出来，倒是贤治老师将其收录进了由他主编的《2009文学中国》。

二〇一六年，我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一个农妇作者，名叫孙爱雪。她常年生活在苏北农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白天种地，夜晚写作。我读完她投来的文章，觉得质感很好，只是语言上略有瑕疵，便提意见让其修改后，由我取名《我的哭声被风裹走》在《红岩》上发表。贤治老师读到该期杂志后，曾在电话中向我提及该文，认为写得不错。一年后，孙爱雪将自己的书稿寄给贤治老师。他看后大加赞赏，随即为孙爱雪出版了长篇散文处女作《流浪的女儿》。书出版后，贤治老师还专门写评论文章予以推荐，孙爱雪也在文学圈崭露头角，受到各方重视。

前不久，贤治老师又向我推荐了一位无名作者的作品。此人名叫李锦芳，福建人，写散文也写小说。跟孙爱雪一样，她也生活在农村。贤治老师说，他并不认识李锦芳，只因其作品写得朴实无华，有生活实感，对乡土和父辈怀有深厚感情，才向我推荐。贤治老师的文学眼光是独到的，我在读过李锦芳这篇取名《回家》的文章后，被她的赤诚之情所打动。她的确写得简洁、凝练，叙事节制，素朴有力。我没有改动此文一个字，只是将标题换作了《一座精神灯塔》，于二〇二四年第五期《红岩》上刊发。李锦芳从未公开发表过作品，这篇当是她的处女作。

我希望文学界多一些像冯秋子和林贤治这样的人，他们秉持的无私奉献和利他精神，他们为普通作者和友人所做的善举，一定会濡染和带动更多的人去做更多的功德之事。

记得有次贤治老师跟我说：“苇岸能有冯秋子这样的朋友值了。”确实，谁遇到这样的朋友都值了，可这样的知己何其少。路遥、陈忠实遇到柳青值了；苇岸、刘烨园、王良贵、陈善壎、邵燕祥遇到冯秋子值了；祝大同、孙爱雪、李锦芳遇到林贤治同样值了。

窗外的太阳依旧火辣。挂断电话，秋子老师的温声细语仍在我的耳畔萦绕。在我们通话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再次感到被亮光照耀，这亮光足以让我忘掉车窗外的酷热。

抵达寺沟村，已是薄暮时分。暑热退去，凉风徐来，令人心生欢喜。猛然间，我记起活动报到时举办方赠送的书籍上，就刊载有一篇秋子老师纪念柳青的文章：《柳青的阳光》。

这难道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吗？我带着《柳青的阳光》去沐浴“柳青的阳光”。

6.寺沟村之夜

寂寞的山村。

树寂寞，鸟寂寞，黄沙寂寞，夕阳寂寞……

我坐在柳青出生的窑洞前，我也寂寞。恍惚间，我好似看见一个挎着书包的孩童，走在寺沟村的黄土路上。他一会儿望望天，一会儿瞧瞧地，强忍着生活的不完美。天就要黑了，夕阳正在收拢光线。他不知道自己该朝何处去，回家吧，窑洞里太暗了，没有人替他点灯；去远方吧，远方的路太过迢遥，他没有胆量去辨识方向。那怎么办呢？他只有蹲在地上，等星星出来，等月亮出来，等一个过客提着马灯，将他从山沟里带出来，走向旷野。

这个存在于我幻想中的孩子会是柳青吗？我也不知道，寺沟村也不知道。它只知道，若干年前，一个被黄土地哺育大的孩子，从这个贫瘠的村中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只留下几孔窑洞，承载着往昔的光阴和记忆。

有谁知道离别的苦吗？台湾诗人痖弦当年告别故土后，深怀忧惧，在其诗作《红玉米》中这样写道 ：“你们永不懂得/那样的红玉米/它挂在那儿的姿态/和它的颜色/我的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凡尔哈仑也不懂得”。但我相信柳青懂得，他将自己的懂得全都放进了小说里。

我又想起了他说过的那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柳青无疑是清醒的，他过早地开始了人生的选择。而且，在选择中成功地迈过了要紧处的那几步。

他获得了重生，因而他的路越走越宽阔。

不像有的人，无路可走。即使上帝给他们指了一条路，他们也没选择好，更没有迈好要紧处的那几步，致使路越走越窄。他们苦苦跋涉一辈子，到头来仍在原地打转。

人生的路看似有千万条，但适合自己的路却只有一条。

齐奥朗说：“难道上帝会原谅人走得离人道那么远？”想着这位哲学家的话，我躲在寺沟村一间由窑洞改造的民宿里无法入眠。

窑洞外的夜空，清冷而高。我推门出去，抬头望见北斗七星，那么明亮，那么耀眼。我好想去村子周遭走走，又担心迷路，还担心迷路而不知返。夜一阵比一阵凉，我只好返回窑洞，躺在床上冥想。

想什么呢？今夜，我不想柳青，只想柳青走过的路。要是想明白了，想透彻了，我准备天亮就出发。

去哪里呢？去旷野里。去旷野里干什么？托尔斯泰说：“按人民的方式生活。”

【作者简介】

吴佳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在《芙蓉》《山花》《大家》《作家》《花城》《天涯》《散文》《美文》《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散文作品逾两百万字，入选各类年度文学选本数十种。著有散文集《小魂灵》《小街景》《小卜辞》《我的乡村我的城》等十余部。曾获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丝路散文奖、长安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刘勰散文奖、重庆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