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入暮时分，传来阿澜被海水卷走的消息。和我一起上学的职工子女，耳朵全都接收到了这条散发着海腥味的句子，大人们布满油汗的脸嚅动嘴巴，不懈地传递着这条消息。消息被传递得累了，挣脱嘴巴落了地，钻到幽深的缝隙里去了。于是我们仍然继续了我们的日子。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在冠头岭下，是北海海洋渔业捕捞公司基地宿舍，围墙内一共有九栋大楼，基本是“船佬”自住，少量房屋出租给外地打工者。我们这些船佬的儿女自然成为朋友，结伴上学，休息日挽起裤腿，提着编织篮走向滩涂。我和玩伴宏明蹲下去，用螺刨去挖开灰色的淤泥，寻找螺的身影。螺刨主件是一块薄薄的白铁片，两边拧在短木柄上。蹲着，握住柄子朝身体方向刨，“啪”的一声，手上一震，就是刨到了螺。用手指抠出来，看到原来的地方留下的那个凹坑，会感到特别满足。有时螺小，还会弹起来，溅泥沙到脸上。我最喜欢的是红螺和歪嘴妹，这两种螺个小而鲜美。加点海水煮食，省是省下几勺盐，却不免肚中滚雷，直奔厕所。虽然车螺芥菜汤很有名，但我不太喜欢车螺，嚼起来滑腻腻的。有时会捡到一种叫作鲎的东西，总是一雌背着一雄在爬着，俗称两公婆。捏着它的剑尾倒提起来，可以看到它腹部像外星物种一样乱挠的胸部附肢，它是活化石，地球上唯一的蓝血动物，它饱含铜离子的淡蓝色血液是制作疫苗试剂的珍贵材料。可惜如今海滩上已经难觅其踪影。那时我尚不知晓这些知识，只觉得它怎么爬得这样慢，又这样安静，那虚张声势的甲壳毫无抵御能力。听说还有人吃这种生物，他们管它叫马蹄蟹，似乎变成了一种蟹，就是一道入口的美味了。

海水赠给我们未知的惊喜，也赠给我们突兀的危险。往往在沉迷抠出一个个凹坑的时候，臀部突然一凉，随即被腌得生疼。回头看，原来是潮水过来了，警告我和宏明不可贪得无厌。于是站起来，带着一个湿透的裆部走回家去，被风吹得凉飕飕的。我疑心曾经有人来不及撤走而被海水包围，我想象那个人就是自己，并为此兴奋。

宏明一家是外地人，他们都长着细长的眉眼和细腻的皮肤，似乎都不会说本地白话，但能听懂。他父亲面膛黝黑，全身散发机油味，沉默寡言。母亲很柔很善，长得像宏明的姐姐，似乎没有工作。宏明原本有个弟弟，后来突然多了个妹妹，原来是他父母出来打工，带不了太多孩子，便将女儿放在老家由奶奶养着。我非常喜欢宏明弟弟圆滚滚的肚子，一边在他肚子上画圈，一边教他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宏明妹妹后来又消失了，想是回到了内陆的故乡。有一次，宏明给我看他的作文，写的是他在海里游泳的细节。他在一个夜晚远离了大人，远离了伙伴，被海浪声吸引着，进入了海里，起初他横向游动，但一个浪头过来将他卷向深处，他拼命游动……看到这里，宏明却伸手过来，挡住这些仿佛正在纸面游动，在横线上上下起伏的字。

基地宿舍子弟长到十五六岁，很多会辍学，每天无聊地在周围渔村荡来荡去，躲到树荫下和人打牌，买六合彩，打架。生性点的会戴上草帽赶海去，又或者去沙厂挑沙挣钱。我没有加入他们的队伍，全赖家中一墙尚未被衣鱼啃烂的书籍。那是父亲趁80年代文学热时购下的，多为语法书（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买那么多语法书，他可能觉得写好文学必先学会语法吧）以及古典诗词，小说除了《东周列国志》，就只有《呐喊》和《彷徨》，以及《欧也妮·葛朗台》。如今唯一留下印象的，竟然是女主人公临死前，那被永恒阳光照耀的场景。那个场景一直深深地印刻在那里，等我回望时予我难得的慰藉。

别处珍贵的阳光，到了海滨由于泛滥而显得廉价，我们年少的身体总被晒出盐，在衣衫上结成霜。我在九栋大楼的朋友宏明，后来又和我读了同一所初中。初二时我搬离了基地宿舍，和宏明仍在同一个班级，但已经不像从前结伴挖螺时那般亲密了，我好几次邀请他来新居都未能如愿。我家搬到了捕捞公司集资建的员工房，楼下有成排的平房，是公司原来的旧宿舍。宿舍区里聚满打牌的家伙，大都是些退休的老头老太，还有失业的工人。尽管这个地方离市中心广场才几步路，但是不妨碍它破败。2000年建成到现在才二十多年，但在我的印象中，集资房从出现开始就破败到现在，也许有些建筑一出生就马上旧了。有一个平房，门边镶嵌着椰树状的窗格，踮脚望去里头黑洞洞的，不知道是什么在里面。我疑心是条狗，那未免太安静了。如果是人，也应该无法忍受那种黑暗而叫出声来吧。围墙里有个砖砌的水塔，门挺新的，落了锁，说不定里面住着个吸血鬼。我像所有无聊的少年那样沉湎于幻想——被爸妈赶出家门的那天，偷走斧子，所有秘密坚硬的外壳都会被它劈开。我站在那个椰树窗格前面，水塔俯下身来盯着我。阳光正在无声地爆炸，周围空无一人。没有观众让我一直闷闷不乐，迟迟没有下手。我想起宏明在的话，我胆子会更大一些。

我无不愤恨地回忆起一个小插曲：被海冲出去的阿澜，她座位就在我身后，有一次我正端坐，突然后腰被猛撞了一下，我按住剧痛的腰部，咬着牙回头看，她羞赧地说不是故意的，但是腰部传来的一阵阵钝痛让我根本不想听任何解释，拳头在我意识到以前就已经砸过去。她是女生，比我发育早，加上平日练冲浪，体型比我壮硕许多，所以我的拳头根本无法打痛她，反作用力却使我抽气。最后我只好默然坐下，我记不清了，那时我是否曾暗暗地诅咒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呢？

几年后，我非常希望留下的一位同桌却悄然消失了。散学路上，我曾亲眼见到一个男孩被从单车上扯下，一把铁铲照面重击下来，他抱头蜷缩在地直到不再动弹，暴打他的那些人才匆匆散去。阿鼎就是这种不良组织的小头目，我不慎卷入阿鼎和另一位同学的争斗，我通知那人阿鼎计划伏击他，劝他尽快逃走，没想到他即时拉了一帮人过来，反而把阿鼎的兄弟打了。阿鼎对我颇有意见，幸好他们有一个奇怪的规则，不对付好学生，似乎是怕老师对付他们。幼稚的兄弟义气，黑帮式的英雄本色，对古惑仔威风的想象，奇迹般地没有彻底毁掉阿鼎。1999年西头帮覆灭以后，全北海的烂仔都收心收手，他也开始回到正轨，去东南亚打工，和我们失散在时间里 。

高考后那个漫长的夏天，我和宏明约着见了最后一面。那时我们联系靠的还是座机，如今几乎已经没人使用这种东西了。我们爬上高高的防波堤，我的裤裆又一次出了问题，绷断了缝线，但我毫不在意，一辈子的窘迫不在乎多这一件。风狂卷似的要把我们吹落海，脸皮被吹得紧贴骨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在一片避风的木麻黄里，他说他已经进沙厂工作半年了，每天光着膀子挑沙。我早就听闻他初中毕业以后没再升学，出了社会，三年来我苦读高中，几次动念回去探望留在九栋大楼的他，却终未成行。他接到我电话时感到很意外，我们已经有三年没见面了。他说他已经有了一个女人，也许明年春天就会有个仔。我那时并没有反应过来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一切离我太遥远了，我无法想象十八岁就已经成为丈夫和父亲，明明自己只是个男孩，还有那么大的世界需要去探索，就已经被家庭束缚在了原地。那种悄然袭来的淡淡惆怅，很快就被对大学生活的彩色想象冲淡。临别前，我要了他的小灵通号码，在我终于拥有了一台诺基亚功能机之后，拨通了一次，他说，你真的打来了啊。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在这世上的路径早已分岔了，他比我更早地看到了这种分岔。他的声音有些嗫嚅，我们不知道聊些什么，我甚至忘了问他是否已生仔，我们只能一再回到从前。我们说好下次再聊，不过谁都知道，没有下次了，即使有，也不会再给彼此增添新的记忆，对彼此的回想只到我搬离基地宿舍前为止。没有关系，时间的尽头失散的人们终将汇聚，多年后我才不无感伤地想到这一点。此后，我离开北海外出求学、工作，数次回返也只作短暂停留，再之后父母归乡定居，我落户南宁，工作日渐繁忙，似乎失去了再回北海的理由。

生命里总是潜伏着一股伤感，如有实质，我始终未能摆脱它，无意中总触碰到它又软又黏的身体，我从未想清楚它从何而来。近几年，当生活似乎已被归置妥当，这种疑问开始浮头，将我一次次召回这个海滨小城。怀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我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席间见到闻淳。两年前闻淳曾约我去喝酒，我有些犹豫，有人早提醒过我，他在房产中介工作，不知何故欠下许多债，正四处借钱。微信上他打来电话，完全没有想象中油滑的腔调，语气诚恳得要命，像是已经做好我会拒绝他的心理准备。我几乎在霎时间就决定借钱给他，不多，但也不预备他能还。这次我略略提起此事，一年期限早过，面对我的询问，他只能表示，有就还我了，问题是没有，你也知道，如今地产有多不容易，这两年你也没催过我，真的对不起了。闻淳曾经是非常优秀的那类人，他最突出的才能是赢得所有人对他的喜爱。但我们一起考入高中后，他就总低垂着头，以沉默拒人，目光显示他已陷入远方的幻境，终于在决定命运的那场考试中一败涂地。当听说他从事中介这种同他个性并不适配的行业时，我不禁心生诧异。闻淳无力还钱，我不知再说什么，忙将话题移到别处，要陪写作业的孩子，变幻莫测的台风，眼前的流沙包和凤爪，等等。我们置身的圆盘状的旋转茶餐厅，在高空缓慢运转着。早前开阔的视野不知不觉已被更换，天海都灰蒙蒙的，下方正被一大片旧城区的黑色屋顶填充。左侧正有一栋波光粼粼、直插天空的玻璃建筑缓缓挪向中间。我想象我们是在宇宙中迷途的旅客，随着旋转餐厅这艘故障飞碟造访地球，迫降到脚下这座从90年代起，便裸身站立至千禧年到来的大厦上。我仿佛听见缺油的旋转底座正发出嘎吱嘎吱、让人牙酸眼痛的声音。

闻淳后来借故提前走掉，他获得经济帮助的意图落了空，大家早在背地里达成一致，不再借钱给他。离开餐厅后，我怀着莫名的惆怅走进街道，在四处响起的外地口音中走向过去。我重新发现了我的故乡，和记忆中的故乡迥异，和时时用口音标记自己身份的东北人相比，我感觉自己才是异乡人。从市中心的贝雕广场出发，无论去市区的哪个角落都不超六公里，打车只要起步价，北海原来只是一个小城，很难想象它曾是我的全世界。

沿着北部湾中路来到北京路口，四个象限分布着众多近代建筑旧址：德国领事馆、德国森宝洋行、法国领事馆、贞德女校，以及我最感兴趣的英国领事馆。右拐至市一中，透过栅栏望见，将近一百五十年前就已存在的英国领事馆默然矗立在细雨中，时间已将它凝固。那些拱形外廊的廊柱，宝瓶状栏杆，老式窗上的木制遮阳板，在无法杜绝的霉菌影响下，仍保存着1877年北海被迫开埠的历史痕迹。踏入新千年之前，为了给修建北京路让位，英国领事馆被整体往东北方平移了五十五米多。地基周围泥土被清空，千斤顶安装在加固后的地梁下，将楼体稳稳撑住。国庆节后第二天，在扩音喇叭传出的指挥声中，领事馆被横向千斤顶和人工撬棍推上九条水泥轨道，压在滚轴上一点点挪向终点，置于横梁上的那杯水始终未洒。站在曾经的领事馆，如今的陈列馆入口，我仿佛能看见，当时刚刚搬进市区的自己，坐在单车上，一脚踩地向此处遥望的样子。日后收藏于楼中的美国“天使之翼”打字机、英国琼斯公司手摇缝纫机以及各国留声机、电话机、钢丝录音机、无声电影机、幻灯机、彩绘瓷碟和玻璃煤油灯等物件，从稳妥存活的老旧建筑身上弥散的静谧气息中，大概也汲取了安宁吧。

无声电影机，1903年由英国医生李惠来（音译）从海上带来。不少怀旧网帖提及，曾放映过狗拉雪橇过雪地的镜头。而相距不远的法国领事馆，据说曾在草坪放映过露天电影。两条竹竿挂起的银幕上，一个偷了单车的贼人试图翻墙逃跑，被一条军犬追逐撕咬，咬破了衣服。那是1915年，所有北海人都可以进来，欣赏电影这种新事物。这激活了我久远的记忆，90年代初，我在九栋大楼附近的农丰小学看过露天电影，我像许多不愿买票的无赖那样，爬上屏幕后方几十米开外的高墙，伸长脖子注视屏幕背面晃动的画影。字幕是相反的，电影里的人都像在瓮子里说话，很难听清，因此看懂情节只能靠猜。有一次，管理员指着我的方向呵斥，我惊慌之下跳落墙头，大脚趾被一枚木板上的锈钉扎穿，一瘸一拐地逃回家，被母亲数落了一路，带去打了破伤风针。回想起来，那时已不知不觉产生了离开此地去往更大世界的想法。

经过人民医院，沿着解放路走，再拐上和平路，从民生路走进老街。 两边的小楼样式多为花墙头与骑楼，一楼全是商铺，贩卖珍珠粉、虾仔饼、鲜椰汁、各种海货和纪念品等。我对这种过于商业化的景观并无兴趣，便匆匆从粥样的游客中挤出街，往北走，在外沙桥上立住了脚步。几千年来聚居于外沙岛上的疍家人，其居所早已无影无踪，上世纪岛上尽是低矮的疍家棚，吊脚楼的影子漂浮在海上，如今已被以“疍家棚”为首的众多酒楼替代。

六哥和十三姐打电话来，约我晚上在北海南边的侨港吃饭，我开始向着那个方向，或骑共享，或漫步，或搭公交，全凭心情，轮换着交通工具，将物理距离一段一段地缩短。

在北海大道与云南路交岔口，我停住了车，从这往后的一段路就是从前回家的路，这个路口就像通向往事的入口。十八岁前，无数次从市中心返回郊区的家，我从未乘坐过公交，甚至不知那时是否已开通公交。我只是踩着单车，缓慢地、忘我地度过那些又长又直似乎没有尽头，就算有尽头也是无尽大海的柏油马路。如今，公交线路依旧少得可怜。在时间大河里泅渡的漫长感已无法再临我身，我唯有期盼海风，那鼓起衣衫，吹透颅骨，甚至吹翻人车的不倦海风。我抵达入口藏身暗中，用目光将经过的同学一一狙击。我隐藏了自己，但我知道，也有人正暗中将我狙击。只有彼此靠近，目光才能重新变得温暖。

昨夜，我住在十三姐家里却无法入睡。我置身的地方，这个叫第九湾的楼盘，便是曾经的九栋大楼。我拿起手机搜索，发现早在2014年，大楼就已经被全部拆除。用地图的时光机功能迅速切换，就仿佛看到，像是一个巨神的指头，抠了一下地面，九栋大楼就连植被一起被整个刨走，裸露出黄色的土壤。然后，是高层住宅突兀地生长出来。只有南边的一小段围墙，留作往日的遗迹。晚餐时，我提起过去的人，十三姐表示对原来居民的去向毫不知晓。也就是说，我可能永远也联系不上宏明了，他或许已回他父母的故乡，或许已去了外地打工，甚至已漂泊在茫茫的海上。

我大学毕业时，宏明给我来过一次电话，换我感到惊奇。他说他改到养虾场洗沙了，要跳进水池，用吸沙管抽沙出来，拿水枪冲干净后，重新抽回虾池里头，为的是要保持这些过滤海水的沙子的洁净。我问他这比挑沙好吗。他说当然，这比挑沙赚得多了，也辛苦多了，但为了养仔没有办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我大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此后在工地上求生活，也与沙子打了不少交道，直到这两年工程业不景气才萌生退意。

抵达电建码头，已经是掌灯时分，或明或暗的灯光悬浮在港口的夜空。细看，一串串灯光被很好地保护在柚子大小的玻璃罩里。船上有屋，屋中有人，人一世漂泊在水上。1978年，在越南政府的驱赶下，7703名难侨疍民划动他们蛋壳般的“家”，越过汪洋大海来到港口。恍惚之间，我感觉自己也在其中一只驶回中国的小船上，摇动着橹，怀着对未来面目模糊的想象而靠近了岸。作为世代耕海为生的水民，我不愿生活在陆地，甚至以上岸为耻辱，我拒绝上岸，还是让我永远地停留在水上吧，那是靠近我祖先魂灵最近的地方……

沉浸在这种想象中没有太久，一声吱呀唤醒了我。原来是舱中一个小女孩踩上凳子，摇摇晃晃，去拨弄接触不良的灯泡。我的注意力不由被她吸去。

就在那个女孩突然跳落凳子，转身，熄灯，进入漆黑之时，我突然醒悟，今番我重新认识的，是已经深埋于过去的北海，是历史，是祖辈的北海。而我最应珍视的，是我曾经接触过、真切感受过其情绪波动的人，是他们聚成“北海”最细小的鳞浪，这才是独属于我的北海。

中午在旋转茶餐厅那里，闻淳问我还记不记得阿鼎，我说当然记得，他是我同桌。他说阿鼎在越南待了好几年，回来以后开了一家粉店，一直生活到现在，前不久还叫同学有空去帮衬，因为疫情的缘故生意差了很多。在他说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由于建设行业萎缩，我随时可能丢掉工作。但最后，我说好的，我日后肯定会去阿鼎的店子，等我准备好的时候。

我回忆起雨后，泛着油光的甘薯苗下，黑色土壤蠕动着雪白肥美的鸡乸虫。那是关于阿澜消息的句子，是散落在地的字所化，被母鸡刨食了个干净。阿澜被冲出去三天后生还，在下游，力竭的她被渔民救起，恢复后才慢慢走回了家。于是我们的日子褪去了薄灰的外壳，以另一种涂满希望的方式继续了。

正如宏明的本子上，他被卷向海深处，没人可以搭救他，他已经没有力气，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向来处游去，尽管大海深处发出来的呼唤那么吸引人，大海翻卷的怀抱那么有力——几乎是无法抗拒，他也必须往回游去，往他的家人，往他的未来游去——尽管那同样是无法测度的另一个深处。我没有看到宏明指掌掩盖之下，纸张末尾的文字，但我看着宏明朴实的脸庞，我知道答案。

【作者简介】

森目，广西北海人，鲁迅文学院第46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现居南宁，从事写作。小说发表于《青年文学》《小说月报》《西湖》《广西文学》《特区文学》《小鸟文学》等刊。曾获《广西文学》2023年度优秀作品奖·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