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公园开放记
“在夏夜把小船放在黑黝黝的水中央，不用划，任其漂荡，望着夏空繁星与琼华岛之明灭灯火交相辉映，蛙声、语声、水香、荷香、衣衫鬓影香，那真是‘仲夏夜之梦’境了。”多年之后，作家邓云乡回忆儿时生活，写下了上面的文字。
红墙白塔，琼岛春阴，金鳌玉蝀……这些景观似乎天然与北京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但在漫长的帝制时期，北海与普通人没什么交集，它是供皇家独享的御苑。
民国后，开辟公共空间，建立公园的呼声日渐炽烈。社稷坛、先农坛、天坛……一个个皇家御苑、坛庙面向公众开放，但风景优美、交通便利、最适合开放为公园的北海，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无数人为北海的开放奔走努力，可总在临门一脚“时局倏变”，功败垂成。直到1925年，经过十年的反反复复，北海才向普通市民揭开面纱，完成了从御苑到公园的转身。
今年是北海公园开放百年纪念。回首当年，不难发现北海公园的开放始终与民国动荡的时局紧密相连。北海不仅是一处供人休憩放松的公园，更与百多年来的家国记忆、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清室优待条件
1912年1月，紫禁城在一派末日气氛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自上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十几个省先后宣布独立。束手无策的清政府，只好起用已被罢官的袁世凯。袁世凯出山后，北洋军果然将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可在最后一击时，北洋军突然停止进攻，袁世凯开始劝隆裕太后与南方议和，甚至是让位。
数九寒天，清廷就像一只被架在火上烤的热锅，焦灼，彷徨，劈啪作响。御前会议一个接着一个，讨论的话题始终围绕着“是打是和”“是共和还是君主”等问题兜兜转转。主战派、主和派各执一词，会场异常混乱，本就没什么主意的隆裕太后，更加六神无主。
主战的小恭王溥伟在1月1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天御前会议的情景：
隆裕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大家都说：“我们都力主君主，没有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隆裕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
溥伟说：“冯国璋说，只要发他三个月粮饷，他愿意破贼。”
隆裕说：“现在内帑已竭，上次发的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取的。我真没钱了。”
溥伟磕头恳求隆裕太后效法日俄战争时，日本帝后变卖金银首饰犒赏军队的做法，还说此举“必能振作军心”。
隆裕犹豫道：“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了，岂不是要亡国吗？”
隆裕所说的“优待条件”指的是“南北议和”中南京临时政府抛出的清帝退位条件。其中涉及皇室的核心条款为前三条：一、清帝退位后尊号不废，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二、清帝退位后，岁用四百万两，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拨用；三、清帝退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历史上，亡国之君不是被杀，就是流放，能开出如此待遇，绝对堪称创纪录的“优待条件”，不但隆裕太后，大部分皇室亲贵都大为心动。只有溥伟等少数主战的死硬派跳着脚反对。
溥伟当场表示：优待条件不过是骗人的，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他还主动请缨说，自己愿意带兵杀敌。可溥伟从来没带过兵，隆裕知道，他不过是“天桥的嘴把式”不足信，上战场根本靠不住。
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年幼的宣统皇帝溥仪，接受了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清室优待条件》，并发布《退位诏书》，通告全国：清帝退位。至此，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正式画上了句号。
从御前会议实录不难看出，隆裕这么痛快就同意退位，完全是因为“优待条件”过于优厚。不过，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北洋政府并未按时足额支付“岁用”，溥仪的小朝廷也没有搬到颐和园居住，可以说双方都没有完全兑现承诺，但逊清皇室还是将包括三大殿在内的紫禁城外朝部分和西苑三海移交给北洋政府管理。
据《清废帝溥仪档》记载，1913年3月4日，逊清内务府接到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公函，要求他们将西苑三海内宫殿的陈设、物什等属于清室私人财务范畴的东西搬走，并于正月二十九日巳刻，也就是3月8日上午9点至11点，将西苑三海的房舍移交给国务院。届时，国务院将派秘书和工作人员前往接收。此处所说的西苑三海，即位于紫禁城西侧，由北海、中海、南海组成的皇家园林——西苑。
不久，袁世凯将总统府迁入中南海，北海则由总统府的护卫部队“拱卫军”进驻。据《北海公园景物略》记载，北海驻军先为拱卫军，后来改成毅军，再后来由公府各卫队，以及拱卫军改编的消防队驻守。
自此，北海一直被军阀部队控制，这也使其从皇家御苑转身为公园之路，走得尤为艰难。
北京急需公园
其实，早在清末，在北京开辟公园的呼声便已经十分炽烈。
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打出“预备立宪”的招牌，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分赴欧美、日本各国考察宪政。
考察回国后，端方、戴鸿慈连上几道奏折，为国家未来建言献策。其中既包括创立议会、普及教育这等国家大事，也包括修建图书馆、博物馆、万牲园、公园等公共设施的建议。
自古以来，中国只有私家花园，而无供公众游览的公园。清代，普通北京百姓游玩之所，只有北城的什刹海和南城的陶然亭等屈指可数的几处。这几个去处，或离市区太远，或缺乏游览设施，“全都不够一个公园资格”。
1910年6月《大公报》曾经撰文为北京百姓叫苦：“住城市的，房屋稠密，空气浑浊，人每日困在斗室之内，以至身体发软，精神疲乏，容易受病生灾。”建议在北京城里，“立四个公共花园，设在东西南北四城，任人随意游览，不取资费，叫那一班囚居困处穷苦的男妇老幼们，也得见天日。”
当时，清政府自顾不暇，没有余力考虑建公园的事。帝制推翻，民国肇始。开辟公共空间，建立公园，被提到政府的日程上。北京史地文化研究者王炜认为：“近代公园最本质的特点是公众性和平民性。为了表现中国已经开始迈入现代国家之列，北洋政府对于兴办公共设施，有很大热情。”
辛亥革命胜利后，各界人士便纷纷要求将北海开辟为公园。北京虽然皇家园林、坛庙众多，但论起与北京城的关系，没有哪处风景名胜能与北海相提并论。
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海陵王完颜亮把都城从上京（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迁至燕京（今北京），改名中都。金中都的中心位置在今广安门一带。建都不久，金代统治者就开始在中都东北郊外，也就是北海一带的水域营建离宫——太宁宫（亦称大宁宫）。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太宁宫离宫区的建设，乃北海建园之始。
遗憾的是，作为北京建都的起点，金中都仅存续60多年，就在蒙古大军的攻势下，毁于一旦了。元代初年，中都宫阙倾颓，水源干涸，难以满足都城发展和漕运用水的需要，于是忽必烈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址，围绕北海一带的水域营建元大都。
以至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史的巨擘侯仁之先生直言：“没有北海，也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
北海有山、有水、地理位置优越，是开辟公园的不二之选。面对公众开放北海的呼声，袁世凯十分抗拒，因为当时北海的房屋、水产收入都归总统府所有。北海实际上已经成为总统府的私产。但迫于民间舆论的压力，北洋政府也不得不做做姿态，允许少量中外名人、团体入园参观。不过参观者须经中华民国外交部批准，才能办理“北海门照”入园游览。至于为什么要外交部批准，大概与1913年袁世凯将北海静心斋划给外交部作为宴请外宾的场所有关。
首倡开放
1916年7月，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许世英，在国务会议上提交了《开放北海公园议案》，文中写道：
查京师往日名胜地点，或僻在郊原，或囿于寺观，公共游览，诸有未宜，中央公园，最为适中，然亦嫌其过狭，其他如新辟之先农坛，又偏于城西南，北城地方，尚付阙如，不足以示普及，且以都下户廛之密，人口之多，仅此两处公园，仍无以适应市民需要，本部综理内务行政，对于公共卫生，负有实力筹办之责，自应及时推广，以餍群情，现在详加考查，惟北海地方，最宜改建公园之用。
为了推动此案落实，许世英还在提案中给出了具体方案。他建议，在北海中铺设道路，架设电灯，购买种植花草树木，简单修葺一下设备、设施，就可趁暑假对外开放。他甚至开出报价——两万元就能先将公园开起来。至于日后维护的费用，可以从公园票价中支付。
许世英之所以能推出这样详细的方案，是因为北京首家公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已经提供了成功案例。
1914年10月，紫禁城西侧的社稷坛被开辟为公园，向公众开放。据当时出版的《市政通告》报道，开门当天，游人从四面八方涌入中央公园。“每天游览的人，居然过了千啦！”
京城百姓虽然在皇城根下生活了好几辈子，但谁也无缘进入皇家大内一探究竟，正好借此机会进皇家禁地开开眼。古都北京有着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皇家园林和坛庙资源，将之改造为公园，既经济实惠，又能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还能彰显平等开放的精神，可谓一举多得。
不过，民国初年，权贵们忙于争权夺势，无心发展北京的公园事业。至1916年，北京城只有中央公园和用先农坛改造的城南公园两所公园开放。中央公园场地有限，城南公园位置太偏，看来看去，北海最适合改造成公园。
《开放北海公园议案》一经提出，便得到国务会议的通过。内务部通知京都市政公所，拨款两万元，派司长祝书元任董理，与北海内的驻军商议交接事宜。
1916年7月底，北海公园将被开辟为公园的消息见诸报端，但很快就因为“时局倏变”，而无声无息地流产了。
“时局”到底有何变化？现有文献资料中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查询许世英其人的履历不难发现，当年他调任交通部长，不管开辟公园的事了，因此“人亡政息”，开放北海的事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许世英这位长官虽然调走了，但负责实际工作的京都市政公所，仍惦记着开放北海的事。
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于1914年，当时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正着手规划、改建社稷坛和前门周边建筑设施。朱启钤主持的这次城市升级改造，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这次改造中，污浊的护城河、沟渠得到了疏浚；梗阻于城市中央、严重阻碍交通的皇城墙被打开豁口；光秃秃的道路两边种上了行道树；曾经神秘的皇家大内——社稷坛被开辟为公园……通过这次改造，北京完成了从封建帝都向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转身。这其中既有朱启钤这位决策者的推动擘画，也离不开实操单位——京都市政公所。
前清时期，北京根本没有专门的城市管理部门。京师地区的户籍、卫生、治安、交通等管理分属于不同衙门。其中市内由步兵统领衙门掌管，近郊由五城兵马司掌管，远郊地区则主要由顺天府率大兴、宛平二县掌管。帝国时代，北京的职责就是拱卫皇室、安定畿辅。这样的政府机构设置，充分体现了当时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
但随着北京人口的激增和平民社会的兴起，这种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1906年，京师设置了内外城巡警总厅，北京地面上的治安、卫生、消防、征税、人口普查、食品安全……一股脑儿都交给了巡警总厅。可以说，当时的巡警总厅扮演着市政府的角色。
民国建立后，做过前清内外城巡警总厅厅丞的朱启钤深知，随着北京进一步发展，警察决不可能承担起全部市政管理的职责。在递交给大总统袁世凯的提议中，他强调建立地方市政机构的必要性。朱启钤认为，内务部应该负责关系到全国大局的事务，让内务部这样一个中央机构参与地方管理，既负担沉重，又缺乏效率。于是，京都市政公所应运而生。
京都市政公所下辖四个部，部下又设处。各处负责的工作包括审核账目、制订预算、制作地图、设计城市街道、建筑道路桥梁、对外宣传等。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王亚男认为，京都市政公所已经具备了市政府的雏形。
将北京的皇家园林、五坛八庙开辟为公园，也是京都市政公所的职责之一。1917年2月至10月间，虽然首倡开放北海的许世英已经调走，但是先后两任京都市政公所督办张志潭、蒲殿俊，仍不遗余力地与内务部磋商，推动北海的开放，可惜这两次努力都因为北海内驻军从中作梗而流产了。
阐福寺失火
1917年这次开放提议的失败，表面上看不过是历次失败中的一次，但带给北海的伤害却是莫大的。北海一直被军队占据，疏于管理，接连着了两场大火，位于北海东岸的万佛楼和阐福寺等建筑被烧成白地。
北海万佛楼，建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乾隆皇帝为庆贺母亲八十寿辰所建。万佛楼顾名思义，里面供奉着上万尊佛像。1900年庚子国变期间，万佛楼沦为日军司令部，楼中万尊金佛都被“日本军运回本国，无一余者”。进入民国后，由于缺少维护，万佛楼日渐衰败，直至起火完全烧毁。据1918年的《益世报》记载，“北海佛楼于（十一月）十七号下午六时着火。当经消防预防各队往救，至十时余始熄。”
然而，厄运没有停止。1919年春，驻扎在北海的公府卫队，在阐福寺大佛殿生火做饭时，引发大火，将大佛殿连同后面的后殿、八方亭一同烧毁。最讽刺的是，此时的公府卫队已经被改编为消防队。消防队不但没有预防火灾，反而“放火”把大佛殿烧了。
据《国朝宫室》记载，阐福寺是仿照正定隆兴寺建造的，前院有天王殿，左右有钟鼓楼；中院有三层的大佛殿，重宇三层。最叹为观止的是，殿内的大白伞盖佛母是用一整根金丝楠木树干雕刻而成的，全身嵌满无数珠宝。阐福寺建成后，乾隆皇帝每年都会到这里拈香，为孝圣皇太后祝寿祈福。
接连两场大火将北海北岸的万佛楼、阐福寺大佛殿、大圆智镜宝殿等一众建筑尽数烧毁。幸亏九龙壁是琉璃砖砌成，这才幸免于难。
有鉴于阐福寺大佛殿火灾，京都市政公所再次提出开放北海的建议。市政公所督办钱能训，派几名工作人员与公府庶务司反复磋商，经过几个月的交涉，还是没谈成。
有一种观点认为，开放北海屡次流产，表面上是北海驻军从中阻挠，实际上是大总统徐世昌不乐意。当时，徐世昌的总统府搬入中海，与北海近在咫尺，徐将之视为“深宫禁苑”，不愿意对公众开放。
1922年，直系军阀在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以徐世昌是非法选举产生为由，逼他下台，并请回之前被罢免的黎元洪，重新回来当大总统。重登大总统宝座的黎元洪，为了树立自己“与民同乐”的人设，让内务总长张国淦呈请开放北海。
1922年6月，张国淦草拟了呈请文，文中歌功颂德道：“民国肇造，府院迭居，虽玉蝀金鳌，辟门著令……今我大总统莅任伊始，特谕开放，舆民同乐，薄海胪欢，甚盛事也。”
呈文递到黎元洪面前，他大笔一挥批道：现在将这处皇家园林对公众开放，既是国家的光荣，又能与民同乐，还可以彰显政府无私的雅量，可谓一举多得。本大总统——黎元洪早就有开放北海的想法了，现在同意你们的请求，我感到十分欣慰。接下来，你们就赶紧制订开园规则，抓紧开放吧。
黎元洪的批示送到内务部，一众工作人员皆大欢喜。京都市政公所立即委托市民、绅商组织董事会。1922年9月，内务部决定于次年6月1日，正式开放北海公园。
查询档案资料可以发现，这次开放并非“假把式”，内务部确实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一份名为《北海内房产碑碣移交案》的档案记载，庶务司禀报大总统黎元洪，迁出北海内驻军的事情，由指挥处负责办理；北海内原有的管理部门也将结束工作，原有工作人员将一并交由公园管理部门统一调配；北海内原有的水产租金、房屋、碑碣也将绘制出图，一并交给公园管理部门打理。
北海开放有了时间表，一切筹备工作看起来井井有条，可就差临门一脚时，政局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23年6月，刚复位一年的黎元洪，被曹锟赶下了台。
当初曹锟请黎出山，本来就是想让他做个“过渡产品”，为自己上台打前站。此时，一年过渡期已到，黎元洪也该给曹锟腾地儿了。
在直系军阀的操弄下，倒黎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6月6日，洞悉曹锟心思的内阁总理张绍曾撂挑子辞职了。第二天，500多名驻军和警察厅的代表堵了黎元洪的门，讨发军饷。黎元洪前脚儿刚把军人们劝走，后脚儿“公民团”又拥到天安门前，要求黎氏退位让贤。接下来的几天，讨薪的军警和请愿的“公民团”轮番上阵，北京城内外一片乱象。“速即退位”“总统不管市民”“市民饿总统肥”的标语、传单满天飞；总统府的电话、自来水也被掐了。
黎元洪咽不下这口气，对身边人说：“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地被人赶走。”然而，情势逼人。6月11日中午，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联名递上辞呈，紧接着他们以下的中下级军官也宣布集体辞职。眼看大势已去，黎元洪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
黎元洪一走，原定6月份北海公园开放的事又黄了。不但北海公园开放搁置，为了控制北京的局势，威慑反对派和不合作的议员们，曹锟把更多军队调入北海。多年来，北海开放之路走得异常艰难，主要因为园内驻军阻挠。京都市政公所的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把之前的驻军请出去，曹锟的兵马又驻进北海，这下子开放又遥遥无期了。
松坡图书馆
1923年10月10日，贿选上台的曹锟，乘车从保定来京就职。创刊不久的美国《时代》周刊，生动地报道了他就任的场面：
10月10日，早上7时45分，北京阳光灿烂，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周年，当选总统曹锟元帅走下抵达北京的专列。他坐上敞篷汽车，驶过装点一新的大街。精心挑选出来的士兵，站立在凯旋牌楼前，从火车站一直排列至总统府。不同的报道反映了民众不同的情绪。有的说，他们热烈欢呼；有的说，没有听到欢呼。唯一可证实的是一种漠然的东方式好奇。
正如《时代》周刊记者观察到的那样，民众对谁当总统、谁倒台，采取一种漠然置之的态度。毕竟民国以来，政府如走马灯一样更换，日子还得照常过。一阵乱哄哄的政治事件过后，社会生活又回到了周而复始的轨道上，黎元洪时期一些与政治距离较远的项目，又不声不响运转起来，其中就包括在北海快雪堂建立松坡图书馆。
松坡者，蔡锷、蔡松坡。
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出任总教习。虽然他在长沙不过短短两个月，但是拥有一大批得意门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一些弟子还追随他来到日本，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蔡锷。
1915年，担任云南都督的蔡锷被袁世凯诓骗到北京，逼他拥戴袁氏称帝。蔡锷设计逃出北京，回到云南后率先扯起义旗，再造共和。这段故事人们耳熟能详，甚至还演绎出京城名妓小凤仙帮助蔡锷逃脱的桥段。其实，小凤仙云云不过是虚妄，而梁启超起着十分重要的幕后作用。
可惜天不假年，袁世凯死后，蔡锷也染病逝世，年仅34岁。蔡锷去世以后，梁启超非常难过，当年他就开始着手筹备松坡图书馆。在发布于1916年12月的《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中，筹办主任梁启超提出：“拟在上海购地二十亩内外，中建图书馆及蔡公祠，外为公园，树蔡公铜像。所筹经费，先尽购地建造之用，次以购置图籍。”
两年后，梁启超、李烈钧等人，买下了位于上海徐家汇的私家花园——邨园。他们在园内广植松树，建起一栋大楼，并在楼内供奉了蔡锷的牌位和遗像，名之为“松社”。最早的松坡图书馆就设在松社之中。
黎元洪与蔡锷是旧交，当他重新当上大总统，梁启超说服他把松坡图书馆搬到北京。黎元洪将北海里最中规中矩的一处园子拨给梁启超，做图书馆和蔡公祠。这处位于北海北岸的园子，虽不以布局取胜，但内涵却足以添彩。其中澄观堂、浴兰轩均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是帝后们到阐福寺拈香时沐浴更衣、用膳休息的地方；快雪堂则是乾隆为了更好地收藏《快雪时晴帖》石刻，特命人增建的金丝楠木殿。松坡图书馆时代，楠木的快雪堂做了松坡将军的祠堂，二进院的浴兰轩做了藏书室，头一进的澄观堂成了阅览室，而乾隆视若珍宝的书法刻石，则以石栏区隔，成了图书馆的邻居。
民国政局倏变，虽然松坡图书馆筹办期间，黎元洪已经下台，但为纪念蔡锷将军开办的图书馆，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即便是曹锟也不好意思阻挠。
1923年11月4日，即蔡锷将军逝世7周年纪念日前夕，松坡图书馆成立了。当时，松坡图书馆在北京有两处馆址，其一是位于北海快雪堂的一馆，藏中文图书2万余册；其二是位于西单石虎胡同七号的二馆，藏西文图书7千余册。
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曾有过一句名言：“如果世界上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
然而，现实中办一间图书馆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开馆之初，松坡图书馆每个月的开支甚至需要梁启超卖字维持。
学生周传儒曾这样回忆：“我每天侍候梁写字。他书房中有一个大瓷筒，装有很多宣纸，都是人家托他写的。他一般都站着写大字，我为他持纸。也有人托我请梁写字，我就叫他买了纸来，到时候我把纸送上给梁师写，写好后梁问我上款题什么我就报给他，他即写了下去，也记不清谁曾叫他写，我就这样为朋友熟人找梁写了不少字。梁这样卖字，每月可得二三千元。”
所幸后来，松坡图书馆并入北京图书馆，才算有了经费保障。不过，这是后话。
开园盛况
1925年6月，开放北海的呼声再次响起，这一次的主角是时任内务总长龚心湛。他效法中央公园开放的先例，先制定了《北海公园开放章程》，然后再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得到批准后，京都市政公所立即成立了北海公园筹办处，委员既有市政公所的人，也包括京师警察厅的人，可谓多部门协同办公。
开放北海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北京新闻界的关注，六七月间，北京《益世报》对此做了系列报道，北海接收、改造、招商等消息被详详细细记录下来。
北海开放最大的难点莫过于把海内驻军请出去。此时，北海内常驻军队主要是执政府卫队旅长兵56人和白塔山上公府消防队250人。据报道，这些军队正在收拾行李，准备迁出，“海内旧有之各色人等”也将一并迁出。
开园工作千头万绪，诸如购买办公家具、园内锄草、修路、安电灯、制门票、安放座椅、修建公厕等等，都需要花钱。为此，市政公所特意垫支五千元作为开办费。至于公园内的房屋租赁、餐饮、照相、游船等经营类项目，则承包给私人老板经营。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千呼万唤十年之久的北海公园，终于要开放了。7月27日，《益世报》记者参加了“媒体开放日”，替读者们提前入园参观。
采访回来后，记者用兴奋的语气报道，琼华岛漪澜堂设有饭店、茶座各一处，琼华岛东边空敞处有露天电影场和雅翠球房，西边罗锅桥附近有玉山照相馆，后面有上下两层的大茶楼。先蚕坛、五龙亭、小西天、极乐世界土山上也都有茶座，边饮茶边观海景，岂不妙哉。此外，园方还允许商贩在太液池沿岸摆设浮摊儿，售卖字画、文玩，既能增加北海内的文化气息，还能增加收入，一举两得。
不过，这样一来园内各色人等也将比较驳杂。为了维护治安，京师警察厅特意调来警察。7月底，120名警察和20名保安，全部到岗，仅琼华岛四周上山路上就设有岗位20处。山上一处石洞异常黑暗，洞中有一眼水井无盖，为了防止游人跌落井中，园方不但在此处安装了电灯，而且设岗警两人保证游人安全。
从以上报道看，园方的筹备工作，既周全又详细，而且经营理念相当先进。
8月1日，北海公园在万众期待中，如期开放。《益世报》做了报道，上午十点，京都市政公所总监朱深等人，来到琼华岛西侧的庆霄楼参加开幕礼。当天虽然有微雨，各界游人仍十分踊跃。琼华岛左右小马路平坦，亭台楼阁修葺一新，上山土路也用青石砌成台阶。东岸、北岸各处茶社、球房也均开业，设备极为周到。
公园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董翔周透露，园方计划在桑蚕门或小西天万佛楼附近设置一个电影场；在静心斋、琼华岛前的铜亭架望远镜，供游人远眺。同时，园方计划重新装饰、开放远帆阁戏楼，届时将聘请梨园名家演出。总之，北海公园的开放异常成功。
1926年，园内开辟出了专门的儿童运动场，内设压板、滑梯、双杠、秋千等设施。北岸被烧毁的大圆镜智殿院内，被开辟为公共体育运动场，篮球、网球、木马、双杠、跳高架等，一应俱全。
同样是在这年冬天，北海漪澜堂冰场，首次举办化妆溜冰会。参加者有的扮演公主、王子、黑人、骑士，有的化妆成铜火锅、大白菜，还有的化妆成蛤蟆精、小兔、小老鼠……惟妙惟肖，脑洞大开。
一位姓常的老爷子是当年冰上表演的“顶流”。他身着黑色虎皮袄，头戴虎皮帽，蓄着花白的八字胡，在北海冰面上驰骋奔走、翻腾扭转，不仅神似老虎，而且形亦似虎。
据当年的报刊记载，参加化妆溜冰会表演者，多达300余人，前来观看者达几千人。观众不仅聚集在冰场之外的观众席上，就连北海周围的小山包上、金鳌玉蝀桥上，都站满了场外观众。作家张恨水有言：“在北海公园门口，你可以看到穿戴整齐的摩登男女，各人肩上像搭梢马裢子似的，挂了一双有冰刀的皮鞋，这是上海香港摩登世界所没有的。”
精神家园
北海公园的门票一角钱，后来降到5分，看似不贵，但茶座中单吃茶每人要一角钱，各种干果、点心大多一角钱一碟。如果划船，租船押金一元、租金每小时三角。民国年间，对于大多数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北京市民而言，逛北海是个奢侈的事情。难怪邓云乡感叹：“当时一般的人家去趟北海也是一件大事，一年中是难得有一两次的。比不得富豪之家或者高薪阶层，可以每天坐包车或汽车去北海座茶座，不当回事。”
与中央公园比起来，北海显得更加曲高和寡一点。逛北海的作家高长虹曾感慨：“我在北海停了两点钟，没有看见五十个人。”然而，人越少，越清净，越显得游园者的超凡脱俗。清晨，人们总能看到手提文明棍的大学教授、名流雅士漫步在荷叶青青、藕花艳艳的海岸。
初到北京的湘西青年沈从文，原本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很快表弟就建议他搬到沙滩附近居住。这里毗邻北大红楼和北海公园，可以“多接近一些文化和文化人，减少一点寂寞”。搬到沙滩以后，沈从文步行就能去北海公园，北海也成为他的写作素材。
1925年8月25日，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到北海去》的小说，此时距离北海开放还不到一个月。
在另一篇自传性质的小说《老实人》中，沈从文将主人公的爱好直接设定为“每日到北海去遛”。主人公从琼华岛至五龙亭、九龙碑、静心斋、濠濮间、船坞、白塔的路线，似乎就是他自己游览北海的写照。
人少一点则公园中所有的佳处全现出。在一些地方，譬如塔下头白石栏杆，独自靠着望望天边的云，可以看不厌。又见到三三两两的人从另一处缓缓的脚步走过，又见到一两个人对着故宫若有深喟的瞧，又见到洒水的水夫，两人用膀子扛了水桶在寂静无人的宽土路中横行，又见到……全是诗！
北海吸引文化人的另外一点是前文提到的松坡图书馆。松坡图书馆在北海快雪堂开办之初，北海尚未开放，少有人知。后来公园正式开放，人们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
曾经在松坡图书馆工作过的骞先艾，这样回忆松坡图书馆的样子：
图书馆是开着旁门的，从一条矮松夹道、铺着碎石的小径上去。经过了一个短短的走廊，便到了和大客厅差不多的阅览室。里面布置得很雅洁，明窗净几，几张榆木桌椅，两个大杂志架，两个目录橱，三四个报架，参差地排列着。壁上挂着穿着上将军服、面貌清瘦的松坡将军的遗像，梁任公先生亲笔写的《松坡传略》《祭松坡文》和《松坡图书馆记》，还有几幅松坡铁画银钩的遗墨，都是用很大的玻璃镜框装着。一走进这间屋子，便使人感到幽静、凛肃与伟大。庭院也是同样的静谧，亭亭伫立着几棵青松，有盆花、鱼缸、花畦陪伴着它们。偶尔有几声檐雀的低唱。第二进便是图书室；第三进是蔡公祠……
虽然此时北海公园已经开放，但读者仍须买票才能进入松坡图书馆，所以还是安静的。好幽静的学者可以到这里来从事研究，写作者则可避开尘嚣躲到这里来埋头工作。
松坡图书馆也留下许多浪漫的名人轶事。梁思成和林徽因曾在这里谈恋爱。周日无人时，梁思成常约林徽因去松坡图书馆闭门看书。徐志摩常常扮演“不速之客”，惹得梁思成只好“于门上张一纸条，大书：Lovers want to be alone。其事遂绝”。
对于工作其间的馆员，松坡图书馆更是天堂一般的存在。每天，骞先艾处理完馆里的杂事，便躲到书库去看书。疲乏了，便挟着一本书走出门，在海边大树下的长椅上去坐着，看看书，又看看风景。有时他毫无目的地沿着太液池散步，一直走到下午五点才回家去。如果遇着月夜，他便会坐到深夜，感觉到有点凉意袭人时，才起身回家。
对于“五四”新青年而言，北海不仅仅是一处充满诗意的公园，也是一处逃离现实的精神家园。他们在这谈诗、谈美、谈文学，暂时逃避现实的苦闷与不堪。北海也完成了从皇家御苑到国民公园的现代化转身。
参考资料：
白珍珍：《北海公园开放始末》；王炜、闫虹：《老北京公园开放记》；林峥：《公园北京：文化产生与文学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