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霞 ：塔秀
刘永霞，贵德县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小路》。
塔秀
刘永霞
树
在塔秀，印象最深的除了苍茫的、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背着水骑着摩托的卓玛，还有乡政府旁一排挺拔的树。那排树具体是什么时候栽植上去的，已无从考证了。
它只是静默在那里，春夏秋冬，一季又一季。
我第一次留意到它，是在高原寒冬的一个下午，说是“寒”是基于温热的沿海地区而言，那天的气温大概在零下十几度，故而在这样冷的天气里，眼里突然出现两排树，实属有些许意外。那两排树在车窗外端立着，它和我在上古神话中了解到的“十日所浴”的扶桑相像，两排树像是同根而生，相互依偎、扶持生长着，虽没有高达数千丈，也已越过乡政府的大门、围墙，直直冲入半空。又和《诗经》里“其叶蓁蓁”的桃树大有区别，树上连一片叶子都没有，只有长长短短的枝条，树的旁边是牛羊的蹄印和粪便。这样的存在让我不止一次地在想，它们是在质问什么吗？比如，日复一日的坚挺在路两旁，挡住了肆虐的风沙，是否有人知晓。或者，在生存的年岁里，是否有牛羊啃食过它的身体，牧人有没有在意过。有些时候，大自然比人更能感知冷暖温热，就像此刻，我在车里吹着暖气丝毫不觉得冷，而窗外的那排树却在风的驱动下簌簌作响。
我下了车，在风的裹挟下来到了两排树的中间，树皮皴裂，裂缝中夹杂着沙子和牛羊毛，还有一两颗羊粪。很显然，这些树并不是简单地立在这里，它有自己的使命。
两排树的尽头，有个脸色黑青的藏族汉子穿着皮袄扫着昨夜大风刮落的叶子，在扫把的驱动下两排树中间的路裸露出了水泥。水泥甚至比他的脸色更浅一些，这要是在大城市里铁定会被人认为这是一个病人或者是异国人。事实相反，高原上的牧民身体与脸色无关，他们身体一个比一个好，干活一个比一个厉害。我裹了裹身上的羽绒服走近他，出于好奇我问了他这些树叶的用途。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商店，说那是他的家，后面是畜棚。这些树叶一部分要用来煨炕，一部分粉碎了给牛羊吃。他在说话的时候连头也没抬，好像我还挡住了他扫树叶的路。
我是如此贸然和突兀。
我退了退，他连头都没抬。许多时候，我们认为的生活仅仅是界定于自己活动范围内所发生的行为举止，并非雷同。就好像这排长在牧区的树和生在农区的我。
庄子在《逍遥游》里写道:“对于一棵树来说，木匠看不看得上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何不把它种在广漠无边的旷野中，你可以悠闲地在树下徘徊，逍遥地在树下躺卧，又有什么不好呢？”是的，对这棵树来讲我的存在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藏族汉子却赋予了它存在的意义。诚然，这棵树存在于此的意义从不止于此。炎炎烈日，当牧区的汉子在拖拉机上拖着青稞、炒面走街串巷搞副业的时候，它的臂膀可能会给予人们阴凉，让在夏窝子里生活惯了的他们有一种久违的清凉。在一场狂风席卷之后，他们的碎枝碎叶可能被勤快的藏族阿尼拾掇到了自家院子里，在矮小的锅灶里燃起熊熊烈火，成为一顿佳肴必不可少的辅料。在夜深人静的夜晚，醉酒的男人倒在马路上被家里的女人拽上了摩托车，从它的面前呼啸而过。还有可能，寂寞的牛羊曾用身子刮舔过它，这是动物与植物的交流，也是我的猜测。
同行的人从车窗里伸出了头喊我上车，大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好像还有砂砾吹进了车里。我还想再了解一些关于这些树的东西。但是在他们的眼中我好像有些奇怪，有些让他们摸不准。我问了同行的人，这些树是啥时候栽植上去的，他们没有正面回答我。只说八几年参加工作那时候就有，我还想再问的时候。车子的轰鸣声将我拉回了工作中。我想起曾经在作家蒋勋《品味四讲》中看到过这样的描写：“所有生活的美学旨在抵抗一个字—忙。”是的，如果说繁忙的生活确实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常态，那么一些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慢时光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如此时此刻，尤为重要。
很多时候，我会想起那两排树和一些存在于时间长河里弥足珍贵的记忆。有一些是关于坚守的，有一些是关于守护的，还有一些是关于生存的。而那两排树直插云间到底在昭示着什么。我一次次在问自己。在这里生存的不仅仅是这排树，还有人，年迈的僧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读着经文，他们额头的皱纹和树上的年轮一样让人心生触动。年轻的藏族妇女，穿着简单破旧的皮袄匍匐在雪山深处挖冬虫夏草。山脚下耄耋老人转动着玛尼石，一遍一遍祈祷着。还有，久出未归的藏族汉子，在秋后的一个晌午踉踉跄跄地走回了家。
日子就是这样接续的。
有一天，这棵树会重新长出来，就像英国诗人菲利普.卡拉金写的：“树正长成新叶，好像某事呼之欲出；初绽的嫩芽悄然舒展，点点新绿恰似某种幽怨”。
是的，这棵树也在人们不经意间长出新叶，甚至不需要一场风雨的催化也能长得枝繁叶茂。这种枝繁叶茂在高原看来也许是缥缈的、甚至是虚无的，但它确实能滋养牧人干渴的心灵。在高原长时间的风吹中，他们属实需要这种慰藉，如同干涸的河床迎来了一场洪流。
我在想这些的时候，繁忙的工作总是接踵而来。
那么，那两排树直挺挺地立在塔秀街道，它到底向人们昭示着什么。
此时此刻，它已经没有了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样子，也不能用遮风避雨来形容，它甚至都没能留住最后一片想从它身上逃离而去的叶子，它只是塔秀街头再普通不过的一棵树了。甚至，来来往往的人都不愿意看一眼他。就像那些搁浅在门道里的农具，前者是被人遗忘，后者是被时代淘汰。但不论怎样，他们存在过得意义都不应该被抹杀。
多年以后，如果没有被人为地砍伐，这两排树依旧会生在这里，只是随着年份的推进，树的枝干会越来越粗壮，树与树之间的距离会更加紧密，同时树的年轮增加了一圈又一圈，树的旁边还可能长出一排小树苗。
又有谁能说得上呢。
那天之后，我总会梦见那两排树，梦里是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最后一篇中描摹的场景：“黑灰色的天上有些地方还闪烁着星星;湿润的轻风有时会像细微的波浪一般飘过来;可以听见低沉而隐约的夜的絮语声;一棵棵笼罩在阴影中的树发出轻轻的响声。车毯铺好了，装茶炊的小箱子也放到脚下。两匹拉套的马蜷缩着，打着响鼻，雄赳赳地倒换着四条腿；一对刚刚睡醒的白鹅静悄悄、慢腾腾地穿过大路。篱笆那边，花园里，更夫安静地在打鼾。每一个声音似乎都停在一动不动的空气中，停住不动。”
巴仓农场
“巴仓农场坐落在南面依山、三面环水的贵南草原上，东西长百余里，土地肥沃而平坦。每到夏季，水草丰茂。处处生机盎然，是个天然好牧场。上世纪中期，青海劳改系统掀起了开荒造田大会战，在此建立了吴堡湾农场联合企业公司，下辖吴堡湾农场、塔秀农场、巴洛坦农场、新洛农场、大仓农场五个分场，另有一个尕佳滩农场待开发，计划开荒造田五十余万亩。”这是在我还没有去巴仓农场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中的摘录，作者在巴仓农场生活了20年。
这些文字的出现，更加坚定了我想去巴仓农场看看的决心。
车子从县城到巴仓农场差不多走了40分钟左右，途经的路上除了草原还有耕地。远远看去，那些耕地从山脚下一直延伸到马路边，如果没有马路还可能再延伸。我推测，1960年，贵南县开荒造林工作开始的时候，这片土地上一定有许多人他们放下了家里的妻儿、父母，来到了陌生、遥远的贵南。在这里，他们住在四下漏风的帐篷，夜夜听着狼的哀嚎，在胆战心惊中度日。在这里他们吃过榆树叶子做成的“馍馍”，喝过油菜秆磨成粉掺和野菜的拌汤。很多时候，面对巨大的开荒任务和艰苦的自然环境，农耕器械时常出现问题，他们又不得不用人力进行开垦。过往的一幕幕好像从书上转移到了我的眼前。
他们后悔过吗？
也许，重要的从来不是答案。
好不容易到了农场，我才发现空旷的院子门口只有打扮精致的我，没有想象中工人热火朝天干活的样子，只有寂静的场子和一些遗弃的物件。
地图上显示，这个农场所在的地方是巴塘新村，距离塔秀乡政府5.5km，东与西格村接壤，南与达茫村相邻，西与扎日干村连接，北与茫拉乡毗邻，是塔秀乡唯一的农业村。而巴仓农场早在2005年整体移交给了政府，移交的时候把原先巴仓农场附近的塔秀、茫拉两乡21村183户贫困户搬迁到了原巴仓农场，组建了塔秀乡巴塘新村。现在，这个曾经存在了很多年的农场只是新村里一个破旧的场子而已。在它身上我全然看不到西班牙绘画大师米罗在《农场》中表现的风格化的大树、棱角分明的乳白色建筑、小动物、农家用具，也感受不到作家沈从文在《边城》中描写乡村时的：“洗净尘埃的田园中，爱是透明的，连惆怅也有了淡淡的暖人的情味”。我只觉得乏味。
我打开了那把锈迹斑斑的大铁锁，门打开的时候吱吱呀呀的声音很是刺耳。在我的想象中，它既然是一个农场，就应该有一些农垦生活的痕迹。果然不出所料，走了几百米之后，一座砖瓦混合的土结构建筑进入了我的视野。这个应该就是场房了吧，门口一块儿铁牌子上写着：“青海藏羊地毯二佰二十九车间”，它有7个窗户，虽然窗户上的玻璃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上面用钢筋做的格挡还是依旧牢固地挺立着。走进里面，车间的顶棚是榫卯结构，是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就盖房建屋的结构，是在上世纪70年代，余姚的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现的干栏建筑遗迹中的榫卯结构。我突然有些惊讶，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数年前前辈们用千件木构件凿卯带榫的做出来的，这种结构我只在贵德的玉皇阁见过。尽管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用铁做，而是选择了看似简单的木头，可能使用加工木料也并非一件易事，但他们还是用双层凸榫、凸形方榫、圆榫、燕尾榫、企口榫等榫卯形式的雏形做成了这个车间。这些大概符合他们当时的现状吧，可能当时在这里工作过的人不仅深谙种地更懂建造技术，并且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我不知道。顶棚下面是数十根绿色的铁柱子，这是当初用来做藏羊地毯的工具，有些已经塌下来东倒西歪，还有一些吃力地顶着看似将要倒塌的墙体。从车间出来后，旁边是两层楼梯，下面是厂房，上面是工人住的宿舍。楼梯角落的墙上写满了“正”字，我猜测这应该是当时记录工分的一种形式吧。
透过这些东西，仿佛可以听见很久之前，人们在冷月寒天的日子里在塔秀草原上进行开荒会战，以及其他。爷爷曾经说过，生产队里他们用画“正”来记录工分，来彰显自己劳动的成果。当这种记录形式再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就印证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延续的。比如，爷爷在世的时候，每年一到六月会就会催促着我摘花椒，当然，这一项工作并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我负责把花椒从树上打下来，爷爷负责把花椒摘干净。我和爷爷每卖掉一斤花椒就会在门道的土墙上画“正”。若干年后，那面墙上都是我和爷爷留下来的印记。是的，时代不同，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精神却一直延续着，这种延续不同于血脉和其他形式的延续，它是基于历史保存下来的永久智慧。
从农场里走出来，我在想以后这个院子、这些器械、这些树木、这些故事、这些人会被遗忘吗？迟子建在《农具的眼睛》中这样写：“我可能会忘记尘世中我所见过的许多人的眼睛，那些或空洞或贪婪或含着嫉妒之光的眼睛，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农具身上的眼睛，它们会永远明亮地闪烁在我的回忆中，为我历经岁月沧桑而渐露疲惫、忧郁之色的眼睛，注入一缕缕温和、平静的光芒。”我在巴仓农场的院子里站了许久，也想起了那个在农场里生活了20年的人。当他们把第一台名叫东方红的拖拉机开进贵南的时候，村庄里的人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可能有些村民还不知道这是用来做什么的，他们仔细地抚摸着机器，眼中充满着向往和不可思议。他们又在草原上捡牛粪、打柴、割小灌木条和狼尾巴刺。而后，他们开垦过的地方长出了绿油油的青稞、金灿灿的油菜，还有能成为白面的麦子。
好像这些，又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遥远又清晰。
在时间的长河里，有时候就是分不清哪些该被记住，哪些随风而逝，仅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意识的自主选择性，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这座农场的存在提示着老一辈巴仓人在这里开荒种田的痕迹，他们用智慧给后辈留下了一座风吹不坏、雨冲不走的建筑，也用行动让这片荒芜的土地变得生机盎然，甚至从他们身上流传下来的一些被称为“精神”的存在鼓励着一代又一代。还有可能更加久远。
妇女
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那个藏族妇女的心情。她弯曲着双腿坐在门口满是羊粪的地上，枯枝、牛羊粪附着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她的眼泪喷洒到了破旧的袄子上。难过、心痛、寒酸，这些词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头。可是，从她接下来的叙述中，我才明白她还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在这个世界里为了不上进的孩子操碎了心，为了离婚的姑娘愁白了头，还为了还不上的贷款一宿一宿地失眠。就像巴金在《一个车夫》里描写的：“他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然而他能够倔强！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不害怕，不悲哀。”等同的情感。可是她毕竟不像“车夫”骄傲、倔强、坚定。
她只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如果生活是一场电影，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些是善良、有些是罪恶，还有一些不属于非黑即白的范围。生活最惨的一面也不过是捱着推日子。
就在刚刚，车子载着五个人像一头困兽穿过看不到边际的塔秀草原，经过一段雨水堆积的土路，到达了目的地西格村。村子里半截破旧的土墙上晒满了牛粪饼，一段几百米的水泥路上堆晒着青草。村里见不到人，只听见几声牲畜的叫声像女人不舒畅的哭喊。这些零星地出现在村庄里的事物让村庄有了些许气息。我下了车，从巷子口就看到了那个妇女。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们即将走近她的时候，她停止了能从巷子口听见的哭声，揉了揉红肿的眼睛，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还提了一下裤子。她完全没有沉浸在上一秒的痛苦里，她拖着肥胖的身体快步上前，挤走了站在老袁身边的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她一把抓住了老袁的双手，在那一瞬间老袁的黑框眼镜差点儿被她打落在地。
她握着老袁的手，本就不高的身材又弯下去了一个度。“你要管管我啊，我今年快70了，就靠着这三十亩草场维持着生活，现在草场就是我的命啊！”她说完后，又再一次哭起来，泪水打在了握着老袁的手上，还有一些掉到了尘土里，无影无踪。老袁搀扶着她走进了这个只有一个简单的铁栅栏做成门的家里。已经被雨水侵蚀的发红的铁门在推开的时候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院子里左边堆放着整齐划一的牛羊粪，右边摆放着饲养牲畜的农具，院子中间一个三四米的杆子上绑满了经幡，在风的作用下左右摇摆。院子中间还有两个新修的小花园，花园是用水泥砖块隔开的，从发白的水泥砖块以及裸露在旁边的新土来看，这个花园修建的时间并不长。小花园里没有花，只有几棵蒲公英，和一小堆绿草。我不知道这个花园的用途。心里就想，在牧区家里修花园的人家比较少，或者是我看见得少，我有些吃惊，也觉得不解。
我们跟随着她，来到了一座矮小的房子里，房子外面是一个简易的封闭，封闭上没有玻璃，她说是前几天被山风刮落的，旁边的一堆玻璃碴子让人看得耀眼。跟在身后的第一书记说，村里的已经去县上买玻璃，估计这几天就能装上，还说这一家已经纳入了危房改造项目的范畴内。我们走到里屋，半幅墙上挂满了伟人的照片。她把老袁让到正中的位置坐下，开始了叙述。
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死于车祸的丈夫。丈夫出车祸的那一年她才38岁，后来的日子里她带着年幼的孩子谋生。因为自己没有读书，一辈子没有去过大山外面，所以现在就算家里没有男人，她也依旧咬着牙供孩子们读完了书。她说，她用家里仅剩的一些钱买了三只羊两头牛，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山里放牧，放牧的时候再挖一些草药换钱，家里的30亩草场也租赁出去了，就这样维持着生活。后来，女儿读完高中后嫁给了村里的一个男人，婚后常常被酗酒的丈夫殴打，有一次差点儿打断她的腿，不到30岁的女儿带着一儿一女离婚了，现在孙子孙女还是她带着，女儿离婚后一直在外地打工，两三年回来一次，这次距离上次见到已经时隔两年了。儿子在读书的时候就成绩好，大学毕业后，她把家里的几只牛羊给卖了，让儿子在省城找培训班考公务员。可是，年轻的孩子终究是没能体会她的良苦用心，他拿着买了牛羊的钱在省城吃喝玩乐，十年过去了他也没能考上一份工作。相反，是年迈的她每天给邻居放牧挣钱给他生活费。就算这样，她也从来不曾有过怨言，她想再多给几户人家放牧，她就能挣更多的钱，争取在儿子40岁前给他娶媳妇。可是，她的日子从来就没能如愿过。因为丈夫是酗酒导致的车祸，对方迟迟不肯给予赔偿，一场官司打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拿到了赔偿款。自从拿到赔偿款后，儿子就开始酗酒、打麻将、长期不回家。
昏暗的房子里，绑在大梁支柱上的经文已经看不出墨色，厨柜里的酥油灯上布满了灰尘。她哭诉着，尤其说起儿子的时候，她把头深埋进了胸脯上两个比婴儿的头还大的乳房间。我好像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乳房，比婴儿的头还大，下垂着，差不多垂到了肚子上，它像是村上春树描述的“柚子般”的乳房，只不过下垂了很多、干瘪了很多，更像是舒婷在《致橡树》中描摹的伤痕累累的乳房。深埋的脸、下垂的乳房，好像看着很有层次感。她哭一会儿说一会儿，老袁一直听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她说儿子赌光了父亲的赔命钱，又把仅剩的三十亩草场赌了出去，她实在活不下去了。她说她想死，可是她又不敢死，她有女儿，她害怕有一天女儿回来了找不到家，找不到阿妈。她想把儿子输出去的地要回来，她没有办法，得生活。
在听了她的讲述差不多四十分钟后，老袁叫来了村里的负责人、司法所有名的调解员，还现场叫来了当事人。
后来，事情最终得到了解决。
再后来，她的女儿再婚了，和一个兴海的牧民结婚了，他们在西格村里盖了新房子，她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被输掉的三十亩草场也收回来了。
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写过一首散文诗《乞丐》：“我在街上走着……一个乞丐──一个衰弱的老人挡住了我。红肿的、含着泪水的眼睛，发青的嘴唇，粗糙、褴褛的衣服，龌龊的伤口……贫困把这个不幸的人，弄成什么样子啊！他向我伸出一只红肿、肮脏的手……他呻吟着，他哀求施舍。”
是的，就是这样。
苦难的人得到了解救，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进行了洗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苦难，就是为了唤醒人的爱和怜悯，为了打碎包裹我们心灵的那种硬壳，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柔软起来，再柔软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