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晚上好。”走出宾馆前，前台小姑娘职业性的一声问候，令我愣了一下。

三点二十八分，二十四小时格式，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机的时间。她并没有说错，按照大部分人的作息，这个点确实是深夜。但我现在出门，却是去吃早饭。

我怀疑这位有礼貌的前台可能不是本地人，否则应该会知道，她所在的城市，早晚概念与别处有些不同，至少一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在餐桌上开启了新的一天。

这里是湖北的监利。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文献记载，先秦时代，天下共有“九薮”，即九大湖泊，其中最大的一个在楚国，称为“云梦泽”，据说方圆达到九百多里。事实上，这是古代长江中游的湖泊群总称，后来随着泥沙不断沉积，水域面积不断淤堵缩小，旱地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江汉平原。

监利便是江汉平原南部的一个小县城，与湖南的岳阳只隔着一条长江。

这段长江又被称为荆江。荆江因所流经的荆州而得名——监利也属于荆州地区。航运时代，荆江沿岸码头林立，因为装卸货多在半夜，码头工人要么吃饱了去上工，要么干完活补充体力，因此饮食生意每天开张得很早。

我在荆州时，便吃过凌晨五点钟的早堂面。

但监利的面馆开得比荆州还要早。而且，它还卖酒。

其实荆州人早上也有喝酒的。毕竟要下苦力，加之江边水气重，解乏也好，驱寒除湿也好，喝上二两都舒坦，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喝早酒的风俗。

对于早酒我并不陌生。我是浙江人，浙江不少老埠头，像兰溪的游埠、绍兴的安昌、桐乡的马鸣，也有类似的传统，不过大都是就着一些简单的小吃，比如酥饼油条腐乳茴香豆，最多切上二三两羊肉，就着面汤小酌几口，并且喝的通常都是黄酒，终究有些委婉。

监利人早上喝的却是高度白酒。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菜码也非常硬。虽然是早餐，但毫不将就，除了各种糟酱卤味，如鸭脖鸡爪猪蹄豆干，还有正儿八经的火锅，甚至可以炒菜。从牛羊猪鸡，到黄鳝泥鳅鱼虾蟹鳖，应有尽有。毕竟这一带是中国最富盛名的鱼米之乡，“湖广熟，天下足”的膏腴腹地——“监利”的县名由来，便是因为物产实在丰富，以致于三国时孙权特地于此设卡，“监收渔稻之利”。

应该说，荆州及其下辖的大部分县市，沙市、公安、江陵、石首等地，都有这种正儿八经的早酒。我选中监利，是听说这里有种特别的“火碗”，以碗为锅，装满菜肴后置于倒有酒精的敞口碟上，点燃后边加热边吃，很适合一个人享用。

这口“火碗”，便是我此行的目的。

我要去吃的是“黄肥肠面馆”。

荆州地区的早酒摊子，最初都是面馆，所谓的酒菜其实就是汤面的臊子，或者说浇头，不过是单独盛了下酒罢了。每家老馆做臊子都有绝活，有的擅长鱼鲜，有的擅长鸭货，有的擅长牛羊杂碎，“黄肥肠”自然以猪下水为主打，开了几十年，据说在监利早酒界名气很大，问了几个当地人，向我推荐的都是它。看了地图，距离我住的宾馆只有2.5公里。

宾馆路口的红灯闪烁，斑马线空空荡荡。满眼寂静，城市还没苏醒。

走了二十多分钟，还是没发现什么早酒馆子，只是偶尔有几家做夜宵的烧烤店在扫地洗碗收拾残局。到监利中医院路口，才看见了一家亮着灯的“李记老卤”，门口已经摆好了三套桌椅，墙边还靠着一叠折叠小圆桌。但好像也刚开门，并无任何顾客，老板娘还在厨房洗菜。

继续往西走。这时从身后接连骑过几辆电瓶车，驾车的都是中老年人，监利的早酒族终于出动了。我看了一下时间，凌晨四点零七分。又过了一个红灯，从路口过来一位小个子老头儿，手里拎着个雪碧瓶，我猜里面装的大概是酒。

我跟着他拐入一条小巷。巷口有一家“凤嫂早酒”，是我在监利见到第一家明确标明“早酒”的馆子，也正在开张，老板夫妇外加一个打下手的大嫂，或生炉或备料或摆桌，各自忙着。但老头儿没有停下来。

相比正街，巷子里的路灯更少，并且隔几盏才亮一盏，而这个时候正是黎明前最暗的时候，整条巷黑漆漆的。我莫名想起了曹操。《三国演义》中浓墨描写的“华容道”，据考证就经过监利城郊（咸宁的赤壁古战场距离监利只有一百来个公里），他应该在这里走过一段沮丧的夜路。

老头儿走得很快，不一会儿我就跟丢了，只好闷头继续朝前走。走着走着，所有的路灯忽然大放光明。四点三十分整，大概每天这个时候准点开灯。这才看清，这条巷子沿街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二三层的砖房，间或还有几间类似北京胡同那种小门脸，店铺则是“民俗用品”“理发”“修锁”“风水”“卤味”之类，想来应该是监利的一条老街。在老街尽头，我看到了黄肥肠面馆。灯火通明，亮堂堂的。

 

面馆在马路边，也是上世纪末那种方方正正的四层排屋，墙面贴的细长条白瓷砖已经有很多残破，一间厨房两间店面。

店堂内大大小小十二张桌子，店门口沿着街沿还摆了六张，以每张四人计，至少可以同时坐六七十人，但我去的时候只有两个食客。一个老板一个伙计，老板胖伙计瘦，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老板主厨伙计跑堂。和伙计聊了几句，他告诉我已经做了两个多小时的生意，每天两点半开门，雷打不动。

我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火碗。那两个食客各占一桌，火已经点上了。碗碟都是粗瓷的，并不太大，介于饭碗和面碗之间，汤色深褐油亮，萝卜片和猪血垫底，上面铺满细切猪肠，撒一层葱花，有红有绿，微微起沸，煞是诱人。

这样一份肥肠火碗十元钱。另外还有分量更大的火锅——每张桌子都有一个生铁铸的炉架（我注意到大部分桌子桌面都有纵横交错的焦黑烫痕）——除了鳝鱼五十元，其余各种火锅，牛筋、肥肠、泥鳅、黑鱼、三鲜等等，全部都是三十元；此外还有一些炒菜或者蒸菜，比如炒腰花、蒸豆角、蒸排骨，价位也基本在二三十元之间。主食则是各种面，最便宜的是五块钱的热干面，最贵的是十五块的鳝鱼面。

我在厨房看到，各种食材其实都已经煮熟卤透，油汪汪红彤彤，一桶一桶盛着，临时装锅或者炒一下就能上桌。

至于酒，店里提供土烧，每斤三十五元，可以论两卖，此外还有绿瓶的二锅头，每瓶二十元。但那两位食客都不喝酒，每人另点了一碗热干面，拌匀了，就着火碗一筷面一筷菜，埋头大口大口吃。他们四十来岁，都是下夜班的出租车司机，车就停在面馆门口。

来了四位三十出头的年轻男子，点了两个火锅。一边吃一边小声复盘战况，想来是刚结束一场通宵麻将。他们也没喝酒。

天渐渐亮了，不时有人晨跑路过。

五点左右，陆陆续续来了几个老人，看样子都在七十岁上下，各自去货架上取了酒（应该是他们寄存的，因为都不是新开的），但互相不打招呼，分别找桌子坐下，也不用点菜，老板很快就将他们的火碗和面一个个送了上来，并用矿泉水瓶倒了酒精点着。都不急着吃，握了酒杯慢悠悠坐着，好像在看碗里的汤冒泡，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只是发呆。我上前与其中一位聊了几句。遇到陌生人搭讪，他有些诧异，但还是告诉我，自己是给龙虾塘守夜的，刚换班，喝点早酒再回家睡觉。

他点的是肥肠火碗，外加一碗热干面。酒是小半瓶二锅头。按照价目表，酒不算，这一顿十五块钱。

我也点了一份同样的，外加二两土烧。老板承诺，他家的酒绝对不会上头。他很客气，看我是外地人，还送了一小碟盐豆酸萝卜。

看着蓝色的火苗在碗底倏地腾起，我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个皇帝。的的确确，那一刻，我想起了古时候的皇帝。

不仅仅是那句“早餐吃得要像国王”，还有紫禁城的作息时间。

按照清宫制度，正常情况下，皇帝每天用早膳，是在卯正二刻，也就是早上六点，秋冬两季昼短夜长，还要提前半个时辰。

也就是说，从前皇帝吃早饭，比我现在也晚不了多少。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没有怠工，早膳之前他已经上完了早朝。

根据起居注，每逢朝日，皇帝早上五点钟就要到乾清宫坐殿议事——当然，清代的早朝时间有过几次调整，比如乾隆后期以为天下太平，延迟到六点，但后来光绪维新，一度又往前提到四点。

无论怎么改，每天皇帝的起床时间也不会晚于寅正，即凌晨四点。康熙和乾隆等几个勤政的皇帝，甚至每天三点就起来盥洗，给祖宗上香、向太后请安。

大臣自然还要早，但凡有朝会，凌晨三点便得在午门外等候。

他们分散居住在北京城各处，稍远的午夜就要起床了。

读史读到这一段时，我以为这是满族人从关外带来的习惯。但后来看到明朝的崇祯皇帝同样经常五点钟上朝，朱元璋更是在每天凌晨四点就让人在京城谯楼击鼓吹角，催促官民起床。

再倒溯上去，宋唐两朝也都差不多。

历朝历代一以贯之的早起，令我想起了“点卯”，即旧时衙门每天早上查点到班人数，类似于现在的考勤打卡。

这个“卯”，指的是卯时，也就是每天上午的五点到七点。

由“点卯”，又引出了另一个老词：“五更”。钟表普及之前，国人把夜晚分为五段，从前一天的晚上七点开始，每两小时一个更点，雇遣更夫打更报时，顺带巡夜防火防贼。凌晨三点到五点，便是“五更”。

——在浙中乡间，直到今天还将早餐称为“五更饭”。

从早朝到“点卯”，从早膳到“五更饭”，监利早酒的背后，似乎有着比码头更为久远的东西。

 

肥肠猪血萝卜，韧糯软脆滚做一锅。

黄肥肠果然有一手。

不过，虽然入口惊艳，但连接几筷下来，对浙江人，口味还是觉得有些重，油盐辣都太猛了一些。挑一箸面压压，也是麻油酱油搅做一团。于是又另点了一个豆腐丸子汤，看起来清清爽爽，但汤面同样浮着汪汪的油花。

难怪荆州地区的早堂面，有个专门的评语：“油大码肥。”

这还只是一个单人份的火碗，如果三五好友结伴，就像那几个刚从麻将桌上下来的，点个锅子炒个腰花，边上再摆几只酒杯——待菜上齐后拍照发朋友圈，谁会相信现在是早上五点钟呢？

监利人的早餐，实在有些隆重。

但如若沿着“五更饭”的逻辑，这却又是古制了。

我找到一张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早膳菜单：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鹿筋拆鸭子热锅、羊西尔占、苹果软烩、蒸肥鸡烧狍肉、醋烹豆芽菜、肉丝炒韭菜、象棋眼小馍首、火爆豆腐包子、甑尔糕、梗米干膳、豆腐八仙汤、银碟小菜、银葵花盒小菜……

皇帝自然是极摆谱的。暂且不去批判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这一大桌子炖的炒的蒸的炸的荤的素的甜的咸的，已足以说明清宫对早餐的重视。

或许会偏离很多人对宫廷生活的想象，清朝皇帝每天只吃两顿正餐。早膳之后，第二顿要到午正至未正，也就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之间才吃，而这顿饭称为晚膳。根本没有午膳的说法，两餐之外饿了只能吃些点心零食。这固然是满族的风俗，但也契合中原的传统。

中华文明以五千年算的话，一日三餐实际上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江汉平原东北，与监利同属于古云梦泽区域的云梦县，1975年出土了大量秦代的竹简，在已经辨识出来的文字中，有两个词：“蚤食”和“莫食”。“蚤”和“莫”，是“早”和“暮”的古字，也就是说，在秦始皇的时代，这一带每天只吃“早”“暮”两餐。

比较正式的午饭，在唐朝才开始出现。“三餐制”在各阶层中都成为主流，要到宋元之后了。

直到今天，“两餐制”依然在很多地方留有痕迹。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间谍曾根俊虎根据自己的见闻，写过一本《清国漫游志》，其中提到中国北方“各人饮食大概一日两次……与上海相同”，可见近在一百多年前，无论南北，底层民众还有很多是每天只吃两顿饭的。

而以“两餐制”时的物质条件，“蚤食”甚至比“莫食”还重要。毕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白天要干活不能饿着，晚上太阳落山就睡了，吃少点也能熬过去。因此先秦文献中，上午进食称为“大食”，下午进食则称为“小食”。

古人还经常用“饔”和“飧”来称早晚两餐。“饔”指的是熟食，也就是现做，而且字中的“雍”有水流聚集的意思，可理解为丰盛；“飧”则是食之余，即将早上吃剩的用水泡泡，将就吃了。

现在却倒了过来。

前一晚的剩饭剩菜，热一下，就是一顿很大众的早饭。

 

不过比晚饭更像正餐的早饭，现在也还有一些。

我在浙南的龙泉就吃到过。饭是用蒸笼蒸的，盛在木桶里，吃多吃少自己舀，算一份钱；菜则是现炒的小碗菜，样数很多，猪肝腊肉泥鳅鸡块，豆角洋芋冬瓜辣椒，还有豆腐砂锅鸡蛋羹，甚至酸菜鱼牛杂煲。

与监利的早酒馆一样，老板也把桌椅摆到店门口。每天早上七点多八点不到，不管认识不认识，大碗小碗沿街拼桌，个个吃得嘴角流油。

当地人对此习以为常，很多做早餐的店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随随便便叫“早饭”。但我第一次看到时，却相当震撼。毕竟，我印象中常规的江南早餐，都是些汤汤水水的豆浆油条包子馄饨，最荤也不过是鸭血粉丝、蟹黄小笼之类，根本没想到这里会吃得这么硬桥硬马。

——光看菜品，与荆州地区的早堂面馆，其实已经差不太多了。

龙泉人郑重其事的五更饭，同样是因为艰苦的劳作。

浙南多山，人多地少，只能凿山开田。梯田往往僻远，很多还在一两千米高的山坡上，行走不易，一旦上山，便只能黄昏下来，中间根本没办法回家吃午饭。因此在早饭时，就要尽可能摄足一整天的能量。

但他们早上很少喝酒。

 

或许这就是农夫与船工的区别。

虽然零碎、贫瘠，但终究是块田，锄头下去，多少总有收获，只要不遭天灾，每天的付出都看得见回报。农夫的日子，劳累免不了，却也是相对稳定的。

而码头的水手、纤夫和苦力，每将一船货送到岸，实际上便开始了新一轮的失业。谁知道下一艘船什么时候会来呢？

山永远都在，水枯荣不定。一个寒暑有序，一个随波逐流。

相比节气表规划的刻板人生，潮汐塑造的性格要跳脱得多。既然明天难以预料，那就先享受好当下。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水民永远要比山民潇洒。大港头的男女，眉眼转得总是要比龙泉活泛一些。喝酒的人也永远比不喝酒的人有趣。

我在《监利县志》中，看到过这样一个“迎狗老爷”的祈雨民俗：将一条狗用酒灌醉，缚在交椅上，头戴纱帽，身披官袍，前腿还要绑一根水烟杆，由四个打扮成衙役的壮汉抬着敲锣打鼓游街。

但凡没喝够半斤，绝对想不出这么泼辣的创意。

 

现在的监利人，喝早酒的也越来越少了。

在黄肥肠面馆，我从五点一直坐到八点。前两个小时，连我在内总共来了三十八个食客。喝酒的只有十六个，一半都不到。

喝酒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中年人很少，年轻人更是一个也没有。宾馆前台那个小姑娘，如果不值夜班，现在也一定还在酣睡。

我开始觉得她未必不是本地人了——后来退房时我特意问了这个问题，她告诉我家就在县城，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漂了几年，刚回来。

早酒和“晚上好”。同一座城市，对时间的划分已然出现了撕裂与错位。

这种情况应该有些普遍。2018年我去荆州吃早堂面时，老板就感叹，从前每天能卖两大桶五十多斤孝感米酒，这几年却经常连一桶还有剩余。

我还想起了武汉的过早。作为世界级的“早餐之都”，我几乎每年都要找机会路过武汉，过上几个早。但感觉氛围越来越淡，尤其曾被视为汉味美食圣地的户部巷，简直是眼看着一年年冷清下来。

幸好粮道街还在撑场面。但这次去，也发现年青人手捧纸碗，三五结伴一边走一边拌一边聊天一边吃热干面的场景少了很多。

 

就像“两餐制”扩充为“三餐制”，数千年来，早餐的意义其实一直在被分解，或者说，下降。本质上，这是人类对时间持续而深入的开发。从“日入而息”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开封夜市，夜晚被越拉越长，人们也睡得越来越晚。“三餐制”的最终确立，便是因为北宋的开放宵禁。

进入近代之后，社会生产力愈发能够支持生活与自然脱钩；钟表的发明，更是意味着人类再也无需依赖太阳的光线来划分时间。

——标注时间，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执念。从年月到日，从天干地支到四季节气，刻度越来越细密，似乎这样就能掌控地球的转动。

白天和黑夜的定义被不断修正着。而在“朝九晚五”的国际性工作模式下，每天的第一顿饭，越来越敷衍，越来越随意。

应该说，对于早酒的尊严，监利人已经坚持得足够久了。

当然，这得益于它的城市性质。根据它们县志上的数据，民国时期，监利全境的通航里程长达1013公里，境内有大小港口49个，仅朱河港常年停泊的木帆船便有740余艘。可见早酒的消费群体之庞大。

但现在已经是公铁时代。很多曾经的渡头港口都已被填平建了楼盘。同样被填平的还有不再需要重体力输出的胃口。监利的黎明，正一天天褪去码头的草莽气息。我相信，很可能有一天，监利，或者说荆州早酒，会被保护起来，甚至成为某个级别的非遗。

 

我的酒喝到一半的时候，那位看龙虾塘的老汉离开了。他的二锅头还剩下一个底，放回了货架。七点十分，面馆出现了第一个女顾客，是骑电瓶车送孩子上小学的年青母亲。她本想在店里吃，但小男孩睡眼惺忪闹起床气，说什么也不肯下车，只得让老板拌了两份热干面带走，骑出没多远又返回来要了两个卤蛋。之后又来了几对父子，还有三个结伴的中学生，他们也只是吃面。七点半的时候，面馆很是忙了一阵。但也大都是单吃面，要火碗的不多，火锅更是再也没有人点过。这期间外卖骑手来了两拨，打包拿走的，不知道点了什么。

反正没有人再点过酒。

店堂里的酒客，除了我，就只剩下了一位老人，穿一件蓝布中山装，胶底解放鞋，有些消瘦。其实他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了，除了年纪看起来最大，至少在八十以上，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收音机，音量调得很低，选了一个最角落的位置，只点了一个火碗，没叫面，却倒了满满一杯酒。他吃得很慢，经常放下筷子，靠着墙静静听着，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就这么独自坐了两个多小时。我很想过去和他聊聊，但还是忍住了。一个冒昧的闯入者与一个孤独的坚守者，虽然只隔着几张桌子，但我和他分属着两个时空。

 

八点以后的交通路已经有些拥堵，面馆的生意却逐渐冷清了下来。

那位瘦伙计拔了店门口灯箱的插座，拖过一张凳子，坐在边上点了一根烟。胖乎乎的老板则不知从哪里搬来一堆鱼网和虾笼，在屋檐下一串一串挂了起来。我这才注意到，“黄肥肠面馆”的边上，还有一块“老黄渔具批发”的招牌。

也该走了。起身结账前，我又看了一眼墙角的那位老人。

他还是心无旁骛地对着收音机。碗底的火早就灭了。

【郑骁锋，《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著有散文体中国通史《人间道》系列；人文地理《为客天涯》系列；散文集《眼底沧桑》《本草春秋》《逆旅千秋》《落日苍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