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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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某日，到江西泰和县龙洲村，寻访布衣刘过（字改之）。龙洲村是刘过家乡，他在这里出生，长大，之后他出外求学，求职，求友，求功名，漂泊一生，最终客死昆山。他求功名不得，求职亦不得。然而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诗人之一。他因诗名世，仗诗出游，与他交往的人，有军曹、文士、诗人、侠客、浪子、妓女，甚至宰相、皇帝……他与诗人相互唱和，与山水楼阁相看两不厌，伤春悲秋，愁离恨别，对酒当歌，快意江湖，又在人群中时时不忘藏起自己袖口磨破的部分。如此传奇，如此落拓不羁，他的故乡，应该保留了他不少的记忆才对。他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流浪期间，也多次因母病或怀乡返回家中，常常居住数日再踏上行程。他是给村庄带来声誉的人，村子怎能不精心保存关于他的物证？

然而没有。在泰和，龙洲村是个小村，只有数十户人家。它是村中之村——它与南门村、排田村两个自然村一起组成一个行政村。行政村名南门，因为三个自然村，南门村人口最多，行政村自然以南门为名。可如此一来，龙洲村的存在感就弱。另外，它还是城中之村。它身处泰和县主城区，建筑多为多层簇新楼房，除了部分菜地，已经没有多少村庄的属性了。村与村之间界限模糊，分不清哪里是南门村、排田村和龙洲村，分不清城镇与村庄。没有明确的地理标志和村庄特性，龙洲村靠什么来指认自己？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会不会有一天，龙洲村这个小小的、面目模糊的村子，会被城市挤占和吞噬？

如此村庄，连保住自己都难，怎么可能保得住八百多年前的村民的记忆。走进龙洲村，发现也许是城中村的原因，村子太新了，楼房是新的，道路是新的，树木是新的，太阳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是新的，整个村庄好像就只有五十岁那么老。就连祠堂也是新的，祠堂钢筋水泥砖混结构，虽然努力拟古，比如飞檐翘角，但明显看得出修建的时间不长。祠堂对联说的是村庄来龙去脉，供奉的是龙洲村开基的祖先，刘过踪影全无。村子里有一座惜字塔，相传是刘过所建，可也是新的，说是原塔损毁，几十年前原址重建，可毫无古意，也没有任何文字证明跟刘过有关。有人取来刘氏族谱，竟是一本铅字印刷品，开本类似《现代汉语词典》，字迹密密麻麻，刘过应该列于其中，但要从这厚厚一本族谱里，找到大约五号字体大小的刘过，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村庄没有为刘过建造的古老牌坊，没有为刘过塑造的石头塑像，没有以刘过命名的休闲广场。刘过死在江苏昆山，这里自然也没有他的墓地。刘过在这里是不重要的——牌坊乃是朝廷重器，为旌表忠臣孝子贞妇，泰和所属的庐陵，自古称为人文渊源之地，曾有三千人考中进士，忠孝节义者众多，牌坊堪称林立，仅泰和一县就有不少，如蜀口洲村祖祠牌坊上书“五经科第”，是张扬该村有二十多名子孙列进士榜，与龙洲村同属澄江镇的杏岭村北明朝五朝元老杨士奇墓，有牌坊上书“与国咸休”。刘过没有功名，也没有因忠孝显赫乡里，他怎么有资格获得牌坊旌表的待遇？同样的道理，他怎么有资格被塑成塑像命名广场？

可牌坊与塑像，并非关乎历史记忆的唯一载体。土地无言，但土地是古老的。这里的土地肯定记得，它的子孙刘过是如何在这里出生、长大，如何满怀希冀地出走与忧心忡忡地回返。同样，离村庄几百米远的赣江肯定也记得，它是怎样把刘过带走，直至步入最终无家可归的境地。——有没有可能，正是住在流动不息的赣江边，小小的龙洲村因此有了浪迹天涯的心性，刘过的血液里因此就有了羁旅的基因？

可刘过最初离乡的旅迹，并不是从赣江开始的。他的第一次出走，乃是去湖南长沙求学。从泰和龙洲村去长沙最近的线路，并非水路，而应该是陆路，向西南出发，从莲花过萍乡，大约二百公里就到了长沙。

在湖南，这位一脸青涩的庐陵才俊，一身土气的农民后裔，得以养成了他疏狂的性格，他的诗词创作，也因此濡染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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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过是吉安（庐陵）人，庐陵文化无疑是他的精神底色。漫观他的一生，他的身上有着他的乡党欧阳修、杨邦乂、胡铨、杨万里等共同的性格特征：激烈、决绝，只认是非不辨利害，同时以士大夫道统为宗，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终极使命。可他又同时有着与欧阳修、杨邦乂、胡铨、杨万里等庐陵才俊不一样的疏狂气质。这种气质，绝非自生，应该与他在长沙的求学有关。

关于刘过的湖南求学，历史记载的笔墨寥寥。偶见刘过中年之后在《与许从道中书》中说起：“某自借湖南之次，默默无闻。……方珉隐先生教学于湖也，从游之士无虑数百人，然而获亲且近者，亦不过六七人。”

方珉隐先生即浙江永嘉人戴溪。戴溪是南宋著名学者，少有文名，淳熙五年，别头省试第一，监潭州（长沙）南岳庙，出任湖南潭州石鼓书院山长。应该是那时候，刘过投身于戴溪名下，成为石鼓书院的一名学子。“从游之士无虑数百人，然而获亲且近者，亦不过六七人”，言下之意，石鼓书院学子数百人，与戴溪最为亲近的学子，也就六七人。刘过无疑是其中之一。

然而刘过的个性与戴溪毫不相关。戴溪参加别头省试第一，说明其出身于官宦之家。所谓别头省试，是宋代为限制官僚、士族子弟应试的特权，规定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时必须加试复试，主考官的子弟、亲戚参加考试应该另立考场别派考官，即“别头试”，是比科举考试还要严格的一种考试制度。如此出身的士族子弟，多温和沉静、张弛有度，戴溪也毫不例外。戴溪以别头试第一进入南宋官场，深谙危墙不立危邦不入，一生平顺少有坎坷，最终以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致仕，是典型的小心谨慎、循规蹈矩的士大夫。他在石鼓书院当山长之时，撰有《石鼓论语答问》一书，阐发《论语》义理，持论平允，朱熹以为近于道。宋史说其“素行平易谨慎，不为新奇可喜之论”。他的故乡永嘉（温州），历史上也几乎不产狂士，孕育于永嘉之地、南宋时期流行的永嘉学派学说风靡全国，也是极其理性的学问，以农商一体、富国强兵为主张，没有丝毫的狂狷成分。

不是得于其师戴溪，刘过的疏狂性格，只能从湘楚文化中找到其源头。湖南古称湘，是古代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三面环山，四水竞流，丘陵起伏，河谷纵横，气候湿热，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植被丰富，水泽广阔，最宜生产渔稻，也生产巫与神话。春秋战国时期，因四面齐、晋、秦等皆为强邻，楚培养了不畏强悍的心性，又加上糅合了中原商文化的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以及汉苗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碰撞，湘楚之地，自古就养成了以屈原、贾谊和怀素为代表的决绝、自由、标新立异之人文性格，表现在文学，就是以《九章》《离骚》为代表的，以奇诡的想象、夸张的书写为特征的浪漫主义风格。农家出身的少年刘过一到长沙，瞬间被湖湘文化所裹挟，其几近无所依傍的白纸一样的灵魂，被注入决绝、自由、疏狂的湖湘文化因子，几乎就是命中注定的事。

刘过后来在诗词里谈起湖南，不免眉飞色舞，如饮甘泉：

万里湖南，江山历历，皆吾旧游。看飞凫仙子，张帆直上，周郎赤壁，鹦鹉汀洲。吸尽西江，醉中横笛，人在岳阳楼上头。波涛静，泛洞庭青草，重整兰舟。

长沙会府风流，有万户娉婷帘玉钩。恨楚城春晚，岸花樯燕，还将客送，不与人留。且唤阳城，更招元结，摩抚之余歌咏休。心期处，算世间真有，骑鹤扬州。

——《沁园春·万里湖南》

“万里湖南，江山历历，皆吾旧游”“吸尽西江，醉中横笛，人在岳阳楼上头”“波涛静，泛洞庭青草，重整兰舟”“长沙会府风流，有万户娉婷帘玉钩”。在刘过的笔下，湖南于他，是何等风流快活之地，也是何等的情深义重之所！

而在另一首名为《沁园春·观竞渡》的词里，他以更加沉郁的语调写下了对湖湘文化的理解以及对湖南的深情：

画鹢凌风，红旗翻雪，灵鼍震雷。叹沈湘去国，怀沙吊古，江山凝恨，父老兴哀。正直难留，灵修已化，三户真能存楚哉。空江上，但烟波渺渺，岁月洄洄。

持杯，西眺徘徊。些千载忠魂来不来。谩争标夺胜，鱼龙喷薄，呼声贾勇，地裂山摧。香黍缠丝，宝符插艾，犹有樽前儿女怀。兴亡事，付浮云一笑，身在天涯。

3

淳熙十年（1183年）冬，在湖南获得参加礼部大试资格的刘过告别了湖南，走在了去临安参加第二年春的礼部考试的路上。

那一年刘过30岁。他是意气风发的，也是踌躇满志的。他有学识，经史子集烂熟于心，能从潭州石鼓书院数百学子中脱颖而出，成为老师戴溪最亲近的六七人之一足可证明。他爱国，知兵，关心政治，对时局有一套貌似观点独到、逻辑严密的见解，是坚定的主战派。他有卓越的文学才华，作诗填词一挥而就，语言华丽险峻，金句迭出，令人过目难忘，在崇尚诗才的南宋，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手艺，是可以敲开西湖边任何深宅大院的通行证。南宋科举，以诗赋、经义、论、策取士，刘过的学识过人、关心政治、善诗词，几乎就是对应科举而生，认识刘过的人都认为，科举于他并非难事，假以时日，他说不定能成为他的乡党欧阳修、胡铨、周必大、杨万里这样的人——或者他的老师戴溪这样的人。

天冷，正是霜风凄紧、寒意料峭的季节，可赶考路上的刘过全身火焰熊熊。满目衰草连天，可刘过感到脚下的路一片生机盎然，他完全相信它不仅可以通向礼部考试的考棚，更能通往天子的面前。而抵达临安后，恰巧碰上的孝宗阅兵又给他的内心加了一把火。皇帝的威严、将士们整齐的军容、兵器上的折光都给他传递着一个消息：大宋无一日不枕戈达旦。靖康之耻，早晚要雪，收复中原，志在必得。被孝宗阅兵的豪气鼓舞，刘过在下榻的客栈里兴奋难禁，依沁园春词牌填词一首，写殿帅郭杲军威，抒发内心豪情：

玉带猩袍，遥望翠华，马去似龙。拥貂蝉争出，千官鳞集，貔貅不断，万骑云从。细柳营开，团花袍窄，人指汾阳郭令公。山西将，算韬钤有种，五世元戎。

旌旗蔽满寒空。鱼阵整、从容虎帐中。想刀明似雪，纵横脱鞘，箭飞如雨，霹雳鸣弓。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淡尘沙吹北风。中兴事，看君王神武，驾驭英雄。

——《沁园春·御阅还上郭殿帅》

然而观看孝宗阅兵的兴奋并不能转化为刘过科举取胜的能量。第二年春天的礼部大试，刘过落第了。

与他一起落第的还有他的弟弟刘澥。刘过一家能供两兄弟读书，这是怎样的农耕之家？

宛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刘过顿时觉得全身犹如冰窖。接下来他该怎么办？是回家，还是出走——是回江西泰和老家准备下一科三年之后的考试，还是云游四方，结交天下豪杰，一路兜售自己的治国之策与报国之志？

刘过选择了后者。也许是李白、杜甫这些前辈诗人的行吟经历鼓舞了他，他认为漫游乃是成就诗人的必经之路，也许是他对他的诗与所谓的政治才华有充分的自信，认为他的爱国情怀、主战立场和用兵之论，会让他在江湖行走中得到赏识，无须参加科举就可以赢得机会。是呀，国家偏安一隅，祖庙还在襄樊防线之外的金人控制之下，收复中原乃是朝野共同的心志，他这样经世致用之人，正是古书上说的野之遗贤国之栋梁，朝廷岂有弃用之理？

刘过辞别了计划回乡的弟弟刘澥，向北进发。他独自去了湖北鄂州、襄阳。那是南宋边疆之地，也是楚文化的纵深之地。一路上，他被沿途的景色所感染，因科举受挫而灰暗的心情迅速缓解。道路的抚慰，让他迅速恢复了自信与疏狂。对他来说，落榜的挫折不过一时，他终将是那个朝廷要善待的人。他的诗歌灵感得到激发，他走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在赴荆襄途经蕲州时，他写《蕲州道中》：如箭阴风劈面吹，雪花斜夹雨垂垂。胸中自有平戎策，路上蕲州冷不知。到襄阳，他写诗《襄阳歌》：买剑倾家资，市马托生死。科举非不好，行都兮万里。人言边人尽粗材，卧龙高卧不肯来。杜甫诗成米芾写，二三子亦英雄哉！

他继续向前走。他告别襄阳，又赴淮河边境，又转边城盱眙……他是为自己内心的平戎策对边境之地做一个实地考察，也是为结交新旧，锻造诗艺。他一路写诗，送给路上结交的朋友。在淮南，他写了一首《寄程鹏飞》；在武昌，他写了《江头送赵教即席同赋》；在襄阳，他认识知襄阳的京西南路安抚使高夔，写词《满江红》两首，其一叫《同襄阳帅泛湖》，另一叫《高帅席上》……他以诗会友，诗歌成了他向朋友表达心志和友谊的重要载体，成了他向世界宣告他的爱国之心与平戎之才的媒介。他在路上得到了不少人的称许，其中不乏身居高位之人。他想不需要多久，他就会名满天下，并且直达天听的。

4

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之爱国，与他同时代的人们的爱国，是不一样的。在他所处的时代，人人自称爱国，朝野上下都信誓旦旦打过襄樊收复中原，但事实上，爱国的面罩之下，人们的表情各异，爱国的帷幔后面，朝野的机关重重。

首先说皇室的爱国。说赵家人不爱国肯定没有天理，江山本就是赵家的江山，靖康之变，宗庙不存，徽、钦二帝被掠，最为痛楚的当然是赵家人，理论上，最想收复中原的应该也是赵家子孙。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南宋开国的高宗赵构一直在战与和之间走钢丝，他一面起用岳飞、韩世忠等大将抗金，一面又重用主和派的黄潜善、汪伯彦、王伦、秦桧等人。当岳飞等人节节胜利战报频传，宋高宗担心将领功大势重，又怕迎回钦宗后自己必须退位，于是下令各路宋军班师，更以莫须有罪名处死岳飞，同时罢免李纲、张浚、韩世忠等主战派大臣，重新委任投降派掌政，与金达成“绍兴和议”，以放弃旧疆和对金称臣纳贡奠定了南宋在淮河、秦岭以南的偏安局面。由此可知，高宗爱国第二，爱自己第一，当国家利益威胁到自己君位，他选择的是牺牲国家与主战派的和议之策。孝宗即位，高举北伐大旗，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厉兵秣马，磨刀霍霍，南宋朝野士气一时高昂。可当战争打响，宋军因主将失和及金军凶猛战败，宋廷又不得不重新与金国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战后，孝宗日渐消沉，再不思北伐，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所谓收复中原，只作为国家统治的修辞术，存在于官方的文件之中。——孝宗之爱国，乃是虎头蛇尾的爱国、首鼠两端的爱国。

再说臣子们的爱国。臣子们领着赵宋的俸禄，爱国理应成为臣子们的基本伦理之一。臣子们也的确以爱国为标榜。可是，他们的爱国何其复杂！一种是消极的爱国，比如黄潜善、汪伯彦、王伦、秦桧等人的爱国之论。他们自始至终言说是为了保全大宋江山，却成为主和派或者说是投降派的主谋，干下的是怂恿高宗迫令班师，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军权，并诬构谋反罪状，杀害岳飞，与金朝签订屈辱和约等令人不齿的丑事。一种是积极但稳健的爱国，如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的刘过庐陵同乡周必大，在主战与主和之间，另择“主守”立场，主张守御内修，以议和为途径，用稍增岁币换取和平，却坚持强调国家名节、土地不可丢弃；主战派领袖张浚之子张栻，既反对和也反对战，向孝宗提出明大义、植根本、致富强的恢复之道，以待未来。还有一种是积极而虚伪的爱国，如虞允文，以恢复中原为名，行打击异己、结党营私之实，终致欺君误国。当然更有一种积极又激进的爱国，如岳飞、张浚、胡铨、辛弃疾。他们是虽九死犹未悔的主战派，是与主和派或曰投降派相持抗衡的重要政治力量，自然也是史书最有力道的章节、气血酣畅的段落。

可刘过没有功名，自然就不是臣子。他之爱国，比起前面所诉的种种爱国，就显得幼稚、单纯，鲁莽，江湖义气。他之主战与用兵之论，就很可能因与国情不符而漏洞百出，因一厢情愿而可笑至极。

刘过却不管不顾。他行走于江湖，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兜售他的主战之论用兵之道。他先后在临安、安徽和州（今和县）、焦湖（今巢湖）一带出没，又到建康、扬州、仪真（今仪征）、苏州、四明（今宁波）、越州（今绍兴）等地游走，拜谒朝臣，煮酒论史，纵谈国事，诗词酬和。他有过很多美好的际遇。他一饮千樽的好酒量、疏狂的性格与绚烂的诗才让他在江湖扬名立万，那些同样性格豪迈疏狂的士人纷纷与他结交。——他们大多是落魄的书生、寂寂无闻的寒士，比如在仪真时，与他结为金兰之交的是东阳书生许从道，在苏州，与他诗歌唱和的是钱塘布衣学者余古，永康书生陈亮后来考上状元，可是刘过与他在四明相遇并为挚友时陈亮依然是个布衣。在金陵，他与胡璖、马子纯共游——胡璖、马子纯，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当然，他的好友也不乏名士。比如他在临安与著名词人姜夔交游。到绍兴拜访陆游，陆游为他摆下宴席，在席间，他们相互写诗相赠。他写：“林雾霏霏晓意凉，野栀才放已传香。幸哉世事日相远，怪底时情老更狂。腊蚁三杯浮重碧，春膏一幅砑轻黄。何如放浪形骸外，尽乞江湖作醉乡。”（刘过《放翁坐上》）陆游回赠诗：“君居古荆州，醉胆天宇小，尚不拜庞公，况肯依刘表？胸中九渊蛟龙蟠，笔底六月冰雹寒；有时大叫脱乌帻，不怕酒杯如海宽。放翁七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赠刘改之秀才》）陆游的诗，为刘过的为人与才学叫好，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与不平。他在常熟与常熟县令孙应文引为至交，两人常常对饮，以酩酊大醉为乐。……一路上，与刘过结交的人，还有道士、和尚、相士、术士……

数年的浪迹天涯，除了诗与酒，他的所获不多。可以说他是不得志的、怀才不遇的。没有人向皇帝荐举他，让他得以蒙恩入朝，报效国家。他先后参加了四次礼部考试终是落第。是他的策论中表达的政治主张，与朝廷的大政不符吗？他举起的酒杯里，总是怅惘多于欢畅。他语气激越，可越到后来，就越有外强中干的意味。他曾向皇帝光宗上过奏疏（伏阙上书），请求光宗为太上皇孝宗侍病，从而安顿天下人心，竟然遭到朝廷的斥责。也用诗歌的方式向京洛招抚使郭倪等推荐过自己，可都以失败告终。他去拜访过庐陵同乡左丞相周必大、江东转运副使杨万里。他希望乡情是能让他通往成功的一把密钥，可是他一无所获。他既没有成为他们帐下的幕僚，也没有得到只言片语的引荐。他们虽然都是主战派，但他们是不一样的人。周与杨是严谨的、稳健的、不逾矩的，而他是放浪的、不羁的、激进的。周与杨是庙堂中的，而他是江湖的、边缘的。在他们眼里，他是不是一个让人警惕的愤青、一个危险人物？周必大与杨万里留下的文献，没有一个字提到过他，而他用诗记载了他们的交往，以及他的心情。他在辞别周必大时写道：“一曲归欤浩浩歌，世间无地不风波。人从贫贱识者少，事向艰难省处多。紫塞将军秋佩印，玉掌学士夜鸣珂。太平宰相不收拾，老死山林无奈何。”“人从贫贱识者少，事向艰难省处多”句，是发泄对周必大对自己怠慢的不满，称周必大为“太平宰相”，不无讽刺之意。他在金陵写诗《赏心亭》：“何人将我此来游，白鹭那知客有愁。如子矜持山玉立，似予迂阔水肋洲。尘襟抖擞风云入，石刻摩挲岁月流。惆怅谪仙鸾驭远，离离别恨黯滩头。”将杨万里比作不知客愁的白鹭，也是表达对杨待他冷漠的抱怨。

走出了周必大和杨万里的官邸，刘过依然孑孓而行。一次次对权贵的拜访最终都毫无斩获，一年年的期待都落了空，刘过是落寞的、伤感的。可他依然怀着信念。他相信心诚则灵，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是疲惫的、沧桑的，同时也是热切的、狂热的。他发须凌乱，可双目如火。他既显得未老先衰，又仿佛依然少年。他的运气并不总是那么坏，在他五十岁的那一年，他遇上了他生命中的贵人、大词人辛弃疾，并且得到了辛弃疾的赏识。

他与辛弃疾可谓天然的盟友：他好酒，辛弃疾亦好酒；他主张抗金复国，喜谈兵，辛弃疾是天下尽知的坚定的主战派；他落寞，无人将他荐于朝，辛弃疾亦落寞，有敌阵中取叛将如探囊取物之英豪，却一直被朝廷弃之不用；他爱写诗，诗风豪放，辛弃疾是豪放派代表词人，世人将他与苏轼并称，是为“苏辛”。

嘉泰二年（1202年），年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朝廷起用，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就写信约名满江湖的刘过到绍兴见面。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相见：他们一见如故，举杯痛饮，畅谈国事，吟诗填词，不分彼此，何其快哉。他先后给辛弃疾写下了《呈稼轩五首》《呈徐侍郎兼辛幼安二首》《沁园春·寄辛稼轩》《念奴娇·留别辛稼轩》《沁园春·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宫》等诗词。——他们的相见，是刘过生命中的奇迹，他终是找到了值得他灵魂托付的人。他多次得到辛弃疾的帮助，精神上也有了可靠的向导。后人谈起刘过的词作，也总会将他与辛弃疾并列。人们称他与刘辰翁、陆游、刘克庄等为辛派词人，而他无疑是这一文学史上著名文学派别的代表人物。

5

从临安到荆楚，从两淮到两浙，又从苏州到扬州……从二十余岁告别家乡去湖南求学开始，刘过一直走在路上。纵观他的一生，他给人强烈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行者、一个浪人。从世俗意义而言，刘过三十多年的游荡，不过是从低处到低处的迂回往复，从边缘到边缘的平地打转。三十多年来，他没有求到一官半职，终其一生没有改变其布衣身份。他也一直在生存线上挣扎，忙于往返朋友之间，浮游于江湖之上，从来没有干过一件正当营生，当然也就基本没有生活来源，只是靠着朋友们的接济、在朋友们的门下打秋风做食客过日子。可以想见，他有多么窘迫，肯定是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过了今夜，不知道明天睡在哪里。他的样子，肯定经常是衣衫不整，胡须拉碴，举止夸张，言语放浪，时而怨气满天，时而故作惊人之举。他最看重的东西，是心中的平戎之策御敌之术。他会根据游历情况不断修改它们，渴望哪一天能真正用上，可是他一次也没有售出去过。他的平戎策，他的御敌术，不过是百无一用的屠龙术而已。他满口的爱国之论，也不过是酒桌上呼朋引类的谈资，与行酒令一起共同推高酒场气氛的说辞。用世俗的目光来衡量刘过一生的行走，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失败者，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破落户，一个自我放逐的天涯客，一个双目迷离神情沮丧的酒徒。

可是如果从文学史去看刘过一生的行走，事情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他之无成就成了有成，他之低处盘旋，其实是一场攀缘，一场从低处向着高处的旅行。他的每一个脚印都通往诗的山巅，每一杯酒都是浇灌诗的焰火向上升腾的重要燃料。他所过之处，目光所及，耳中所闻，所有的风景，所有的雨雪，所有的路遇，所有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日出日暮，都是冶炼他诗歌才华的材质，垫高他诗人盛名的砖瓦。他的爱国之论，在别人眼中很可能漏洞百出，可灌注在诗中，就成了一股炙热的感人肺腑的情愫，一种古老的不容置疑的雄浑之力。多年的羁旅生活，让他的感觉异乎常人地敏感，他的一事无成，让他对人世有了更加丰富的感受，他之痛苦、伤悲、彷徨、迷离、失败、疏狂、纠结、不安，他之天真、激情、欢愉、热爱、陶醉，那些折柳相送的不舍，那些久别重逢的欣喜，那些尽忠报国的渴望，那些怀才不遇的惆怅，最终熔铸成一种奇异的文学品质，一股复杂难言而又摄人心魄的力量，一步步推动着他走向他的时代诗歌的高台。

他写：

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说似而今，怎生消遣？衣袂京尘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料彼此、魂消肠断。一枕新凉眠客舍，听梧桐疏雨秋风颤。灯晕冷，记初见。

楼低不放珠帘卷。晚妆残，翠蛾狼藉，泪痕凝脸。人道愁来须殢酒，无奈愁深酒浅。但托意焦琴纨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枫叶俱凄怨。云万叠，寸心远。

——《贺新郎·老去相如倦》

泛菊杯深，吹梅角远，同在京城。聚散匆匆，云边孤雁，水上浮萍。

教人怎不伤情。觉几度、魂飞梦惊。后夜相思，尘随马去，月逐舟行。

——《柳梢青·送卢梅坡》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英？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

——《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

多病刘郎瘦。最伤心、天寒岁晚，客他乡久。大舸翩翩何许至，元是高阳旧友。便一笑、相欢携手。为问武昌城下月，定何如、扬子江头柳。追往事，两眉皱。

烛花细翦明于昼。唤青娥、小红楼上，殷勤劝酒。昵昵琵琶恩怨语，春笋轻笼翠袖。看舞彻、金钗微溜。若见故乡吾父老，道长安、市上狂如旧。重会面，几时又。

——《贺新郎·多病刘郎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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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诗词，有家国，有天地，有众生，有自我。这样的诗词，是放浪的，也是沉痛的；是开阔的，也是精微的；是浓烈的，也是深情的；是瘦硬的，也是轻柔的。这样的诗词，适合在高处把酒吟诵，目光中收集越来越浓厚的暮色，手中举着邀明月的酒盏。

宁宗开禧元年乙丑（1205年），刘过由江西湖口至洞庭，又东行至临安，又至镇江。八月到武昌，与众多朋友登安远楼，遇酒席间黄姓女子求词，看芦叶遍布，寒沙浅流，忆起二十年前登临此楼，而今物是人非，当年豪迈少年成了沧桑老者，感慨万千，作《唐多令·芦叶满汀洲》：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黄鹤断矶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安远楼海拔不高，历史不久，始建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秋冬之际，位于黄鹄山上，远不如同在武汉、崔颢题诗、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年）的黄鹤楼有名。可因为刘过的《唐多令》，安远楼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文学海拔、非同一般的精神高度。——因为刘过的词，安远楼就像是王勃吟诵过的滕王阁、王之涣吟诵过的鹳雀楼、范仲淹吟诵过的岳阳楼，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座著名的语言之祠，几近无家可归的刘过端坐其中，俨然坐拥江山的王者。而《唐多令》这一原本生僻的词牌，从此变得显豁至极，多少词人争相唱和！

明代戏曲理论家沈际飞说起刘过的《唐多令》：“情畅语俊，韵叶音调，不见扭造，此改之得意之笔。”

晚清词论家李佳曰：“刘过《唐多令》轻圆柔脆，小令中工品。词以写情，须意致缠绵，方为合作。无清灵之笔，意致焉得缠绵。”

清代词人徐釚说：“刘此词，楚中歌者竞唱之。”

当代词学家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云：“此首安远楼小集词，词旨豪逸。”

【作者简介】

江子，本名曾清生，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有两百多万字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天涯》《钟山》等刊物。出版长篇散文《青花帝国》、散文集《回乡记》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