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展区，仿佛踏入一条奔涌的精神长河。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报、褪色的钢笔……每一件展品都是历史的注脚，诉说着文学与信仰交织的壮阔史诗。展览以“见人、见事、见精神”为脉络，将《红岩》《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等作品中蕴涵的精神力量，创构为可触可感的叙事空间。手稿、初版本等这些“会说话的文物”以清晰的历史纹理，将观众带回那段峥嵘岁月。

——主持人 姚明（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在观看了“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的手稿及图书版本后，感慨地说：“这些书当年都看过，激励了多少人啊。这些优秀的老作品、老片子，现在也应该拿出来看一看、放一放。”何其有幸，八本书中有六部手稿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如何用展览的方式让观众重温那段革命岁月的激情和热血，汲取那份“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信念，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和担当。于是，“‘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于2024年10月14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开幕。

红色经典是作家以生命书写的革命史与心灵史，是民族精神在危难时刻的凝结与升华，更是无数中国人精神图谱的呈现。如何将承载着民族记忆的经典文学作品转化为可感知、可对话的展览语言，如何让今天的观众走进这些文本，感知历史的温度，体悟信仰的力量，是策展人员必须回答的问题。

展览的情感化：基于以人为中心的策展理念

六部红色经典的手稿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镇馆之宝，在展陈中自然应突出表现，但如果只展示手稿和图书版本，那对于一个500平方米的展厅来说就太单调了。策展人员想到，“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曾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感动了几代中国人。与其冥思苦想如何丰富展陈内容，不如在尊重以物为中心的传统的同时，逐渐融入以人为中心的叙事逻辑，这样既能控制展览的节奏与层次，又能给观众带来更好的参观体验。于是，策展人员对大众阅读红色经典的程度，在展览中想获得的收获进行调研，查找相关资料。

在以全国不同省市的553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撰写的论文《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现状与策略研究》中，96.20%的大学生认为红色经典有阅读的价值；但进入大学后没有阅读和很少阅读红色经典的人数为76.24%；影视作品是红色经典的传播主力；大多数大学生阅读红色经典的认知需求是出于了解革命历史、感悟红色文化、学习文学艺术知识和应对学业需要。而以34所不同大学的2784位在校生为调查对象撰写的论文《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状况调查分析》，则指出大学生阅读方向更倾向于人物传记和故事类作品。以1718名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学生为调查对象撰写的论文《高职生红色经典阅读现状调查及改进建议——以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提到高职生阅读量较少，对人物传记、小说类红色经典书籍有明显的阅读偏好。以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的947名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撰写的论文《中学生红色经典阅读现状调查、问题分析及改进建议》，认为中学生充分认同红色经典的阅读价值；但68.1%的调查对象仅读过一到两本，16.5%的调查对象一本也没读过；多倾向于人物传记和小说故事类作品；认知来源主要来自观看影视剧和参加中学校园活动。文中写道：“受日常生活学习中接触到的影视剧改编和教科书节选的影响，一部分青少年对红色经典有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总觉得红色经典枯燥无趣，无法共情，这是他们排斥阅读红色经典书籍的主要原因。”以上问卷都提到目前阅读形式多样化，读者主要借助网络渠道阅读。

策展人员还与40余位不同职业、身份的观众进行交谈，发现代际差异十分明显。60至75岁人群年轻时以红色经典为主要读物，对红色经典感情深厚。45至60岁人群因成长经历对红色经典有情感联结，阅读比例较高，对连环画、电影印象深刻；35至45岁人群阅读比例下降，多因子女教育或单位组织活动重读。

策展人员还阅读了以352位不同年龄段、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职业的人员为调查对象所撰写的论文《红色档案展览用户需求调查分析》，其中有49.4%的调查对象想通过展览了解红色历史事件，44.3%的调查对象想对人物故事进行深入挖掘，37.5%的调查对象想观看红色文物。76.4%的调查对象想获得视觉冲击，61.6%的调查对象想获得情境沉浸，49.1%的调查对象想获得听觉感受。

红色经典的阅读情况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大众对红色经典的价值有深刻的认同感，这是展览能够让观众走得进来，又能驻足观看的基础。目前大众对红色经典的主要认知来自视频类产品，策展应充分了解点击率高、评论多的相关视频，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为展览所用。

中老年读者对红色经典故事有深厚感情，青少年读者希望能够了解革命历史，且对传记性、故事性强的小说有明显的偏好，这为展览的叙事方式提供了建议。展览除了把握好宏大叙事，还要讲好具体而微的故事。好的故事能让人们沉浸在历史的场景里，触发人们的联想和判断，产生跨越时空的对话。归根结底，展览的本质是通过文物与展品的精心组合，在特定空间中构建一个生动的叙事体系。因此，策展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展品背后的精神内核——那些打动人心的细节、与时代共鸣的情感，以及跨越时空的思想连接。

调查问卷中提到读者对红色经典有“情感隔膜”，这也是策展人员必须正视的问题之一。为了能贴近观众，策展人员确立了几个原则：一、挖掘红色经典作品中真实的故事，传递真实的感受，以真实动人。二、挖掘人物最真实的性格特征、精神风貌，这里的“人物”有作者也有小说的主人公，这里的“真实”既有事实真实，也有情感真实。三、在叙事性和真实性之间寻求平衡，让展览可读、可信、可爱。四、采用多种互动形式，培养归属感，促进共情。

展览的叙事性：转换叙事视角，让文物“说话”

八部红色经典意蕴深厚，在有限的展厅空间内必然不能完全呈现，需要为每部作品提炼一个主题，寻找独特的视角，构建一条逻辑清晰、富有感染力的叙事脉络。于是，除了常规的作者介绍、作品介绍、书籍版本呈现外，策展人员借助了艾布拉姆斯的理论来完成视角的转换。他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活动应由四个要素构成：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从经过时间洗礼的八部经典作品中选择与当下情感连接最深厚的视角形成叙事，既可调节节奏，也不至于单调重复。

《红日》是吴强的代表作，讲述了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江苏涟水和山东莱芜、孟良崮进行三次战役的故事。此部分选取“世界”这一叙事视角，选取“军民”这一叙事主题。为了重现孟良崮战役打得艰难、打得智慧，策展人员邀请了哔哩哔哩的军事博主“上将王班长”制作了沙盘演示视频。视频重点演示战争中的人的活动，粟裕视察阵地和战士们冲向阵地的照片紧随沙盘演示之后，由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提供的中央军委电报进一步渲染了战争氛围。战争前夜，32名妇女用身体搭起一座桥帮助战士过河。她们中最小的只有15岁，还有人怀着身孕。这处有温度的历史细节通过快节奏的剪辑、竖屏短视频的形式，将战争氛围推向高潮。

《红岩》是罗广斌、杨益言的代表作，讲述了许云峰、江姐等共产党员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此部分选取了“世界”这一叙事视角，以“信仰”为叙事主题。共产党员难道真的不怕死吗？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为了找到答案，策展人找到了烈士的家书。红岩家书中充满着人物之间情感的张力，展现了革命者面对离别、生死考验时的内心挣扎，这些亲情、友情、爱情便是革命者和当代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点，也能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复杂。于是我们看到江竹筠嘱咐友人“孩子们绝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黄显声将军说“生死存亡，在所不计”；文泽说“真理必定到来”；许晓轩说“我做到了党教导的一切”；张学云说“永远的离别亦在所不辞”；钟奇嘱咐妻子“你一定要再结婚”。家书墙上设置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观看全文。此外，展墙对面还设置了由渣滓洞中升起《红岩》手稿的装置，观众可以阅读手稿，也可拍照打卡。

《红旗谱》是梁斌的代表作，表现了中国农民阶级的觉醒、成长。此部分选取了“读者”这一叙事视角，选取了“民心”这一叙事主题。《红旗谱》手稿是唯一一部没有放在展柜中，而是采用上墙方式展示的手稿。它的旁边用细线悬挂着当下学者对《红旗谱》的研究论文，两者相互呼应，形成对话。此外，还邀请了哔哩哔哩影视区博主“阿牛老剧”制作了电影解说视频，10分钟即可了解故事全貌。

《创业史》是柳青的代表作，展现了以梁生宝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此部分选取了“作者”这一叙事视角，选取了“新人”这一叙事主题。柳青为了创作这部小说，扎根农村14年。他剃掉头发，脱去四个兜的干部装，与村民同吃同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地道的农民。策展人员将小说中描写梁生宝和徐改霞心灵变化的片段置于柳青的手稿之上，展示出柳青塑造“新人”的过程。策展人员也从柳青文化园借展了70多个《创业史》版本，展品上方是柳青“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的话语。此部分结尾是柳青在农村的影像，正是这位像农民一样的作家在田间地头中写出了农村的史诗。

《青春之歌》是杨沫的代表作，展现了林道静在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小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者的经历。此部分选取了“作品”这一叙事视角，选取了“求索”这一叙事主题。小说改编成电影《青春之歌》后影响极大，于是策展人员想到利用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展现知识分子的心灵变迁。展厅中可以看到穿着学生装眼神单纯、与封建家庭决裂的林道静，穿着旗袍低头读书、与个人主义决裂的林道静，穿着红毛衣眼神坚定、与旧我决裂的林道静。这三个形象被做成大幅的纱幔，纱幔下则是与每一次抉择相对应的手稿，形象与手稿之间形成呼应。策展人员还邀请获得“《青春之歌》奖学金”的大学生重读此书并撰写感受，不同年代的读者对林道静有不同的体会，这进一步丰富了观展体验。

《山乡巨变》是周立波的代表作，讲述了清溪乡建立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故事。此部分选取“作者”这一叙事视角，选取“变革”这一叙事主题。周立波和柳青一样，也是深入农村写作的典范。从他的任命书开始，到他在田地里劳动的照片和视频，都展现出“立波胡子”的风采。此外，策展人员从清溪村的展览中借鉴经验，把周立波和农民相处的趣事用漫画形式呈现出来，展现作家性格中幽默的一面。这部分最后，回归到作家本身，我们看到33岁的周立波写下的墓志铭：“他唱过歌，他晒过太阳，他碰到过几次危险，在娘子关前，在九华山下。他爱国人，他也和人打过架……”我们也看到他的书房复原样貌，那里有他曾使用的台灯、花瓶、毛笔……

《保卫延安》是杜鹏程的代表作，讲述了延安保卫战的故事。此部分选取“作品”这一叙事视角，选取“史诗”这一叙事主题。《保卫延安》之所以广为流传，离不开一次次的修改。此处选取了馆藏《保卫延安》初稿、二稿、三稿、四稿、五稿、七稿，展现创作的艰辛、成书的不易。观众可以看到，杜鹏程手稿中的字极小，甚至需要尽可能靠近才能看清，这是因为杜鹏程写作的新疆喀什纸张奇缺。另外，还选取了杜鹏程的创作日记：“1951年4月18日安葬过母亲，趁假期之便，修改作品，母亲的面容时时出现在眼前。母亲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我见不到我儿了！’每想及此，稿纸常被泪水打湿。”“1952年2月23日，写作这门学问，越深入越觉得深不可测，让人胆寒。我敢说当初写作，真是一种冒险。如今就是刀山也得走完它。”

《林海雪原》是曲波的代表作，展现了东北民主联军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剿匪的故事。此部分选择“世界”这一叙事视角，选取“英雄”这一叙事主题。杨子荣是个化名，当时两次成立调查组，才让大众知道“侦查英雄”杨子荣原来是被误认为土匪的杨宗贵。正是因为曲波的小说和改编而成的电影引起大众的热烈反响，也正是由于曲波找到了杨子荣生前唯一一张合照，才让英雄不被误解，这称得上是作品、作者与读者的“通力合作”。有心的观众看到杨子荣的介绍和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的报道《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展品后，可以知道报道刊发四天后，杨子荣就战斗牺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令人不胜唏嘘。

展览的互动性：体验什么，留下什么，拿走什么

展览的互动性，本质上是通过空间、叙事或者技术，打破静态展示的局限以及观众与展品之间的单向关系，构建出一种多维度的对话机制，唤醒观众的主体性，让历史和艺术在与个体的碰撞中产生新的意义。互动装置需要和展览内容密切结合，通过低调、自然的技术让观众专注于内容本身。

策展人员将展览的互动方式简单概括为“体验什么、留下什么、拿走什么”。观看展览需要付出一些时间、精力，最好能让观众体验到生活中不常见的互动方式，留下些自己的思想感悟，拿走些带有展览印记的照片及文创产品。

为了增强观赏的体验感，策展人员在《红日》展区设置了小人书拼图，有难、易两种选择，拼图成功后即可观看完整的小人书。在《林海雪原》展区设置了“黑话”互动，让观众扮演杨子荣，通过在屏幕上选择正确的“黑话”选项完成冒险。此外，在《红旗谱》区域设置光影拍照打卡区，并设置故事球。观众在玻璃箱中抽取小球，打开后可以看到《红旗谱》的一页小人书。这部分互动率高，较短时间就需要补充小球中的漫画。《山乡巨变》展区则设置了一个盛有重物的扁担，观众可以扛起扁担进行体验。

在《红岩》展区，策展人员设置了邮筒和纸、笔，观众扫码读完红岩家书后可以写信给烈士。现在邮箱中有很多观众的信件，还有好几本观众留言。志愿讲解员带学生参观的时候问：“你们认为烈士们能收到信吗？”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能！”他们是怀着真实的情感写信、留言的，这些信件读起来让人感动。

此次展览还设计了八部作品的文创印章，观众可以盖章留念。展览的最后，设置了领取书签的装置，拍照后APP根据观众特征推荐茅盾文学奖获奖图书，观众扫码就可以带走书签。在展厅中设计了竖立八本书的装置，装置背面是白墙，这里该怎么设计呢？策展人员经过讨论，邀请了八位小朋友书写与八部图书相关的毛笔字，简洁大方，成为拍照打卡点。这三处设置，都是希望为观众埋下文学的种子。

展览还有很多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有志愿讲解员反馈展览前言部分空间太小，往往没有办法讲解，只能匆匆进入展区。还有讲解员说，展厅被分割成八个部分，带大的团队参观时不好走动；一个展区最好只有一本书，而不是紧接着出现下一本书的引导装置。上了年纪的观众说，有些内容很好，但是不会扫码，希望旁边放置能翻阅的纸质版书籍。还有观众说，对八本书很感兴趣，展厅中可以设置阅读区域……

当观众带着新的理解离开展厅，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感悟，当孩子们在互动游戏中发出惊叹，经典的力量便在代际传递中生生不息。这或许正是文艺工作者最大的幸福——见证革命精神在时光中不断重构，永远鲜活。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策展人，图片来源：京华丹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