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敦煌是一波涟漪

在水面投下一颗石子，就形成涟漪，涟漪的中心，波澜重些，越远就越淡，直至波平如镜。许多事物也是这样，如涟漪一般扩散，如涟漪一般消退。是所谓“涟漪效应”。

我们就生活在许多涟漪里，距离涟漪的中心，或近或远。1980年的涟漪，距离我已经有点远了，2000年的涟漪，却还鲜明如昨。现如今，我们又生活在崭新的涟漪中心里，看着它渐渐漾开，不知道它将扩散多远，又会波及到哪些人和事。许许多多涟漪，还会交叠着出现，彼此抵消，或者彼此助长。

但不论怎样的涟漪，不论是正在扩散的，还是已经平静下来的，都不会真正消失。它从来都只是静静潜藏在我们的血液里，渐渐衰减，二分之一，又二分之一，却从没消失。它总会在那些重要的时刻显影。

敦煌，就是这样一波涟漪。在历史的湖面上投下石子，形成“敦煌”这个涟漪的时间，太难确认了，我们可以把前秦建元二年（366年），高僧乐僔开凿第一个石窟，看作是投向湖面的第一颗石子，也可以把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敦煌建郡看作是第一颗石子。甚至可以再远再远，把最早来到敦煌绿洲，开始定居的那些人，看作是投下石子的人。

我常常想象，他们在某个日子来到这里，在河边驻足，骆驼和马开始低头吃草，他们顺手在树上摘下野果咀嚼，黄昏将至，霞光映照山岩，他们向远处望了片刻，静静做出决定，就是这里了。自己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路过的人也可以在这里补充水和食物。他们成了最早投下石子的人。

我们已经不知道那些投下石子的人是谁了，也不知道他们投下石子的确切时间。但却知道后果：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敦煌这个王国里，被它的涟漪微微漾到。它扩散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它的力度，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李安和许知远对话时，曾经说起理念的重要性，李安认为，许多国家的形成“来自血缘、历史、地缘这些东西”，也有国家，是“一个Idea(理念)组成起来”，“这个是在历史上很少见的。它是一个Idea，各式各样的人，在那个地方组成了这么一个国度”。

敦煌也是这样一个地方。让它成为一个涟漪，穿越两千多年时光，一直荡漾到现在的，不只是地理上的重要性，在世界交通史上，有的是比它更奇崛、更重要的地方，而是因为，它最终成了一个IP，一个Idea，一个精神共同体，一个念想，一个……信仰。

最早被“敦煌”这个涟漪漾到，是在1980年代。那时，我和家人生活在新疆南部，我们像所有新疆人一样，把来自全世界的生活要素融汇在一起。我母亲来自甘肃，父亲来自湖南，左边的邻居是河南人，右边的邻居来自上海，他家的女主人有个绰号叫“小上海”。妈妈的同事，通常都有国外亲戚，有的在印度，有的在苏联，他们寄来的信，贴着国外邮票，唯一能认出来的，是标识面值的数字。

我们看《大众电影》《北京青年报》《八小时以外》和《青年一代》，搜集印度和苏联邮票，听土耳其音乐，读郑渊洁童话、叶永烈科幻小说、手冢治虫漫画，也读阿拉伯神话。电视里播着《血疑》《排球女将》《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也播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歌舞晚会。我们吃羊肉和面食，却也从邻居那里学做江南小吃。日常话语里，有维语、哈萨克语的词汇和句式，也有上海话和河南话。

五色斑斓，却又无比和谐，该留存的依然留存，该保持的继续保持。我母亲就持续地保持着对家乡的关注，从于田到策勒到和田，她总能找到甘肃老乡，并且和他们建立联系。《丝路花雨》刚刚上演，并且引起轰动，她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消息，她收集了画报上《丝路花雨》的剧照，沿着人物轮廓把反弹琵琶的英娘剪下来，贴在五斗柜的玻璃上。那时流行的贴法，是在这些人物的正面点上胶水，贴在五斗柜玻璃的里面，人物的脸朝外，防止它们被不小心撕掉或者刮坏。

反弹琵琶的英娘，一直贴在我家的五斗柜上，一直到1984年我们离开新疆。我至今也记得她的姿态，和她被点上胶水的位置。还有五斗柜里，那种由茶叶、冰糖和香烟混合而成的味道。一推开贴着英娘的玻璃柜门，那味道就扑面而来。

回到甘肃老家，敦煌的信息扑面而来。那时，正逢日本掀起一波敦煌热，NHK来敦煌拍了许多纪录片，喜多郎发布了一系列和敦煌、丝绸之路有关的音乐，改编自井上靖小说《敦煌》的同名电影上映。甘肃电视台反复播放这些片子，甘肃台自制的专题片和广告里，也常常用到喜多郎的音乐。

正午的太阳放射光芒，光芒在镜头上折射出彩虹弧光，灰蓝的天空，天空下的沙丘，沙丘下孤独的绿树，沙丘上驼队的剪影，配着喜多郎的《丝绸之路》，特别贴合。那画面和音乐，让我懂得这种氛围音乐的妙处，知道了音乐也可以描绘形象和情绪，旋律和音色，也可以描绘长空下沙丘的寂寥，正午的燥热，和沙砾的晶莹。

虽然我只有十岁，却也能感觉到所有这些事物汇聚出的“共同的振奋”，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因为敦煌擦身而过，在打照面的同时，也点了点头。那种振奋之感，隔了这么久，也还是难忘。

所以，多年后当真去了敦煌，我并没有一丝一毫的陌生感。我已经从各个渠道拼凑出了它的形象，并且反复温习。

我们被“敦煌”的涟漪漾到，也在这个涟漪里，持续不断地投下石子，让它的微波继续荡漾下去。它成了我们想要躲开的地方，也成了我们想要投奔的地方，成了我们的敌人，也成了我们的故乡，成了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默契，我们精神DNA的某一部分。有时隐蔽，有时张扬。但那涟漪始终存在。

就像海子在《房屋》里写的那样：“你在早上/碰落的第一滴露水/肯定和你的爱人有关/你在中午饮马/在一枝青桠下稍立片刻/也和她有关/你在暮色中/坐在屋子里不动/也是与她有关/你不要不承认”。

他还写：“而爱情房屋温情地坐着/遮蔽母亲也遮蔽孩子/遮蔽你也遮蔽我”。

敦煌，也在遮蔽你我。

 灯火在蓝夜中

想起敦煌，最先想起的，常常是沙洲夜市的灯火。

之所以惦记着沙洲夜市，是因为它是许多人到敦煌之后的第一站。飞机飞到敦煌，是中午或者下午，火车抵达敦煌，也通常都是午后，晃晃悠悠到了敦煌市里，住进酒店，休息片刻，就到了沙洲夜市开场的时间了。

不过，沙洲夜市和沙洲市场是什么关系呢？一个地方，两块牌子。市场北门的门楼上，既有“沙洲夜市”也有“沙洲市场”，因为，市场里，贯穿南北的那条主街，白天是市场，主打工艺品、土特产，到了晚上，就主打美食了。

徐晋林老师和我们的行程，也是从沙洲市场开始的。午后，飞机到了敦煌，落地，出了敦煌机场，在落地后气场转换的微微眩晕中，车来了，悄没声息停在我们旁边。大路很宽阔，阳光很好，路两边的白杨、红柳和李树、杏树，在透明的风里微微摇动。

这是通往敦煌之路啊，来过那么多次，这条路还是让我雀跃。

吃过羊肉之后，剩下的小半天时间，去哪里都不够，所以，还不到黄昏，我们就索性去市场了。从三危路上，拐到文昌南路，就是沙洲市场的东门，跨过东门，首先是美食部分，一家挨一家的馆子，不外驴肉黄面、臊子面、驴肉捞面、牛柳炒面、肉夹馍、大盘鸡、黄焖羊肉、驴板肠、羊杂汤、羊肉粉汤、胡羊焖饼、沙漠鱼、水煮羊排，以及捎带着卖的酸奶、杏皮水。伙计在门口坐着，翻动一下炒羊肝，或者煮在大锅里的羊蹄，算是活招牌。不到饭点，餐馆老板并不急着揽客。

美食街和市场主街衔接的部分，摆着些摊子，卖的是水果和土特产。不外锁阳、当归、黄芪、枸杞、黑枸杞、雪菊、杏干、苹果干。幸运的是，我们去的时候，李广杏到了尾声，却还没下市，几个水果摊子，都摆了杏子堆，黄澄澄的一座座小山，泛着李广杏独有的香气，老板热情地招呼客人：尝一下试试。

问了价格，三十一斤，也有二十五的，三十的明显要比二十五的要好。知道我们是外地人，老板还主动推出现场购买之外的业务：可以发顺丰。并从摊位下面拿出几个发快递用的纸箱子晃着。都知道李广杏放不了，这是李广杏卖不到更远处的重要原因。我就问，最多能放几天？他说，三天之内的话，是可以的，再远就不行了。

随后就到了那条贯穿南北的主街，这条街大约有一公里长，北边，工艺品居多，南边，美食居多。我喜欢南边，喜欢夜晚的南边。虽然也不一定要吃什么，就是来来回回走着，也心满意足。

只有敦煌，只有沙洲夜市，才有那样的灯火：暖白或者金黄的灯光，照着水果摊上柔黄的李广杏、灰绿的哈密瓜、橘黄色的白兰瓜，照着烧烤摊红色的火炉，照着工艺品摊子上仿制的壁画、泥塑的观音、石雕的佛头，和一朵朵莲花。

灯光又暖又亮，灯的光线似乎缕缕可辨，需要用梵高式的笔触画出来，凌厉又灿烂。许许多多这样的光线，汇成一条街，街又延伸出另一条街。街还和别的街串接么？不知道。

街道上空是蓝天，从黄昏到深夜，依次变作各种颜色，先是碧蓝，然后变作灰蓝，变成灰蓝的时候，天上就有晚霞或者火烧云，春天冬天有晚霞，夏天秋天有火烧云，火烧云有时候会不停翻滚，像是云里有一场战争。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云的边际已经镶上了深灰色，深灰慢慢变成黑色，并且不断蔓延，逐渐侵蚀到整片火烧云，只在有破绽的地方，映照着一点残红或者金黄。最后，这一点残红也暗下去了。

这一切要不了二十分钟。等到火烧云变成灰烬，天空就像是激情退却了，终于清醒过来，变成清澈的墨蓝，只在天地相接的地方，有一道火红或者金黄，有时候是异样的明黄。山的形状也变得清晰了。那道火红也至多维持三五分钟，三五分钟之后，天空山脉和大地，终于释然，变成最深的墨蓝。

人声也和天空的颜色配合着。天空的颜色变化最激烈的时候，街市的人声是浮泛的，琐碎的，没有主线，也没有层次。在浮泛的噪声里，偶然有一两声小孩子的叫声，或者烧烤摊子上招揽顾客的小伙子的叫喊声。

天空的颜色深下去之后，人声也变得沉厚，像是整体降了半个八度。是因为说话的人怕惊扰到别人，主动降低了声音，还是夜气升起来了，把人声压下去了，不知道。街市的后半夜，声音就是那个样子。再晚一点的街道是什么样，灯光是什么样，人声是什么样。不知道。灯光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寥落的，叫卖的小伙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疲沓的。也不知道，我没有守过它的后半夜。

只有敦煌，才有这样的灯火，是因为这些因素都很微妙。灯光的颜色，灯泡的形状，灯光照射下，那些敦煌独有，或者西北独有的水果，还有混合出夜市声音的那些方言、那些语调，也是敦煌独有。还有街市上的气味，烤羊肉、驴肉黄面、杏皮水共同酝酿出的气味，敦煌独有。

还有天空的颜色，天黑的时间，夏天九点，冬天六点，都只是敦煌才有。形成一个独有的夜晚，需要很多因素，一万个因素，甚至十万个因素，缺一不可。这些因素中，只要有一项有所更改，夜晚就平行出另一个夜晚。和夜晚有关的命运，也滑向另一个方向。

在敦煌的那些天里，我们许多次经过敦煌夜市，无数次看过那些灯火，灯火上的蓝夜。真的，一次不够。

又一个黄昏，我们在附近吃过火锅，从夜市穿过。灯才亮起来，烧烤摊子上，客人还不多。揽客的小伙子，热情地招呼着我们，使我们觉得，从他身边走过，不吃点什么，非常残忍。但人为什么这么少啊，是因为疫情之后，莫高窟才恢复开放一个半月，还是因为在四周游玩的人还没回来？

我希望人坐得满满的，灯火照着他们，把他们的脸照得金灿灿的，蓝夜自顾自地黑下去。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不能缺少敦煌的夜晚。

雷音寺的蓝天

寺庙通常都是安静的，但南方和北方的庙，安静是不一样的。南方寺庙的静，是翠滴滴的，是让青苔都会变老的，是一只鸟的啭鸣，让鸟自己都会心惊的，到了晚上，就是李贺诗里，“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那样的。北方的庙的静，从物理上来讲，也是一种安静，但那种安静却是通向四面八方的。

雷音寺就有那种安静。

雷音寺在通往鸣沙山的路上。出了敦煌，走个四五公里，雷音寺就在路的左边，放下了去雷音寺的人，那条路还继续向前，路的尽头，就是鸣沙山，蓝天下，鸣沙山金黄，一条公路正好在中间，像条微微闪亮的河流，有点像“中国66号公路”新疆段，是网红拍照最喜欢的背景，豁出命（并不赞成）来也要在路中间拍张照的。

雷音寺门口的这条路，非常安静，或许是受疫情影响，没有人也没有车。正门就在路边，红墙映着绿树，衬着后面的蓝天，门口的抱柱牌匾上写着“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在《敦煌雷音寺溯源记》里，对雷音寺的过去，做了追溯：

近年移建于敦煌城南之雷音寺，可追本于西晋之“仙岩寺”，历十六国、北魏、西魏以迄北周；隋、唐则名“崇教寺”，五代及宋名“大圣仙岩寺”，元、明则为“皇庆寺”，清代始名“雷音寺”。

雷音寺里的《敦煌雷音寺扩建碑记》讲述了后来的故事：

雷音之史久矣。自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法护菩萨驻锡，法显、玄奘经行，历千七百余载，屡经兴废。公元一九八九年，经敦煌市人民政府同意，本会于市城南之鸣沙山月牙泉北端择龙穴正脉予以重建，一九九一年落成开光，即今之寺也。……扩建格局取法莫高窟盛唐第一百七十二窟《观无量寿经变》之壁画，邀请专业设计院草拟图稿，多次修订，规划乃定。

雷音寺和别的寺庙相似，也有天王殿、观音殿、地藏殿、罗汉堂、大雄宝殿，最里面的一个院落，有大光明殿，两边分别是琉璃殿和极乐殿。稍有不同的是，雷音寺里还有一个九宫图迷宫，可以让人体会一下人生的谜局。

在寺庙深处，一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厢房门前，摆满了佛像和神像，看得出，那些佛像和神像，都是从各处收来的，或者捡来的。既有观音和弥勒，也有寿星和财神，瓷的、泥的、铜的、木的。有非常灵动的，也有非常艳俗的，摆放在窗台上、栏杆上、地上和纸盒子里。却一律含着笑，又蒙着尘，甚至有破损。观音照旧眉眼婉转，财神照旧一脸兢兢业业，有着浓眉也压不住的笑意。

我知道有些地方，有些人，四处收集这些被人丢弃的神像佛像，把它们安放起来。这间房子，或许就是这么一个安放之所吧。

让这座寺庙，有别于别的寺庙的，是西北的大地和天空。庙外，是金黄色的鸣沙山和碧蓝的天空，庙里，也是那种碧蓝的天空，衬着屋宇、大殿前殷红的蜀葵，以及杨树、榆树和柏树。天空也是有性格的，因着大地、沙丘和白杨、花朵，天空有了性格：这是西北的天空，广漠、宽厚、慈祥、缓慢，甚至有点愚钝。它也俯瞰，但不是逼视；它也笼罩，但却更像是在包裹。它源源不断地，给大地上的事物某种养分。

它好像可以吸纳杂音，大地上的一切，因为有了这样的蓝天，都莫名地静下来了，但那种静，又不是冷冽的、无情的静，而是某种怀有期待的静，似乎，它吸纳的声音和形象，都变成了蓝天背后，某些缓缓滚动的团块。它也将吸纳我。

赵声良先生写过敦煌的蓝天，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敦煌清朗的蓝天》，他说，有位从伦敦来到敦煌工作的学者，对敦煌的蓝天发出由衷感叹。而赵先生每次从兰州来到敦煌，一看到那毫无杂质的天空，心里也瞬间轻松了。

我对天空的感受，多半和我的心境有关。在保罗·鲍尔斯的《遮蔽的天空》里，波特和姬特骑车到沙漠看日落，他们的对话，揭示了书名的含义：

“你知道吗，这里的天空非常奇怪。仰望天空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它是某种固体，替我们挡住了后面的一些东西。”

姬特微微打了个冷战：“后面的一些东西？”

“是的。”

“可是那后面能有什么东西？”她的声音很小。

“什么都没有吧，我想。只有黑暗。绝对的黑夜。”

他们不愿意深思蓝天背后的世界，他们知道那后面是生命的虚无，蓝天只是一块幕布，遮蔽了无尽的黑夜和无尽的虚空。但此时此刻，在敦煌的天空下，我看到的天空，却是温暖的、宽厚的。一切都在限定我：秋天、沙丘、蜀葵、白杨、寺庙、暖洋洋的午后，稍纵即逝的幸福感。一切也都限定了蓝天：秋天、沙丘、蜀葵、白杨、寺庙、暖洋洋的午后，和不远处画满壁画的石窟，几千年来看着同样蓝天的人。

只因，这是敦煌的蓝天。

 “危爱”月牙泉

1991年5月29日，有台湾来客，自称姓陈，辗转联系到贾平凹，随后冒雨拜访刚刚出院的贾平凹，事由很简单，他受托送三毛的遗物去敦煌，路过西安，要来看看贾先生。

对死亡有准备的人，早做好了安排。三毛告诉这位陈先生，她本打算将自己的遗骨和衣物分成两半，一半葬在台北，一半葬在浙江的油菜花田边，直到1990年10月，她来过敦煌，看过月牙泉，写下《你是我不及的梦》，就改了主意，决定把自己的一半遗物安顿在月牙泉旁边的鸣沙山上，不掘墓穴，不立碑，在那里焚化就好。

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最适合做三毛的灵魂萦绕之地，心念归去之所。沙漠是通向空无的必经之路。荣格曾说：“所有未来之事都已成图像：要寻找灵魂，古人会进入沙漠。”他也说，他的灵魂是个沙漠，而他不再避开自我，不再避开灵魂的所在，“这个世界只有自我，或是完全成为自我的人才能够踏进”。

像三毛这种“大地的孩子，苍天的子民”，这种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的石楠高地上的呼啸灵魂，必然会爱上沙漠，爱上鸣沙山和月牙泉，尤其月牙泉，一眼颤颤巍巍却又坚不可摧的泉，一点岌岌可危却又不依不饶的爱，人间和荒漠相接之地，表世界和里世界的过渡地带，既丰饶又抑郁，既欢乐又荒凉，非我族类不能体会。

它如何成形，何时成形，为何选择在此地涌出，都已经不得而知。说是党河的古河道残留成泉成湖，有地下暗流补水，所以不会干涸；说是断层渗泉，说是风蚀湖，所以才会沙泉共存，或许都有道理，但对我而言，这些道理都不算有说服力，有月牙泉，是因为必须要有月牙泉，以显示它来过，以显示它的力量。

它岌岌可危，却也存在了许久，说是汉代，就已经有游人，就已经有了“汉武帝得天马于渥洼池中”的传说；说是在唐代，泉上可以行大船，泉边有寺庙，有葱茏林木；说是直到清代，这里还可以行船垂钓，有游记这样写：“池水极深，其底为沙，深陷不可测。”

成为危泉危湖，是这五六十年的事，敦煌人多了，行行业业发展了，用水多了，地下水位自然下降，1975年党河水库建成，整个敦煌的地下水补给减少，月牙泉也终于独力难支，慢慢水位下降，慢慢面积缩小。

于是补水，于是注水，于是竭尽所能，把它多留片刻。1986年，掏泉注水，先深挖月牙泉，再挖出小泉湾人工湖，铺注管道人工注水，不可思议的是，注入的水，和自然渗出的泉水难以相融，泉水的寒碧色，和注水的淡白混在一起，反而成了浊颜色。1992年，人工输水停止。

还是要用渗水进行补给，还是要用泉的方式来补充泉。于是，休整二十年后，月牙泉恢复补水工程开始，先在党河河床上，修建低坝回灌工程，把为月牙泉补给水源的那段党河河床一分为二，一半是洪水河槽，一半渗水场，再让洪水在渗水池中停留，沉淀泥沙，由高处向低处渗流，补充地下水，让月牙泉以这种较为自然的方式，恢复生机。月牙泉的水深，终于到了两米，水面面积恢复到十二亩。

为什么要为月牙泉大动干戈、东奔西走、战天斗地？地球沧海桑田，2020年天翻地覆，南极冰山加速融化，雨林大火映红半个地球，小小十二亩泉湖，说消失也就消失了。

但月牙泉不能，就和圣·埃克苏贝里借着《小王子》说的，一朵玫瑰之所以是这朵玫瑰，是因为我们倾注在玫瑰上的爱、花费的时间。月牙泉有别于地球上所有的泉溪河湖，乃是因为从古到今，我们围绕它所建立起的所有记忆、所有往事，以及我们想起它时，那种颤颤巍巍的感情，那种岌岌可危的爱。这种岌岌可危的爱，像刀锋一样，划过我们很多次了，留下伤痕无数，唯独这次，我们好像还有点能力，尽力留住一点晶碧。

对西部人来说，它更是一种神秘象征。不是西部人，不曾守过荒天野地，不曾见识过一场雨就能让一片山柔绿，不曾在枯井里，用铁勺子咣咣地刮过最后一滴水，不曾在翻过一座沙丘后，看见一片依水而成的最小绿洲，就绝难体会这种象征的惊心动魄之处。

月牙泉，可能是全中国最不起眼，却最惊心动魄的景点。

我在不同的季节去过月牙泉，也在一天中不同的天色里看过月牙泉，夏天，被罗布麻的红花围绕的月牙泉，秋天，有金色胡杨和芦苇倒影的月牙泉，黄昏，被落日环抱的月牙泉，甚至夜晚，没有被灯带包围前的月牙泉，那时的它，像是沙漠里一个通向异世界的入口。

敦煌城离月牙泉只有五公里，但对一些人来说，住在敦煌城，离月牙泉还不够近，有一些本地人，本来就在月牙泉附近居住，每天牵着骆驼去鸣沙山载客，到了晚上七八点，骆驼下班了，成群结队、欢天喜地地走在街道上，驼铃当当响，系在骆驼身上的绒球、大红花和彩带上下起伏飞扬，更添欢喜。十二亩月牙泉，是几百几千人和骆驼的生计所在，他们和月牙泉的近，是自然而然的。

又有一些人，就是单纯为了和月牙泉近一些，于是他们来这里扎帐篷露营，就有了露营基地，渐渐有人来开民宿，有人来住民宿，在民宿里当义工，这些人最终汇聚成现在的月牙泉村月牙泉镇，一个乌托邦一样、吉普赛一般的居住点。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想，只有住在离月牙泉足够近的地方，才能有依着、傍着，乃至守着的感觉。

似乎，还不够。“我在月牙泉镇子上的民宿住下，晚上觉得还是不行，就到月牙泉旁边的沙丘上睡下。”一位朋友说，“睡沙丘的人不少，灯光星星点点的。”

“还是不行”，话很朴素，却说完说尽。面对月牙泉，总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恨不能把它看尽，恨不能把它揉碎，恨不能把它缩小带走，恨不能把它吞下，恨不能和它发生一切可能发生的关系。睡在和它只有咫尺的泉畔小镇，也还是不行，必须要睡在它身边，闻着水气，感觉沙丘深处传来的，大地的轻微震动。

哪怕注定辗转难眠，哪怕天明就要告别。

【韩松落，70后。著有《春山夜行》《晚春情话》《怒河春醒》，发行音乐专辑《靠记忆过冬的鸟：韩松落作品集》。曾任多项电影奖评审。入选《收获》文学榜，获郁达夫小说奖、《花城》文学奖等。参与录制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第二季）、《文学的日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