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
电视剧《繁花》聚焦20世纪90年代上海滩流变多姿、热闹奔腾的繁盛景象，剖析身处时代洪流的各色人等的微妙心理状态，用一个又一个油画般的镜头揭示人们的悲欢离合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逻辑。
20世纪90年代，于我而言，同样意义非凡。
一
1987年，上海电视台筹划《我们大学生》节目，拟在上海高校范围内遴选主持人。作为当时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参赛选手，我居然一路从初赛杀进决赛。按大赛规则，决赛选手可自行设计一档时长3分钟的微型栏目来展示个人风采。要在如此有限的时空里充分展示观点，绝非易事。于是，我便将目光投向校园生活，期待从莘莘学子身上捕捉灵感。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一个同学的身影突然闯入我的视线。这位同学，学习成绩不过尔尔，但热衷于创造发明，已取得多项国家专利。当时，有关此同学是否符合“好学生”标准的讨论，不绝于耳。灵机一动，我决定以此事为例，探寻当代大学生能力与知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栏目名称也顺理成章，定名为《观察与思考》。同时邀请我的老师、时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副校长的王一飞教授作为采访嘉宾。王教授虽然忙碌异常，但仍欣然接受邀请。
决赛当日，虽然我内心紧张，但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上场时，我先不慌不忙地说了一段开场白：“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类可以驾驭宇宙飞船遨游太空，可以洞察分子与原子的细微结构，但人类对自己却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认识能力的讽刺与挑战。当代医科大学生该如何面临这种挑战？近日，我的一位同学发明了一种新型输液软针，此事在校园内引起巨大反响。有人说，学生首要任务是学习；但也有人认为，探索与创新才是大学生成才必由之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紧接着，我把问题抛给王教授。王教授以浑厚的男中音，一字一句，清晰表达观点：“有人说，大学生应该准备一个口袋来背知识。但是，如今正逢知识裂变时代。有人统计，每年发表的论文500万篇，每一分钟就有一本书出版。如果要把这些内容全部装进学生口袋里，未免过于沉重。因此，医科大学生能力培养势在必行。同学们首先要拥有科学的思维，其次要有勤劳的双手，再者，就是要善于自学，人类所获知识大约有80%均由自学而来。”一席话言简意赅，切中肯綮。随后，我再作结语：“今天所说的‘现代文盲’并非不会识文断字，而是专指那些不会自学，无法将知识运用于实践之辈。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时代，这给医科大学生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我们理应百尺竿头，搏击时代浪潮。”这段仅3分钟的微型访谈赢得了现场大学生共鸣，以及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等评审的好评。最终，我拔得头筹，顺利进入《我们大学生》主持人行列。
次年，我大学毕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进入医院从事临床医学工作，但一旦成为临床医师，便要与主持人绝缘；二是继续读书，维持“鱼与熊掌兼得”的平衡状态。思前想后，我决定报考研究生，跟随王一飞教授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可是，留给我的复习时间不足一个月，况且有一门专业基础“电子显微镜”课程我过去不曾接触过。好在，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冲刺，我如愿以偿。
3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我完成了全部研究生课程，顺利拿到医学硕士学位，留校担任讲师，教授“组织胚胎学”。“组织胚胎学”与“人体解剖学”为医学生基础课程，虽不复杂，但略枯燥。所以，必须大量运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进行授课。数年主持人的历练，让我走上讲台颇感自信，从无发怵之感。反过来，医科大学生所接受的逻辑推理能力训练、整体观察能力的培养，又对主持人的语言表达助了一臂之力。尤其是后来负责七年制本硕连读班级，按要求用全英语授课，无形之中提高了我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二
为顺应浦东开发开放新形势，东方电视台于1993年横空出世。我也借由《快乐大转盘》节目，从上视平移至东视，成为东视大家庭一员。虽然，那时候我还属于“无编”人员，却干得热情似火。
东视成立伊始，有两个项目特别惹人注目。一是第6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直播，按照惯例，长达数小时的颁奖典礼会穿插广告与休息时间。担任现场转播的主持人需利用空隙时间来介绍相关背景资料。台领导将转播任务压到我和袁鸣肩上，但我们对奥斯卡的了解只是浮光掠影。因此，我们采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邀请专家给我们进行“填鸭式”灌输；另一方面，钻进图书馆里，尽可能搜集相关素材，并向上海音像资料馆求救。资料馆的小伙伴古道热肠，连夜将提名影片、导演与演员档案分门别类整理出来，这又让我们对奥斯卡增加了几分感性认识。几天几夜连续作战，“黄钟大吕”般的嗓子也终于支撑不住，渐渐蜕变成“莎士比亚”式了，让我不得不与润喉片为伍。从未曾尝过失眠滋味的我，那几日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好在，现场转播顺利，悬在心头的石头这才落地。
如果说“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直播”是展现电视人开放心态的话，那么，“爱满天下——救治残疾孤儿手术电视直播”则是我们始终不忘将镜头瞄准普通百姓。此事起因于《青年报》发起的“抱一抱孤儿”活动。那个活动号召市民将儿童福利院的孤儿领回家一天，给予他们家的温暖。
当时，我将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孩带回家中。女孩所患的是心脏室间隔缺损，病情并不严重。如果心脏壁上的洞能够修补，她就能像正常孩子那样生活；如若不然，她会因反复肺部感染，甚至并发心力衰竭而危及生命。于是，我带孩子前往新华医院就诊。院方对此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儿科专家苏肇伉教授为首的医疗小组，制定了周密的手术计划。东视编导杨剑芸敏锐意识到此事的报道价值，与我商量直播手术的可能性。在征得医学专家认可的前提下，经穆端正台长首肯，我们决定将这台心脏手术与另一台双足马蹄内翻的矫正手术同时直播，举行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报道。
呼唤爱心的旗帜，树起在医院的绿茵地上。1994年3月27日上午10点，根据手术要求，医生在低温环境下使心脏停止跳动，将血液抽至一台人工心肺机，暂时代替心肺工作。此时，现场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只见苏肇伉医生凭着精湛的医术，仅用两个小时便结束修补手术。当女孩心脏复跳时，我自己的心脏倒好像停了一般……这场直播就像一团爱的火焰，驱散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推倒了心与心之间的冰墙，将所有的善良召集在爱的旗帜下。在人们心头响起永恒的旋律，让世界充满爱。
三
对于电视文艺来说，情与爱是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也是其灵魂所在。20世纪90年代，我和袁鸣还主持过一档家喻户晓的杂志类综艺栏目《共度好时光》，其中的“情怀追寻”板块尤其受观众关注。在这个十来分钟的“情感开阔地”，不少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逐一登场，讲述自己难忘的生命故事。譬如，有国画大师程十发与足球教练徐根宝的“手足”之情；有漫画大师张乐平夫人冯雏音与“编外子女”的浓稠亲情；有作曲家陈钢母亲金娇丽谈与丈夫陈歌辛的夫妻之情；有相声演员师胜杰与上海“姐姐”的姐弟情……
讲述歌手M那份“绿叶对根的情意”的节目，更是催人泪下。节目中我们请来了培养过她的三位中学老师，其中有一位是慧眼识珠发现其声乐才华的音乐启蒙老师。学生时代，正是依靠老师的精雕细琢，她凭借一首《洪湖水，浪打浪》多次获奖，为她日后踏入歌坛奠定基础。紧接着登场的是四位曾经给她提供无私帮助的小伙伴。那时候，她和她这四位小伙伴被誉为班级里的“五朵金花”，特别耀眼。M想专门拜师学习声乐，无奈每月10元钱的学费难住了她。小伙伴们拿出自己的零花钱一起凑份子，帮助她完成了心愿。M的父母不赞成女儿唱歌，小伙伴帮她打掩护，谎称一起去看电影，让她去上声乐课。最后出现的则是一位看似与她素昧平生的长者。原来，那位长者是为M接生的助产护士王女士。节目筹备期间，编导花费大量精力寻找医院资料，这才确认究竟是谁帮助M平安来到这个世界。王女士也惊喜不已。她一生中接生过数不清的孩子，没想到那些孩子中有一位成为了歌手。王女士还特意带来了M的出生证，上面有其生命最初的痕迹——出生时的小脚印。M也感慨万千：“今天看到那么多生命中难忘的人相聚在此，让我觉得好像又活了一回。我感到很幸福，如果人真的可以再活一次，我还是选择这一条人生之路，因为在这条路上有这么多不能忘记的人！在此，我要真诚地谢谢你们。”然后，她以一曲《绿叶对根的情意》献给自己生命长河中的“贵人”。
节目播出后，观众反应强烈。一时间，有关“脚丫”的话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坊间也出现了不同声音，甚至质问明星的“脚丫”也值得捧吗？此时，《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脚丫子为什么不能捧！》的文章，认为“这不能说肉麻，只能说有趣……我不赞成猎奇，也不反对偶尔有点趣闻雅事”，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四
节目不断开拓创新，也给主持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主持人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展示各自不同的风采。记忆中，我曾在小品《三毛学生意》里复刻滑稽前辈范哈哈的表演，以一个瞎子老板形象出现；与陈国庆表演独脚戏传统段子《拉黄包车》；在主持《东方妙韵——评弹名家汇演》时，操起琵琶，来上一段“张调”名段《误责贞娘》；甚至穿上凤冠霞帔，反串京剧《龙凤呈祥》中孙尚香一角。
为扮演孙尚香，我专门向程派大家李蔷华老师求教。蔷华老师对艺术向来严谨不苟，即便对吾等京剧初学者，也坚决不放低要求，一字一句教唱，连一个小气口也不肯放过；一招一式比画，绝不马虎。演出当天，蔷华老师不顾天气寒冷，亲自赶到剧场把关，仔细交代化妆老师相关细节。由于摘掉了眼镜，我眼前一片模糊，几乎寸步难行，蔷华老师又亲自将我搀至台口，轻轻拍着我的手，嘱咐道：“只能送你到这了。不用害怕，一定会成功的。”虽然，那段“昔日梁鸿配孟光”西皮慢板我唱得左支右绌，观众却给予了鼓励的掌声……
当然，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写作。主持之余，东抹西涂，留下不少文字。这些文字今天看来完全不值一提，从某种程度上看还有些肤浅，但那个时候我还有点敝帚自珍，想着可否做本随笔集。这一想法，得到出版社以及好友的鼎力支持。编辑出于好意，提出最好请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作序。编辑的想法固然可以理解，但我掂掂自己的分量，实在难以启齿。有位朋友得知此事，主动向余秋雨先生转达了此意，没想到，余秋雨先生欣然应允。大约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余秋雨先生寄来的序文手稿，对我的主持以及写作兴趣给予鼓励。文中有几段话至今难以忘怀：
曹可凡当初让上海观众眼前一亮的原因，可能就是在于他的业余。一个硕士研究生，既不是广播专业也不是艺术专业，而是医学专业的，竟然也敢到电视台来主持节目，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呢？仔细地听，挑剔地看，不久大家就都点头了。标准的普通话，偶尔夹进去一些流畅的英语，广泛的文化知识，从容的大学风范，通达的社会观念，这每一项拆开来看都不难获得，而要组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可亲可爱的荧屏形象就不那么容易了，曹可凡恰恰就是一种不错的组合状态。
他毕业了，做了大学教师，对于电视节目主持人仍然以业余方式参与，这使他在人生意态上更趋成熟和自如。他以一个有执持、有身份的文化人定位，穿行于上海文化界和广大有文化追求的市民之间，边寻访采撷，边娓娓而谈，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文化播扬者。读者眼前这本书，就是他在进行这番劳作时留下的部分文字记录……它表达了一位医科大学教师，一位医生的文化热忱，表达了一个当代文化人跨疆越界的精神遨游，表达了一个业余电视节目主持人所需要具备的文化准备和兴趣范围，当然，还表达了一个已经成为城市公众人物的年轻人愿意用更多的方式与广大市民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热情，让我们接受这番热情吧！
记得当时读完这段饱含真诚与深情的文字，我不禁怦然心动。一方面感念前辈的提携与奖掖，一方面深感忐忑不安，因为我短短几年的屏幕实践，与余秋雨先生的标准尚有较大距离。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虽然还只是业余主持人，但我深知要以“专业”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向着山顶冲刺。
大约一年之后，一个重大人生选择横亘于我眼前，因为，业余主持与大学教师的两栖状态已难以为继。To be or not to be？很难做出决断，幸好导师王一飞教授善解人意。在他看来，我如果继续任教，完全可以承担起科研与教学重任，但要成为顶级科学家，恐怕难度不小；反过来，如果做一个电视主持人，或许可以释放出最大人生动能，直至抵达山顶。一语点醒梦中人。我心中暗想，如余秋雨先生所言，做一个文化传播者，岂不快哉！于是，没有任何犹豫，我下定决心“跳槽”，完成了从“业余”主持人到“专业”主持人的飞跃。
入行数十年，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总能见到几个熟悉的身影。他们手持火把，照亮前行的道路，让我得以无怨无悔、气定神闲、大踏步地迈向未来，不管遇到何种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