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石囡，本名史龙跃。1977年生，山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41届高研班学员，山西文学院第七届签约作家，大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有短篇小说、评论、诗歌等见《山花》《作品》《山西文学》《黄河 《当代人》《诗刊》等刊，著有长篇历史散文《拓跋，上马》、少儿科幻长篇《大耳博士的房间》以及诗文集两部。

公元313年：大河两岸的流浪者们

石囡

信

公元313年，客居凉州的那耐·万达克伏在一盏银灯下，听着夜晚的黄河潮水，给故乡撒马尔罕的伙伴写了一封长信。他听到黄河水在脚下发出呜咽，那些水穿过金城，流经粟特人聚居的街道，一路奔涌北上，在河套和河东绕了几个大湾之后，裹挟了更多的泥沙，又向东流向了晋国都城洛阳之北。但是从洛阳传来的消息令人不安。

那耐·万达克困居金城已经四年。四年前，他派遣自己的商队第一次进入中原，到长安和洛阳收集更多的丝绸和玉器。他的队友们运气并不好，因为他们正赶上了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几十个族人被困在洛阳，大多死于饥荒，勉强逃出的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

那耐·万达克身着丝绸长袍，用一支鹅毛笔在汉人制造的纸张上写信。他在信中写道，最后一位皇帝从洛阳逃走，城市和宫廷遭到火灾，宫殿被焚烧，城市被毁。洛阳、邺城和长安都遭到匈奴人的冲击。“洛阳已不是昔日的洛阳，邺城已经不是昨日的邺城……这些所谓的匈奴人，昨天还受制于君王！先生们，我们不知道，其他中国人是否有能力把匈奴人赶出中国，赶出长安，或者他们把国家置于一边。”

他在信中交代了从洛阳和长安逃出的队友的情况。阿马特·萨可现在住在酒泉，阿萨可住在姑臧，他们重新获得了相对的安宁。他为高特木·萨可安了一个家，但高特木决定离去，而且已经离去，谁也不知他是回到了故乡还是什么地方。其他人音讯全无，“再也没有来自那里（洛阳和长安）的人了。”

和所有的粟特商人一样，那耐·万达克生长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绿洲王国，但是他注定要离开梦幻般的撒马尔罕王都，来到两千多英里外的凉州，售卖费尔干纳山谷的马匹、印度宝石、麝香和撒马尔罕的金桃。他带领商队穿过帕米尔高原，穿过大漠，经于阗、楼兰入敦煌，再由敦煌出发，来到酒泉、姑臧和金城。这里是进入中原的跳板，但是很明显，这次进中原赶上了不好的运气。

那耐·万达克惧怕失败胜过惧怕死亡。他在大漠中忍受过饥渴，并多次和马贼斡旋，他有着迷人的微笑、甜蜜的嘴唇和乐观的心态。危险无处不在，但商机也无处不在。此刻，他在银灯下给远在撒马尔罕的领主瓦扎可克写信时，仍不忘汇报他的最新发现，“从敦煌一直到金城，亚麻布销路很好，几乎每个人都改换了原来的布衣和毛织衣物。”

跟中原人做生意总能获得极大的利润。他并不畏惧战争，战火总是不断，打仗有时还能带来新的商机。但和先辈们遇到的情况不同，如今战争和饥荒彻底毁掉了两座城市，洛阳和长安不再和从前一样。失败。他从未受到过这么大的屈辱，作为商人的他，现在又穷又老。他看到了死亡。

那耐·万达克决定留在凉州等死。他在信中安排了自己的后事，主要是财产的分配，然后用棕色丝绸缠裹，在外面又裹上一层粗布，交给信使。那耐·万达克并不知道，他的这封信并没有回到撒马尔罕，而是遗落在沙漠地带，直到一千多年后才被发现。

他也没有预测到，尽管战乱频仍，他的族人们并没有放弃与中国的贸易。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间人，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将有更多粟特人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艺术、工匠技艺，也把东方的文明传到西方。他们聚居而成的九个王国，最终成为中国的九个姓氏。据说，康、安、曹、石、米、何、穆、毕、史等姓，有很多就来自粟特人的绿洲。

一个多世纪以后，他们的驼队和商旅形象，被雕刻在云冈石窟的第7、第12窟和16窟。尖顶帽、长靴、驮物马和骆驼，与高鼻深目的供养人，正是那耐·万达克后人的形象。那是丝绸之路东端，石头们书写的另一封长信。

魔盒开启者

313年，由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进入第十个年头。这一年的正月初一，第三任汉国皇帝刘聪在平阳宫廷内大摆酒宴。群臣衣着鲜丽，列坐两侧觥筹交错，独有一19岁的年轻人穿着下人的衣服，躬身依次给群臣斟酒。这个青年是被刘聪俘虏的西晋皇帝司马炽，此时虎落平阳，主人和奴仆互换了身份。见此情景，一起被俘虏来的晋朝旧臣忍不住放声号哭。刘聪斜眼看着这些装腔作势的晋朝遗老，感到厌倦。一个月后，斟酒的青年和哭泣的群臣全部被刘聪杀掉。

西晋经“八王之乱”后衰弱不堪，内迁的南匈奴首领刘渊趁乱起兵，于304年建立汉国，割据今山西南部和河南、河北和关中的一部分，“五胡十六国”就此发端。刘渊死后，刘聪弑兄称帝，并连续攻打洛阳与长安。永嘉五年（311年），刘聪率军攻克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纵兵烧掠，屠杀王公士民，史称“永嘉之乱”。两年后，粟特人那耐·万达克写给撒马尔罕的长信中，记述了他听闻到的残酷场面。

匈奴人刘聪并非生来就杀戮成性。他和父亲刘渊，都是自小就阅读汉人典籍，在外貌和行为上都与汉人没有太大区别。父亲指导他读《诗》《书》《易》《左传》《史记》《汉书》和诸子百家学说，到14岁的时候，他已经“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作为匈奴单于嫡脉而存在的刘聪，并没有觉得自己和汉人有何不同。少时他行走洛阳，混迹于汉人士族子弟之间，参加名士沙龙，写诗作文，也交了不少朋友，名士乐广、张华、王浑都对他称誉有加。他擅长草书和隶书，写过的诗赋有150多篇，如果不是中原内乱，刘聪很可能成为一个名士。

晋人好品评人物，名士王浑曾评价刘聪：“此儿吾所不能测也。”什么叫不能测呢？据说孔子在拜见老子之后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刘聪知道这种品评背后的深意。汉人所不能测的，恐怕不止是他的儒学学养，还有他身体里流淌着的匈奴的血，而且是匈奴贵族的血。刘聪恐怕自己也“不能测”，在他与司马炽的交往中，就暴露了他的两面性。

刘聪与司马炽少年时就相识。那时候刘聪不是汉国皇帝，司马炽也不是晋朝的皇帝。那时候还是在洛阳，刘聪是个游学的贵族子弟，司马炽是个刚刚受封的少年王爷。刘聪第一次拜会司马炽，司马炽表示相见恨晚。司马炽说：“听说你很擅长辞赋，我这里有一些原创乐府歌曲，咱们不如一起切磋切磋。”二人谈笑终日，相处甚欢。很明显，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的人生将是另一个样子。

公元311年，刘聪在攻入洛阳俘虏司马炽之后，一开始并没有将司马炽当做普通俘虏来看待，还封司马炽为会稽郡公。他没事就找司马炽聊天，一次酒后长谈中，甚至还回忆了他们少年时的往事。但是表面上的温情背后，他们彼此间的信任已经不复存在。司马炽求生欲极强，但他越是小心翼翼，越是奴颜婢膝，刘聪越觉得他可疑。于是，公元313年年初，在一场“青衣行酒”的试探之后，刘聪将司马炽杀掉。战争，让所有人暴露出人性深处不可控制的黑暗力量。刘聪与司马炽的相爱相杀，像一个悲剧的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草原文明对农耕文明的追慕，另一个侧面，则是游牧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猜疑和竞争。

313年，刘聪杀死了昔日好友司马炽。三年后，他又杀死了司马家族的最后一个皇帝司马邺。刘聪的这种自身矛盾的个性，可能来自游牧部族寄人篱下之后的自卑。他急于灭掉晋朝，目的就是将自己的汉国升级为中原王朝的正统。当年汉朝军队击败匈奴，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迁，枭雄曹操将他们分为“五部”，纳入汉人的管辖。对于这些匈奴人来说，无异于寄人篱下。他们追溯汉人的历史，希望找到自己血统的合法性。于是，刘渊在称王后，追溯汉朝第一任皇帝刘邦为先祖，并宣称自己继承了汉朝的正统。这就是他们将自己国家称为汉国的原因。

这个小小的汉国只存在了25年。作为最早尝试在中原立国的匈奴贵族，他们无疑是失败者，但是由他们而引发的游牧部族立国运动，将深刻影响文明的走向。尤其是刘聪连杀两任西晋皇帝的行为，就像尼采说出的那句“上帝死了”，彻底打破了中原王朝皇帝的权威，在事实上开启了“五胡乱华”的潘多拉魔盒。

此后一百多年，从河西走廊向东直到辽河流域，先后出现了21个割据政权。有的小国如昙花一现，并不为人熟知，后人在说起这段历史的时候，便以“十六国”笼统称之。这些割据政权中，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族群都曾盛极一时，被称为“五胡”。“五胡”中的鲜卑拓跋氏最终统一中原，并完成了文化与血脉的大融合，实现了蜕变。这段文化融合的历史，以图像符号的形象被雕刻在北魏的云冈石窟，供后人解读。作为潘多拉魔盒的开启者，匈奴人也并没有因一次立国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后来建立的北凉，还将开启中国的石窟时代。

灾

公元313年的洛阳已经是一座空城。早在刘聪攻陷洛阳之前，这座所谓的晋朝国都已经不是适宜居住的城市。连续的天灾和人祸是同时出现的，自西汉末年开始的3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小冰河期，北方草原地带的牲畜大量死亡，游牧民族被迫南迁。他们有的成为汉人朝廷的编户，有的则在汉人的管辖之下拥有自己的领地。这些涌入中原的杂胡们，被迫与汉人争夺为数不多的食粮。但实在没有多少食粮可以抢。

饥荒蔓延在整个黄河以北，粟特商人那耐·万达克在书信中记载了自己的所闻：“在那里，而当他们到达洛阳的时候……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死于饥荒。”《晋书》记载了永嘉五年（311年）刘聪大军围攻洛阳时的景象：城内饥甚，人皆相食。

《宋书》记录了这段时间的天灾和人类行为的荒唐。永嘉三年（309年），“五月大旱，河、洛、江、汉皆可涉。”也就是说黄河、长江、洛水、汉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流。永嘉四年冬，再次发生的持续干旱击垮了晋朝贵族。权倾朝野的司马越主动放弃了京都，带领朝内的王公将士南迁，王朝的统治中心一片萧条。作为王朝的僭臣，司马越大权独揽，杀戮朝臣，又给了羯人将领石勒大屠杀的理由。

石勒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远远超过天灾。石勒是汉国皇帝刘聪的部将，但他与匈奴贵族刘聪大为不同。刘聪是汉化匈奴的后裔，早在他出生前，他的父亲和祖父就拥有了“刘”这个汉姓。石勒则生来连姓都没有，他的祖先源出西域，大概跟粟特人有着扯不断的关系，他自己则出生在太行山南部的山区。作为一个流浪族群的后裔，石勒起初只有个族语“㔨勒”的名字。他自小与底层杂胡居住在一起，从事苦力劳动，偶尔跟着小商贩讨口饭吃。他见多了下层胡人首领的蛮横残暴，也时常忍受汉人官吏的折辱欺压，还曾被汉人将领劫掠卖作奴隶。石勒不读书，对“弱肉强食”这个词不会有兴趣，但他的经历教给了他朴素的生存法则：生命的本质是吃肉，生命本身就是肉，生命以生命为生。在此规则下，石勒信奉暴力，并成长为一个马贼首领。匈奴刘氏起兵后，他成为刘氏集团军中的重要力量。

在刘聪攻灭西晋的过程中，石勒是大型杀戮的主要实施者。永嘉五年（311年），司马越病死，石勒率军队追赶司马越的送葬队伍，十余万人的送葬队伍全部被射杀，尸体堆积如山，有如大型围猎场。成为大将之后，石勒也试图表现自己温和的一面，但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直到高僧佛图澄出现之后才有所收敛。永嘉五年，没见过佛图澄的石勒还是一个暴徒。这一年，中原名士王衍被他俘虏，起先两人还相谈甚欢，“勒甚悦之，与语移日”，但一言不合就大怒，半夜将王衍等名士大臣推墙活埋，之后又杀掉了晋朝宗室的四十八王，司马家族在中原的力量就此被一键清空。

石勒按下删除键之后，在事实上宣告了西晋的灭亡。此后西晋“衣冠南渡”，将权力真空完全交给了北方游牧民族。客观上，石勒的杀戮开启了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将充斥两种力量：一种是被释放的野蛮力量，另一种则是精神的力量，由云游四方的僧侣和隐居山林的儒士来守护和传播，最终完成一种人类精神的融合。

东进、南渡与西行

公元313年，从西域东来的高僧佛图澄已经81岁，在目睹了石勒连续的大屠杀之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影响这位魔王。佛图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龟兹、乌苌、罽宾等西域国家学习和讲法。79岁时，佛图澄云游到了洛阳，并亲历了永嘉之乱。这位年长的智者和其他僧侣们不同，永嘉之乱后他没有跟随南渡的衣冠们逃难，也没有返回相对安宁的凉州和西域诸国。他决定以一种特立的“入世”姿态留在战乱的中原，并以自己的方式弘法。

公元313年，佛图澄已经成功见到了石勒，并劝说他少行杀戮。为了获得这位羯人首领的信任，佛图澄向他展示了各种“神通”。有关佛图澄的神异事迹，《高僧传》中多有记录，后人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也以全景式连环画描绘了有关佛图澄的此类传说。但是对于这位八十多岁的智者来说，展示“神通”的表演仅仅是一种表演，目的就是让蛮族首领信服。佛图澄有清醒的认识，跟南渡的儒家士子们可以讲经说法、辩论谈玄，跟石勒这样不读书的莽夫，只能通过肉眼可见的表演对他进行催眠。

佛图澄展示的“神通”，确实慑服了石勒这位魔王。此后，石勒建立后赵，他和下一任后赵皇帝石虎，都对佛图澄礼敬有加，对他言听计从。石勒和石虎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但在佛图澄的影响下，开始懂得了治国不能全靠武力。从公元319年后赵立国，到公元348年佛图澄圆寂，后赵国都襄国和邺城建起了儒家的学校，也立起了数百所佛寺。儒学和佛学就像润滑剂，让羯人在中原建立的这个后赵国多少有了点文明的模样。佛家有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积极的入世姿态，在中原自佛图澄始。

公元313年，来自西域的僧侣帛尸梨蜜多罗云游到洛阳一带。在目睹了洛阳城破的惨状之后，他跟着幸存的晋朝士人们南下，成为南渡衣冠中的一员。帛尸梨蜜多罗本是龟兹国太子，这位在精神上有着更高追求的年轻人，对国王这个宝座没什么兴趣。他把王位让给弟弟，出家成为一名僧侣并四处云游。永嘉之乱后，他常年住在建康（南京）的建初寺，与东晋的王公们谈禅论道。他主持译经，也传授一种音乐，所创的“高声梵呗”，后来被高僧释道安所弘扬。很多年后，释道安迁居到长安，年仅7岁的流落王子拓跋珪曾听到他所唱的梵音。

作为一种中国化的梵乐分支，梵呗结合了音乐和文学的双重美学。梵音本是从印度经西域而来东土，曹魏时期，名诗人曹植游历鱼山，‌受到空中梵音的启发，‌摹其音节，‌创作了梵呗，是为“梵呗”这一音乐形式的起始。此后晋室衣冠南渡，梵呗在江南得到历代高僧和皇室的传承。释道安北游长安，又将这一音乐反哺到北方。拓跋珪建北魏，北魏造云冈石窟，以“音乐窟”著称的12窟至今还在传唱梵音。

公元313年，高僧竺法乘再次返回敦煌，传法已经十年，师父竺法护在这一年圆寂。师父从月氏国来，精通西域三十六国语言。他跟着师父由敦煌至长安、洛阳译经，译经三百多卷。逢了中原战乱，他们又西行返到敦煌，留下洛阳四十二寺，长安一百三十八寺在风雨中飘摇。敦煌有敦煌的好处，凉州有张轨父子护着，战乱是听不见的。西又有龟兹、于阗诸国，佛塔千重，中亚和天竺等地的僧侣聚集，可堪往来学习。

竺法乘在敦煌经年，建立寺庙，广收门徒，《高僧传》称他有“大化西行乘之力”。实际上，从西向东，从东往西，自来回环往复。此后工匠凿窟，由敦煌、天梯山东至武周山云冈石窟，又由云冈而龙门、麦积山，也是一条回环往复的道路。

桃花源

六十岁的凉州刺史张轨弃了车仗，领着儿子张茂或者孙子张骏，步行穿梭于姑臧城中。他脑海里大致有了一张规划图，那是姑臧城的未来，一座具有儒家风格的都城。

年届花甲，张轨越来越喜欢步行。这座匈奴人建起的小城，现在是他的城，也是整个凉州的核心。

公元313年，姑臧城比以前更挤了。前来避难的汉人且不必说，就是西来的胡僧与胡商也不在少数。来自中原的文士们往往是举家迁来，购田造屋，庭舍连片；粟特商人们聚居地则是成了一条商业街，贩夫、兵士和贵族的管家们出入其间，肩膀挨着肩膀。旧城不够用，新建的房舍们又杂乱无章。新的居民区需要城池来保护，他想在旧城的南北两面加筑两座新城，再用通衢大道连接起来。

张轨不是聋子，他时常听到从长安传来的童谣：“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倚柱观”三个字是对他的赞美还是责备，张轨不能分辨。301年，中原刚乱起来不久，张轨就主动请求来镇守凉州。乱世求生而已，他本想避开司马家族愚蠢的内斗，来凉州这个世外桃源图个清净，却不意成了事实上的凉州王。

公元313年，张轨在凉州刺史任上已13年。这13年来他没有闲着，兴文修武，保护州民，中原州郡成了血肉横飞的修罗场，只有凉州吏民像局外人一样，坐山观虎斗。但他真能置身局外吗，真的“倚柱观”了吗？张轨有些疑惑。王弥兵犯洛阳，他出兵救了洛阳；刘聪河东作乱，他败了刘聪；刘曜进逼长安，他也派了三千卫国兵。但他毕竟没有把身家性命赌上去。有谶言说张氏雄霸凉州，张轨听了喜忧参半。他是不会称王的，但现在无论怎么看，他都更像一个独立王国的国君。

中原流民一波一波涌入，他们只求肚中的食量与生活的安宁。四方涌来的诗书世家给了张轨一点安慰，他们拖家带口，马车上驼满了儒家经卷。张轨祖上，世代专攻儒学，母亲辛氏，是陇西的名门世家。如今中原涂炭，衣冠之家大多向南渡了江，匈奴们、羯们、氐们忙着建立自己的国家。在张轨的潜意识里，晋这个王朝的文脉，多多少少应该在凉州得以保存。

公元313年，从敦煌来的大儒郭荷大概也五十岁了，他隐居在姑臧城东山的山林里，开班授徒。张轨在姑臧城也开办了学校，可惜请不来郭荷。城里不够安静，世道还是乱，城池还是挤。也就是从这时候期，张轨和儿子张茂开始破土动工，在姑臧旧城的南、北两边各依着原来的旧城加筑了新城。此后世代扩建，“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大缮宫殿观阁，采绮妆饰，拟中夏也。”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公元313年，张轨在凉州经营着一个世外桃源，此后凉州儒学兴盛，有如另一个中原：“永嘉之乱,中州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

戒

公元313年，诗人刘琨困在摇摇欲坠的并州晋阳城中，试图戒掉一些东西。

他屏退了账下的胡姬，不再追求从西域传来的流行艺术。粟特人的胡舞曾一度让他着迷，但此时他身处匈奴人的围困中，意兴索然。“如何十五少，含笑酒垆前。花将面自许，人共影相怜。回头堪百万，价重为时年。”那是他在洛阳时写给15岁胡姬的诗句。这首诗只属于少年的他和少年的洛阳。胡笛、胡舞、胡箜篌，庭院里的燕子，茶盏里的空谈，那是些模糊不清的声音和画面，和边塞无关。少年的他和京城的王公贵族们，曾经有过癫狂荒唐的年月。这样想来，他和司马家族的那些王爷，那些败家子们没有什么不同。但毕竟不同，年岁越大，他所学的经学越让他产生一种执念，他还要捡拾这破碎天下的一地鸡毛。

公元313年，刘琨独守晋阳城已经六年。晋阳城像个捕鼠夹子，南有匈奴日日紧逼，北有鲜卑敌我不明，所以原来镇守晋阳的司马腾跑了，但刘琨自己钻了进来。六年前，刘琨接到并州刺史的任命书，一言不发就到晋阳城上任。他完全可以不来，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来。上任之路像一场预谋的自杀，也像逃难，他带着一千多人，从洛阳城广莫门出发，向北渡过黄河，冲破匈奴人围追堵截来到蒙山脚下，见到了空空的晋阳城。他或许有些后悔，写诗叹息一番，说“君子道危矣”，抱膝而眠。醒来，梳洗好颓废的胡须，又觉能有一番作为。六年过去了，晋阳城有了一点生气，但他似乎仅仅是为了抵抗而抵抗。收拾河山，和诗歌一样虚无缥缈。他已经43岁，洛阳城也空了，晋阳城依旧孤悬。一些人追随他而来，一些人离他而去。追随他的人，说他以孤立之身，游于豺狼之窟，实在是志气过人。离他而去的人，说他浮夸而骄奢，恃才傲物而没有控御之才。他们说的似乎都没有什么错。

他决定戒掉音乐，连同他最爱的胡笳。音乐让世界面目模糊，善恶难辨。自己的面目就清晰么，他照镜、顾影，一半是才情，一半是愚蠢。因为喜欢音乐，他也喜欢上了音乐人徐润，还提拔他当了晋阳令。但徐润是个小人，一年前害他丢了晋阳城，在拓跋猗卢的鲜卑骑兵帮助下才又夺回来。城可以失而复得，母亲是在城破之日永远地离去了。声色误国，声色就是我。

胡笳就是一个笑话。月夜之下，匈奴围城。城墙之上，运筹帷幄的刘琨幽幽吹起了胡笳。胡笳怨，胡笳念，围城的匈奴们都得了思乡病，唏嘘长叹，纷纷离去。这是个好故事，是他在酒醉后跟朋友杜撰的好故事，但故事毕竟是故事。他总是戒不掉爱吹牛的毛病，但奇怪的是，人们总喜欢听离谱的故事，还把这个故事四处传播，说什么“胡笳退敌”。这个故事让他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他决定戒掉诗歌，连同戒掉自己的虚荣和狂妄。信使带来了坏消息以及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洛阳城破，怀帝已经被匈奴刘聪杀掉，新皇帝只有13岁。年初，小皇帝派人送来了诏书，封他为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假节。这些虚封的名号对他来讲实在没什么用。从前的他好说些豪言壮语，他在跟友人是书信中说什么“枕戈待旦，志枭逆虏”，那不过是一些意气用事的话。

他又在月夜吹起了胡笳。《登陇》《望秦》《竹吟风》《哀松露》《悲汉月》，这组《胡笳五弄》本是琴曲，他在编曲时融入了胡笳音调。什么胡音，什么汉风，合奏起来谁能分得清？他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为了自保，他托名“以夷制夷”，跟鲜卑首领拓跋猗卢约为兄弟。猗卢是个讲义气的年轻人，帮他打了几次胜仗。为了报答救围之功，他把雁北五县之地送给了猗卢。这事不需要跟皇帝商量，上个表就得了。这件事的对错，似乎也难以说清。

公元313年，刘琨没有戒掉诗歌，也没有戒掉胡笳。作为抵抗匈奴的一方势力，他注定是一个失败者。这个悲剧诗人大概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抵抗匈奴的同时成为另一个游牧部族的引路人。他送给拓跋猗卢的雁北五县，为鲜卑拓跋氏铺平了第一块跳板。

都邑

公元313年，鲜卑王拓跋猗卢开始仿照汉人的制式造城。他先在盛乐旧地修筑了盛乐城，称为北都。接着，他派人重修汉平城，称为南都。此后又在平城之南的“黄瓜堆”修建新平城，三城成鼎足之势。

三年前，拓跋猗卢出兵帮助并州刺史刘琨，刘琨给晋朝皇帝上表，封了他一个“代公”。代公是中原王朝给的封号，自然也有食邑。食邑太远，他借着再次出兵助战的机会，向刘琨求了雁门关以北五县的地方，安置了十万鲜卑人。也就是这时候，“城”这个概念在拓跋猗卢头脑里膨胀起来。

拓跋猗卢的先祖们，大多不知道城是什么样子。他的先祖，最早居住在大兴安岭古鲜卑山的山洞里，那是一个天然石室，可以遮风挡雨，抵御猛兽。后来，他们离开鲜卑山，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见到了匈奴王留下的十万家遗民，但匈奴人和他们一样，也没见过城。

公元313年，拓跋猗卢还会时常想起那个故老相传的故事：有一天，一个神人身着宽大的衣袍，来到呼伦湖。神人对拓跋猗卢的先祖们说，这个地方不能建造都邑，你们要继续向南迁徙，那里的土地更适合居住。没有人知道这个神人来自何处，也没人知道这个神人叫什么名字，但他们都记住了一个叫“都邑”的词。

很多年以后，拓跋猗卢的父亲拓跋沙漠汗真的见到了“都邑”——晋王朝的都城洛阳。他的父亲作为人质常年居留在洛阳，所以他不常见到父亲。他的父亲高大、英俊，而且和别人很不一样；有时，会穿和汉人一样的长袍，有时，会讲一些难懂的汉话。父亲也会给他讲一些南方汉人的故事，汉人谜一样的宫殿，天神一样的仪仗和天女一样的歌舞。后来，少年的父亲死了，爷爷也死了。再后来，少年成了草原的王者。但他并没有忘记父亲的梦想：造一座像汉人那样的城池。

一年前，拓跋猗卢也第一次见到了汉人的城池，这个城池叫晋阳城。晋阳城本来是并州刺史刘琨的领地，但刘琨把它弄丢了，丢给了匈奴人刘曜。为了帮助刘琨，拓跋猗卢亲自带兵二十万，穿过雁门关来到晋阳城下。晋阳城有高大的四方形城墙，周边有汾河环绕。拓跋猗卢带领士兵攻城，懂得了“城”的另一重意义。

公元313年，拓跋猗卢站在平城的城头，扬鞭远望。他看不到雁门关，但他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城市。在平城之南，他的儿子拓跋六脩镇守着新平城，整个雁门关以北的地方已成为鲜卑拓跋氏生息之地。拓跋猗卢可能并不会想到，很多年后，当平城成为北魏王朝的国都，这座城市的的样子，会和他父亲见到的洛阳城多么相似。

可能他更难想到的是，他的后人和他的先祖一样，会始终迷恋一种叫做“石室”的东西。他的后人在武周山开凿了石室，雕刻了佛像，把流浪中放不下的远方，都放在了那里。

公元313年，东方和西方

公元313年像一面未打磨的铜镜，无论东方和西方，此后都将折射出不同的面目。

在西方，罗马帝国似乎已达到辉煌的顶点。这一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发了米兰敕令，表面上，帝国从物理上的领土到精神上的信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此后，古希腊-罗马世界的酒神、日神、美神和悲剧精神逐渐被淹没。一个半世纪以后，从北方蜂拥而下的日耳曼各族将把欧洲重新撕裂，西方将迎来长达十个世纪的“黑暗时代”。

在东方，大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全面奔溃。西晋皇帝司马炽在一场宫廷盛宴后被杀死，中原皇帝的权威不再，中原领土被来自各个方向的胡族撕扯。表面上，中原文化已达到衰亡的顶点。而此后，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列国纷争，中国北方又复归统一。大分裂时代也带来了大融合，儒佛道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交融，胡汉多民族的族谱出现交织，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最终归于一。大分裂时代带来的遗产，恰恰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北魏王朝，以及北魏王朝雕凿在石头上的云冈石窟。

对于石头来讲，一定有一些严重的时刻和偶尔的时刻，使它呈现出现在的形态。一块石头被凿开，一些疼痛喊叫的石头被抛掉，一些留下来，被打磨，保持着悲剧一样的庄严。那些被抛掉和留下来的，此刻的存在或不存在，都构成了同一个时空，装载着人们的疑问、困惑和想像。此刻和过去密不可分，在过去的过去，在某个时间点上，有一个人正在仰望星空，有一个人正在吹一曲胡笳，他们都和此刻有关。

每一块石头都有记忆。比如亚西山大图书馆会被凯撒的战火焚毁，但地中海的蔚蓝和古希腊神庙的柱式，将在东方的某座山上呈现。比如灾荒、河水的断流、帝国的崩塌和重建，人类在惶恐中的冲撞和贴近，借助石头雕像实现精神的重生。没有哪个时刻是最重要的，或许每个时刻都那么重要。我站在云冈石窟的某一尊石雕前，与它对视。它的衣纹上裹着来自西域的流沙，它的尖顶帽和驼峰还带着帕米尔高原的热浪。它会让我想到公元313年，粟特人迷失在河西走廊的一封长信。

公元313年不是最重要的一年，但对于石头的此刻来讲，却是不可缺少的一年。这一年藏在时间的罐隙中，让历史的皮肤颗粒呈现。